论现代范式向生态范式的转变_生态系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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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直接原因是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由此导致的人类生存困境。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型,不仅要求改变现实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要求转变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思想文化观念是文化形态的重要方面,它作为稳固的观念形态,对人们的行为活动存在着广泛的制约、引导作用。因此,反思现代文化范式的局限及其破坏性,探讨生态文化范式的性质、特征和思想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思想根源主要是现代文化本身的局限和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这里我们首先讨论后一方面。20世纪物理学革命首先动摇了现代机械论世界观的基础,物理学革命主要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带来了机械论物质观、时空观、运动观、联系观的根本变革。量子力学揭示,在亚原子层面,物质不再是孤立的实体性存在,它根据主体观察的不同方式而呈现出波粒二象性,从另一种观察角度看是由能量组成,是动态的存在。在量子理论中,事情的发生不再有明确的原因,而与系统整体密切相关。在量子力学基础上,G·丘的靴袢理论、玻姆的隐序理论建立了新的世界图景。靴袢理论试图从整体的自洽性解释粒子的特性及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将宇宙看作相互关联事件的动态网络,粒子之间的能量、信息相互含摄,“每一个粒子都是由所有其他粒子组成”,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体自洽性决定了整个网络的结构和秩序;隐序理论认为在现象世界背后存在一个更深层面的秩序,现象世界透过它构成相互关联的网络整体,每一事物在一定意义上都隐含着整体的秩序,但这一秩序并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秩序。[1]可以看出,物理学革命对于引导人们超越机械论世界观,导向有机整体论、系统论的世界观具有先导作用。

生物学与生态科学的发展为生态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按照冯·贝塔朗菲的说法,生物学的知识体系是在20世纪中期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随着生物学的发展,它逐渐超越物理学知识体系,形成自身关于生命、关于世界的独立的理论体系。[2]在它看来,生命有机体、生态系统不是消极被动的机械存在物,而是具有自组织、自选择、自调节能力的能动的主体;人不是独立于自然万物之外的主体,而是与自然万物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共处于同一生态系统之中;发生在生命领域、生态领域的现象,不能还原成孤立静止的基本粒子,而是系统演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逆现象。正是在生物学、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自组织演化理论等复杂性理论相继发展起来,促进了生态文化有机整体论世界观的形成。

后现代文化是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型的过渡阶段。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思潮,以反思现代文化为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包括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两类。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以否定、反叛现代文化为特征,但对于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形态缺乏足够的认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大卫·格里芬、小约翰·科布为代表,主张通过对现代文化的修正,建构一种后现代文化。它批判机械论世界观和科学主义,但肯定现代世界取得的巨大进步和科学本身;主张恢复有机论的世界观,在对近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辩证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超越工业文明,人—社会—自然有机统一的后现代世界观或文化观。生态文化是在后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建设性后现代文化,并日渐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主流。

伴随后现代文化的兴起,思想文化界还出现了向古代文化特别是向古老东方文明寻求思想文化资源的思潮。西方文化界许多有识之士如怀特海、汤因比、卡普拉、李约瑟、纳什等,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道家文化推崇备至。道家文化中自然大化的天道观、“天人合一”的整体论世界观、遵循自然的行为准则,以及注重自然本性的人性理论等在今天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生态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体现为环境伦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环境伦理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1)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它认为,人类的幸福取决于环境的质量,保护环境是为了人自身的利益。由于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仍然把环境视为实现人类目的和价值的手段,因而,它被后来的环境伦理学看作是肤浅的环境伦理学;(2)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和辛格的动物解放理论。利奥波德将伦理学关注的对象扩展到生态共同体,认为自然界和环境具有自身价值,人类不再是惟一得到关注的对象。辛格认为人和动物在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方面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动物具有与人一样平等的权利,使用动物做通常实验是不必要的;(3)奈斯创建的深层生态学。它将自然界看作完整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整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主张限制人类对生态系统复杂性和共生性的干扰。与此相关的还有拉夫洛克提出的“盖娅理论”,它将地球看作一个具有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能力的生命体,“一个完整的行星生命”,把动植物、岩石、空气和海洋视为相互关联的有机统一体。环境伦理学广泛探讨了伦理的准则,生命、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动物权利,人与自然万物的联系,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和演化规律等问题,构成生态文化思潮的主体。[3]

现代文化范式向生态文化范式的转型目前尚处于“现在进行时”,其具体内容、发展前景、演化阶段等尚存在许多难以预料的方面,本文只能是根据文化发展的辩证规律以及生态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我们的一得之见。

现代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过程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一方面它是对现代文化性质、内容的否定,有自身新的性质和内容,是一种新质的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必然建立在现代文化的基础之上。现实的生态文化建设必然是以一种新的视角透视、涵摄现代文化精神,在继承现代文化成果的同时,限制现代文化中对人的理性、人的目的价值的过分强调,使其成为生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日本学者娇屋太一和索罗金均认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感觉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或者“物质主义的文化”)与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或者“精神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周期性律动,认为即将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关注内在精神的文化。[4][5]我们认为,文化的发展不仅存在感觉与观念之间的周期性振荡现象,而且还存在“整体与局部”,“人与自然”等多种形式的两极振荡模式,生态文化将是一种关注自然、关注整体、关注人的内在精神的文化形态。

文化观念体系主要包括思维方式、世界观、文化价值取向和主客体关系四方面内容。其中思维方式是文化观念体系的深层机制,是文化观念体系中较稳定的模式,它潜在地影响着人们关于世界万物的认识。文化价值取向代表文化主体对生存方式的能动选择和意向。主体认识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又决定着主客体关系性质和内容。文化观念体系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具有相对稳定的共同性质、特征。

思维视角是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思维视角是指主体认识思维的立足点和切入点。它直接影响着思维方式的性质、内容和特征。现代文化思维方式是一种立足人或者说立足主体的认识思维方式。它将人从自然万物中独立出来,从人的立场、人的需求和人的目的出发,认识人与环境、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这种思维视角延伸到对世界万物的认识上,又表现为立足个体或立足实体的思维惯性,认为事物是一种实体性存在,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实体性存在出发,研究事物的性质、结构、功能,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发展。这种思维视角囿于事物形体的界限,对事物的认识停留于现象层面,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事物内在生命联系。

现代文化思维方式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主体与客体不仅是认识论上的对应范畴,而且在存在论上被赋予不同的性质:主体是能动的、理性的精神性存在,客体则是消极被动的机械存在物。主客体关系是认识与被认识,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现代文化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是与近现代自然科学的理性思维相联系的,追求关于事物确定、明晰的认识,其所谓主体,实质上是理性的主体。现代文化思维又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它“相信复杂现象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将其还原为各个组成部分来理解”,[6]这种还原论思维模式表现在关于世界存在本质的认识上,倾向于以不变的实体作为世界的本原,说明世界的存在状态和存在形式。现代文化思维方式高扬人的理性,克服了古代思维直观模糊的缺点,有利于人内在本质力量的发展。但它在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割裂了人与环境的一体性联系,对事物的认识停留在现象层面。思维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将科学理性思维与古代有机整体论的思维结合起来。

生态文化思维主要是一种建立在生态科学和系统论、协同学、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理论基础上有机整体论思维,具有整体性、过程性、有机性、关系性等方面特征。生态思维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它将认识对象视为系统整体,从整体的高度(视角)研究事物内在的有机联系及其变化发展,认为系统是由内在各要素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生态哲学立足整体,认为部分的性质、状况及发展趋势是由整体决定的。生态思维是一种过程性思维,任何系统都有自身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不同系统之间、不同层次的系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非线性复杂相互作用,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巨网络系统;生态思维又是一种有机性思维,有机性强调认识对象的生命性,生态文化将有机性理解为系统适应环境的自调节、自选择、自组织的生命活动;生态思维还是一种关系性思维,它认为任伺事物都处于一定关系之中,主张从事物之间内在有机联系把握事物的存在形式和存在状态。

作为一种有机整体论思维,生态思维与古代思维具有许多共同的内容和特征,不过它并不是对古代思维的简单回复,而是对古代有机整体论思维和现代科学理性思维的辩证发展。具体而言,生态思维是直觉体悟的思维与科学理性思维的统一,是立足整体的存在性思维与立足于人的主体性思维的统一。现代文化过分强调人的理性思维作用,遮蔽了对人与自然一体性联系的认识。直觉体悟则能够超越理性思维的局限,认识人与自然的本源性、本然性有机联系。直觉体悟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万物一体性关系、人脑反映能力与反映对象的内在相应基础上的思维活动,是建立在人脑自组织运化基础上的思维活动,是一种存在性思维,它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具有相同的本质。但我们认为,存在性思维并不单纯是一种“诗性思维”,它同时对理性思维同样具有很强的涵容性、整合性。理性思维或人的自主性思维应在直觉体悟思维的观照下、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同时,主体性思维也只有在整体性思维的观照下才能认识到自身局限,在具体认识实践活动中得到合理运用,不致破坏思维的平衡,遮蔽人与环境的有机联系。作为直觉体悟与科学理性的统一、存在性思维与主体性思维的统一,生态思维既要求从系统整体性立场体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体性关系,又要求从人的需求和目的出发,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理性分析,肯定主客二分的认识实践意义。作为两方面思维的结合,生态思维呈现出立体性、透视性特征,在生态思维视界内,世界既不是机械的物理世界,也不是直观的混沌世界,而是动态的、有机的、立体的网络世界。

现代文化世界观主要是一种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机械论世界观。机械论世界观的经典表述是牛顿力学世界观。在牛顿看来,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是“原始的粒子”,这些粒子是“实心的、有质量的、坚硬的、穿透不进的”。任何事物都是由“原始的粒子”构成,不同事物的差别只在于粒子聚集的密度不同。粒子的运动是由引力造成的,引力与粒子本身的内在构造以及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无关。牛顿认为,上帝创世时创造了物质粒子、引力以及基本的运动规律,然后整个宇宙便像一架机器一样,一直按照这种方式运转。宇宙的运动变化遵循机械的因果规律,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原因,而任何原因都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结果,整个世界就是由事物之间的机械相互作用构成的一个连续的、封闭的因果序列。在牛顿的宇宙里,所有的物理现象都发生于绝对时空之中。“绝对时间”是指绝对的、数学意义上的时间,时间的流逝是与任何事物无关的均匀的“延续性”,时间具有均匀性、一维性和单向性;“绝对空间”同样是与任何外界事物无关的“空容器”,空间具有均匀性、同质性和三维性。[7]现代文化由于将世界预设为形体的世界,把事物的运动变化、内在联系、时间空间与形体本身分离开来,因而不能全面、如实地认识事物时间空间特性、运动变化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生态文化世界观则将世界看作有机的系统整体。在它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系统的存在,而世界即是由人、社会、自然万物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构成的多层面有机系统整体。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是生态世界观的主要内容。所谓自组织,是指生命系统或生态系统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进行的自身结构和自身功能的调整以及行为方向、行为方式的选择。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具有进化特征,生态系统的演化是一个由无序到有序,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系统演化过程中,系统总是趋向于生成、保持、发展更多的生命和价值,趋向于和谐有序。自组织演化过程是一个有规律有秩序的过程,系统内在结构的秩序以及系统的有序进化均是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生成。生态世界观还改变了现代机械论世界观关于具体事物的认识。机械论世界观将具体事物看作消极被动的实体性存在,割断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生态世界观则从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考察具体事物,将事物理解成关系性存在、过程性存在,从事物之间的关联、演化过程把握事物的性质特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观的重要方面。生态文化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社会—自然看作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人和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自组织进化的产物,人和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又作为相对独立的主体,以自身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在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社会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人类是作为社会群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与自然打交道的,是借助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与自然相联系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即“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实现的。

现代文化价值取向是立足于人或者说立足于主体的人本主义文化价值取向。一是肯定人的理性的权威,不仅以理性作为真理成立的基础,而且将世界观建立在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基础上(即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立法”);二是肯定主体有价值自觉能力,认为主体的价值选择取决于人自身,主体认为好的就是有价值的(即“人为自己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的命题;三是提倡个性解放、肯定人的世俗生活的价值,肯定人的物质欲求。人本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相对于古代文化价值取向而言,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古代文化过分强调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依附性,客观上限制了人自身的发展。现代文化使人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地位,促进了人内在本质力量的发展。但是,现代文化在克服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依附性的同时,也否定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单纯从人的生存目的性出发,否定自然的目的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单纯强调个人的利益,忽视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因而存在自身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物质欲望的增强,必然导致人本主义向人类中心主义文化的演化。人类中心主义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在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上建立起广泛的主客体统治模式,客体成了供主体任意驱使的工具和肆意掠夺的资源。

生态文化价值取向是对古代文化整体性价值取向和现代文化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有机整合,它克服了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单纯从自然或人的视角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片面性,主张从自然和人的双重视角选择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既立足于人,肯定人正当的生存需要,又立足于自然,肯定自然整体性作为人的生存的前提,要求人顺应自然环境的选择。既肯定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制约,又肯定人的主体性,主张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作为整体性价值取向与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统一,生态文化价值取向的主要特征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协调发展。一是人与其他事物的协调;二是人—社会—自然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协调。“协调发展”又是协调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它一方面肯定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另一方面肯定生命、生态系统的发展与进化,肯定人的主体性,将人的主体性、人自身的发展纳入到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发挥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主客体关系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简称。它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世界观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二是文化价值取向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现代文化在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关系上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是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分离,即主客二分;二是人与自然、社会、自身关系的工具化,即主客关系的工具化。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现代文化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将自然万物看作被动的、机械的存在物,只肯定人的目的和价值,而否定自然界和其他事物的内在价值。并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将自然万物当作自身利用和改造的资源和工具。现代文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态度,不仅割断了人类与自然的生命联系,而且由于无视自然环境的制约,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开采和利用,又造成了今天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和人类生存困境。现代文化突出个体的价值,注重个体的权益,关注个体价值的实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视他人为“他者”、“客体”。由于立足个人考察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现代文化往往将个人与他人、社会对立起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个体的竞争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常常被理解为互相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现代文化将人的心灵与肉体分离开,将肉体看作理性思维的对象、客体,看作与其他事物没有本质区别的“机器”。人自身这种理性与肉体的分离状态,同样造成了理性与肉体关系的工具化,肉体成了认知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工具。

生态文化主客体关系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主客一体性关系和认识实践意义上的主客二分关系的统一。一方面它立足于系统整体,将人—社会—自然看作自组织演化的统一整体;另一方面它立足于人,考察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肯定主客二分、主客工具化在认识实践意义上的合理性。由于从双重视角考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生态文化要求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注重主客体关系的协调发展,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利益双重目的的实现。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文化肯定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有自身的自然目的性,要求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单纯考虑人自身眼前、局部的利益,而应肯定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作用和制约作用,将人自身的生存目的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统一起来。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生态文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平等共在的关系,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从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来说,社会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所,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是个人生存发展的保障,同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离不开个人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生态文化要求将个人的生存目的价值追求与社会整体的理想价值追求统一起来。人自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多层面的复杂生命系统,不仅具有与自然环境内在相关的自然生命系统、精神系统,而且具有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社会意识系统。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质是在长期与自然、社会协同发展过程中产生、形成的,人的社会本质是在自然本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自身的协调发展要求实现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质的统一。它要求主体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应将自身的社会生活建立在人自身生命系统的自然调节能力基础上,社会生活的节奏、强度不能超过生命系统本身的承载力,社会信息的接收不能超过大脑思维系统的承载能力,更不能单纯追求社会生活目标,遮蔽人的生命的自然本性,将身体当作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或工具;另一方面也反对单纯强调维护身心的和谐,人为拒斥社会文化生活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将自主性与整体性、精神与肉体有机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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