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前夜西北边疆局势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疆论文,局势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China has been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from time immemorial.In Qing dynasty,because the foreign powers meddled in the affair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frontier regions,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differnt nations changed their intrinsic nature.This paper studied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in the early part of 18thcentury,and points out that Tsarist Russia was the main supporter ofsplittists of Dzungar (a tribe of Mongol),In consequence the conflicts between Qing and Dzungar became acute and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frontier clashes in the past,therefore the efforts of Qing government to unify China had the implication of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s.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至清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清政府为完成国家的统一，同国内各种分裂势力，以及外国势力的侵扰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外国扩张主义势力插手边疆民族地区，使多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民族矛盾与问题，改变了以往的性质。
从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为解决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问题，前后历时一个世纪，其间经历了多次大战。如若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乌兰布通之战算起，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阿睦尔撤纳走死俄国，也有七十余年，历康、雍、乾三帝始告结束。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三次出塞亲征，驰骋于大漠草原，指挥大军与噶尔丹周旋，实施大空间的分路合击，决意击灭噶尔丹。草原枭雄噶尔丹，数十年马背生涯，身经百战，战绩赫赫，决非平庸之辈，或铁骑长驱，或东奔西突，两军在广阔无垠的草原上展开规模浩大的激战。这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大战，其间有政策目的，政治手腕，谋略设计。这场斗争的主战场虽在塞北与漠北，却牵动着新疆、青海、西藏，影响之大深且远。当时在中国北方大地上两雄角逐，其势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由于噶尔丹与沙皇俄国相勾结，清政府为平定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而战，也就具有抗御外来势力的内涵。
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康熙如何处理北部边疆错综复杂的局势和乌兰布通之战略作论说，余者俟诸来日。
（一）、噶尔丹“向有侵西海（青海）之意”与康熙的对策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理藩院疏言，据张家口报称，厄鲁特与喀尔喀交恶兴兵，形势紧张。此时因三藩战争，清政府无力顾及噶尔丹逞兵于喀尔喀，然而，北部边疆不宁，南中国战斗正炽，平叛战争将受到牵制。康熙权衡大局，决定的方针是：调解厄鲁特与喀尔喀的矛盾纷争，令其罢兵息争，不使事态扩大，稳定北部边疆。为此，对噶尔丹所求，适当允准，使其‘毋致生衅’，①以免分散精力于平叛战争。同时，加强戒备，密切注意其动向。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十一日，谕大学士等曰：
“闻厄鲁特、喀尔喀，交恶兴戎，虽虚实未确，朕统御寰宇，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边疆）并无异视。厄鲁特、喀尔喀，倘因细故交恶，至于散亡，朕心大为不忍。伊等向相和好，贡献本朝，往来不绝，若交恶果实，当遣使评其曲直，以免生民于涂炭，如仰副朕一视同仁之意，仍前和好，相与优游太平，朕大嘉悦焉。但天寒路远，若遣使往回，无饲马驰驿之所，或致有误。今厄鲁特、喀尔喀使至，其令理藩院，明白备檄，发来使传谕之”。②
同年十二月，形势为之一变。张勇奏报，甘州、凉州近南山一带，有被噶尔丹击败的西海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台吉等庐帐千余，肃州境内，有济农布第巴尔等庐帐万余，他们是从黄河西套逃奔而来，大草滩之地处处充斥，所在告警，甘肃汛界受到极大威胁，请旨如何处置。康熙立即命令驻扎西安负责西北平叛战事的图海，统筹一切。谕曰：“大将军图海，身在陕西，其沿边流番，或令提督等率兵往逐，或严饬边汛官兵，各固守汛地。选干练人员至番人头目处，开诚晓谕，令彼退回。著大将军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衅”。③图海奉命后，一方面遣郎中拉笃祜前往济农布巴第尔筹处，传谕令其“退归故巢”；同时建议派一重臣“驻扎兰州以西地方，固守三边”。此时，因甘肃沿边与喀尔喀地区同时告急，而噶尔丹“向有侵西海（青海）之意”，④康熙一时不知噶尔丹兵锋所向，决定在西北加强戒备，命令张勇“自兰州移驻甘州，固守沿边地方”。⑤又命拉笃祜驰驿来京，面承密旨，然后“赴凉州，探噶尔丹消息，不时以报”。⑥康熙十分关注噶尔丹在西北的动向，是因为吴三桂旧部陕西提督王辅臣叛，陕甘战乱年前始平定。局势初定，若噶尔丹逞兵于甘肃、青海，局面可能逆转。而噶尔丹将征青海厄鲁特墨尔根台吉之传言又甚嚣尘上，若然，必将进入清军汛界趋大草滩。张勇据此奏报请示，康熙迫于三藩战事，决定有条件地对噶尔丹让步通融，谕令张勇、孙思克：“一面放噶尔丹过往（大草滩），一面奏闻”，但必须“令其坚立盟誓，不许骚扰民人”。若噶尔丹“强欲入边”，则“坚拒止之”，⑦星夜速奏。为防噶尔丹逞兵于西北，康熙命大将军图海就如何加强甘肃清军兵力与张勇、总督哈占“公议酌行”，大将军则应注意用兵之“轻重缓急”，反映了康熙对平定三藩与防备噶尔丹应如何统筹兼顾的思虑。噶尔丹威胁的存在，使康熙不敢稍有疏忽。康熙这时的方针是有条件的通融，避免与噶尔丹接战。
噶尔丹欲进军青海，并非是一场虚惊。“噶尔丹举兵欲侵西海，行十一日撤归”。⑧噶尔丹之所以中途折回，主要是得知清军有备，他致书甘肃提督张勇说：“西北一带地方，皆得之矣，惟西海（青海）向系我祖与伊祖（和硕特顾实汗）同夺取者，令伊等独据之，欲往索取，因系将军所辖之地，不敢轻举。”⑨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和硕特顾实汗自塔尔巴哈台率军远征青海却图汗，由于兵力不足，与噶尔丹之父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联军，准噶尔军有大批火器，战斗力强。顾实汗与巴图尔珲台吉率军至海青，血山一战，捕杀却图汗，击溃其军三万余，顾实汗据有青海，将己女嫁于巴图尔珲台吉，致送大批礼物，以谢其联军助战之功，随后巴图尔珲台吉率部返回准噶尔。噶尔丹以此为理由，处心积虑欲进军青海，康熙令甘肃清军严加防范，固守汛地，噶尔丹无机可乘，制止了他向青海攻掠的野心。同时，也因为准噶尔部内部意见不一，担心大军远行，“西海路远，恐一动而本地有事”。⑩于是，噶尔丹才在进兵青海的途中返回。
康熙十八年，噶尔丹自以为“西域既定，诸国咸奉为汗……乃请命于达赖喇嘛，始行博硕克图汗事，额鲁特雄长于西北”。(11)噶尔丹称雄于西北，羽毛已丰，居然命令“驻屯甘州（甘肃张掖）地方附近的军队征收硫黄、倭铅等贡赋”。(12)敛取作战物资，准备扩大战乱。同年九月，噶尔丹意欲清廷承认其博硕克图汗称号，以此号令蒙古各部，“胁诸卫拉特，奉其命”。(13)“理藩院题：“噶尔丹称为博硕克图汗，遣使贡锁子甲、鸟枪、马驼貂皮等物。来使云：‘达赖喇嘛加噶尔丹以博硕克图汗之号，是以奉贡入告”。(14)向例是：喀尔喀、厄鲁特有奏请敕印来贡者，准予纳贡，授予敕印，并加赏贡，“从无擅自称汗号者，准其纳贡之例”。(15)但为了羁糜噶尔丹，清政府“准其献纳”。此后，噶尔丹便以博硕克图汗称号遣使进贡，清政府则“赏贡如例”，承认其汗号。
噶尔丹既得汗号，不能逞兵于青海，便转向征服南疆回部。
天山南路，在清王朝建立后即奉表贡，顺治初，“每奉表贡皆叶尔羌汗署名。”(16)康熙十八年（1679年），即噶尔丹从征青海途中返回之次年，噶尔丹领兵三万，占领了哈密、吐鲁番。其时，南疆白山派（白山宗）首领和卓伊达雅图拉（即阿伯克和卓）与黑山派（黑山宗）斗争失败，流浪中亚近十年后，至西藏请求达赖喇嘛写信给噶尔丹支持自己，和卓伊达雅图拉携达赖的信至伊犁，投身噶尔丹门下。达赖在信中说：“和卓阿伯克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故乡是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他是那个国家的穆斯林的和卓。伊斯迈尔汗（即伊斯玛拉汗）强占了他的国家，并把他赶了出来，你（噶尔丹）应该派支军队，收复他的国家，并交还给他”。(17)康熙十九年（1680年），噶尔丹派十二万铁骑进攻叶尔羌与喀什噶尔，白山派教徒纷纷响应配合，于是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南疆地区。和卓伊达雅图拉被扶植上台，称阿伯克和卓（意为世界之王），其子亚赫亚分管喀什噶尔。从此，南疆地区处于准噶尔统治之下达八十年，与清政府的关系亦随之中断，“逮准噶尔强盛，攻破回子千余城，自后无复表贡”。(18)准噶尔贵族采取“执其酋，收其赋”(19)的政策，对维吾尔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征发期会，惟其所使”。(20)魏源说：“当准噶尔时，竭泽而渔，喀城岁征粮至四万八百九十八帕特玛（即普特，一普特合四石五斗），他税称是。叶尔羌岁征匠役户口、棉花、红花、缎布、金矿、铜硝、牛羊、猞猁、毡毯、果园、蒲桃（葡萄）之税十万腾格（五十钱谓之一腾格），他城称是。且不时索子女，掠牲畜。”(21)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统一回疆，才结束了准噶尔贵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噶尔丹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一举征服南疆之后，随即挥戈西向。连年征战，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先后攻打哈萨克、诺盖、吉尔吉斯、费尔干等部族。接连不断的胜利，加强了噶尔丹的军事统治，以伊犁河谷为其中心，噶尔丹雄据西北，其野心也与日俱增。
（二）、噶尔丹与沙俄的勾结
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噶尔丹“攻破回子千余城”，其游牧地区，北自鄂木河，沿额尔齐斯河至阿尔泰山；西至巴尔喀什湖以南，东至鄂毕河的广大地区，并控制天山南路，雄长西北，无人敢与之抗衡。与此同时，噶尔丹与沙俄的勾结日益加深。
噶尔丹是城府颇深之人，“性凶狡”。(22)他既利用达赖喇嘛的支持以令蒙古部众，同时，又力图利用沙俄力量来实现其军事政治目的。早在他执政之前，康熙七年，当其兄僧格执掌准部时，要求俄方交还准部贡民，并警告俄使，如不交出，“我们一定要攻打托木斯克和库兹涅茨克”之时，噶尔丹却声言：“我们卡尔梅克人和台吉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发动对沙皇的战争。没有什么必要保护那些已迁往沙皇陛下那边去的捷列乌特人（贡民）”。(23)沙俄当局对噶尔丹的言行大感兴趣，十分关注其动向。噶尔丹一上台，立即遣信使通知俄国将军，请将自己已控制准部转告沙俄当局。
由于噶尔丹一反其父兄（巴图尔珲台吉和僧格）反对沙俄侵略的立场，沙俄当局认为，噶尔丹的对俄政策与以往已经不同，于是从他上台的当年（康熙十年，1671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间，几乎年年派使团到噶尔丹驻地活动，噶尔丹则“希望保持接壤邻邦的联盟关系”。(24)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开始在黑龙江中下游及其支流精奇里江扫荡沙俄军事殖民据点，为收复中国领土雅克萨做准备。沙俄入侵者节节败退，据点被摧毁，然而，却力图卷土重来，黑龙江局势日趋紧张。这年（1683年），噶尔丹派出一个七十余人的庞大使团，携带致沙皇的信件，到达伊尔库茨克，向沙俄当局说：噶尔丹“已经听到俄国与中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摩擦的消息，特地派他们到莫斯科来”，(25)以示支持沙俄国同清军作战。噶尔丹“试图采取吸引俄国人的政策，为此，他准备牺牲克什提姆（贡民）和实物税，只求巩固与俄国的友好关系，而且以后还力求与这个国家结成军事同盟”。(26)噶尔丹认为，只有“和俄国结盟才可能征服蒙古”。(27)进而窥伺中原，正如《嘎尔旦传》所说，噶尔丹“北通好于俄罗斯”，此人“志大势强，能败善胜，并吞四极，窥伺中原”。(28)噶尔丹寻求沙俄的支持，是要实现其勃勃野心，由于他支持沙俄在黑龙江流域与清军进行军事较量，因而被沙俄视为“天然同盟者”。
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的强大，使中国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威胁。由于有沙俄侵略势力的支持，使多民族国家在封建时代一直存在的民族问题其性质已然不同。康熙三次出塞亲征，清政府与噶尔丹的斗争，既是维护国家统一，同时也是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
（三）、康熙力图稳定西北部局势的措施
康熙二十三年，噶尔丹征服哈萨克等部之后，转旗东向，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喀尔喀蒙古。
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分为三大部：东是车臣汗部，中是土谢图汗部，西是扎萨克图汗部。其地东至额尔古纳河和贝加尔湖，与沙俄接壤；西达阿尔泰山，与厄鲁特蒙古相邻，南至沙漠，与漠南蒙古（内蒙古）相连接。
早在清太宗崇德三年，喀尔喀蒙古即已向清廷进“九白之贡”，“岁以为常”，表明与清建立了臣属关系。康熙十六年，噶尔丹欲进兵于青海未能得逞，与喀尔喀发生冲突。当时三藩战争正急，康熙为集中力量平定三藩叛乱，不使两部事态扩大，决定派员调解其纷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以后，噶尔丹兵锋所指由西而东，喀尔喀地区风云骤变，统一与分裂势力，沙俄侵略势力与反侵略势力交错并存，形势错综复杂，斗争十分激烈，形势令人忧心。此时黑龙江抗击沙俄入侵的斗争正日趋紧张。喀尔喀地区安定与否，不仅影响清朝北部边疆的安全，也直接影响黑龙江前线的抗俄斗争，因而康熙和清政府十分关注喀尔喀地区的局势，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消除不稳定因素。主要有：
（一）、禁约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与内蒙古相互盗窃马匹牲畜，以免引起纷争。时“诸蒙古盗贼窃发，不安其生”。(29)为防被窃，夜间将马拘于围栅之中，牢笼防护，马匹因而倒毙甚多。盗马贼结伙行窃，甚至夜袭汛哨，牧民不能安生。康熙命大学士与蒙古王贝勒集议驱盗之策。众议于内外蒙古接壤的形胜要地屯兵，掘濠障守，重在“查缉外贼之入”。康熙认为不妥，如此非但不能弭盗，且会引起猜疑。他说：“喀尔喀蒙古向来敬慎职贡本朝，无故添汛置戍，于理未洽”，故不应隔绝，而应加以恩抚。至于弭盗之事，内外蒙古应一体严禁约束，方能服众。谕曰：“朕思喀尔喀等历世恭顺，往来进贡，殊甚怜悯。应遣贤能大臣，前往喀尔喀、厄鲁特处大加恩贡，以示柔远至意。即令遣往之大臣，谕以前此内地蒙古，盗窃马畜，以致喀尔喀、巴尔虎亦行极复，彼此互相盗窃不已”。(30)今内地蒙古已经严查禁饬，喀尔喀亦应严加约束。康熙无所偏倚的弭盗措施，重在使彼此消除纷争，无疑会使喀尔喀心服，这对日后讨伐噶尔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三藩荡平。清政府决定派大臣前往厄鲁特、喀尔喀，宣谕“武功底定”，同时，厚加赏赐，期望蒙古诸部能和睦相处，恭奉清中央政府，敬慎职贡。康熙谕令使臣，在交授敕书和赏物时，不必拘于朝廷礼仪，可以随俗用蒙古礼，尊重其习俗。同时，将“尔等所言，彼等所言，及一切传闻事件，俱备录来奏”。要求使臣慎言慎行。与厄鲁特汗、喀尔喀汗交谈时，“勿致失言”。(31)内大臣奇塔特奉命前往噶尔丹处，在给噶尔丹的敕谕中，康熙特别强调“尔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自尔父先历世相承，虔修礼好，敬贡有年，延及尔身，笃尽悃忱，往来不绝，殊为可嘉”。对噶尔丹之礼敬清廷大加称赞，故当三藩平定之际特遣大臣侍卫等重要官员前来，颁赐重赏，希望噶尔丹“惮心敬顺，以副朕柔远同仁，协和万邦之意”。(32)不要起衅事端。奇塔特返回北京后，向康熙奏报与噶尔丹相见的情形。噶尔丹问：“闻中国有寇贼，今已平定，信乎？”清廷本为底定三藩之乱而遣使告捷，噶尔丹却仍持怀疑态度，意在探听虚实。清使答曰：“比年曾有寇盗窃发，我皇上仁慈，恐用兵扰民，故渐次收服者有之，剿灭者有之，今已底定矣”。(33)清使又说：“若似尔地旷野，何至持久也！”(34)隐然警告噶尔丹倘若叛乱，定然速行剿灭。噶尔丹不复再问。
（三）、噶尔丹袭杀其岳祖父和硕特鄂齐尔图汗，并有其部。鄂齐尔图汗子衮布阿喇卜坦、侄济农等逃奔至宁夏、甘州边外。前已述及，噶尔丹以追索和硕特为由，欲逞兵青海。故衮布阿喇卜坦与济农等在甘州边外，噶尔丹随时可以找到借口而逞兵。妥善处理衮布阿喇卜坦和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以杜绝噶尔丹寻衅滋事，对稳定西北局势，颇为关键。为此，康熙虽有意抚恤衮布阿喇卜坦等，但却多次遣人告噶尔丹，衮布阿喇卜坦等如系厄鲁特所属，则应收取，不然清政府将“伊等归并一处，安插于可居之地”。并将此决定告知噶尔丹和达赖喇嘛。噶尔丹每有攻伐，多假达赖为旗号，故康熙必令达赖知晓。康熙深思熟虑，为的是稳定西北局势，不给噶以借口生事。《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对此记述甚详：“皇上念其鄂齐尔图汗，职贡恪勒，故加意抚纳（衮布阿喇卜坦等），虽有劫掠之罪，亦贳而不治。仍畀以名号敕印，俾择善地而安插，兴灭继绝，不啻泽及枯骨矣；前既以此谕噶尔丹，兹复令达赖喇嘛为之度地定居，欲令耦俱不猜，且使噶尔丹不得借口为辞，更生嫌衅也”。(35)
康熙步步周密安排，使噶尔丹不能制造借口逞兵于西北。这时喀尔喀蒙古右翼扎萨克图汗与左翼土谢图汗矛盾激化，康熙唯恐噶尔丹插手其间，发生变乱，决定派出大员调解两部纠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月，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关系日渐紧张，起因是，康熙元年扎萨克图汗旺舒克为部属罗卜藏台吉额林因私怨所杀，发生内乱。部民逃奔土谢图汗者甚众。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命旺舒克弟成衮袭汗号，收辑共部众。成衮向土谢图汗索还部民，“屡索不还”，于是成衮往诉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认为“其变乱以来，（扎萨克图汗）子弟人民流入左翼者，俱应发还”。派人前往两部会盟，土谢图汗拒不参加。扎萨克图汗因而又多次上疏清廷，请求归还其部民。康熙决定调解两部纷争，避免兵戎相见，否则“生事互杀，交相战争，兵戎一起，姑不论人民困苦，即两汗亦岂能并存”。(36)已隐然指出噶尔丹的威胁，若战争一起，噶尔丹将插手，定然两汗俱伤。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清廷派阿齐图格隆前往达赖处，令其遣使与清廷官员共同主持两部和议。同年，扎萨克图汗成衮卒，其子噶尔旦袭。达赖先遣巴陈布活佛为使，至归化城（呼和浩特）而途中病故。康熙命达赖喇嘛再遣一有声望者为使，特别强调“朕恐两翼不和，必致有攻战之患”。(37)希望速行解决纠纷。达赖再遣“无有尊于噶尔亶西勒图者”为使，康熙命理藩院沿途供给米面茶及食用羊支，以示对达赖所遣使人的重视。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理藩院尚书阿尔尼等奉命前往喀尔喀，与噶尔亶西勒图喇嘛主持两部和议。康熙在给喀尔喀七旗的敕谕中，谆谆告戒：“尽释旧怨，将兄弟人民各归本扎萨克，令其协和，照旧安居。不但仰副朕命与达赖喇嘛之意，即尔七旗永无离散之苦、争斗之害，福禄所绥，亦无疆矣！”(38)八月十六日，阿尔尼与噶尔亶西勒图召集喀尔喀两翼汗及济农、诺颜、台吉等王公贵族，于枯冷白尔齐尔会盟，宣读康熙敕谕，令众人“言归于好”。两部贵族表示谨遵圣旨，说：“我等竭力谏诤（两汗），自当言归于好”。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扎萨克图汗沙喇说：“皇上令我等和睦，圣旨谆谆，所以开示愚昧者甚至，我等敢不祗遵”。(39)于是由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主持，两汗行相问抱见大礼；然后，两部台吉行相问抱见礼。二十三日，举行宣誓仪式，两部汗以下济农、台吉、寨桑六十余人，齐集达赖使者西勒图活佛和喀尔喀地区大活佛哲卜尊丹尼（土谢图汗之弟，名温都尔根格）前，悬挂佛像，设立重誓：“自今以往，当永远和协”。两部互相侵占的台吉人民，各归本主。和议达成，康熙甚感欣慰，谕曰：“喀尔喀左右两翼汗、及济农、诺颜、台吉等，俱遵朕谕旨，即行设誓和睦，可嘉！所司其知之”。(40)
康熙始终坚持调解的方针，是因为只有喀尔喀两部和睦，才能不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正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所说：“凡立国者，必先有内衅而后舛侮生。喀尔喀、厄鲁特，境壤相接，强邻洊食，已浸浸乎有不支之势，乃迷而不悟，兄弟阋墙，日寻干戈，内自仇敌。……皇上于其未败之前，先几洞烛，宣示诏书，劝谕婉切，欲使敦原在急难之义，以并力捍御，毋或骨肉相残，致为他人所吞噬也”。(41)
然而，康熙这一深谋远虑的处置，只维持了暂短的和平。噶尔丹处心积虑寻衅，制造借口，加之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深埋于胸臆的积怨并未完全消除，不久，噶尔丹便在喀尔喀蒙古草原点燃了战争的熊熊烈火，一场统一与分裂的大决斗开始了。
（四）、噶尔丹以细故为借口毁弃喀尔喀两部盟誓、俄使戈洛文的插手
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会盟设誓，息兵修好后不久，同年十一月，噶尔丹妻阿奴率兵千人，声言往谒达赖喇嘛，道经嘉峪关外。阿奴此行可能为其下一步举动进行谋议。
翌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噶尔丹致书主持喀尔喀和议的理藩院尚书阿尔尼，认为哲卜尊丹巴与达赖使者西勒图相见时，二人平起平坐，是不尊礼西勒图，乃是对达赖的大不敬，提出质问，言词激烈。他在信中说：“达赖喇嘛遣西勒图与天使偕往，会盟七旗。是役也，哲卜尊丹巴与西勒图相见之礼，殊属未当，……万无是理也。据云：圣主之意，以为法门者，黄帽法门；喇嘛者，达赖喇嘛也。诸使臣当视有裨于黄帽法门者而行之。我等乃黄帽之施主，故以所闻之言，致书于诸大臣，大约道法以何者为善？其明白致覆 ”。(42)指责阿尔尼在主持和议时不尊黄教与达赖，要求明白答复。同时，又致书哲卜尊丹巴，说：“枯冷白尔齐尔之盟，尔与西勒图抗礼踞坐，大为非礼。达赖喇嘛道法遍及十方，西勒图者，系完喀巴坐之之喇嘛，特遣以主盟议事者也，若竟行钧敌之礼，于礼顺乎？”(43)，噶尔丹以黄教（藏传佛教）护法人自居，抬出宗喀巴、达赖旗号，以细微末节，横生事端，为其进攻土谢图汗与哲卜尊丹巴，大造舆论。
噶尔丹同时又以争礼仪之是非，引诱扎萨克图汗毁弃和议。派人与喀尔喀右翼会盟，以看重扎萨克图汗为诱饵，将其拉到自己一边，宣布：“汝右翼人等，毋得违扎萨克图汗号令，违者即为叛教”。(44)令众设重誓。随即率部由阿尔泰山向喀尔喀推进，与扎萨克图汗会兵。土谢图汗当即备战，并向清廷奏闻，说噶尔丹来信诘责哲卜尊丹巴与西勒图以敌礼相见，“甚属非礼”，且“词即凶狠”，今又与扎萨克图汗所部会兵一处，“欲加兵于我，倘不备则坐受攻伐。”“我界上人等惊惶，屡促我等赴彼”。(45)风云骤变，战争迫在眉睫。康熙一面急令土谢图汗“当以日前誓和为重，永归和好”，不得与扎克图汗构难；另一方面，敕谕噶尔丹与喀尔喀罢兵。敕书云：“尔两部如果兴兵，必有一方至于败亡，不但重负朕向来一视同仁之至意，群黎之死亡离散，朕心深为悯恻。敕书到日，即息争修好，则尔恭顺之心，朕实嘉之。已敕谕土谢图汗，令其罢兵矣！”(46)同样的敕书同时送致达赖喇嘛。然而，噶尔丹鲸吞喀尔额的方针已定，对康熙的调解置若罔闻。他派人诱扎萨克图汗，及其台吉等会于固尔班黑尔格。土谢图汗以扎萨克图汗背弃和誓而与噶尔丹会兵，执而杀之，又杀噶尔丹之弟多尔齐扎卜，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噶尔丹入据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准备对土谢图汗与哲卜尊丹巴发起突袭。
正当喀尔喀形势极其紧张之际，参加中俄谈判的俄国全权大使戈罗文到达喀尔喀接壤之地。戈罗文的到来，立即加剧了形势的动荡。戈罗文为了在中俄边界谈判中加强自己的地位，决定先解决了土谢图汗的抗俄斗争，使贝加尔湖地区处于沙俄的有效控制之下，以便提出与喀尔喀蒙古划界的问题。土谢图汗抗俄立场最不妥协，戈罗文的策略是能拉则拉，否则予以打击。为了牵制土谢图汗的力量，戈洛文竭力怂恿噶尔丹，准备与之建立联盟，共同对付土谢图汗。这正好符合噶尔丹准备作战的意图。
戈洛文到达贝加尔湖以东的乌的柏兴后，与土谢图汗及其弟哲卜尊丹巴的代表进行谈判。土谢图汗的代表质问戈洛文，既然俄国与中国举行和平谈判，为什么要带领大批军队和军用物资？表示不允许俄军深入中国国境。并对“俄国人曾杀害大量蒙古人”，“毁坏了许多帐幕，掠走了牲畜和人了”，(47)提出抗议，坚决要求戈洛文做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挑起纠纷。戈洛文发现“蒙古领主和中国人（指清廷）之间十分情投意合”，拉拢土谢图汗的计谋不能得逞，便派军队分路侵入喀尔喀蒙古各领地，他本人则前进到靠近蒙古牧民聚集的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以便指挥，并向土谢图汗发出威胁说，如不接受俄国人的条件，他“势必要去袭击他们的兀鲁思（领地）”，“大军一到，蒙古人就要遭殃”。(48)面对沙俄入侵者的战争威胁，喀尔喀蒙古部民奋起抵抗，土谢图汗在鄂尔珲河一带集结军队，以防俄军大规模进攻。康熙二十六年（应是1687年，是年底为1688年一月末）底，喀尔喀蒙古抗俄斗争进入高潮，戈洛文被数千蒙古军民围困在楚库柏兴城堡，一筹莫展。其时，入据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部的噶尔丹，正虎视眈眈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突然从背后向土谢图汗猛砍一刀，率兵攻打喀尔喀。俄国文献记载：喀尔喀人已得到消息，“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噶尔丹）进攻蒙古地区是同沙皇陛下的军队联合行动的。”(49)“蒙古领主们得到消息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是根据（沙皇）陛下的谕旨发动战争的。有大批俄国军人，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在战场上相遇时，卡尔梅克人（准噶尔）就以皇家部队的名义来恫吓他们”。(50)沙俄唆使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是戈洛文早就积极谋划的。“戈洛文在给外务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的想法”，“建议由托波尔斯克派出使团去见厄鲁特汗（噶尔丹），对向蒙古人武装进攻一事取得一致意见。去年（1688年）曾向与布哈拉人一起来伊尔库茨克的他们的使者就此事提出过建议，并多次召见过他们”。(51)噶尔丹则是力图“依靠俄国人的援助同土谢图汗和清帝作斗争”。(52)
（五）、噶尔丹残破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六月初，噶尔丹率铁骑三万，越杭爱山，分路向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进攻，铁骑狂飚，席卷漠北。此时，土谢图汗的部队正在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围困戈洛文，噶尔丹从背后杀来，解救了戈洛文。土谢图汗之弟西地西里，被迫立即从色楞格斯克抗俄前线撤军，增援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之子噶尔旦台吉于特木尔地方迎战噶尔丹，大败，仅以身免。噶尔丹侄丹津温卜率领的另一路骑兵，直奔厄尔德尼召，攻掠其地，距哲卜尊丹巴仅二日程，意在歼灭之。六月初八日，以索额图为首前往色楞格斯克与戈洛文谈判的中国使团，已进入车臣汗境内七百里地方，驻克勒阿祭拉汉地方，他们目睹了喀尔喀被击溃的狼狈惨景。使团成员张鹏翮逐日记载甚详：
“初八日。……时方亭午，道上见喀尔喀国人挈孥载帐而去者，询知喀尔喀与额诺德（噶尔丹）战败，而部落各奔”。
“初九日。……是日，道上见喀尔喀人奔溃数千，因询知其国王（土谢图汗）及喇嘛（哲卜尊丹巴）俱败逃无纵。其部落各鸟兽散。夫喀尔喀塞外雄藩，地大人众，……遁卒踉跄，一败涂地至此”。
“初十日，军还克勒阿际拉汉。……喀尔喀汗战败犹存，喇嘛败遁无纵。又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发笔帖式赴京奏阅。……”
“十一日、十二日，仍驻军。喀尔喀溃卒布满山谷，五昼夜不绝”。(53)
使团另一成员钱良择所记初八日至十二日所见云：
“是日（初八日），见土人有负襁迁徙者。主帅（索额图）遣通事询之，传说噶尔噶（喀尔喀）国主与厄鲁特接战而败，其人皆逃，未得其实”。
“初九日，屯斋尔兔地。……喀尔喀国人男妇追随驼马，络绎而南，不下数万，奔忙倥偬，若有蹑其后者。通事讯之，乃知其主徙失也兔汗（土谢图汗）提兵数十万与厄鲁忒国主战于边界，大败，全军奔溃……（哲卜尊丹巴所居土拉河地方）亦为厄鲁忒所烬。……”
“初十日，……（喀尔喀）迁徙者蚁聚蜂屯，其色惊惶。……晚车臣汗使至，以败状闻于我军。……是日，传闻厄鲁特兵至，三军狼狈而逃，虽严禁不能止，合营不得食者竟日。主帅（索额图）躬擐甲胄，以备不虞。……”
“十二日，屯营不行，待佟（佟国纲）、马（马齐）二帅合兵之信。抵夜，理藩院喇员外驰至喘息流汗云：四日之内奔走千里有奇，订二帅于前途合兵，遂束马待旦”。(54)
担任中国使团拉丁文翻译的法国人张诚也记述了他所看到的情景：
“8日，……（喀尔喀人）他们向北边逃难，是为了躲避以大批军队开进他们国土的厄鲁特的汗”。
“9日，……他（噶尔丹）的军队造成的恐怖使得所有的鞑靼人逃离此地。不但如此，喀尔喀汗的兄弟大喇嘛（哲卜尊丹巴）他自己，被迫也逃避到中国的边界”。
“16日，……路上又遇到很多喀尔喀鞑靼人携带家眷和牲畜逃难。厄鲁特的入侵使他们非常惊慌，以致他们只知道汗和他的兄弟喇嘛已经逃走”。(55)
从三位目击者逐日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六月初噶尔丹分路进攻喀尔喀，到初八、初九日，喀尔喀损失惨重，陷入一片混乱，几乎全面崩溃。这就说明，噶尔丹经过充分准备，精心谋划，以突然猛袭，横扫漠北，致使喀尔喀残破。
当时，正在土拉河的理藩院尚书阿尔尼，首先派人驰奏告变，疏报云：“噶尔丹率兵掠厄尔得尼召居民（此为哲卜尊丹巴驻地，掠其地者是噶尔丹侄丹津温卜等。噶尔丹本人率军攻土谢图汗，与其子战于特木尔），直抵喀喇卓尔浑之地，距哲卜尊丹巴所居，仅一日程。哲卜尊丹巴携土谢图汗妻与子息，及喇嘛斑第等夜遁。喀尔喀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土谢图汗，不知存亡。(56)“其杀掠喀尔喀，收降台吉，焚烧寺庙，毁坏经典佛像俱实”。(57)告变奏章接踵而至。侍卫阿南达由车臣汗处疾驰返京，面奏曰：噶尔丹军“焚厄尔得尼沼，取土谢图汗之居，土谢图汗奔翁音。哲卜尊丹巴携其妻孥遁至车臣汗旗下额古穆尔地方，本欲募兵往援，因车臣汗部众亦各奔窜，恐为厄鲁特所追及，舍克鲁伦河而南，向我苏尼特喀伦而来。详视喀尔喀举国震惊，见一影响，随以为敌至，无一人敢北向抗拒者。臣于六月十九日至苏洛地方，见哲卜尊丹巴营中，纷纭扰乱，驱逐马驼。又车臣汗属下四阿霸哈纳尔等部众，俱各奔入我卡伦”。(58)根据亲历与目击者的奏报，康熙对喀尔喀遭突袭残破后的漠北局势有了确实的了解。
噶尔丹军分路焚掠厄尔德尼召，攻取土谢图汗所之处后，未能俘获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于是追击哲卜尊丹巴至车臣汗境。此时哲卜尊丹巴正在召募军队支援土谢图汗，噶尔丹军风驰电掣而来，哲卜尊丹巴营帐大乱，车臣汗部也随之溃乱。哲卜尊丹巴奔逃之际，即向康熙告急求援，六月癸丑（十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遣使告急，七月初二日，使者到京，禀报土谢图汗战败，情况危急，请求康熙“念我喀尔喀向蒙圣主大恩，安居乐业，今事在危急，仰祈睿鉴，速为救济”。(59)七月初，哲卜尊丹巴率大批喀尔喀部民至内蒙苏尼特边外。
此时，土谢图汗尚在漠北。他退至翁音，迅速集结军队，准备与噶尔丹决战，其子西地西里，由色楞格斯克抗俄前线撤军增援，哲卜尊丹巴也拟募兵往援而未果。其时噶尔丹军横扫车臣汗境，进抵呼伦贝尔，威震科尔沁草原，仍未得哲卜尊丹巴，于是以“秉教博硕克图汗”的名义，“檄授车臣汗大小台吉”，气势凌厉，曰：“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吾仇也！故追被至此。……此二人来投，拒勿纳，否则执以畀我。汝等及其余喀尔喀，皆应属于我矣，汝等其降哉！”(60)俨然以鲸吞喀尔喀蒙古全境的主宰自居。七月中旬，噶尔丹挥军回师漠北，搜索土谢图汗。八月三日、四日，两军主力会战于鄂罗会诺之地，“鏖战三日，厄鲁特兵夜袭善巴额尔克带青之营，破之，喀尔喀属下台吉星散。”(61)会战失败，至此喀尔喀被完全击溃。“土谢图汗独身力弱，乃越瀚海，奔至哲卜尊丹巴所”。九月，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率所属三十余台吉，众数万，正式请降。康熙允准，存其汗号，赈济穷困，命理蕃院尚书阿尔尼前往整顿其部众，有违法、劫夺、盗窃、放火者，照清律治罪。
这里需要辨明一个重要问题。即喀尔喀被击溃后，之所以举国南奔投向清庭，松筠在《绥服纪略图诗注》中，记述其过程是：
“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众议就近投俄罗斯，因请决于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胡图克图曰：‘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余在库伦时，有头等台吉格吉多尔吉者，乃额附椁多尔济之孙，年近八十，广记故实，此事乃其所述云”。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喀尔喀总叙》引录松筠的记述。研究此段历史的中外学者多从此说。但从前面已论述的喀尔喀南奔来看，所谓“众议就近投俄罗斯”，似无可能，原因是：
其一，六月初七，初八日，喀尔喀溃败，十二日哲卜尊丹巴即向清廷告急求援。康熙当即表示“汝等果不得已来归，当收而养之”。(62)清政府接纳喀尔喀来归被视为当然，是因为早就建立了臣属关系。
第二，从六月初八至十二日，土谢图汗与哲卜尊丹巴二人并不在一起，一退翁音，一奔车臣汗境，兵荒马乱，喀尔喀台吉部众惊惶南奔，故由哲卜尊丹巴主持“众议”之说，显然不可能。
第三，八月初，土谢图汗集结军队与噶尔丹决战，喀尔喀台吉率部参战。土谢图汗请兵于清政府助讨噶尔丹，奏言：“今噶尔丹兴兵攻我，事势危急，我兵虽少，且与噶尔丹一战决之，恐不能御，伏乞天朝发兵救援”。(63)
第四，土谢图汗抗俄态度坚决，噶尔丹突袭之时，正在与之作战，故危难之际也不可能投俄罗斯。
总之，喀尔喀遇难便向清政府求援，而后南来，是由于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喀尔喀就与清建立了“九白之贡”的臣属关系，故张鹏翮在《奉使俄罗斯行程录》中称之为“塞外雄藩，地大人众，在中国习闻之矣”。其为“塞外雄藩”已是众人共知，年代久远，这就表明，喀尔喀之所以南来，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进一步发展的必然。
（六）、喀尔喀溃败后康熙再次调解的失败
从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初至八月的两个月时间内，噶尔丹军狼奔豕突，横扫漠北。哲卜尊丹巴和土谢图汗率溃败的喀尔喀部众南来，进入苏尼特卡伦内外，为防噶尔丹追袭，内蒙沿线吃紧。康熙根据噶尔丹骑兵飘忽不定，奔袭作战的特点，命令内蒙沿线加强戒备。张诚写道：“陛下命令，从辽东至长城之末的全部臣属于他的蒙古王爷都拿起武器，在边境上安营驻守。另外还派了部分御林军，在一些王爷的统率之下，开往长城一线的重要山口之外，准备挫败厄鲁特人的进犯，如果他们胆敢进犯中国的话”。(64)哲卜尊丹巴等所在地苏尼特卡伦内外，是防卫的重点，张诚看到：“由于厄鲁特人与喀尔喀人之间的战争，陛下已经将这里的人全部武装起来了”。(65)侍郎温达奉命率兵一千五百，以二百护卫哲卜尊丹巴，一千三百人往戍瀚海，以备噶尔丹追兵。哲卜尊丹巴深为感激，奏言：“圣上向来恤我，感刻五内，我亦仗天朝以自存。今又蒙如此洪恩，何能酬报，惟有旦夕颂祝而已”。(66)为了确保苏尼特防备无虞，康熙又命安亲王岳乐、简亲王喇布（二人均为平定三藩之主帅），各率军赴苏尼特卡伦驻防。七月，康熙巡行边外，八月，在苏尼特巴颜沟接见由喀尔喀返回的中国使团钦差索额图等及翻译张诚、徐日升，询问消息。
九月，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率喀尔喀部众向清政府请降，形势因之一变。噶尔丹倘若肆无忌惮穷追此二人，必将进入内蒙，清廷自然不能坐视。狡诈过人的噶尔丹，一时尚不能贸然南犯，而又必欲得哲卜尊丹巴与土谢图汗，于是施展伎俩与康熙周旋，康熙则籍此进行调解，希望噶尔丹能“罢兵修好”，喀尔喀能返回故土。
康熙命侍卫阿南达、喇麻商南多尔济前往噶尔丹处。噶尔丹对二人说：“（清使）谕我以礼法，我甚喜悦，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声称自己是中华皇帝的臣属，并以贸易事相请，以示善意。同时，又竭力为自己残破喀尔喀辩护，说：“今若灭此，想中华皇帝与达赖喇嘛之心，亦得安矣”。(67)噶尔丹貌似恭顺，实则阳奉阴违。康熙决定不放弃再一次调解的可能，敕谕达赖喇嘛派一高僧与清廷所遣大臣，召集噶尔丹与土谢图汗等“大集会阅”，由土谢图汗自陈其过，“永议和好”。土谢图汗以难与噶尔丹亲会自陈。康熙体谅其苦衷，想出一折衷办法，一面敕谕噶尔丹，“将土谢图汗背盟兴戎之过，一一申明”。一面命达赖遣使告噶尔丹，令其息战罢兵。康熙在给达赖的敕谕中说，由于土谢图汗袭杀扎萨克图汗，又杀噶尔丹之弟多尔济扎卜，因而两部兴兵，“朕不以之责噶尔丹也”。如今喀尔喀已请降，已予收养，“朕欲使厄鲁特、喀尔喀，尽释前怨，仍前和协，各守地方，休兵罢战”，(68)望达赖遣使往谕。在给噶尔丹的敕谕中，康熙明白指出，两部战争“其过在喀尔喀，不在尔也”。“朕欲尔等解释前仇，互市贸易，安居辑睦，永息战争。”(69)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一等待卫阿南达前往噶尔丹处颁给敕谕。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八月初七日，阿尔尼一行抵达噶尔丹驻地。噶尔丹仔细询问哲卜尊丹巴现住何处，又反复盘问与俄国谈判的中国使团为何带兵至喀尔喀境？屏人于其庐帐中告阿尔尼曰：必得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前此再三陈奏，为此两人耳！”阿尔尼婉言相劝，说：“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等，穷迫亡命来归（清廷）。……圣上明鉴，久已晰彼之曲，谅尔之直，始降敕书，谕止战争，仍旧和好，尔又何必屡以此事为言耶！”(70)越日，噶尔丹遣大将丹济喇告阿尔尼曰，达赖喇嘛使者与伊拉古克三、商南多尔济（此二人为康熙派往达赖处谕达赖遣使噶尔丹）将至，“如达赖喇嘛所言之事，若与敕谕相同，我自无他说也”。(71)然而，达赖与执政的第巴偏徇噶尔丹，与康熙之旨意相悖，遣使者至京密奏：“达赖喇嘛令奏圣上，但擒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畀噶尔丹，则有利于生灵。此两人身命，我当保之”。(72)康熙断然不允，说：“擒二人而畀噶尔丹，是偏于一家矣！”(73)由于达赖的支持，或早有默契，噶尔丹拒不奉诏。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噶尔丹又复肆掠喀尔喀地区，气焰嚣张，漠北形势再度紧急，战争大火因之燎原。
（七）、乌兰布通之战
康熙尽力调解、息兵止战的努力，因噶尔丹一意孤行而无法实现。事实使康熙认识到：“噶尔丹者，赋性凶残，中怀狡诈，残害其兄弟，兼并四邻，吞食邻封，其势日张，其志益侈”。(74)“朕因知此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不致殒命不止，岂容泛视！”(75)与沙俄支持下的民族分裂势力噶尔丹的斗争，其内涵已然不是仅仅局限于边疆地区，噶尔丹之“大志”将是问鼎中原，同康熙一决高低，故康熙说：“深念此寇断宜速灭”。(76)然而，康熙也深知，噶尔丹所部乃百战精锐，对手是“习于战斗之劲寇”，不能轻敌，因之，当噶尔丹将战火引向内蒙时，康熙决计亲征。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噶尔丹由科布多起兵，再掠喀尔喀、喀尔喀拖多额尔德尼台吉为其所败。四月，噶尔丹于巴颜乌兰诵经三日，进行战斗动员，率万余骑沿克鲁伦河而下，掠昆都伦博硕克图，再掠车臣汗部众。车臣汗纳木扎尔，集众于近内蒙的古尔斑哈达，康熙命待郎温达率兵四千往会。
正当噶尔丹东掠喀尔喀之时，其侄策妄阿拉卜坦渐徙入其故巢，占据伊犁地区，叔侄二人矛盾激化。原来，当策妄父僧格被车臣、卓特巴图尔杀害时，策妄年幼。噶尔丹杀车臣攫取汗位后，曾将已许配给策妄的噶尔旦木巴之女阿海（噶尔丹妻阿奴之妹），“噶尔丹自取之”。(77)将策妄之未婚妻霸占。噶尔丹又虑策妄兄弟成年后，对自己汗位构成威胁，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杀策妄弟索诺木阿拉布坦，策妄“率兵五千而逃”。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策妄乘噶尔丹东掠喀尔喀，潜袭科布多，掠其牲畜，噶尔丹所属，多逃归策妄。康熙闻知二人交恶，于四月命侍读学士前往敕谕策妄，颁赐物，命将“尔等交恶之由，明告使臣，毋隐”。(78)欲利用二人的矛盾，断噶尔丹之后路。策妄则希望有清军的力量灭噶尔丹，自己能继汗位，得敕书，大为振奋，派人贡方物，“奏与噶尔丹交恶始末”。(79)但因交通不便，其使臣至京已是翌年（康熙三十年）二月，在此之前，噶尔丹已向内蒙进逼。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理藩院尚书自科尔沁姚赖河（姚儿河）奏报：“噶尔丹于五月初二，率兵渡乌扎尔河，将击昆都伦博硕克图、车臣汗及土谢图汗。其兵四营，号四万，实不过三万耳。又将请兵于俄罗斯，会攻喀尔喀”。(80)噶尔丹大军南下，形势剧变，科尔沁草原形势尤为紧急。康熙命科尔沁等部蒙古王公率兵同禁兵速赴阿喇尼军前。同时，在外交上采取行动，召索额图谕曰：汝曾至尼布楚，俄国人认识汝，可晓谕在京俄使吉里古里、伊法尼齐等，噶尔丹因迫于内乱（指与策妄的矛盾），食尽无归，内向行窃，今扬言会同俄罗斯国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盟誓而开兵端也。”(81)康熙向俄使明确指出，不得助兵噶尔丹，否则是“负盟誓”，——违背年前（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挑起兵端。索额图当天命张诚将致沙俄尼布楚总督信函译成拉丁文，要求俄使携信函立即驰驿回尼布楚。索额图在致沙俄尼布楚总督的信函中说：“此间探悉厄鲁特国王（噶尔丹）向俄国求援，为此函达俄国，切勿堕入厄鲁特王奸计，为他败定所牵累”。(82)由于康熙和清政府及时警告沙俄当局，而沙俄当局也碍于刚刚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因而不敢明目张胆派兵助噶尔丹，但却派出使者赴噶尔丹军，怂恿其扩大战乱。
五月二十九日，阿喇尼有关噶尔丹日益向南逼近的奏报至，请命阿南达等速率军携炮赴其驻地。康熙立即命“星驰赴阿尔尼军”。六月初，派往噶尔丹处的喇嘛商南多尔济奏至，他曾“见厄鲁特与俄罗斯使同行，厄鲁特言已请兵二万于俄罗斯矣。俄罗斯使曰：‘请则有之，允发则未也’”。(83)六月十九，阿喇尼奏报再至，言噶尔丹已逾呼伦贝尔草原向南深入，阿喇尼率军前往呼伦贝尔南防御，伺机而行。在阿喇尼奏报未到之前，即六月十四日，噶尔丹声称追击土谢图汁与哲卜尊丹巴，已深入乌珠穆秦，大掠人畜。贝勒博木布遣人往见噶尔丹弟憨都台吉，被送至噶尔丹处，噶尔丹仍狡称：“我攻我仇喀尔喀耳，不敢犯中华界。闻尚书阿喇尼，率兵而北，何故？”严词询问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车臣汗三人现在何处。(84)噶尔丹来势汹汹，肆无忌惮进军内蒙，康熙下令亲征，谕兵部：“噶尔丹追喀尔喀，已入汛界，朕将亲征视师”。(85)议政王大臣详议有关出征事宜以闻。
噶尔丹掠乌珠穆秦，而尚书阿喇尼往戌呼伦贝尔南，反在其后，闻噶尔丹已向乌尔会河（今芦河），于是率兵追蹑其后。六月二十日，阿喇尼追及噶尔丹军，侦知“厄鲁特兵二万余，掠乌珠穆秦男女牲畜辎重，徐行，溯水（乌尔会河）上流游牧”。不待康熙命令，急功进战，于二十日“分兵二队，乘夜往袭”。二十一黎明，阿喇尼选蒙古勇士二百余人向噶尔丹发起攻击，又令喀尔喀兵五百往夺噶尔丹所劫人畜财物。内蒙各部闻命大乱，争先恐后夺取子女牲畜，阿喇尼军阵一片混乱，不能制止，尚未与噶尔丹接战就不得不下令退军。噶尔丹立即分军为两翼阵而立。清军重整队伍前进，噶尔丹军发鸟枪击退清军进攻，左右两翼发起反击，阿喇尼军大败，退驻鄂尔招伊图。(86)
噶尔丹之所以敢于歼击清军，是由于有沙俄的支持。经清政府警告沙俄当局，俄国虽未派兵助噶尔丹，却派出格里戈里·基比列夫等前往噶尔丹处（前引喇嘛商南多尔济曾在噶尔丹军中见到他们）。戈洛文在给基比列夫的训令中指示：噶尔丹应“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前去攻击敌人，悉心进行军事搜索”。并将军事行动进展情况及时向戈洛文报告，“以便从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涅尔琴斯克及其他城堡对这些敌对的蒙古人进行军事搜索”。至于噶尔丹要求两军会同作战，戈洛文表示“由于相距甚远，实不可能”。(87)乌尔会河战斗一开始，噶尔丹便“带上俄国使者去‘观战作证’”。让俄使亲见他是如何敢于同中国皇帝的军队交锋，而基比列夫则大肆吹捧噶尔丹军的勇猛善战，说：“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88)
乌尔会河初战，清军失利，形势更趋紧张。噶尔丹因获胜气焰更炽，自以为所向无敌，深入乌珠穆秦，横行肆掠。康熙急调各路大军迎敌，为羁糜噶尔丹不使其逸去，待各路军兵齐集合围歼击，康熙遣理藩院即中满丕等前往告噶尔丹，尚书阿喇尼不请旨而战，非本朝意。皇上已令蒙古诸扎萨克勿再击汝。“汝（噶尔丹）言与中华同一轨道，我但索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而已，至边之内，不敢纤芥犯。而我尚书阿喇尼等剧加以兵，甚为过当，其以此晓谕之”。(89)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七月初二日，康熙任命其兄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副之，率清军主力出古北口。命其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和硕简亲王雅布、多罗信郡王鄂扎副之，率军出喜峰口。重臣大臣皆从军，参赞军务。康熙发布军令，严申军纪，虽王贝勒贝子公大臣，违者决不稍贷；统兵将领对敌之时，务必奋勇杀敌，兵部刊布晓谕全军。
七月初六日，抚远大将军福全率师启行，在太和殿举行隆重的出师典仪。康熙临太和门，大学士伊桑阿捧敕、大学士阿兰泰捧印，授予福全。敕曰：“厄鲁特噶尔丹，阳顺阴违，反侵我部属，掠乌珠穆秦四佐领，兹因发大兵，声罪致讨。……务将厄鲁特歼剿廓清，安静边围，斯称委任”。福全跪受敕毕，率队启行。康熙送至东直门外，又赐福全手书《命裕亲王帅师征厄鲁特》诗，希望清军马到成功，“遐荒安一体，归奏慰予情”。(90)
福全一军出古北口后，从宽城、平泉、滦平一线向北挺进。常宁一军出喜峰口沿青龙河、滦河向北运动。时噶尔丹步步向南逼进，为遏其南下之路，康熙命福全全军疾赴巴林，命各军齐集巴林，归福全指挥。
七月十四日，康熙率禁军启行，继福全之后，出古北口，亲临视师，“以躬近行间，便指示也”(91)七月二十日，康熙前进至青城。其时，只索额图一军至巴林，各路清军尚未齐集，而善于用兵的噶尔丹“狡诈多端，踪迹难定”，已南下至和尔图，巴林反在其后。康熙急令诸军疾驰赴会大将军福全。恭亲王常宁所率清军又一主力为右翼，“右翼兵遇贼乌珠穆秦，战复不利，收军。”(92)噶尔丹再败安北大将军常宁，更是不可一世，遣使告驻军于木西峡的内大臣阿密达，闻清军诸路兵云集，且尚有在途中未至者，大言曰：“今虽临以十万大众，亦何惧之有！”(93)藐视清军不堪一击。这是噶尔丹一生战争生涯发展的顶点，而其嚣张之态更盛，他再一次遣使告阿密达曰：“圣上（康熙）君南方，我长北方。我与中华一道同轨……今讲信修好，宜遣之来议，否则亦当遣尊于（一等待卫）阿南达者”。(94)时康熙为羁糜噶尔丹，不使其逃逸，以利围歼，表示与之谈判修好。噶尔丹提出的条件是南北分治，——康熙君南方，而由他雄长北方，公然要分裂祖国，而且气势凌人，要清廷派出大员与之谈判。
时福全率大军驻于土尔埂伊扎尔之地（今克什克腾旗与围场县交界的土力根河，又名四道河），前有乌兰布通（蒙语，意为红山）。这里是出古北口赴巴林、乌珠穆秦必经之地，南距北京七百里。福全集重兵于此，以控扼噶尔丹南下要道。七月二十四日，康熙前进至波罗河屯（今隆化县城），距福军约三百里。
噶尔丹率军向南进逼，与福全相距约四十里。福全与其副皇长子允禔秉承康熙不使噶尔丹逃逸而羁縻之，以便实现一举围歼之决策，致书噶尔丹云：“我与汝协护黄教，和好有年。今汝追喀尔喀，入我汛界，圣上特命我等，论决此事，永久和好。今汝使人，言我汗已敬尊达赖喇嘛之谕。夫讲信修好，所关重大，此役既就，则一切皆宜矣。今将于何地会议，以决大事？”(95)噶尔丹非等闲之辈，他一面拜佛诵经，准备大战，一面又与福全虚与委坨，“以书问王（福全）与皇子（允禔）内大臣安”。坚持“以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畀我”，寸步不让。达赖所遣往噶尔丹处的济隆活佛则支持噶尔丹，说：“达赖喇嘛所以遣我者，为圣上与噶尔丹向来和好，急欲定此大事，以早复命耳。此事非王及皇子内大臣亲身就我，或我亲身来面议，不能定也”。(96)噶尔丹与济隆活佛使者往返于清营，真实意图在窥探清军虚实，故“来人行状，甚觉怆皇，有窥探大军意。”噶尔丹军已集结于乌兰滚一带，“觅山林深堑，倚险结营，又闻其祭旗诵经”，(97)进行战前动员。
大战迫在眉睫。然而，不巧的是康熙于此时染病。本来，七月十六日，康熙至鞍匠营，“御体违和”，已感不适，仍抱病力疾前进。二十日至波罗和屯，病情加重，更因天炎热，行幄蒸暑，高烧不退，夜不能寐，心烦意躁。扈从诸臣甚惶惧，齐集行幄前，深夜不敢离去。二十二日黎明，诸大臣、待卫环跪于行幄，恳请皇帝回銮调摄，“以养圣躬”。康熙不允，诸臣长跪不起，康熙垂涕而语众人曰：“朕来此地，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躬抱疾，实难支撑，不获灭此贼，甚为可恨！”(98)叹息唏嘘，泪流满面，于是下令回銮。二十四日，康熙驻鹰庄停留，希望病情能好转，至二十七日，仍不见好转，始徐徐返京。此时前线形势紧迫，福全拟将清军分为三队出战，请示奏报。康熙任命各领队将领，谕令“军机事宜，不时奏闻”。康熙与前线联系的驿马来往飞驰，大量军用物资沿着运输线日夜送往前线，人喧马腾，昼夜不绝。
七月二十九日，噶尔丹沿萨里克河而进，于乌兰布通结阵，与清军对峙。清军“凡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阔二十里，首尾联络，屹立如山”。福全令各营掘濠筑垒，戒严防御。(99)
乌兰布通，是一赭色山峦。当年，这里林木葱葱，山前有小河环绕。噶尔丹凭借有利地形，“贼骑十万（实为二万余），依山阻水”，连营列阵。八月初一日，清军统帅福全号令三军整列队伍。黎明，清军迎敌出击，日中，两军相接。为防噶尔丹骑兵冲击，清军设鹿角，排列枪炮，列兵徐进。噶尔丹军以成千上万的骆驼，缚其足，卧于树林中，驼背置箱垛，蒙以湿毯，环列如栅，号曰“驼城”。(100)士卒则伏于箱垛隙处，施放枪铳弓箭，兼用钩矛，以阻清军接近，欲俟挫清军锐气之后，再以骑兵反击。未时，清军发起进攻。由于敌军驼城结阵严密，且有林木掩护，前又阻于河，清军先隔河施放枪炮，轰击驼城，随即步兵发起攻击。噶尔丹军铳矢齐发，猛烈还击，清军正面攻击被阻于河。达赖使者济隆活佛张盖于山顶观战，为噶尔丹助阵。(101)战至黄昏，清军未能克敌制胜，国舅都统佟国纲与其弟国维率左翼兵投入战斗。佟国纲率火器营，沿河击进，临阵激励所部曰：“今正男子扬名报国之秋！我与若父子兄弟也，我不敢爱身而先之，尔曹其勉旃！”(102)身先士卒冲击驼城。敌军以密集鸟枪和俄国滑镗枪迎击，佟国纲不幸被击中，殁于阵，“他是被敌人滑镗枪打死的”。(103)噶尔丹军猛烈反击，使某些清军将领胆落。如“原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善射，且相貌魁伟。善于管辖兵马。乌兰布通之战，则彼大惧，故推受暑下马。其家人俱愤曰：‘身为二品大臣，如此临阵退怯，归去何颜见他人也！’扶之上马。色格印后下马，卧于草内，及回营，犹战栗不已，身披甲胄，蒙被达旦”。(104)
当佟国纲率部沿河跃进敌军集中兵力抗击之时，佟国维分领的左翼兵由山腰疾驰冲入敌阵，噶尔丹军被分割为二，死伤惨重。清军右翼乘时进击，欲与左翼合，全歼敌军，但被阻于河岩泥淖，只得退回原处立阵，噶尔丹军因之逃脱了被歼的厄运。此时天已晚，清军不得不收兵。清军获得胜利，立即奏报。八月初三，康熙回銮至石匣，得报“不胜欣悦”，焚香谢天，传旨嘉奖，命福全“此后当何以穷其根株，平其余党，熟筹始末，一举永靖，勿留余孽，尔等其详议以闻”。(105)
然而，福全却未能贯彻康熙歼灭噶尔丹的作战意图。在八月初一日击败噶尔丹之后，第二天却未组织兵力乘胜进击。初二日，福全“见噶尔丹所据险恶坚壁抗拒，”而首战又失都统佟国纲，将领中因战斗激烈有丧魂落魄者，于是命令“将士暂息”，噶尔丹得以喘息，遣人告福全曰，一二日内当遣济隆活佛前来讲礼修好，以缓清军。噶尔丹于当晚乘夜越西拉木伦河逃回科布多，沿途大肆掠牛羊马以万计，又烧荒以阻追击。初四日，清军已停止战斗三日，济隆活佛始姗姗来到清营，重申噶尔丹要求将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交达赖处置。并说：“余曾语噶尔丹，汝既求以礼修好，不当逼处，宜远驻以待，故使回就水草之地相候”。掩饰噶尔丹已远逸。福全始知已堕噶尔丹缓兵之计，济隆活佛之来实“稽我行事”。然而却一误再误。福全问济隆：“汝往来行说，能保噶尔丹不乘间奔逸，掠我人民乎”？济隆指天发誓，保证噶尔丹“不敢远行”，“断不远去”，“必待我也”。福全又一次轻信其言，给各路领兵大臣发印文一通，如遇噶尔丹移驻，“暂止追击”。(106)这纸命令使噶尔丹死里逃生。当噶尔丹率部分军队奔逃，过盛京、乌拉、科尔沁军营，因有“暂止追击”之命，竟不邀击，纵之使去，“如使苏尔达等邀击之，噶尔丹就擒矣”。(107)
康熙在古北口得报，知福全纵噶尔丹使去，大为震怒，命议政王大臣集议，众议：“大将军王等，既大败厄鲁特，乃不即行剿灭，明知济隆所说，以误我军，而听之，岂不坐失事机；请敕大将军王等，作速追剿”。康熙谕福全：“大将军王与皇子，失误机宜，众大臣不正言抗阻，军律甚明，归时断不姑宽”。严令迅速追剿，但这已是马后炮，噶尔丹已然远去，追之不及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说：“向使诸王大臣同心协力，禀成谕旨，奋迅穷追，何难克期扫荡，以成一劳永逸之功。而乃误失机宜，致使逋寇稽诛，复烦圣主数年之宵旰”。(108)康熙因此不得不第二次，第三次亲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一战，噶尔丹主力损失殆尽。翌年，康熙行兵宁夏，清军分路搜索噶尔丹于大漠，噶尔丹途穷道尽，康熙多次谕其归降，“尽宥其前罪”。一代枭雄噶尔丹始终不屈，闻劝降之语，“噶尔丹默无一言”。(109)最后仰药自杀了。“噶尔丹身材高大，脸很瘦，看来约五十岁”。(110)这是噶尔丹死的前一年（康熙三十五年）亲见他的人对其状貌的描述。噶尔丹生于顺治元年或二年（1644-1645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死时，约五十二、三岁，比康熙年长约十岁。
注释：
①《清圣祖实录》，卷70，第20页。
②《清圣祖实录》，卷69，第20页。
③《清圣祖实录》，卷70，第20页。
④《清圣祖实录》，卷76，第2页。
⑤《清圣祖实录》，第72，第15页。
⑥《清圣祖实录》，卷72，第22页。
⑦《清圣祖实录》，卷72，第23页。
⑧《清圣祖实录》，卷83，第19页。
⑨《清圣祖实录》，卷83，第19页。
⑩《清圣祖实录》，卷76，第3页。
(11)梁玢：《西陲今略》卷7，《噶尔丹传》。
(12)佐口透：《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第111页。
(13)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
(14)《清圣祖实录》，卷84，第4-5页。
(15)《清圣祖实录》，卷84，第5页。
(16)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勘定回疆记》，第169页，中华书局版。
(17)转引自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第74页。
(18)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勘定回疆记》，第169页，中华书局版。
(19)龚柴：《天山南北路考略》。
(20)《西域图志》卷39，《风俗》。
(21)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勘定回疆记》，第167页。
(22)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准噶尔荡平叙略》。
(23)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20页。
(24)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48页。
(25)加恩：《彼得大帝时期俄中关系》，第132页。
(26)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49页。
(27)转引自《厄鲁特蒙古史论集》第98页。
(28)梁玢：《西陲今略》卷7，《嘎尔丹传》。
(2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第5页。
(3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第8页。
(31)《清圣祖实录》卷103，第13-16页。
(32)《清圣祖实录》，卷103，第16-17页。
(33)《清圣祖实录》，卷111，第13-16页。
(3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第25-26页。
(3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第14-15页。
(3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第2页。
(3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第6页。
(3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第19页。
(3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第25页。
(4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第26页。
(4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3，第26页。
(4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5-6页。
(4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6-7页。
(4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7页。
(4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8页。
(46)《清圣祖实录》卷131，第10页。
(4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88页。
(4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223、222页。
(4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307页。
(50)《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360页。
(5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621页。
(52)米亚斯尼科夫：《满人入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30页。
(53)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
(54)钱良择：《出塞纪略》。
(55)《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辑，第120-125页。
(56)《清圣祖实录》卷135，第25页。
(5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19页。
(5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20-21页。
(5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15-16页。
(6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31-32页。
(6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38页。
(6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19页。
(6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32-33页。
(64)《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辑，第137页。
(65)《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辑，第152页。
(6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第30页。
(6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5，第14页。《清圣祖实录》卷137，第25页。
(68)《清圣祖实录》卷139，第8页。
(6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140，第26-27页。
(70)《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142，第25页。
(7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142，第25页。
(72)《清圣祖实录》，卷143，第11-13页。
(7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卷142，第25页。
(74)康熙：《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75)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
(76)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
(77)《清圣祖实录》卷184，第17-18页。
(78)《清圣祖实录》，卷145，第11页。
(79)《清圣祖实录》，卷150，第9页。
(80)《清圣祖实录》卷146，第6-7页。
(81)《清圣祖实录》，卷146，第8页。
(82)《张诚日记》，第87页。
(8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6，第33页。
(84)《清圣祖实录》，卷146，第18-19页。
(85)《清圣祖实录》，卷146，第17页。
(86)《清圣祖实录》，卷146，第24-25页。
(8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628页。
(88)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81页。
(89)《清圣祖实录》，卷146，第26页。
(90)王宏钓、刘如仲：《准尔的历史与文物》，图片6。
(91)《清圣祖实录》卷147，第16页。
(92)魏源：《圣武记》卷3《圣祖亲征噶尔丹记》。
(93)《清圣祖实录》，卷147，第17页。
(9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7，第34-35页。
(95)《清圣祖实录》卷147，第25页。
(96)《清圣祖实录》，卷148，第1-2页。
(97)《清圣祖实录》，卷148，第2页。
(98)《清圣祖实录》，卷148，第23页。
(99)张宸：《内大臣马思哈出师塞北纪程》。见《圣武记》卷3《康熙亲征尔丹记》附录。
(100)张穆：《蒙古游牧记》、《翁牛特部》注。
(10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11，第23页。
(102)钱大昕：《内大臣一等公谥忠勇佟公国纲传》、《碑传记》卷120。
(103)《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15页，注(1)。
(104)《清圣祖实录》卷235，第10页。
(105)乌兰布通战斗过程，系据《清圣祖实录》卷148，第2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8，第2-3页；张穆《蒙古游牧记》卷3；《翁中特》注。
(10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8，第5-7页、《清圣祖实录》卷148，第3-5页。
(107)《清圣祖实录》卷149，第20页。
(10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8，第8-9页。
(109)《清圣祖实录》，卷181，第26页。
(110)《张诚日记》第6集，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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