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西方文论的魅力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现当代论文,魅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西方文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学说林立，流派纷呈，旌旗漫卷，变幻神速。一种观念问世之后，旋即被另类样式的文论思想和批评模式所取代，先行者们的建树不断被后继者们的创新所置换，像“走马灯”和“万花筒”那样复杂多变和丰富多彩。从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现代主义、新人本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其中，所谓“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和“历史转向”都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这些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资源，适应着当代中国的需要，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涌入中国，对中国文坛的理论创新起到了策动、催生和触发的正面作用，从文艺创作、文艺观念、批评模式到社会文化研究思潮都发生了多层面、立体式和全方位的带有激发性和原创性的积极影响。大江奔涌，难免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现当代西方文论，从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到价值取向都是带有复杂的双重性和两面性的。对其中的宝藏和劣质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鉴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厘清其中的魅力与局限，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本着“以我为主”、“和而不同”和“择善而从”的原则，拿来有意义的思想成分，去掉无价值的精神杂质，对正确选择、阐释和评价现当代西方文论资源，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的新建与重塑，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本质
（一）关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至今仍然是解释历史发展的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福山所宣扬的“历史终结论”和卡尔·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所宣扬的“反历史决定论”，都歪曲了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可以说，是利用被僵化和教条化的庸俗社会学和庸俗政治学作为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口实，把历史唯物主义丑化为机械的线性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历史是有规律的，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时间、空间、态势、关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作用，并以此决定国情定位以及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认同。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简单的目的论和线性的历史观是没有根据的。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把历史结构理解为“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更加丰富和深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先进性和生命力的历史理论。
西方的一些片面和浅层的历史理论反对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历史的重要事件和宏伟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必然反映到作家的头脑和作品的叙述中。诚然，新历史主义理论是有积极作用的，新历史主义力图打破形式主义和传统历史主义的双重局限，重建文本与历史的关联。它对历史的非人性现象的批判，对生活的荒诞性的指控是宜人的。有的学者把新历史主义理解为运用诗学手段对文本实施历史、政治、经济的综合研究，通过符号系统，释放历史意蕴和人格精神。显然，这种跨学科性质的文化诗学，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仿佛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历史—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重视。新历史主义弥补了被主流历史边缘化或被遗忘的角落，有利于凸现弱势群体的历史地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推翻、消解、改写和重塑了传统的官方史学所记载和叙述的迷误和谬解，从而使正史变得更加真实可信。同时，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边缘批评，不满主流社会的权力控制，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种族、阶级、性别问题，从语言层面发出反叛的不和谐音，对忽视和消解价值观追求和价值判断的形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矫正和进步。其中，如巴赫金关于历史与文本互动关系的对话理论，格林布拉特从文艺复兴研究中发掘出来的阶级主题对福柯的文本权力思想的确证；进而言之，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詹姆逊的政治阐释和“政治无意识”理论，以及克莉斯蒂娃的身体符号学理论和肖瓦尔特等人为争取政治经济利益而展开的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都表现出对传统的以理性主义为支撑的“父权中心主义”的批判，都应当加以肯定。
这一切表明，新历史主义关注边缘族群，富于批判精神。事实上，各式各样的历史批判和政治批判理论，都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反叛非人的官方历史的人文精神。而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因此，恩格斯主张用美学观点研究文学现象的同时，也提倡用史学观点观察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艺观念和文艺理论总会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内容、历史意识和历史方法，因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新历史主义企图通过“互文性”的理论，用文本史解释真实的历史无疑也是有局限性的。后结构主义忽视对历史的实证研究，用意志追求反对解释历史的权力话语功能，同样带有被夸大了的主观随意性。解释学的“视野融合理论”尽管考虑到历史诠释的当代性因素，但这种融合仍然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文学研究和对文学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个带有时尚性的对文学的历史经典的批判，通过对官方历史的压抑性和排他性的批判来解构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以达到“去权威性”和“去同一性”、“去示范化”和“去经典化”的目的。而对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历史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不加鉴别地扫荡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精华，追求文化的世俗化和低俗化，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有的学者认为，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混淆了虚构的文本和实在的历史的界限，不只是新历史主义具有改写历史的功能，传统的历史主义同样如此。一旦有新的文物古迹发现，旧的历史随即就被重塑和改写。然而，历史主要是纪实史，或总是有纪实的成分，因此历史绝不能等同于文学虚构。①
尽管新历史主义强调了历史的当代性，但这种社会文化思潮的要害是用“叙述”取代“史实”，用文字的历史取代真实存在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用“文献的历史”取代“现实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派”时这样写道：“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像所有德国的思想家一样经常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他们把自己的始终非常丰富的幻想和现实等量齐观，以此来掩饰他们在现实的历史上曾经扮演过的可怜的角色。”②马克思、恩格斯还在论述唯物史观时特别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得出下列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因而，“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③
（二）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特别强调体现一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和政治倾向。现当代西方的和中国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关系极其复杂，有的是补充的，有的是修正的，有的则是颠覆性的。我们主张应当对现当代西方各种形态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鉴别和选择，吸取其中合理的思想成分，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诸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探索，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对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皮亚杰的发生学理论的承接和发展，马尔库塞的“新感性”主体的意识形态理论，伊格尔顿的审美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后结构主义脱胎而出的解构主义，特别是德里达建立在解构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既有补充和丰富，又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消解和改写。解构主义哲学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这对反叛僵化的理性，具有正面的批判作用，同时对正常的合理的理性又表现出消解的意向，因而具有负面的颠覆作用。艾布拉姆斯从人本主义观点和立场出发，对解构主义理论有所质疑。按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对作家和创作的制约来实现对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研究，而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有解释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复杂机制的一面，但主要是图谋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策略和途经。阿多诺的反同一性思维、阿尔都塞关于“想象性关系”的理论、葛兰西关于文化研究霸权的理论、福柯关于权力／话语共生现象的理论、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伊格尔顿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都从不同层面揭示出艺术表现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倾向。生活在社会思想关系中的创作主体、批评主体和研究主体所发挥出来的意识形态功能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意识形态论者可划分为两种或多种阵容和营垒，充满着或隐或显的、温和的和激烈的支配和反支配、合理性和“去合理性”、合法性和“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倾向。我们要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具体性相统一的理念，对一定历史条件的意识形态，不管是主流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抑或是大众的意识形态，都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这里涉及对待和确定意识形态的身份和差异问题。作为维护和坚守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遭遇到不同身份的他者，如不同的性别、种族、阶级、身体和政治倾向的冲击的分化，造成存在与解释的多元化。事实上，意识形态已经从“总体性”的权威性走向“差异性”的合法化，对身份的多层面研究，形成了多样的、多维的和多种形态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复杂多变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
（三）关于文学与人的关系的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非常重视对人权问题的抗争。当时的西方社会，人们面对和承受着工业机器和战争机器的折磨和碾压，表现出个体内心的激烈反叛。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所宣扬的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特别是对人的异化状态的抨击，都表现出对统治的抗议和控诉。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理论，力图摆脱人的残酷的异化状态，关注自我，构想出一套自我设计、保全自我、满足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方剂，力图求得个体心灵上的自由。尽管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毕竟体现出逃避现实和拯救自我的努力。西方现当代内向化和主体化的人本主义以及拓展和发掘人的心理功能的理论和学说，诸如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精神心理学关于人的意识结构的理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和原型理论，直到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对人的心理结构、心理规律和功能做出了带有原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以人为本体的关于人的生态、生命、生存方式和生命意志的理论，诸如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强力意志理论，还有叔本华、柏格森直到海德格尔的生命哲学，尽管带有浪漫和幻想的性质，但也都表现出人们为了追求自由的生存和生命状态所进行的关涉到人的处境和命运的探究。另外，伴随着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人与自然的间性关系和生态理论，作为对生态危机的拯救，把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经历和承载着生命之旅。对人的跨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带有宏观性质的综合研究，表现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者之间的互渗。新人本主义理论，特别是存在主义的人学理论，用新人道主义来表现对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对抗；各式各样的新人本主义实际上宣告了非英雄、非崇高、非理想时代的开始，主张人的本质是非理性的，认为理性的人死了，主体死了。它们宣扬抽象的人、幻想的人、异化的人、软弱悲观的人的存在和命运。启蒙理性所呈现出来的如笛卡儿的自我反思的超验性的主体观和浪漫主义的天才理论，被后现代主义所消解，导致对主体理论的新的改写。人与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被淡出，人的主客体关系被模糊化、抽象化、空虚化乃至神秘化，人所面对的客观世界被遮蔽。人不再是具体的人、现实的人和生活在一定时代条件下的历史的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的科学解释被歪曲和篡改。这些不同形态的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都带有突出和明显的非理性主义特征。非理性主义成为这些新人本主义人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有驱动力和指向力的灵魂。
（四）关于文学与文本的理论
各式各样的文本主义理论实质上都是形式主义的。文本理论注重对作品、文本、结构、语言符号、叙述、接受、阐释、读者反应理论的探讨。文学研究开始由“作者中心论”向“作品中心论”转移。评论家认为，作者这个老上帝死了，读者成为新上帝。实际上，作家是第一创作主体，读者是第二创作主体。读者的活动不仅是认知活动，而且是审美活动，是富有想象力的人的生命活动，正是这种接受主体的生命力和想象力使作品的意义得到实现。接受能力是一种关于阅读的复合能力和整合能力，体现阅读主体对作品意义的发掘能力和建构能力。文本中心主义的代表性理论有：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雅各布森的结构诗学、瑞恰兹对日常语言和生活语言的区分、艾略特对传统阐释的强调和对创作天才的淡化、维姆萨特对“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的发现以及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的基本观点。新批评提出的“意图谬误”、巴赫金的“复调”和“对话理论”、巴尔特的“可写文本”、费什强调的“解释团体”、鲍曼宣称的理论家已经从“立法者变成解释者”，都标示着创作的主体性理论向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理论的转向，表现出“去作者的权威性、创造性和天才论”的企图，培育着创作主体和解释主体交互作用的主体间性。这关涉到文本与解析、创作与解释的关系，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创作和再创作的关系。从“作者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的转移是文学思想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各种视域、各种层面对文本结构和阅读过程的研究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对传统的文艺理论忽视文本研究起到了补充、丰富和深化的作用。文学意义的最终实现是通过对文本的阅读、接受和解释来实现的。然而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无疑是有缺欠、有局限的。结构主义把文本视为孤立的封闭的存在，割断了文本与创作主体和外部世界的关涉。这种研究路径和思维方式既把文本研究发展了，又把文本研究导向了极端。必须承认的是，外部世界作为创作的源泉，创作主体作为有思想情感的作家对形成文本的存在具有重要的规定性，文本的存在和所蕴涵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先在性和相对意义上的思想内涵的确定性和制约性。因此，应当寻求创作和解释这两大系列的“相适应性”和“关系的规定性”。解释应当是对创作和作品的内涵、意义、价值的丰富、深化、发掘和拓展，是合理的补充、修正和改写，而不是也不应当是主观随意性的消解和颠覆，从而使解释蜕变成与作者、创作、作品和文本全然无涉的另外的一种东西。只有在对象具有空白点、双重性、多义性、交叉性、模糊性、可分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文本空间中，才能产生多重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应当坚持真理的具体性、主导性和原则性相统一的解释的规范性。罗兰·巴特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反叛和转移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事件。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封闭的文本研究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须“打破语言的牢笼”。我们不仅要研究罗兰·巴特的符号结构主义理论及其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向，同时要注重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解释学批评的演进和变异、托多洛夫的结构主义叙述学理论、姚斯和伊瑟尔的接受理论、斯坦利·费什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各式各样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理论，包括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对结构主义范式转换的驱动。语言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向”意味着语言本质主义向语言非本质主义的过渡，从文学性理论，到文本理论、形式理论、叙事理论、风格理论、文体理论，都表现出从封闭的和自我指涉的文本理论向不确定的、未完成的、具有开放性和扩张性的文本范式的转型。语言的意义不仅与作者相关，同时与读者和批评家的阐释、理解、评价和权力／知识结构相关。它是从意义的单一本质论走向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的带有整合性质的间性关系的探讨。从“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到“读者中心论”，意义的获取和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释。文本的意义不是本然的、凝固不变的，因此必须实现从单一的意义理论向多义的多维的不确定的开放的意义理论的转变。解释的多元性有条件有约束地造成了意义的多元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家的解释和作家的创作行为是同样重要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带有双重性的文学理论现象。然而必须看到，接受理论、叙述理论、解释理论和读者反应理论的最大缺欠是排除和忽视了作者意图、时代背景、社会历史内容和思想深度对生成和延续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规定性和制约性。实际上作品和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不可能由阅读单方面决定，它作为一种精神的客观存在物，具有先在性、规范性和一定的确定性。读者的阅读可以深化、补充文本内容，也可对其修正和重写、消解和颠覆，但这都必须是有依据、有条件的，是不能随心所欲，胡乱解释的，否则，将产生歧义和误读。
（五）关于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理论
如果说“语言转向”把文学研究引入“内部规律”，那么“文化转向”和旋即而来的“历史转向”则把文学研究导向“外部规律”。对文学的外部规律研究的主要精神意向是从语言层面投入和介入历史。这是一种从语言和从对历史的语言表述出发的对历史的语言研究，而并不是通过语言和文本研究来正视和阐释史实。然而，即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提出的通过“否定性话语”的“颠覆模式”，培育大众的批判精神和革命意识，以图谋从精神层面达到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也只能说是一种带有批判精神的幻想情结。文化研究标志的是一种非精英化的文化批判精神。希利斯·米勒的文化研究对文学边界和文学版图的改写和冲击，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读和对文化转向资本和市场的批判，霍尔对文化的知识和权力的解读与对消费时代的传媒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推动，都以不同的语言和态度表现出对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联姻的不同见解。文化转向打破了“语言”的牢笼，走向了“人类学转向”，开始实现了从“文本”向“语境”的拓展，与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转折发生了深厚的感情层面的联系。
而当代中国学界对文学的文化研究可以说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产物。文化研究以跨学科姿态带着浓郁的政治色彩步入社会公共领域。这种情况尽管取得了大众的话语权力，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弱势群体的民主化的实施行为，但又可能造成对精英意识、理论创新、“现代性诉求”和“现代性反思”的弱化。有的学者还担心由此造成人文精神的蜕变与滑坡，文学批评的浮躁和文学经典的边缘化，主张从批判文化主体的沉沦入手，召唤人文精神，重建文化深度模式。④面对大众文化的泛化、平面化、感官化、私语化、欲望化、游戏化、世俗化、消费化、商品化和功利化，学者们的看法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对反本质主义的“矫枉过正”造成了“现实、精神和人的失落”；有的学者则认为“当代审美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相互融合，大大扩展了审美文化的内涵，其生活化、实用化、技术化、商品化及其与大众生命活动的同一性特征，宣示了审美文化向现实社会生活的功利性回归。这种回归不是美学的退步，而是美学的进步。”⑤不少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无边界的文化泛化现象正在创造着文化决定历史的神话。诚然，文化的创造性和先导力对推动历史的发展起到不可取代的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以人民为主体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从本质上说，不是文化决定社会的发展，而是社会决定文化的发展。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历史发展曾经走过认为经济发展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的弯路，忽视文化对促进历史发展的作用，现在又倒过来，把文化和泛文化说成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单纯的“文化决定论”的思想和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理念同样是不正确的。当代中国学者应当正确估量和准确把握文化对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历史发展的实际作用，既要考虑到多层次、多方面和多维度的大众文化需要，又要坚守人文本位，发扬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二、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功能
（一）脱离历史的人文诉求
以各式各样的新人本主义为代表的现当代西方的人文理论的实践，包括最有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和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论，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荒诞派戏剧、现代主义小说和意识流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异化的生命状态、存在方式以及人们的境况、前途和命运，都充满着对不正常的历史状态的无奈的低吟、诅咒、诉讼和反叛，表现出人文精神的非历史化和反历史意向，这样那样地反映出对历史的非人性化的否定和厌恶。这种理论探究和艺术实践无疑是正当的和正义的，但是这种人文诉求却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并不理解，西方现当代社会中的人与历史的矛盾，实质上并不在于历史本身。历史不是社会结构的抽象的存在物，任何情况下的历史都是具体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是历史的具体的人的关系史。因此抽象地非历史化和反历史化，或反对抽象的历史，都不会触及人的现实、具体的历史矛盾的实质，因而必须揭示人与历史的矛盾症结的秘密所在。人与历史的冲突，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压迫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对另外一些人的支配关系。而物与物的关系掩盖、表现着或者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和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改变历史，就必须改变上述那些因素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
（二）脱离民生的审美乌托邦情结
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20世纪后，这一传统又发生了明显的蜕变，富于幻想精神的浪漫主义和审美乌托邦情结逐渐在人文学术领域和文艺创作中占了上风。那种怯于正视现实，躲避社会和逃逸历史的倾向，把人们引向幻想和超越现实的精神世界，又与长期积淀于人心中的宗教情结相融通，形成一种痴迷而又盲目的信仰。既然现实生活中没有自由和寄托幻想的审美精神，便开辟出一条可以使灵魂得到飞升的逃路，让受伤而疲惫、痛苦和被压抑受磨难的心灵在虚假的审美乌托邦中得到安顿、抚慰和憩息。这种带有高级阿Q精神的心灵按摩是不能解决任何现实的人生和民生问题的。人们的生活需要幻想精神，但人们不能只靠幻想过日子，也不能只生活在幻想之中。通过幻想精神提升人的地位和尊严，实际上掩盖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屈辱和失败。海德格尔所追求的“澄明”境界和“诗意地栖居”，不但在艺术中很少呈现，而且对贫穷落后的一般老百姓也并无实际意义。
（三）脱离实践的批判精神
尽管西方的个别学者曾倡导过“个体实践”、“集团实践”，但他们的批评理论整体上多半侧重于精神实践层面。必须肯定的是，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相当可贵的，特别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下层族群和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向现代社会的统治者表现出的强烈的怀疑精神、解构精神、批判精神和抗争精神更是如此。然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应当考虑到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历史状态和现实情况，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情况是有所差异的，应当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正常发展时期和后工业社会时期这样三种不同的历史状态包括与人的不同关系，分别做出相应的和准确的历史评价。例如，对原始积累时期进行尖刻犀利批判的异化理论，究竟还在多大的程度上适合于已经改变了的当代高度发展的后工业社会，这是一个需要正视和研究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任何革命性的理论同样应当伴随着现实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在内的西方学者至少要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两面性，要看到生产力、启蒙现代性和科技理性的历史作用和对人既有益又有害的双重性。从总体和全局上看，应当肯定它们基本的、重要的、主导的方面是有益于人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的。尽管存在着生产、占有和分配上的特别悬殊的差异，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增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且使人们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尽管存在着压抑和伤害人的一面，但同时也提高、增强和延伸了人的智慧和能力。笼统地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滞启蒙理性的发展，同理，一概不加分析地反对科技理性的发展同样是片面的。关键在于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生产、占有和分配是否合理和适度，关键在于科技成果的转化是否是宜人和有助于人的能力的提升、智慧的增长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只看到越来越不重要的消极因素，忽视它们的日趋强劲的正面作用，是不妥当的。
况且，必须指出的是，西方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不是指向对西方社会和政治经济的批判和物质批判，而多是脱离实践的语言批判、舆论批判、精神批判、文化批判、感性欲望批判。知识、文化、语言、文本、作品、图像、结构、解构、叙述、接受、解释，编码，乃至欲望宣泄、意识指向、舆论动员、精神呼吁、道德说教、思想感召和灵魂救赎，都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和学术专长。他们显意识或下意识地把手中所掌握的这些东西功利化，把他们所擅长的本领夸大为具有神奇的救赎和改造世界的力量，妄图用文本权力取代政治权力，迷信和推崇语言暴力和文化暴力能够起到政治暴力和武装暴力那样的作用，这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三、对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综合分析
从西方思想发展史的宏大视域来看，西方现当代文化和文论思想的出现和表现形态好像分明是一种退却和转移。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恩格斯在评价易卜生的戏剧时曾把挪威的思想和小市民性格同德国的思想和小市民性格进行过比较分析，指出挪威的思想力量是强大的，它的人民的性格拥有一种“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而当时德国的思想是软弱的，它的市民的性格“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德国的这种思想力量和人的性格，不仅与挪威人的思想和性格“有天壤之别”，更无法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精神和巨人们的天才思想相媲美。恩格斯认为，德国的思想之所以软弱无力和德国小市民的性格之所以胆怯和毫无首创能力，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正是德国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争后期”，“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⑥恩格斯对德国的思想结构和性格结构的论述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综论现当代西方社会文化思潮、文学理论和学者性格的软弱无力，同样可视为是现当代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不正常”的产物，是被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是左翼“五月风暴”“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而伊格尔顿是这样分析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原因的：“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乱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专门破坏语言的结构”。⑦他指出，“后结构主义者们无力打碎国家权力机构，但是他们发现，颠覆语言结构是可能的。总不会有人因此来打你脑袋。于是，学生运动从街上消失了，它被驱赶入地下，转入话语领域。”⑧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历史、政治的深层原因造成西方现当代社会文化思想和人文知识分子性格的孱弱和无力。这种思想特征和性格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重要的方面。
其一，缺乏富有震撼力的思想和学说。现当代西方文论和文学总体上软弱无力，绵善无为，缺乏刚性，即便出现过像尼采那样强调和宣扬“超人哲学”和“强力意志”的哲学思想也多半驰骋和飘浮于精神呐喊领域，带有明显的鼓虚劲的性质。西方社会许多蒙受了浩劫和创伤的作家不断为弱势群体发出诅咒、低鸣与悲吟的像卡夫卡那样一些“弱的天才”，写出了像《变形记》和《等待戈多》那样孱弱和无奈的作品。不少才俊和人杰在强大的压抑面前，都以自杀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仿佛以他们的肉体的死亡换取精神上的解脱和灵魂的飞升。这样的人群和这样的思想几乎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与主流的国家理念和意识形态相抗衡的力量。在物质和资本的统治之下，在工业机器、战争机器和国家机器的重压之下，现当代的西方社会一直没有出现有震惊力和威慑力的思想和作品。而诸如《西西弗斯神话》、《城堡》、《审判》、《第二十二条军规》、《万能机器人》、《椅子》、《尤利西斯》、《秃头歌女》等等，都表现出人生的荒诞和人的软弱、无奈和孤独、焦灼、委琐和麻木。处于权力、资本和物质等因素压抑下的人都变得脆弱了，再不能承受非人的生活之重。诚然，西方学者以分析取胜的异向思维方式发现了不少“深刻片面的真理”，对传统僵化专制的非人化理性的冲击、反叛和颠覆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但这些片面性的理论和观念往往走极端，一点论，形而上学，变换频繁，像走马灯那样花样翻新，像万花筒那般变幻无穷，却未能形成整体性的思想力量。虽然出现过像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韦勒克的《文学理论》和一些文化研究中带有综合性的方法和理念，但并没有也不可能上升为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宏观的综合创新研究。
其二，耽于幻想。极度地主观化、内向化和脆弱化的人们，总是寻求幻想。营造幻想的世界，是西方学界的一种传统。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到存在主义的“审美幻觉”，到叔本华的“宗教境界”，到柏格森的“神秘直觉”，到普鲁斯特的“温柔之乡”，到马尔库塞的“爱的王国”，到弗洛伊德的“白日梦”，到海德格尔所追求的所谓“澄明的境界”，向往“诗意地栖居”，都具有逃逸历史，躲避社会，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坠入和沉溺于幻想精神，走向虚浮的审美乌托邦的倾向。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理论居然把性解放视为“一场革命”。而人的欲望和生理的层面上进行的所谓“艺术的反抗”实际上相当于“跪着的造反”。这种极端个体化、主观化、内在化、软弱化、心理化、欲望化的心理状态和以虚假的、幻想的、浪漫的、精神救赎和审美乌托邦情结式的为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发出的诅咒、低鸣与悲吟是无法改变严峻冷酷的社会现实的。
其三，着眼于精神救赎与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解放问题，主要是通过革命实践和改革行动，依靠历史转折、社会进步，改变非人化的社会环境并同时改变自己，而不是迷信精神呼吁，舆论诉求，思想造反，文本解构，文化批判，形式语言符号的暴力，只停留在和局限于精神救赎和建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甚至把他们的学说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名言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特别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地位和作用。而一切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主要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认为：“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是“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认为“这是幻想。”⑨一切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因此，精神批判、舆论批判、文化批判、文本批判、语言解构和形式暴力，尽管具有一定的启蒙开智和组织边缘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但为了实际地改变不合理的制度、体制、机制和理念、思想、信仰和价值观，一切理论批判都应当有助于或服务于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具有实践力量的批判。
注释：
①参见盛宁《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历史真实》，《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1期。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51、43-45页。
④参见肖鹰《反叛的沉沦：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⑤姚晓南《回归功利：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之走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⑥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12页。
⑦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06页。
⑧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5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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