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执政党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国家执政党的运作，有其独特的条件和基础，如多党竞争、成熟的市场经济和长期形成的法治文化等，实践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不能照搬照抄。但是，如何扩大群众基础，如何争取上台执政，如何巩固执政地位，如何治国安邦等，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党面临的中心问题。通过对不同类型执政党的运作进行研究比较，能帮助我们深化对执政党建设和执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我国执政党的建设也不无警示、借鉴和启迪意义。
一、当代西方执政党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政党，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和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阶级基础、内外政策主张、政治功能及运行机制等诸多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情况和问题。
1、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举旗难
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改变，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蓝领工人减少，中间阶层增加，社会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状态。英国1961-1988年间工业工人的规模减少了44％，法国30％，瑞士24％，联邦德国18％；1968-1997年，英国蓝领工人从66.6％降到34.5％，中产阶级从33.5％上升到65％左右。30年前，欧盟国家42％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今天，已缩小到16％，而且还在逐年减少。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使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得反映出来的思想和价值趋向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但从总体看，日趋扩大的中间阶层，特别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非常明显的非政治化倾向。他们对政治缺乏兴趣，意识形态观念淡薄，个人主义化和自立性趋势增强，主张社会公正。党派的活动对他们没有吸引力，选民投票率下降，形成“民主的嘲讽”。2000年美国总统竞选投票率差点未过半，参加预选的更少，1988年不到适龄选民总数的1/5，1992年则降至1/6。1985年，法国一次民意调查显示，3/4受调查者信任警察，只有1/4信任政治家，18％信任政党，68％明确表示不信任政党。西方各国政党都承认，党员人数在下降，党的固定选民也不断下降。按直接关系人们的福利的具体主张和政绩而不是按照纲领来选择投票方向的“流动选民”，不断增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斯尔特先生说，四五十年代党纲1页纸就说清楚，现在需要几十页、上百页。
2、“新社会运动”等组织向政党争夺社会力量
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使民主沟通的渠道大大拓展，除了媒介以外，还有各种利益团体、专业社会团体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都成为民众传递政治信息、进行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政党由过去的“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
“新社会运动”既包括20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的各种“环保运动”、“女权运动”、“绿色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同性恋者运动”等，也包括早就存在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声势日益壮大的所谓“公民运动”、“社群运动”、“消费者自助团体运动”等，还包括90年代兴起的、目前仍然方兴未艾并大有整合其他社会运动之势的“反全球化运动”等。新社会运动的目标比较单一，组织松散、比较民主、约束力小、活动方式散漫，从而使成员有切实的依托感。现在人们更多地关心教育机会、社区发展、住房、毒品、贫富差距、参与性政策、就业、福利、治安、移民、生态甚至动物保护等“小”问题。而政党的目标是复合性的，它们必须兼顾并调和党内和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还可能因不懂行，导致沟通困难。结果新社会运动往往会吸引并拉走那些希望为某个单一目标奋斗但又不愿意加入政党的群体，不断侵蚀政党的动员力和影响力。互联网的出现更是为这种组织提供了便利条件。德国绿党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例证。20世纪70-80年代，德国工会担心环保主张会阻碍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从而影响就业率，所以对它们不予支持。社会民主党因为不愿得罪工会，所以也不完全接受环保运动的要求。结果环保运动独立发展，最终1980年1月成立绿党，与社会民主党争夺左翼力量，而留在党内的环保主义者也与工会发生了严重分歧。1998年，德国绿党获6.7％选票，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组成了红绿联盟。
3、“媒介民主”对政党功能提出了挑战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执政党对政治信息的垄断。发达的媒体拓宽了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使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大大提高，参与政治的途径更加直接，致使政党的宣传、教育和利益表达功能部分丧失，吸引力下降，桥梁和纽带作用大大降低。
自从1952年电视媒体开始介入美国总统竞选。1960年美国第一次进行总统竞选电视辩论以来，发达国家的大众媒体已经作为“第四种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对选举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传播形式。过去，为了动员和凝聚党员，政党往往要举行大型集会，讨论或宣传党的主张；基层党员为了使党的候选人获胜，要进行大量面对面的宣传工作。现在，大众传媒通过电视报纸、民意测验机构的专业化服务把这一切全解决了。新闻媒体在塑造社会舆论、引导政治发展上起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二、西方执政党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向纵深推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受到多方的挑战。这迫使它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纷纷修改纲领，调整方针政策，重视扩大社会基础，改革组织和活动方式，强化自身的适应能力与应变能力，巩固和加快自身的发展。
1、淡化意识形态，扩大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
西方政党以执掌政权为目的，必须提出自己的一系列政治纲领和施政主张。对内统一党员思想，凝聚人心，指出努力的目标，激励、鼓舞士气，团结党员。对外为全民展示其政治蓝图，号召群众，获取民心，在利益要求、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各阶层厚植根基。意识形态是政党传播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手段。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经多次调整，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再发展问题。在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的困扰下，左右翼政党都在重新定位，修正一些较激进或极端的政策主张，淡化自身的传统阶级定位和意识形态特点，向中间靠近，扩大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以求获得党内外的广泛认同，最大限度获取选票，促进党的长远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欧主要国家左翼政党提出“第三条道路”，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平等与自由及公民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机会均等与结果平等的统一、经济动力与社会融合的协调、地方层次与全球层次的携手共进，塑造新经济，构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谋求再发展，力图走一条介于“沉迷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和“倡导狭隘的个人主义以及笃信自由市场是万能良药的信念的新自由放任老右派”之间的新道路。1995年4月29日，对规定公有制等内容的1918年党章第4条的修改获得通过。从此，英国工党放弃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立国有化和公有制为标准的结构式社会主义，代之以注重实现正义、开放、民主、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为标准的价值社会主义。用公共服务代替了老条款中公有制的内容，主张新型的混合经济，认为理想的经济模式应是“充满活力的私有经济，而辅之以高质量的公有服务业”。“十八年磨一剑”，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终于在1997年上台执政，并在2001年大选中取得连胜。
2、扩大社会基础
西方政党在发展党员时，首要的考虑是能否更好地满足选举的需要，因为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与其他党派竞争，夺取更多的选票，以掌握国家的权力。为此，各党派都在尽可能地吸收人数在不断上升的中间阶级成为自己的党员，塑造从阶级党转向“全民党”（或称“人民党”）的形象。在维持原有政治支持的基础之上，建立一种跨阶级联盟。1990年，英国工党的一半党员是教师、医生、社会工作者和律师，产业工人仅占26％。1956-1992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党员中蓝领工人由40％下降到33％，而白领工人的比例翻了3倍，上升到27％。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取消了工会集体党员的规定，越来越鼓励发展个人党员。1994年英国工党个人党员只有25万多人，到1996年7月已达40万人。为提高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他们的支持。1992年，约翰·史密斯任工党领袖后，在领袖选举上取消了工会的集体投票制，实现“一人一票制”。调整后选举团的比例是议会党团、选区工党、工会的代表各占1/3（原来占2/5）。
西方社会民主党通常都有自己大量的外围组织，如青年、妇女、工会、黑人组织以及各种俱乐部等。通过他们保持和密切党与不同社群的联系，关注他们的意见要求，争取他们的支持，扩大党的影响和群众基础。德国社民党70％的党员超过60岁，35岁以下为10％。当前强调积极吸收年轻人和高素质的人入党。简化手续，只需填一张申请表，除有犯罪前科和支持他党外，皆获批准。入党最低年龄，从16岁降到14岁。成立“青年网络管理之家”，以增强从事信息产业的年轻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对话。前总理科尔特意安排了一位28岁的年轻女士担任内阁的家庭妇女儿童部长，以示对青年人的重视和鼓励。法国社会民主党注意拉拢青年，它资助“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成立“社会民主主义高校联盟”，领导“社会民主党青年团”。委任了一批女大臣，要求至少推出40％的女议员候选人。
3、扩大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是保持政党与民众沟通、提高政党形象和增强政党吸引力的一条重要渠道和途径。一方面，扩大普通党员对党的重大问题和党的领袖的决定权。另一方面，扩大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有的社会民主党还把“民主化”改革延伸到党外，主张党的组织结构向社会开放，党内生活向社会公开，允许非党员甚至国外政要参与党的政治生活等等。
英国工党1997年年会调整了党的决策机制，建立全国政策论坛，下设8个政策委员会，广泛征求党内外各种团体组织的意见。德国社民党强调自己是成员党，实行公决制度，总理候选人由全体党员而不只由党代会代表投票决定。总书记明特费林提出党员直选党的议员候选人，引起了巨大反响。1997年法国社会党把第一书记由党的执行委员会选举改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议员候选人改为由地方党组织选出。2002年总统和立法选举受挫后，在党内组织了5000场座谈会和讨论会，就其未来政策主张提出5种方案，在2004年5月党代会前交，由全体党员表决，最后达成党内共识。
4、探索新活动方式，提高党的形象和吸引力
利用因特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增强组织结构和活动的灵活性，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求生存、谋发展。许多政党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以扩大党的宣传阵地。不仅提供党的重要文件，介绍党的历史和现状、有关组织情况以及与各地方组织的链接，而且把政党的活动体现在其中，发布重要新闻，公布党正在讨论的重大问题、各种倡议和文件草案，并建立各种讨论室，提供交流平台，征求对党的意见和建议，综合其意见，变成党的政策。网上还可以申请入党、刷卡交纳党费和捐助，订阅党刊，发送党的传单、邮件、指示等过去需要人工寄送的文字材料。
2001年英国工党第一次广泛使用电子邮件，使选民每天在互联网上就能接受党的传单，了解党的观点。这种方法非常有效，被认为是用“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取代了“地毯式轰炸”。2002年德国社民党提出搞“开放的政党”、“项目党”、“专题支部”和“网络党”等。对生态、堕胎和失业等某一问题或项目感兴趣者，可以加入项目党，不一定同意整个党纲，不必承担很多责任，问题解决后再提出新项目，如对他项没有兴趣即可退党。建立网络资格认证学校，帮助党员学会掌握信息技术的新方法。决定使党的6000个基层组织联网，形成“网上社民党”。
应对媒体社会的挑战，竞选运动方式趋向专业化和媒体化。政党领导人越来越把赢得媒体支持当作选举的首要任务，通过影响媒体的新闻议事日程，尽可能树立党的正面媒体形象。2000年有15万名记者采访了美国两党代表大会。2004年，民主党共发给网络媒体1.5万张记者证。在2001年大选中，布莱尔总共作了29场演讲，四场一对一访谈，工党共召开26个全国新闻会议，发表5个选举宣言和5个选举公告，这些都通过媒体来运作。工党对拍摄电视新闻的颜色、观众和场景等因素十分注意，往往精心设计工党高官出现时的周边环境，以表现工党是一个蓬勃向上、团结、自信和现代化的政党。
联系基层，服务民众。许多政党比较重视对民意的调查研究，以此制定选举战略，成为党密切与选民联系的一个重要沟通手段。1995年，为了与边缘选区的选民进行接触，工党还发起了一次规模很大的上门游说行动。1992年和1997年，工党进行电话游说的数字是77％和90％（保守党为79％和88％）。1992年竞选期间，工党安排了28次快速调查。美国党组织活动竞选时活跃，以后体现在个人日常生活上。州际搬家后，马上有党的积极分子来访问，有什么不方便，找到工作了吗？有什么不了解的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一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党，又是一个根植民间、掌握民意的党。党的国会议员就是一个选区的支部主席，议员一般于周日晚上访问选民，周一晚上为选民接待日。非赢利的服务性组织——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主要从事教育、福利和康乐等方面的活动，质优价廉，深受欢迎。许多基层领袖把业余时间的1/3用于社区服务，都是没有报酬的，有时，为了组织群众活动，还要自掏腰包。
5、注重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各国政党在强调经济发展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注重维护社会公正，保护生态环境，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美国共和党2004年党纲提出，把2001年和2003年减税措施永久化，使更多人购房、投资，开办小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拥有自己的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账户，主张深化教育改革，通过贯彻《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提高早期和中小学教育质量，通过增加奖学金、学生贷款和减税，为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上大学机会。
英国经济连续10多年保持增长，2001-2004年，政府总开支年增2.5％，与经济增长基本持平。2008年公费医疗开支将由2002年的650亿英镑上升到900亿英镑。收入在5.88万英镑以内的家庭，将因新的儿童税收优惠少交25亿英镑。大约500万退休者每年将从退休金优惠政策中多得400多英镑。布郎新政保证用8亿英镑帮助青年失业者再就业。布莱尔提出“严厉打击犯罪、严厉对付犯罪原因”。试图给人们留下某种关心每一个人现实利益，为每一个人安全生活着想的总印象，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和谐、更加团结的社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新加坡在取得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成功地做到了经济与社会和文化的协调发展。首先，人民行动党把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作为基本国策，使得马、华、印等各种族和睦相处。其次，政府在制订政策时，要照顾工人在教育、就业、住房和保健等方面的基本需要。李光耀指出：“政府要确保新加坡不会成为一个让胜利者扫走所有奖品的社会。”通过组屋翻新计划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取得了巨大的成效，1960年拥有住房的国民只有9％，而到80年代中期则有86％的市民拥有了面积宽敞的住房，为此1991年联合国向新加坡颁发了“世界居住环境奖”。
摘自《前沿》（呼和浩特），2005.10.21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