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谈谈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热点问题论文,风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者和广大读者心目中，鲁迅作品的经典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有的学者宽心地说：“鲁迅作品已经进入经典，无须任何人来保卫。”
何谓“经典”(canon)？据我理解，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作品中长存在读者记忆中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是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它垂范后世，但却为数有限；它并非流行，但却比流行更为久远。每次重读，都会感到历久弥新。判断经典学术价值的是批评家，决定经典流传价值的是读者群——在经典与读者之间，也经常进行互动。
毫无疑义，经典的构成有其相对稳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成为经典有其客观的标准，如内容的真善美，形式的不可重复性，思想的穿透力，对历史进程和文学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但经典又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长期被人视为经典的作品也会受到质疑挑战和重新审视。在这种再选择的过程中，伪经典将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经典却经过冲击和磨砺而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无论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会面临诸多挑战。
从八十年代中期至今，鲁迅研究也遭遇到多方面的冲击，其中有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流传到中国之后发生了严重变形的后现代主义，那些制造“断裂”、扬言要一脚踢开鲁迅的新生代、后新生代，还有质疑国民性理论、把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曲解为殖民话语霸权的“新左派”……这些思潮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场颠覆鲁迅的“完美风暴”（这是借用沃尔夫冈·彼德森执导的一部好莱坞大片的片名）。不同个人挑战鲁迅的方式也不同，其中有学理式的，也有流氓式的。最近在鲁迅研究领域掀起的一场风波，是由今年3月25日出版的《收获》文学杂志第二期引发的。
《收获》2000年第2期引发的风波
在这期《收获》开辟的“走进鲁迅”专栏中刊登了三篇文章：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林语堂的《悼鲁迅》。
冯骥才认为，鲁迅的“功”表现在他的小说选择了独特的文化视角，即国民性批判。“鲁迅用他那独特的眼光穿透国民性，在当时有意义，在目前仍然有深刻的意义。”鲁迅的“过”在于他对国民性的批判来源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观，即所谓“东方主义”。这些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不仅是片面的，还是贬意的或非难的，在他们对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背后隐藏着一幅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而鲁迅的作品却把这种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
在王朔看来，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现在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所以他要对鲁迅来一番解构。你说鲁迅是革命家吗？他说鲁迅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逮谁跟谁急，专跟小人斗。你说鲁迅是思想家吗？他跟他的朋友却认为鲁迅的思想实际上没有什么新鲜的，不能给国家民族指道；特别是晚年被苏联蒙了，误认为那儿是王道乐土。你说鲁迅是文学家吗？他却认为鲁迅也没有更多的优秀作品。短篇小说有好有坏——失败的作品中包括鲁迅为新文学奠基的《狂人日记》和享誉全球的《阿Q正传》；特别是没有长篇，因而成不了文豪。王朔说，一个正经作家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经过他这一番拆卸，鲁迅就变成了什么都不是。
在我的记忆中，林语堂追思鲁迅的文章主要有四篇。最早的一篇《鲁迅》写于1928年，原文是英文，译成中文后发表在1929年出版的《北新》杂志3卷1期。林语堂在这篇文章中回忆了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经历，并把鲁迅比喻为“白象”——象多为灰色，白象因而显得难能可贵。在《两地书》中，“小白象”成为许广平对鲁迅的昵称。《忆鲁迅》和《记周氏兄弟》两篇，是林语堂晚年在台湾写的。《收获》选发的《悼鲁迅》一文，是林语堂1936年11月22日客居纽约时写的，次年发表于《宇宙风》杂志。这时林语堂跟鲁迅的关系已经由“相得”恶化为“疏离”。他在这篇文章中将鲁迅定位为“战士”，这是对的，但却抹杀了鲁迅战斗的原则性与严肃性。他用游戏笔墨为鲁迅画象，把鲁迅描绘成“无名火发，无名兴叹，不交锋则不乐”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好像鲁迅是在为交锋而交锋。
《收获》杂志关于鲁迅的这三篇文章发表之后，在鲁迅故乡浙江绍兴引起极大反响。5月22日，绍兴市政协委员、绍兴市作家协会主席朱振国以会员身份致函中国作家协会，愤而予以批驳，并大声质问：如此“集束炸弹”贬损鲁迅意欲何为？这封公开信认为：“概括《收获》上的三文，可以说冯骥才的开篇是‘点穴’，王朔卖点是‘抹粪’，林语堂压卷是‘漫画像’。”他进一步指出：“对待历史人物，尤其是文化伟人，我们需要保持明智的心态，宗师、奠基人、开先河者，有其不完美是难免的，但他们的历史地位永远是不可动摇的。想以对巨人的轻侮衬托自己的高明，或以为巨人已长眠地下不可能辩护和抗争而显得猖狂，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浅薄和卑劣。《收获》杂志封面上赫然打着‘巴金主编’，我们知道巴老是崇敬鲁迅的，他在1983年来绍参观鲁迅纪念馆时，留下了‘鲁迅先生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的题词。读者迷惘的是：这次《收获》讨伐鲁迅，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作为我们协会主席和刊物主编的巴金知不知道这事？如果不知道，那么，这次‘倒鲁’是谁策划又代表了谁的旨意？用意何在？”文章结尾，朱振国要求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刊出这封公开信并作出复示。
朱振国的文章首先刊登在《绍兴日报》，接着，在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支持下，新华社就此事发了消息，题为《贬损鲁迅引起作家朱振国质疑》。有些报纸也就此事刊发了专讯，如《中国青年报》消息的标题为：“绍兴作协主席质问《收获》：贬损鲁迅，意欲何为”。6月1日上午，绍兴市鲁迅研究会、绍兴市作协、绍兴市文联、绍兴市社科联的有关人士还召开了“反对贬损鲁迅座谈会”。与会者表示：“作为鲁迅故乡的文学和社科工作者，我们有职责、有义务捍卫鲁迅精神，让鲁迅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对于朱振国的文章，《收获》杂志的副主编肖元敏、程永新作出了强烈反映。程永新、肖元敏答《绍兴晚报》《劳动报》记者问的标题分别为《走近鲁迅，用心良苦》，《走近鲁迅，何错之有》。
程永新答辩的要点是：近年来社会上对鲁迅的议论很多，《收获》开辟的“走近鲁迅”专栏是开放型的，接受各种声音，从各种角度观察、感受鲁迅。编辑的初衷是让熟悉鲁迅的老一辈人和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从各个角度、多方位地论述鲁迅先生，使读者走近一个同样有着七情六欲的真实的鲁迅。冯骥才、林语堂，包括一贯口无遮拦的王朔，都是在肯定鲁迅的大前提下展开讨论的，而且，态度也是诚恳的。肖元敏也答辩说：“鲁迅是人不是神，大家都有权评说。至于我们杂志社，本身不发表观点，只是提供一个舞台，让作家讨论，让读者议论。有多种声音，并不见得是坏事。”
中国作家协会并没有对朱振国的公开信公开表态，而只是在6月10日出版的机关报——《文艺报》“作家论坛周刊”开辟了专栏。在“鲁迅是中国现代进步文化的代表”的大标题下发表了北京召开“鲁迅研究热点问题讨论会”的消息，题为《鲁迅的革命精神不容亵渎》。另一篇是《文艺报》记者金盾采访陈漱渝的访谈录，题为《要想跨越他，首先要继承他》。这篇谈话的要点是：一，从1999年底刮起的一股“批鲁风”，实际上是1998年文坛“断裂”事件的延伸和继续。如果不认真研究导致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并加以妥善解决，而单就鲁迅论鲁迅，那就会纠缠不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二，鲁迅并不是不允许批评的。就连对鲁迅评价最高的毛泽东，也多次谈到鲁迅的弱点和局限性。所谓“贬损鲁迅”，并不包括对鲁迅历史局限性的科学分析，更不包括鲁迅研究领域的不同学术见解，而是专指那种背离事实和学理，一心颠复鲁迅的噪音。三，对前人不要抹杀，而要跨越。但跨越前人，又首先要继承他。如果把鲁迅当作绊脚石踢开，恐怕只会伤了自己的筋骨。
《收获》第二期“走近鲁迅”专栏刊登的三篇文章，在社会上的不同层面引起了不同的议论：
一，关于“保卫鲁迅”的提法。一些学者对“捍卫鲁迅”的姿态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应该用平常心态来对待批评鲁迅的声音。“我们不是皇帝，没有压制别人的理由，命令别人的资格。不能有人不喜欢鲁迅就火冒三丈，就想叫我们国家制定一个不准说鲁迅坏话的法令。”把批评鲁迅的做法称之为“贬损”，是过去阶级斗争时期的心态和眼光，体现出一种话语霸权。另一些学者认为，所谓“保卫鲁迅”，是指维护鲁迅的正确方面，即仗义执言。鲁迅生前也曾为他的老师章太炎，他的朋友刘半农，他的追随者胡风、巴金、黄源辩诬，维护他们的正确方面。当鲁迅被曲解、被丑化时，有人据实澄清，据理反驳，属于“正当防卫”。“贬”是贬低，“损”是损害，这并不是阶级斗争时期的专用名词。
二，学术和政治的界限。有人说，鲁迅研究是一个学术问题。“尊重鲁迅是你的权利，不尊重鲁迅是他的权利。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是伟大的，就认为他在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天然享有特殊政治保护权和特殊名誉保护权。不能一听人家对鲁迅说了一些不同意见，就怀疑人家的动机，以为人家有什么政治目的，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在政治上轻易怀疑别人的动机，是非常时代才有的阴暗心理。”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并不是对鲁迅发表一些不同意见就会成为政治问题，但目前对鲁迅的贬损却或多或少反映了一些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情绪。鲁迅去世已经六十四年，还难以摆脱毁誉交加的境地，争来争去，说到底，是争“现在”，争“活人”的事情。“当前有人不敢正视现实人生的实际问题，便把目光转移到鲁迅身上，企图通过鲁迅来发泄自己对某些现实问题和现实人物的不满。”比如说鲁迅为专制所利用，成为扼杀自由思想的工具，等等，就无异于“对着和尚骂秃驴”。争夺对鲁迅著作的诠释权，反映的正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之争。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对鲁迅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对一个中华民族旷古耀今的伟大作家进行评价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乃至几代中国先进的文化人思想发展道路的评价问题；说到底，是坚持还是放弃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问题。
三，如何遏制贬损鲁迅的思潮。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思潮是因为目前禁区太多，造成了人们的心理逆反；同时，鲁迅研究界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俄罗斯人并没有因为列宁赞扬过托尔斯泰就说托尔斯泰的坏话，因为那里人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包括对待列宁，尽可不必说话绕弯子。在目前的鲁迅研究领域中，还有不切实际的拔高以维护完美的情况。有的研究者习惯于在鲁迅的光辉与深刻方面不断加码，成为了一种潜在的造神趋向。这样就会在有意无意之间造成了鲁迅跟当代读者的隔膜。另一种意见是，当前由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国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种形式，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当前存在的错误思潮有种种表现，如移植多党制，提倡私有化，丑化党的领袖，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诬蔑革命专政，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鼓吹“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等等。诋毁和丑化五四以来党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咒骂鲁迅，抬高其对立面，也是这股错误思潮中泛起的泡沫。因此，应该根据新形势、新特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也应该加强鲁迅研究自身的学术建设，以对面临的种种挑战作出有力的学理回应。
《收获》风波引起的不同意见，有些并不是截然对立、互相排斥的，而是能够相通互补；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同一问题，通过切磋逐渐扩大共识。比如，发表上述不同见解的人，尽管分歧明显，但几乎都不在学理层面上支持冯骥才、王朔的意见，都表示肯定鲁迅的历史地位，甚至都对鲁迅怀有崇敬之情。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看到了鲁迅研究的乐观前景。
关于冯骥才、王朔谈鲁迅的两篇文章
冯骥才是一位有才华的当代作家，我毫不怀疑他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但是他的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既是对鲁迅文本的误读，也是对后殖民理论的误用。
冯骥才的文章直截了当地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也就是说，阿Q及其子孙的劣根性并不是他们所固有的，而是用西方传教士的价值标准观察和评价的结果。鲁迅是在按照西方人东方主义的眼光诊断中华民族的精神杂症，客观上印证了西方征服东方的合理性。
什么叫做“东方主义”？按照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9年纽约文特奇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解释，这是西方人出于对东方的无知和偏见而建构出来的一种“东方神话”。在这些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等恶习，另一方面又具有“香格里拉”般的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主义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创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如果鲁迅果真上了东方主义的当，那么他在客观上就成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帮凶。
在鲁迅著作中，国民性与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是同义词，主要指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特质和由此形成的特有民族性格、民族风采、民族情调。国民性是一种相对于个性(Personality)的概念，它代表了该民族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先天生理因素和后天精神气质，但绝非代表该族群中的所有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曾经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A.H.Smith,1845-1932)《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也受到了该书日文译者涩江保的影响，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然而，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有着更为深广的中外文化渊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此外，鲁迅对待史密斯的著作始终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他一方面指出《中国人气质》一书“错误亦多”（1933年10月27日致陶亢德信），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人“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是中国人。”（《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
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产生的社会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当时先进中国人拯救民族危机的迫切愿望。举世公认，在明代以前中国的科技和国力曾经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也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即使清王朝建立之后，还出现过中国历史上可以傲视汉唐的康乾盛世。但后来由于闭关锁国，昧于时世，整个官僚机构骄奢淫逸，贪污成风，由政治腐败而造成军事懈怠，武备废弛，到十八世纪末已由盛世转为衰败，到十九世纪中期更进一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相继失败之后，先进的中国人一方面通过武装起义推翻冥顽不灵的清王朝，另一方面又从国人本身的弱点思考中国屡战屡败的原因。梁启超率先提倡“新民说”，指出“新其政”必须“新其民”。他还倡议成立“知耻学会”，提倡“自诵其耻”，反对“自讳其耻”（见1989年9月26日《时务报》第40册），以改变“民气散而不聚，民心独而不群，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的状况。梁启超还写过《呵旁观者文》，指出“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这跟鲁迅揭露的“看客”现象是一致的。
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明显影响的还有他的老师章太炎——这一点鲁迅研究界此前似乎研究得不太充分。比如，许寿裳《回忆鲁迅》一文（收入《我所认识的鲁迅》）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这是他们在留日时期诊断中国国民性病根所得出的结论性意见。“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是两个冷僻的成语。它们的出处在哪里呢？经过我跟我的学生林敏洁共同研究，发现这两个成语出自章太炎的一篇文章《印度中兴之望》，载明治四十年10月25日在东京出版的《民报》第17号。在这篇文章中，太炎先生将佛国印度跟当时的中国加以比较，指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即诈伪无耻，缩朒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显然，在太炎先生指出的这六种精神痼疾中，鲁迅认为最严重的是一和六这两种。诈伪无耻即互相欺诈，也就是目前仍要大力治理的信用污染，这是缺乏“诚”的表现。猜疑相贼是指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这是缺乏“爱”的表现。不过，太炎先生是希望通过弘扬佛法来疗治上述精神痼疾，而鲁迅则认为疗治灵魂的有效手段莫过于文艺。
日本思想界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早在明治维新初期，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就已经开始探究国家兴亡与国民素质之间的有机联系。鲁迅在弘文学院求学期间，该院院长嘉纳治五郎就跟中国学者杨度围绕国民性问题进行过对谈，必然引起正在思考同一问题的鲁迅的关注。鲁迅在作品中，还曾提到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鹤见祐辅、厨川白村对他的影响。他十分敬重厨川白村“对于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的“霹雳手”精神，认为“敢于这样地自己省察，攻击，鞭策的批评家，在中国是都不大容易存在的。”鲁迅之所以译介厨川白村的评论集《出了象牙之塔》，就是因为这本书中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也可以疗治同病的中国人，正如同奎宁（金鸡纳霜）可以治日本的疟疾，即也能医治国人的疟疾一样（参阅《〈出了象牙塔〉后记》）。对于日本人歪曲中国国民性的言论，鲁迅也义正辞严予以批驳。比如，安冈秀夫把江浙人大吃竹笋曲解为色情心理乃至生殖器崇拜，就遭到鲁迅的批驳（《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至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自然是鲁迅解剖中国国民性时的参照读物。史密斯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参考了不少文献，《中国人气质》从开笔到出版，历时四年，是一本比较严肃的社会学专著。书中自然有轻视中国民众、为西方列强开脱的局限，或主张用基督教的教义来提高民族素质，这些都属于鲁迅所说的“错误亦多”之处。但他谈到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因循保守，不求甚解，缺乏诚爱，脱避现实等等，则应该引起中国读者的深思、反省。在鲁迅看来，“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鲁迅接触史密斯原著的中介环节是涩江保的日文译本。这个译本增加了书前小引，547条眉批，403条夹注。日译者在注释中对中国封建孝道的揭露，如王祥卧冰，郭巨埋儿，鲁迅后来创作回忆散文时也给予了艺术回应。
总之，鲁迅选择国民性批判的文化视角，并不是糊里糊涂套用和延续西方人的东方观，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表现出鲁迅直面人生的勇气，对人性的忠诚，以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准确感受。从美学上看，这是一种文学审丑行为。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的确充满了病态、荒诞、畸形和丑陋，中国民众中的确有很多阿Q式的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的人物。也就是说，百年前中国国民素质的确存在普遍愚昧落后的事实。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鲁迅创作一系列剖析国民性弱点的作品，是还丑以丑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是通过民族的自我反省实现民族的自我拯救。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介，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在长篇小说《死魂灵》中，果戈理曾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沉浸在那些超凡脱俗的高贵形象之中”，用一层令人陶醉的烟云迷雾挡住了人们的眼睛；而另一类作家则毫不容情地用一把锐利的刻刀，着力地、鲜明地刻划“辛酸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上的冰冷的平庸的人物”。前一类作家容易获得廉价的喝采，而后一类作家则容易被世人误认为是亵渎人类，缺少知音，得不到共鸣，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孤零零在路上彷徨。从鲁迅生前和死后的遭遇来看，鲁迅接近于果戈理概括的第二类作家。
再谈谈对王朔《我看鲁迅》一文的印象。去年年底，网上就传来信息，说王朔要发表一篇爆炸性文章，全面修理鲁迅。但读完他的《我看鲁迅》，不禁令各方面的人都感到失望。作为一个作家，王朔当然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作为一个读者，他也自然会有阅读鲁迅作品的独特感悟。然而不幸的是，作为一位狙击手，他的子弹并未击中鲁迅的要害；作为一个批评家，他的文章也十分缺乏学理性，因此进行反驳毫不困难。
比如，王朔有一个得意的论点：不写小说就不配称作家；不写长篇就当不了世界文豪。如果这个论点能够成立，那么中国唐代之前就几乎无人能称作家，屈原、司马相如、司马迁等光辉的名字就统统都得从中国文学史上抹去。如果以篇幅长篇判定小说的价值，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会位居夏敬渠的《野叟曝言》之下，因为前者“偶述琐闻，亦多简洁”，而后者“庞然巨帙”，无所不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世界文豪排行榜上，契珂夫、莫泊桑一类作家也会通通被除名。我没有拜读过王朔的作品，不知道华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朔文集》中究竟有几部长篇？如果有，能否就会被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捧为世界文豪？
王朔文章中还有一个高论，即认为鲁迅思想没有什么新鲜的。什么叫思想？思想就是观念，也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理性认识。思想的范围极其宽泛，既包括社会思想，也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文学思想，科学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等等。王朔看重“给国家民族指条明道”，这属于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不能满足王朔这种期待的人就不是思想家，那么从亚里斯多德到黑格尔、康德就都称不上思想家了。如果必须有严格逻辑体系的理论专著才称得上思想家，那么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也都称不上思想家了。被黑格尔视为“东方古代世界精神代表”的老子，主要思想基本保留在《道德经》中，而这本书只有五千字 被儒家奉为至尊的孔子则连一部专著也没有留下——《论语》至多不过是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的听课笔记或访谈录。
鲁迅的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其思想的深刻性和广泛性可以与同时代的任何思想家比肩。如果鲁迅不是思想家，他怎会用“吃人”两个字就概括了数千年来家族制度和封建伦理的罪恶的本质？如果鲁迅不是思想家，他怎能对先儒所说的“一治一乱”进行鞭辟入里的阐述？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治”，就是中国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乱”，就是中国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鲁迅寥寥数笔，就准确描绘出一部《钦定二十四史》中这种历史循环的怪圈。鲁迅其它体裁的作品，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思想，比如散文诗《野草》，就体现了鲁迅深刻的人生哲学。在鲁迅的小说中，也有很多令人警醒的哲理。王朔认为鲁迅对于男女过日子的事“实在是生疏”，但就是在小说《伤逝》中，鲁迅告诫热恋中的青年：“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又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些至理名言，难道不表现了鲁迅对爱情真谛的洞察么？新时期以来，对于鲁迅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美学思想、历史思想、文学思想都有研究的专著，对于鲁迅的科学思想、翻译思想、伦理思想等也有研究的专文，这些难道不都反映出鲁迅思想的博大精深么？
几年前我曾经讲过，鲁迅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至少有两个：一是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战斗文体，二是塑造了阿Q这个超越地域超越时空的精神典型。然而，在王朔眼中，“一大堆杂文”形同无物，而阿Q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概念化的人物。鲁迅心目中的杂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杂文是各类文体的杂集，包括一些与创作性质无关的广告、启事、勘误、书目……这些当然不能都划归于文学范畴。但鲁迅笔下的正宗杂文，即那种将诗的因素与政论的因素熔为一体的战斗型的散文，则早已昂首阔步进入了文学殿堂。至于鲁迅笔下的阿Q固然是带有极大的普遍性、进行了高度理性抽象的精神典型，又是融合了感情具象的个性鲜明的“这一个”。所以，正如鲁迅所说，没沾染游手之徒的狡猾就不是阿Q，但流氓气多了也不是阿Q；戴瓜皮帽而不是戴毡帽就不是阿Q，上刑场时乘摩托而不是坐大车的也不是阿Q。
在接受《中国艺术报》记者采访时我曾经说，王朔作为一个所谓自由作家、反体制作家，他的文化思想有其一贯性，就是要亵渎神圣，消解崇高，反叛权利，颠覆传统。他对鲁迅进行酷评也是服从于这一总的目标。据说，王朔言行的理论依据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确，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以反主流、反文化、反传统、否定一切终极价值为特征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以“信息爆炸”和“知识爆炸”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由于现代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现实事物的相对性、非确定性、不完全性不断被揭示，长期以来人们固有的确定性的世界观和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发生了动摇。后现代主义致力于意义、同一性、统一性的消解，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这在西方是有合理成份和进步意义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有关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拓宽了人类思维空间和观察客观世界的视野。但是即使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为对破坏性、摧毁性的执着和对建设性、学理性的忽视。比如，法国画家杜尚在达·芬奇《蒙娜丽莎》的鼻子下画上八字胡，下巴下添上山羊胡，取名为《她是一个大骚货》，就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此外，后现代主义哲学过分强调多样性与统一性、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对立，而无视它们是同一整体中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从而在反对一种形而上学的同时在思想方法上陷入了另一种形而上学。
至于王朔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不仅消解、颠覆的对象跟西方有本质不同，而且恐怕是吸取了后现代理论之短，而扬弃了后现代理论之长。他摹仿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反讽、戏拟、游戏的态度，照搬黑色幽默式的调侃手法，要在社会主义中国消解正义与非正义、神圣与卑劣、真理与谬误的界限。这种作品之所以能够占领广大的娱乐消费市场，一方面是由于迎合了读者对左的路线的逆反心理，迎合了商品大潮下的大众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自有其聪明灵巧之处，主要表现在对现实政治中的敏感问题巧妙地予以“回避”。例如王朔小说《一点正经没有》中有以下一段描写：一个“小瘦子”，“想趁政府正乱的时候”争取人权，发动人们签名——他也找到了顽主们，作品中的“我”明确表态：“不签！”他把签名书摔到“小瘦子”的怀里，恶声恶气地说：“管你们那么多闲事呢！少拉着我们犯错误，我们这点人权够用了，多了还不会使呢！”作品中的人物“杨重”说：“你们就是鼓吹‘全盘西化’那帮吧？回去告诉你们头儿，小诸葛亮脱裤衩——装明‘灯儿’。都想试巴着给中国指道儿，我们还那儿都不去了！”“什么东西？骂两句共产党就成了英雄了。明告诉你们，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的高家庄，就是怎么着也轮不到你们坐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当然不能跟作者划上等号，但也能折射出王朔的某些政治态度和处世原则，即想打散他的“民间观点”，但又不在政治上“触礁”“踩雷”。
由《收获》风波引发的两点思考
一，对历史人物的重塑问题。
前面谈到，对鲁迅的颠覆有学理式和非学理式（即流氓式）两种，但比颠覆更值得警惕的是对鲁迅的重塑，即根据当前的社会变迁或个人的政治理念对鲁迅进行重新描述，以致改变了鲁迅的历史原貌。
历史有没有原貌？有人说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西方有些学者就不再相信历史的客观存在和客观意义。他们认为人不能完整准确地认识历史，或者说，人对历史的认识永远不能同历史本体达到绝对的同一；因为对任何历史的再现都无法摆脱后人价值观念的支配，以往的历史知识当中都渗透了史家的各种主观性和见解性的因素。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是通过小说、戏剧中编织情节的技巧才变成了历史。所以，历史因史家的立场不同而具有相对性，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并不存在。比如，同一法国大革命，有人将其描绘成浪漫主义的戏剧，也有人将其描绘成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
我认为，历史总是由历史本体和认识历史的客体两方面构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有两种历史：一种是曾经实实在在发生过并作为独立存在的历史，另一种是保留在记忆之中并经过后人思考和理解的历史。所谓鲁迅研究，就是作为认识主体的研究者跟作为客体的鲁迅之间进行的精神对话——这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也就是“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交流过程。
因为鲁迅研究者总是在现时现刻进行他的思考和判断，他的学术活动不能不受到现时兴趣的推动和生存环境的制约，因而使鲁迅研究无法避免其当代性。但从另一方面看，鲁迅又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确凿存在的而不是向壁虚构的人物，尽管对他的认识可以不断深化，而他的生平史实却具有无法改变的客观性。对于越优秀的鲁迅研究者，翔实可靠、逼近历史的史料就具有越重大的意义。所以，我认为不应该改变作为历史人物的鲁迅的“本相”，使鲁迅成为当代标准的载体，使鲁迅研究成为研究主体的想象活动。鲁迅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贯重视史料的确凿性，反对以论代史、以主观意识改变客观存在。比如，鲁迅并不同意日本评论家鹤见祐辅的某些见解，但仍客观地将其作品译介到中国。他说：“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思想·山水·人物〉题记》）不改变事物的“本相”，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目前改变鲁迅“本相”的“重塑”现象有多方面的表现，把鲁迅描绘成中国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即为一例。事实上，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跟有着特定政治内涵的“自由主义”不能混同。自由主义(liberalism)观念有从古典向现代演化的历史过程，因此要对它作出简易的理论界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自由主义毕竟有其基本原则和鲜明标帜。作为一种以个体主义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价值观，自由主义的总纲领是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自由主义营垒之中，有人主张对私有制进行放任，也有人主张对私有制进行干预，双方无论分歧多大，都强调财产权跟生命权、自由权共同构成了人权的基石。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引进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还积极主张在政治上移植西方多党制，以此作为个人基本自由的保障。他们反对暴力革命，谋求改良渐进，因而只能在部分知识分子中拥有市场，始终未能成为激励劳苦大众为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旗帜。鲁迅虽然崇尚个性，主张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但他并不认同“以众虐独”的西方民主制，尤其反感自由主义者口头上鼓吹宽容而在实际上并不宽容的行为方式。他甚至明确表示，歌德“自由与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意见要比自由主义理论更有见地（参阅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因此，要把自由主义大师的纸冠戴在鲁迅头上，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亲自撕毁。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选择的趋利避害问题。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交通快捷，远程交流实现，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广袤无垠的世界紧缩成为“地球村”。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世界范围的产业调整加快了速度，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同一世界市场，产品生产阶段的可分性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性日趋加强。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之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愈趋密切，从而由经济霸权衍生出一种文化霸权。西方文化通过因特网、多媒体和遍及全球的传播媒介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均衡的文化双向交流还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而远未成为事实。美国总统克林顿宣称，21世纪全球化即21世纪美国化。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业已成为世界时尚的参照系。价值观念输出，成为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西方强势文化的一种霸权心理。他们深深懂得，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就将最终成为赢家。
正如同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领域要趋利避害一样，在政治文化领域更应该强调趋利避害的原则。文化不但有强势、弱势之分，而且有地域之分，良莠之分，雅俗之分。要象“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那样结成一道“彩虹联合体”，恐怕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未来世纪在人类面前呈现的亮丽景观，应该是经济上休戚相关，共荣互补；政治上格局多元，主权独立；文化上相互吸取，积极抗衡。决不能片面强调“文化的同一性”“文化的全球模式”而放弃文化主权，斩断文化赖以生存的“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根基。我们不能把世界上的餐馆都办成“麦当劳”，把游乐场所都办成迪斯尼乐园，也不能让各国的孩子只喜欢唐老鸭、米老鼠，让各国的青年人只欣赏摇滚乐。不同质文化之间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应该成为一个自觉取舍的过程，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权衡校量，去其偏颇”的过程，“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的过程。鲁迅九十三年前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种文化观至今仍然应该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借鉴。
比如影响王朔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分支），原以解构形而上学为最终目的，希望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偏执心态，但中国一些患有“新名词流感症”的人却歪曲话语规范，扭曲词汇所指，用以胡乱解构客体，专门颠覆自己所不喜欢的对象。王朔对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的解构，其实是一种伪解构操作，即对于“解构”的一种庸俗滥用。又如西方的后殖民（post-colonial或postcolonial）理论，原本是一种值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理论；对于消除无形的殖民主义，改变第三世界国家一部分民众心灵上的殖民状态，防止意识形态渗透和外来品味渗透使本国文化原质失真，尤其具有令人警醒的作用。不过也应该防止冯骥才式的误用，更不应该借民族性来抗拒现代性，排斥国外可资借鉴的科学技术和优秀文化成果。比如把二十一世纪描绘成由儒家文化主宰的世纪，实质上就是在狭隘民族主义心理驱使下的想入非非。因为无论是思想基础、价值系统，也无论是思维方式和思维水平，原始儒学跟现代民主、现代科学和现代市场经济都不相适应。
近二十年来，西方新论迭出，旗帜林立，话语翻新，令人难以适从；然而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在西方已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近来甚至出现了“理论无用论”。国内有些研究者食洋不化，他们往往不是从文本引发论点，而是习惯于从西方文论中寻找理论框架，再从文本中寻找支撑这种框架的实例。在各种炫人眼目的理论新装背后，闪动的是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费耶阿本德等人的身影，以致在有意无意之间陷入学术时髦的陷阱，不同程度染上了理论失语症。
学术界在话语转换过程中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现象。话语，原是一种语言学概念，指个人说出的具体语言。然而，有些研究者把西方一些内涵复杂的学术话语当成一种全球通用语使用，如号召中国当代知识份子保持一种边缘的地位与角色，不仅疏离“中心”，而且对“中心”采取批评和敌对立场。如此照搬，社会效果就跟疏离西方话语中心，削弱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截然不同。又如抽象地提倡消解“国家话语”“权力话语”“主流意识形态”，那将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是不言自明。总之，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该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但也应该像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强调的那样，拿来时要“有辨别”，不能“口无遮拦”，把人家“抛来”的东西，不分有益、无益、有害，统统一口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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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末鲁迅研究领域的这一场风波目前是平息了。《收获》杂志又刊出了《我爱鲁迅》一类文章，更给人以“夜阑风静縠纹平”的观感，然而从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文坛只要有了鲁迅，就永远不会沉寂。这种风波即使“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鲁迅：《摩罗诗力说》）这是鲁迅的宿命，也是鲁迅研究者的宿命。好在鲁迅不会逃避更不会害怕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重新审视，重新评估。《抱朴子》一书中有句名言：“沧海滉漾，不以含垢累其无涯之广。”我想，这也同样适用于鲁迅文化遗产的汪洋大海。
（本文系根据作者2000年11月25日上午在江苏省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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