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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我国经济逐步走出资源约束商品短缺的阶段，进入了需求约束、市场制约的发展阶段。从1998年开始，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更加突出。在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目标虽然仍将是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但调控的重点由以往的抑制需求、保证供给，开始向如何实现增加有效需求方面转变。如何引导消费，促进就业，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成为宏观调控面临的新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新的、更广泛、更深入的调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能够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的市场需求，能够适应市场约束形成的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要求。在这次调整中，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冗员过多，需要进行下岗分流。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增长，还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合理把握好调整的力度，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配套性。如果说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在去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现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则可以称之为“软调整”。这一调整应为一渐进的过程，从全国范围看，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期间既要实现结构调整，也要继续推进经济增长，在增长中完成职工的下岗分流。
一、结构调整的内容
经济结构调整从微观到宏观，内容纷繁复杂。就其基本方面分析，在微观首先需要调整产品结构。要求企业在细分市场的基础上，不断推出符合各层次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加大技术含量，提高附加值；其次要调整企业结构，通过资本市场，促使在管理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的企业，运用资产重组、企业破产、兼并等手段，尽快达到规模经济。政府的作用是尽量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企业结构的调整，在资产重组或企业兼并中，以企业行为为主，避免出现“拉郎配”式的行政包办或行政干预。在宏观则继续调整一、二、三产业结构，加速各类资源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包括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据分析仅在第一产业就有剩余劳动力1亿5千万人左右，而在第二产业经过几年的减员，目前仍有冗员1千多万人以上，除内部消化一部分，主要需向第三产业转移。这种转移在城市，主要转向信息业、服务行业及金融资本市场和其相关行业，在农村则是要继续大力发展商品流通服务和各种社会化服务即提高商品化程度，包括为农业提供多层次全面的科技服务。另外继续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这是指基本趋势。在一、二产业内部，各自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在第一产业继续大力发展林业和草业，特别要加强长江、黄河的防护林建设。在第二产业通过技术改造，以高新技术改造老企业，更新设备，促使我国机械加工工业上一个新台阶。发展信息业的关键原器件是芯片。芯片的生产和研制，事关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在未来是否受制于人和国家安全，必须自己投巨资建设。其次要求降低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力度。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经营风险，包括正常经营带来的风险和违法经营风险。这可通过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加以解决。二是资本结构风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存在着自有资本过低和资本结构单一两大问题。其自有资本严重低于“巴塞尔协议”和我国商业银行法关于自有资本最低标准8%的规定。最近国家决定发行2700 亿特种金融国债，增加四大国有银行的自有资本。对资本结构单一的问题，我们认为，可通过国有商业进行有限责任公司即股份制改造加以解决。在股份制改造完成后，发行新股（或私募或公开上市），允许大型、特大型企业或居民个人持有四大银行的股权。这样既可以使国家继续保持控股，又使股权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从而化解风险。股份制改造也有利于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和商业化转轨。
二、结构调整的特点
第一，此次调整是在国民经济以较高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温饱程度，商品供应出现一定程度过剩的情况下开始的。应该说这种过剩是低水平的，且带有浓厚的温饱型色彩。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8000万人口的脱贫，这种低水平过剩将逐渐得以平衡。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调节机制已经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1993年至1997年在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同时，最基本的企业结构调整已在企业间展开。这在资本市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批企业通过兼并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初步达到了规模经济水平，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和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这在家电行业最为明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川长虹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从10年前的一家中型企业，借助于资本证券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彩电生产企业，其占据的国内市场份额1997年已达37%。从全国范围看，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10年前一度困扰我们的“诸侯经济”和“地方保护”难题现已得到解决。企业跨地区兼并或地方企业兼并中央企业（邯钢兼并舞钢）已经为各级政府所接受，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已有可能。
第三，经济预期的形成。经济预期指居民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所作的分析。居民的经济预期，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形成的。其来源，一是政府官员为推进改革而作的讲话、发言；二是居民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各种理性分析。当这种理性预期与政策相一致时，二者产生正向效应，导致政策的顺利执行；当二者出现分歧时则产生矛盾，导致逆调节或出现扭曲。因为国家经济政策是针对全国制定的，而各地方的情况并不一样，特别是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形成，有些利益主体可能受到损害。为此经常性的工作是引导利益主体和其投资方向，并授权各地方对政策进行微调，使经济预期和经济政策和谐一致，产生正向叠加效应。
第四，政府合理发挥作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是政府干预过度和政府干预不当下出现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以消除经济增长中的泡沫成分，强迫东南亚各国调整各自的经济结构。总结他们的教训，我国有必要运用政府的力量支持市场自发的调整行为，又要防止政府干预过度。否则，东南亚各国的今天就是我国的明天。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提前几年开始的经济“软着陆”，已经初步实现了结构调整，这是我国得以避免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的最好盾牌。但是东南亚各国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必然要求我国加快自己的经济调整步伐。
第五，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加强，经济发展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开始进入知识经济阶段。知识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特别注意运用高新技术武装传统产业，孕育新的产业。近两年来，微型计算机开始进入居民家庭，其技术含量与国外基本同步。这预示着信息产业在我国将有一个极大、极猛烈的发展，特别是与家庭有关的软件行业。由于我国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因而微机的市场需求是难以估计的，也许唯有80年代的彩电可与之比美。
第六，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及金融风险加剧的情况下，经济结构调整只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中进行。在发达国家占极大优势的竞争压力面前，调整措施稍有不当，则可能受到严重损失。开放市场必须循序渐进，以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原则，以具有相适应的监督管理能力为标准，切不可过于理想化。
第七，以往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国有经济，而此次调整将还包括非国有经济，如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等，以增加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而手中握有先进技术的小型企业，则应采取措施，以技术入股的办法，与拥有生产能力和资本的大企业共同投资生产，以期立于不败之地。
三、调整中的困难
1.很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在经济“软着陆”期间，对我国经济进入需求约束和相对过剩阶段难以理解，以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唯一原因，认为放松银根即可迎来投资、消费的高增长时期。然而自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4次降息，并未产生这些企业所希望的消费热潮。 宏观调控也缺乏相应的经验，我们所熟悉的是抑制需求，增加供给，现在恰恰相反，需要增加需求、增加就业。
2.产权保护措施不明，不利于非国有经济扩大投资。这里主要指私人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注重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但对国内私人投资，从一般法律到行政条例都缺乏明确的保护性规定，因此投资环境随意性很大。近年来国内私人投资有增长的趋势，国家应尽快完善有关法律，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以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3.在调整经济结构中，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增加就业。我国国有企业的冗员约有3000万人，经过近3年的调整，已下岗1000多万人。 其中有50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还有480多万人因各种原因没有工作。1997年我国失业率约为3.1%，净人数560多万人。如果再考虑到国有企业剩余冗员，就要安排2000多万人就业和再就业，困难之大可以想象。
4.受居民现有消费水平的制约。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品结构仍处于温饱型，表现为拥有一定数量的家用电器，但是没有能力拥用自己的住宅、汽车等高档消费品。而在农村，从整体看还处于温饱水平的下限，在中西部地区仍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差距就更大些。这就使消费在供给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剩余。对企业而言则是找不到有稳定投资回报率的项目，而银行则不敢向企业贷款。企业裁减冗员，又促使居民压低消费水平，调整自己的支出结构，如投向证券资本市场或购买保险等，力求增加收益，确保下岗后的生活，这将影响和制约国内消费的增长。在整个结构调整期间，国内居民消费将是稳定增长的趋势。
5.由于改革的迟缓，未能尽早形成房地产市场，原本可以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住宅建设，未能构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除受居民消费水平的限制外，市场的形成和发育的迟缓并受到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对城市住房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施加诸多限制，从公有住宅的出售到购房贷款的取得再到房产权的拥有，无不加以限制。试想没有市场需求的住宅建设，如何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6.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目前缺乏全国统一的制度，各地区标准不一，“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脱离在外，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为目前的结构调整增加了困难。
四、措施
第一，扩大总需求。继续保持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我国经济增长依赖三大支柱：居民消费、外贸出口和投资。目前看居民消费保持稳定增长；外贸出口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低速稳定增长在若干年内将是基本趋势；适度扩大投资是推进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唯一选择。建议继续增加对基础设施中交通（高速公路）、能源和水利的投资，增加对环境保护和国有大型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加大农业的投资特别是农业科技的投入。增加投资可以产生新的需求。如南水北调工程既可改善我国北方城市和农村的生产生活用水，还可解决一定数量的就业。再如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则可以带动对环保设备的市场需求。据专家分析1997 年国内环保设备市场需求高达600 亿元， 而实际供给能力仅120亿元。随着环境保护投资的不断增加， 这方面的市场需求还在继续扩大。许多环保设备需要大型机械设备加工，这对于国有大型机械加工企业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扭亏为盈和发展的良机。而对交通的投资，更是可以推进全国大市场的形成和完善的重要举措。通过扩大总需求，可以增加就业，另一方面更可以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保证社会稳定。
第二，增加就业。在扩大就业的问题上，我们应注意改善非国有经济的投资环境，促进其发展以增加就业。统计资料反映，1994—1996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基本上没有新增就业，而非国有经济中的私营企业以3年平均44%的增幅吸收就业。如果再考虑到同期三资企业因素， 可能在我国结构调整期间，吸收就业的主渠道将是非国有经济企业。值得注意的是，私营企业的投资环境仍有很大的改善余地，如在银行贷款方面不能享受正常的待遇，和三资企业相比甚至可以说受到“歧视”。我们应改善国内私营经济的投资环境。因为这些企业大部分分布在第三产业，给予其正常的待遇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三资企业相比而言），使之较快的发展，有利于吸收国有企业的冗员和职工就业结构的调整。
第三，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促使新经济增长点从设想变成现实。这里的关键是首先制止福利分房，实现住宅货币化、商品化。其次将现有公房以合理的价格卖给职工，使存量资产变现，同时允许居民出租买卖自有房屋，迅速形成房产市场。三是向居民提供按揭贷款，以便于居民购房。市场一旦形成，将发挥极大的力量，并带动相关行业发展。
第四，推动证券资本市场的发育，使其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据资料统计，1997年上海、 深圳两交易所共新上市公司188家（A股），筹资655亿元。1996—1998年3月5日，上市公司通过配股筹资363.4亿元。证券资本市场对国有企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与之应发挥的作用相比还有局限。从国外经济发展资料中可以看到现有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证券资本，而拥有高新技术的小企业，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同样需要在证券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本。我国目前正处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应抓紧解决证券资本市场的遗留问题，首先在短时间内解决转配股暂不上市的问题，其次逐步解决国有股的上市流通问题，使我国证券资本市场尽快完善，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
第五，重视潜在的经济增长点。在目前可以考虑并着手进行投资的有现有城镇的城市建设、治理城市污染等。以北京为例，许多居民有能力购买空调而无法购买，因为所住楼房的电线线路老化，整栋楼一家装空调就会引起断电。北京的大气污染程度很高，加大这方面的投资都可以取得较好的回报。在农村地区可以考虑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我国现有城市663个，县级市445个，其中多数为小城镇，人口约为20万左右。如果在“九五”后3年，能新设100个城镇，则可从农村转移出约2000万人。所需投资可以由居民自筹、国家补助的方式完成。这些都可以吸引投资并有可观的投资回报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