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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崩溃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现象，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真正的大崩溃，如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狂热病，18世纪英国的南海泡沫及1929年美国的大崩溃。最近，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泡沫破裂， 股票价格下跌了2／3，地产价格下跌了70%。7年之后，股市尚未恢复元气，而地产价格一跌再跌。
过去发病并不意味着将来就具有免疫力。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国，最大的城市实质上破了产，最大的公司之一——克莱斯勒——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救助，储贷机构体系崩溃，1987年股市和地产价格暴跌。后者还波及其它许多工业化国家。曾耗资120亿美元建造的伦敦大厦群，一度只值5亿美元。
今天，轮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被传染。到12月27日，韩国的股价一年内下跌了42%，韩圆对美元贬值了一半。两相合计，以美元计算的股票价格一年内下跌了2／3。据《纽约时报》报道，世界最大的电脑芯片生产厂家——三星电子公司所有股票余额的市值大约只够建设它的一家工厂。与此同时，公司债务高达79亿美元。
二
众所周知，事物是如何走向崩溃的。某种资产价值暴涨，直至超过难以为继的水平。郁金香狂热病最厉害的时候，一株黑郁金香球茎可以买到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排房子。人人都知道价格涨疯了， 但是到6个郁金香球茎买一座房子时，虽仍然是天价，此时有人竟从郁金香市场上撤出，放弃使其财富增值6倍的机会。 一夜暴富的机会使人们置众所周知的长期经济现实于不顾。每个投资者（没有人自认为是投机者）都设想自己能够达到最高点，然后及时抽身——然而如愿者屈指可数。
由于资产价格下跌，过去的质优贷款变成了坏帐，抵押品不再足额，由价值不足的抵押品作担保的贷款面临到期清偿的问题。银行担心企业拖欠和自身流动性短缺，便不再进行通常情况下所作的短期贷款收回再贷业务，造成企业营运资本枯竭。供应商害怕货款不能及时回笼，在交货前便要求现金支付，而通常他们愿意等到90天后才收回货款。最近这次危机的消息刚传出去几小时，开往韩国的满载原材料的船只就在岸边泊靠，只有收到货款才肯卸货。即使是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在瘁不及防的情况下面临偿还贷款和预付货款等问题，也不可能完全支付。无法融资的工商企业破产了，其客户也得不到所需的产品供应。
为财富保值问题发愁，里里外外的人都倾其所有，转而持有预期不会贬值的货币。一国的资金大量外逃，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最终被耗尽，货币大幅贬值，偿还国际贷款的成本上升，中央银行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求贷款。当中央银行象最近的韩国那样缺乏国际储备货币时，即使公司有足够的本币，也因得不到所需的外汇而偿还不了外债。商业危机变成了国家危机，信贷市场冻结，疾病在其他国家蔓延。例如，亚洲崩溃的余波已使巴西摇摇欲坠。
问题不在于崩溃前知晓价格终将下跌，而在于预测到下跌的时机和速度。经济模型很好地描述了经济的基本力量和面临的压力，但事实证明它们在预测事件发生的时间方面未起多大的作用。
就这个意义来说，经济学很像地质学。地质学家对加州圣·安德雷斯断层底下的地壳板块结构有着很好的一般性了解。他们相当肯定加州将有一场大地震，但不知道是一秒钟以后发生，还是1000年以后发生。地质学家所能做的只是画出断层的图，并掌握地震的可能性。但加州人就在该州大断层的正上方盖房子，因为确信在其有生之年不会发生地震。
人们早就知道环太平洋有一个经济大断层，可能这点在土地价值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长期来看，商业用地的价值必须反映使用这些土地进行的经济活动的基本盈利能力，即生产率。曼谷的人均生产率大约是旧金山的1／12，其土地价值不应远高于旧金山。但事实就是如此， 其它东南亚城市也相仿佛。大大膨胀的地产价格终究是要跌落的。
在外债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巨额贸易赤字。这是任何一门国际贸易基础课教授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贸易赤字必须通过借外债来弥补。在某一时点，外债余额达到一定规模，贷款人觉得继续放贷的风险太大，收回贷款的可能性太小，于是信贷市场被关闭。最近经济崩溃的亚洲国家都存在巨额贸易赤字——印尼80亿美元、马来西亚40亿美元、泰国100亿美元、菲律宾40 亿美元、韩国190亿美元。
10年前，这些国家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从盈余变为赤字的原因，可以直接归结为中国大陆制定政策，集中力量增加出口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称之为“出口导向的增长”。与东南亚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更高，成本更低，本国产品还有一个大得多的内部市场。因此，中国抢走了其它亚洲国家的出口生意，很快就有了400 亿美元的贸易盈余。为了替代已由中国生产的产品，这些国家必须迅速提高技术水平。但是，其中一些国家缺乏做到这一点所需的良好教育。
虽然整体而言韩国劳动力的教育程度高于中国，但是韩国已将低工资的出口品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并且无法发展高工资的出口品制造业来取而代之，因为受到贸易盈余迅速增长的日本的竞争。恰如韩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它再次受到两个强大邻国的夹击。
股票市场价格最终应反映利润状况。在经济崩溃的亚洲国家里，竞争和提高市场份额的热望使得利润水平低下，股票价格已经高到脱离收益的不合理水平。1990年日本股市暴跌以前，股票市盈率达到100 以上。
不仅如此，许多人尽皆知要赔本的项目还在上马。在吉隆坡建了两座世界上最高的大楼，但今天大家都知道，这缺乏经济合理性。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仅仅以重置成本的一半价格卖掉，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根本无法以重置成本的价格出售。当楼房建到那样的高度时，电梯和其他辅助性设施就要占去许多空间，没有任何运输系统能经济地在早上九点把这么多人送到同一个地点。但是，一国经历了多年的繁荣，会滋生狂妄自大的情绪，政府和大投资家认为，适用于他人的普通的经济规则不适用于他们。1995年，当我写作《资本主义的未来》时，我是相信这种趋势不会继续下去的仅有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问题不在于地震是否会发生，那是一定会发生的。问题只在于它是以一次大震还是以一系列破坏性较弱的小震的方式发生。但是，当地震发生的条件延续了很长时间而平安无事时，人们开始以为可以永远不理睬经济的危险性了……然而，应该使大家明白，震动将要发生……断层每一边缘上的力量已经太大了。
但是，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认识到环太平洋地区将发生一次经济大震动并不起什么作用。在金融市场上，大多数成功的投资者赚了钱，是因为他们时机选择得当，而不是因为对基本的经济力量有所了解。他们自身对短期的判断，在金融市场上不理会这些警告才是对的。现在很清楚，经济崩溃并不是由洞察经济内部的弱点并发生进攻的外部投机者引起的。首先离开本地市场的投资者是那些掌握最多信息的本地投资者。第一批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是印尼工业家，因为他们借入的是美元，如果不在本币贬值以前赶紧换成外币， 他们就要破产。 如果在汇率为5500∶1而不是2300∶1时偿还贷款，企业债务的实际价值就不止翻一番。债务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破产的威胁上。马尼拉的地产发展商最清楚，他们协助建造的许多新办公楼的空房率；他们知道新楼没有成功地租出去。有一位表兄弟在中央银行工作的韩国工业家知道，韩国中央银行公布的储备规模的数据是假的。泰国银行家首先知道他们放贷的公司造假帐。
局外人最后才知道这些事。到国际投机商也加入溃逃队伍时，危机已经是山雨欲来了。我们知道，在1982年和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中，局内人先将本币换成美元。当亚洲危机平息时，我们也将清楚地看到，首批逃离的还是局内人。国际基金管理者跨国界调动大笔资金的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大加快了某些力量打压价格的速度，但与某些肤浅的关于“全球化”的一般论调相反，他们从来都无法引发危机。
照金融报刊的说法，似乎亚洲的金融市场更开放，即更“透明”，危机就不会发生；而亚洲人的观点则是，如果他们的市场对外国投资和外国影响更封闭些，危机就不会发生。这两种看法都错了。1982年墨西哥危机时，银行系统完全是由政府拥有和控制的；1994—1995年冬墨西哥再次发生危机时，银行系统已完全私有化了，金融市场的开放度也很大。总的来说，开放金融市场，政府不再拥有金融企业或控制金融交易，外国人和本国人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竞争，这是件好事，但不能保证能够避免经济崩溃。退回到加强政府控制的老路也并非良策。
健康的财政状况也不是一剂解药。亚洲国家都有预算盈余，其中韩国的盈余还很大。1982年危机时，墨西哥政府有巨额的预算赤字，是一个大借款人。但在1994—1995年有预算盈余时，同样爆发金融危机。
或迟或早，大多数经济都要经历一场动荡。一般化地指责亚洲国家愚蠢或管理不善不足以解释经济崩溃的原因，更不能预测未来。相关的问题是，哪个政府善于收拾残局。大输家将是那些政府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国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政府行为都举足轻重。
因为胡佛总统无力应付局势，1929年的大崩溃变成了30年代的大萧条。局面一天天恶化，1929年到1932年变得更加严重，到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时，最终问题已无法解决。在结束大萧条方面，公共政策实际上从未有所作为，最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动员所取代。与此相反，纽约市实际上的破产、克莱斯勒公司的濒临倒闭、储贷机构体系的塌陷、1987年股票市场的崩盘以及美国地产价格的暴跌，种种因素造成的混乱都没有对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实际GDP的增长带来多大影响。 通常得益于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帮助，每次危机都得到迅速有效的处理。台湾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动荡，90年代初其股市从12000点跌到3000点，但对经济增长率没有产生影响。
从经济震荡之后处理问题的能力看，日本是环太平洋国家中病情最重的。1990年的动荡已过去7年， 但日本在治理乱象方面没有取得进展。结果是长期的停滞，预计1997年和1998年经济将出现负增长。如果政府采取合理的措施，一些金融企业早就应该关门大吉，但如今才因为市场的压力而倒闭。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继续恶化，许多银行正在倒闭或将要倒闭（日本主要的银行家协会12月26日称，其146家成员银行4月到9月间的税前亏损将近540亿日元，这是1958年2 月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首次亏损）。许多银行轻率地向其发放贷款的脆弱的零售企业与工业企业也随之倒闭了。
货币政策未能奏效，旨在刺激经济的措施由于缺乏力度，总的来说也没有多少重要作用。本应削减的个人税收却提高了，只是到12月末，政府才宣布削减所得税。支出项目集中用来支撑飞涨的土地价格而不是用来刺激生产。改善基础设施，包括修建道路的政府项目没有开展起来，因为政府不愿意行使土地征用权，以迅速取得建设用地。
日本人和外国观察家都建议，如果日本改变过时的规章，修订税法，恐怕日本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繁荣起来，并重新启动经济发展。如果稻田要交遗产税，那么东京市中心就不会有稻田了。现代建筑技术已经使高层住宅楼在地震时比传统的低层建筑更安全。但在日本过时的建筑管理条例下，这些技术是被禁止的。目前法规要求高层住宅楼的建造者要与高楼阴影下的居民进行磋商并且支付一定的赔偿费，这实际上妨碍了日本解决其它国家也存在的城市住房问题。所有这些变革都应当进行，但实际上，一项也没有。关于“重组”，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几项计划中的主要改革列入了近期的工作日程。因大量限制外国投资和其他投资而受到损害的金融市场即将实现自由化，不过得等到2001年。
日本政府的无能使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日本有1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和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其币值不会直接受到挑战。但是其内部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却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怀疑。不仅19家最大银行中的13家预计在1997年将出现亏损， 而且， 其中的许多银行很可能象1997年山一证券那样，隐瞒更多的亏损。日本的银行在滚动发放国际贷款时已经为较高的利率支付了一大笔额外费用，而日本的储户正紧张地将其资金转存外国银行。
作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日本应该帮助组织有关行动，救助其邻国，这也是救助自己。最近经济崩溃的国家的贸易逆差总额为450 亿美元，它们必须迅速消除赤字。如果它们的对外贸易帐户平衡了，那就意味着其它国家要增加贸易逆差或减少盈余。拥有1000亿美元顺差的日本应允许一部分盈余转给其亚洲邻国，也就是说，它应当从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的产品。这比它积极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行动要重要得多。但在12月的亚洲首脑会晤上，日本告诉其邻国，不要指望日本成为它们出口产品的市场。
三
环太平洋经济的崩溃并不奇怪，然而，它揭露了一些令人惊奇的事实。印尼和韩国等国的民间企业所借的外债比任何人估计的数额还多，目前我们知道韩国人借了大约1600亿美元的外债，约半数是短期贷款，简直不可思议。80年代拉美经济崩溃后，国际金融界建议建立一项制度，工业化国家应逐一将其银行的放贷总额（民间的和公共的）向设在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报告，以便国际清算银行能够进行加总并予以公布。由于许多借贷来自国外金融机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自己能掌握这一信息。缺少这一信息，即使中央银行也不知道需要保留多少外汇储备才能满足未来的需求。无论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总之，报告制度不起作用。各国忽视民间借贷的情况甚至比80年代还严重。
虽然大家都知道环太平洋国家的会计制度有点儿水份，但还是被虚假的严重程度惊呆了。谁能相信，在日本通产省知情的情况下，一家大金融机构竟能被允许在帐外保留26亿美元的亏损呢？谁能相信，韩国中央银行竟把自己借给韩国公司用以偿还美元贷款的外汇当作国家的外汇储备呢？
像美国政府处理储贷机构危机的方式那样，在恢复不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主权国家的紧急贷款的民间国际信贷之前，先由某个外部权威机构对公司和政府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以确保其可靠性。香港和台湾等具有可靠会计制度的地区也是这样作的。但在未经国际权威审查机构认证的情况下，没有人会相信环太平洋国家的财务状况是确实可靠的。
虽然众所周知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或综合商社负债累累，但没有人想到它们已经接近其借款能力的极限，而事实确是这样。韩国危机爆发后没几天，像三星和现代（年销售额都在900 亿美元左右）这样的公司就宣布，由于资金短缺，它们无法完成即将竣工的工厂建设了。一般来说，如此规模的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银行都应有大量未使用的信贷额度。事实表明，它们已经用尽国际信贷额度，只能指望依靠韩国政府最后的贷款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