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研究】
空间、思维与组织:探寻政府角色重构之路
周 军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从技术层面上推动了信息资源的网络化,更从社会结构层面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各类边界、变革空间特性的社会运动,并在社会去中心化过程中消解等级化的线性结构,从而走上社会结构网络化之路,这是中心-边缘结构消解之后呈现出来的一场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等级化社会结构遭到消解,政府的中心地位失去合法性基础和合理性资源,而必须以合作行动者的角色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开展合作治理行动。
关键词： 网络化;去中心化;空间特性;合作行动者
如果说农业社会中的身份边界将人划分为不同的族群而形成一个封闭的体系,那么,工业社会中的领域边界则将整体的社会肢解成了一个个相互独立、自成体系的单元而限制了社会开放性的成长。然而，不论是身份边界还是领域边界它们都是社会封闭体系的标志以及人类开放、互动的阻力。相比较而言,领域边界并不比身份边界更加开放，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领域边界分割开来的社会单元总是处在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关系中,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工业社会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活动都陷入决定论的线性结构当中了。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聚居在高密度、近距离的城市空间中,然而人类在拥挤的人群中却陷入了无比的孤独,并生活在了陌生人的社会里。在工业社会的机械论哲学中,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依存性、整体性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而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领域边界对工业社会的肢解导致社会总体性的丧失。因而在工业社会的线性结构中,人们其实生活在了篱笆林立、“碎片化”的陌生人社会中。
随着共同合作的发展，我国的税收征管面临的征税主体也发生了变化，面对的征税对象也随之多样化，面对的纳税人也更加复杂化。但是由于新型战略的提出时间不长，主要涉及的是境内服务，所以我国面对国际的税收征管制度还有待完善；大多数企业之前与外国企业进行的贸易并不多，缺乏相关经验，特别是在涉外的税收方面；基层办税人员尚未涉及过相关的业务，在业务办理流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对相关政策的把控程度方面缺乏高效的行动。
一、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思维空间的建构
我们看到,在自然空间里,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活动要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和限制,而在社会建构过程中,自然空间的特性被复制、映射、改造以及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特性。因而,如果说农业社会的空间特性更多地体现在自然空间的特性上的话,那么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自然空间特性复制到社会空间的过程。按照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逻辑,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所取得的成就越是重大,人类想要征服、同化以及复制自然空间的热情就越高,因而,将自然空间特性复制到社会空间的积极性和程度也就越高。在工业社会的晚近时期,人类对自然空间的认识在纳米尺度和宇宙尺度上都取得极其重要的进展,如果按照工业社会摹仿和复制自然的逻辑,这似乎是在向人们表明,在将自然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道路上人类将无止境地走下去。然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增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时,也无时无刻地不在向人们展示,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进步已经不在工业社会的科学范式和思维框架之内了,它们所预示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正在为人类社会开辟一条空间特征转化的新路径。在这条路径中,它将是从思维空间到社会空间再到自然空间的网络化建构。
师：是啊，我们是在听着一个又一个故事中长大的，今天这堂课，老师要与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它叫——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板书课题）一起读。（生读）
(一)空间建构的单向摹仿和复制路径
自然空间具有纯粹的客观性,而当人类去认识自然并试图改造自然时,人们发现了自然空间特性中所存在的中心-边缘关系。而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社会空间则是通过摹仿和复制自然空间的特性而建构起来的,社会也就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并在社会的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中不断强化这种结构,应该说,整个工业社会历史阶段就是通过这种结构的竞争机制来实现利益驱动而获取社会发展驱动力的。对于生活于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人来说,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一样,都是外在于人并规定、约束、限制人类生存与发展、行为与思想的客观力量,不论它是以法律规范还是伦理规范的形式出现的。当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特性内化至人的思维空间时,也就结构化了人的思维空间,这一结构便是中心-边缘结构。这种结构在塑造人的理性思维模式的同时，也限制和约束了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以及自主性的获得。正如社会空间的建构摹仿和复制了自然空间的特性一样,思维空间的形成也同样复制了社会空间的特征,因而中心-边缘的线性结构贯穿在了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思维空间当中。当创造性技术的发展需要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挥以及人的自主性的获得时,它们提出了要通过变革思维空间去变革社会空间的新路径,并使人类的生活形态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二)空间特性变革及其互构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在组织理论上的贡献就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组织的问题,而应当是社会建构上的理论贡献。我们看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Weber,M.)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梳理中提出了作为理想形态的官僚制组织,但我们不能仅仅将官僚制理论看作是关于组织结构问题的,实际上,它是关于人类社会结构化问题的,官僚制是人类社会早已存在的社会结构形态。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就是朝向官僚制模式前进的。尽管按照韦伯的历史研究以及人们通过古文献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在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便已经普遍存在着官僚制这种组织类型,但是官僚制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活动的各个方面,并通过各种各样的规则来支配着人类的一切生活领域,则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才确实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官僚制组织及其运行规则对人类社会的支配作用,正如基恩所指出的,“官僚主义化的支持者和保护者力求使世界‘从着魔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使世界摆脱一切无法估量的神秘力量。据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官僚主义的计算得到解释、监视和控制”[1](P28)。我们看到,人类当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已是一个以官僚制为特征的社会,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以及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方式都体现为了官僚制,“官僚主义体制被认为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使它和所有从前的社会历史形态区别开来”[1](P28)。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结构也因此被官僚制的组织结构所结构化,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及其组织的结构特性所呈现给我们的是官僚制的,实际上也就是中心-边缘结构的。
(三)在开放空间中生成社会网络结构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在自然空间的意义上,城市和乡村之间是一种地理上的中心-边缘关系,而在社会空间的意义上,它们则是社会网络结构中的“节点”和“链”。也就是说,城市和乡村在自然空间中的中心-边缘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城市依然是中心,而乡村依然是边缘。但这种中心-边缘关系与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则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人类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所建构起来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等级关系。通常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几个中心城市,以这些城市为圆心向次一级的中心城市推展,直至边缘的城市和边缘的乡村。按照这样的等级关系,工业社会实际上超越了自然空间上的区位关系,建构起了社会空间上的等级化结构。社会空间的结构化对人的思维空间的影响使得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以中心-边缘结构去看待一切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从根本上冲击了人类的思维空间,并建构了人类的网络化思维,这也是一种复杂性思维和非中心化思维。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社会时,人们越来越发现现实社会的线性决定模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之需要,一旦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占据上风并以复杂性思维和网络化思维去变革社会空间,那么社会建构将朝着网络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实际上经历了从变革思维空间到变革社会空间的路径,但是它们却不能改变作为客观事实的自然空间。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当我们看到城市的统治地位和乡村的从属地位消失而成为网络上的节点和链时,其实并没有改变它们地理上的中心-边缘关系。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当我们以网络化、非中心化的复杂性思维去观察人类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社会以及虚拟世界时,也就无所谓自然空间的中心或边缘了。
二、空间特性变革中网络化思维的生成
在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官僚制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组织的典型形态,并在它自身的建构过程中浓缩地映射出整个工业社会的图景,为此,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同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一样,都是中心-边缘结构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努力去考察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及其解构的问题时,实际上,我们的一切关注点都会也应当集中于分析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我们看到,与其他任何组织形式相比,官僚制组织都更易于也更乐意于制造中心和边缘的等级差异。在官僚制组织的建构过程中,科学和理性总是占据着核心地位,因而导致它的建构过程走上了按照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原理来建构自身的道路。在追求科学化、理性化道路上,官僚制组织将一切价值“诬魅”都从它的制度框架和规则体系中祛除掉,并且将一切缺乏科学和理性思维的人边缘化。通常来说,组织中处在高层和中心的人员是那些被认为具有科学和理性思维的人,因为他们通常掌握着组织的决策和行动计划。在官僚制组织的中心化和边缘化过程中,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之间出现的这种分化导致组织成员形成了中心化和边缘化意识。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处在中心位置的人员拥有处置、决断以及调用组织一切资源的权力,处在边缘位置的人员则时刻能够感受到边缘化使得他们变成了组织中可有可无的边缘人,对于这些边缘人来说,这种边缘化意识越强,组织目标与其关系就越微弱,距离也就越远,因而也就越容易游离于组织的边缘之上。反之,组织成员的中心化意识越强,他们越是想要通过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来进入中心。在将工作视作谋生手段或终身职业的时代里,即便官僚制组织塑造出了组织成员的边缘化意识,也没有经常性地出现组织成员的脱离。这样,在官僚制组织中,中心化的竞争和边缘化的冷漠在组织中产生了不信任的、不合作的竞争文化氛围。实际上,官僚制组织并不培养成员之间的合作意识,也不鼓励成员的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相反,它造就了想要成为中心的成员之间相互竞争的勾心斗角以及边缘化成员懒散的得过且过。
(一)朝向去中心化的关系网络转变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对人类思维空间的重构获得了成功，推动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因而在思维空间的意义上,后工业化进程催生了一种复杂性思维和网络化思维空间,它的直接意义便是促进工业社会中心-边缘结构的解体。以城市和乡村为例，在社会空间的意义上,它们之间构成的不再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领域边界消解之后的城市、乡村都成了社会网络结构中的节点。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尽管城市和乡村在自然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边缘关系仍然存在,而在社会空间的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已经失去其存在的逻辑基础和现实合理性。从思维空间到社会空间,人类在后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将看到与以往不同的城市和乡村关系结构。在工业社会里作为一个个中心的城市变成了社会网络结构中的节点,它们无法承担也不必承担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使命,而在工业社会里作为边缘的乡村也伴随着其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交往活动的普遍而获得作为社会网络结构的节点的平等地位,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任何一个侧面去观察后工业化的现实,都会发现它正朝向一种去中心化的关系网络转变。在自然空间的意义上,作为中心地带的城市和作为边缘地带的乡村依然在地理意义上分布于人类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活动的空间里,但是在社会空间的意义上,生活地带已经失去了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划分,甚至可以说,在城市之间的交往、互动中,原来那些被看作边缘地带的地区扮演着社会网络节点间“链”的作用，而不是城市的附属物。一旦失去了这些起桥梁作用的“链”,城市间的交往与互动将立刻失去。如果说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将依赖于合作体系的建立的话,那么,起桥梁作用的链的丢失将导致整个合作体系遭到破坏。
(二)社会建构朝着网络化方向发展
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呈现出有限开放性,因而尽管在社会建构上,它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是线性决定论的,但是在人的社会关系上已经出现了结构性松动。不论社会如何想要将生活于其中的人镶嵌于它的结构体系之中,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开放性空间来获得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但是工业社会存在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平面的网络,是在领域边界的有限开放性中生成的。我们看到,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所提出的很多理论,比如法约尔所提出的“跳板”理论等,实际上是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建立起一些起连接作用的桥梁,或者说它们是中心-边缘结构的一种延伸。如果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形象的比喻的话,那么,蛛网实际上所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平面结构。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生成的社会网络结构则是一个立体的关系结构,如果以任何一个行动者为节点去向任意方向推展,我们就会发现,它所呈现给我们的不是中心-边缘结构意义上的关系模式,而是一个个基于自由、平等之上的互动关系网络。在社会网络结构这个多重平面构成的立体网络中,每个行动者既具有中心性,但又不是任何中心,因为任何一个网络节点的推展所得到的关系结构都不构成中心-边缘结构,也就无所谓中心或边缘了。实际上,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于边界消融对线性结构模式的消解,意味着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从线性镶嵌结构的消解中获得了自由、平等的独立地位。与此同时,在后工业化进程的复杂性图景中,每一个获得自主性的行动者又作为网络结构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网络结构呈现给我们的是无中心的社会关系结构,它是社会“去中心化”的必然结果,因而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以及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将宣判一切不同形式的“中心论”及其中心化思维都将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丧失其现实合理性。
(三)建构人类思维空间的网络框架
其实,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空间的建构过程就是自然空间社会化的过程,社会空间中保留着很多自然空间的结构特性,尤其自然秩序中的等级结构。而在思维空间的变革中,人类将按照网络化、非中心化的复杂性思维重构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那么它将摒弃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等级结构和中心-边缘结构,而保留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被赋予实质性内涵的自由和平等的内容。在按照社会网络结构中的自由、平等去思考人类社会的治理活动时,合作的关系、话语、行动和理念则建构起人类思维空间的基本框架。如果说社会空间的结构特性是中心-边缘结构的,那么自然空间本来是无所谓中心和边缘的,却因社会空间的结构特性而形塑了人类的思维空间的结构特性,由此按照社会空间的中心-边缘结构去观察自然空间的,自然而然地就得出了中心-边缘结构的理解。在变革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特性时,我们需要抓住人类思维空间特性的转变。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催生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同时也塑造了人类的思维空间,变革了人类的线性思维方式,并将之转变为网络化、非中心化的复杂性思维。在空间的网络特性内化至人的思维空间的过程中,用等级结构和中心-边缘结构编织起来的空间特性遭到了抛弃。我们看到,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正在经历空间结构特性的变革,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以及具有网络化、非中心化特性的复杂性思维的成长,指导着人类社会去建立起全新的观念,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解构等级结构和中心-边缘结构,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变革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式。正因为如此,工业社会以官僚制组织的等级结构和中心-边缘结构为核心的管理型政府将被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所替代,这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正是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被提出来的服务型政府模式。
三、反思人类社会的组织化、结构化方案
护理干预完成之后，对两组患者VAS疼痛度评分比较，观察组患者的疼痛度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舒适度情况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一)人类社会组织化建构的逻辑
我们看到,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总是呈现为这种中心-边缘结构。在边界明确的国家或社会里,围绕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而展开的权力层级由中心向边缘逐级展开,进而形成了自中心向边缘或者说自上而下的强大社会控制体系。在等级结构和中心-边缘结构的线性思维中,这种结构能够表明要素间内在关系的边界越是清晰,社会则越是有序,否则就会被认为社会陷入了混乱状态。基于这样的逻辑,社会建构就通过强化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位差”来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全面控制体系。然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良好的社会秩序的获得是否应该通过强化中心-边缘结构来进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呢?如果我们到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去寻找“盛世”的样板的话,那么我们能够得出来的结论无疑是肯定的,即通过等级结构和中心-边缘结构的确能够有效地实施权力控制,进而获得良好的社会秩序。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在于当我们去追求这种强有力的控制体系时,我们就会发现,后工业化进程中迅速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超出了人类社会现有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的控制能力之外,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增强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打破了一切形式的领域边界而使控制体系失去了其逻辑基础和现实合理性。因而在控制已然失效的情况下,通过建构等级结构和中心-边缘结构来强化控制,所做的显然是无用功。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建构以及良好社会秩序的自由自觉创制都指向了社会结构的去中心化。如果我们将这样的社会称作和谐社会的话,那么它就应当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自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具有网络结构的社会。而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人类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组织通过自身的结构化来建构社会的结构,因而社会结构的去中心化则呈现为组织的去中心化。
(二)社会被官僚制组织所结构化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思维空间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活动中。然而,在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主导人类生存空间的时代里,思维空间主要是以认知、审美以及道德感知等形式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从属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空间、建构社会空间之需要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在工业社会以及之前的社会里,思维空间通常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具有外在于人的客观性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来决定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生活的空间从自然界、社会这两个世界变成了自然界、社会以及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人们在虚拟世界中穿行时超越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特性的约束和限制,而实现了从线性思维向具有非中心化特性的网络化思维的转向。在复杂性理论中,这也就是从简单化思维向复杂性思维的转向。思维空间不再仅仅是认知、审美以及道德感知等碎片化存在了,而更多地体现为能够作用于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的一个完整空间系统。当人类穿行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时,思维空间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的重构将起到与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同样的作用,甚至比它们还要重要的作用。在自然空间社会化以及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内化至人的思维空间的过程中,按照工业社会的线性决定论模式,人们遭遇了认知和理解上的困难,因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自然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思维空间之间所呈现的不是简单的线性决定模式,或者说用简单的线性决定模式去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复杂性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我们用非中心化思维、复杂性思维和网络化思维去发现这种空间特性的转变,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和把握从变革思维空间到变革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的可能性，理解和把握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思维空间三者之间相互建构关系。
在人类社会组织化建构的过程中,社会及其组织从摹仿和复制自然秩序的等级结构中获得了中心-边缘结构,如果说农业社会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自然秩序的话,那么它的社会结构则是等级化的;如果说工业社会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创制秩序的话,那么在社会的组织化建构过程中生成的社会结构则是中心-边缘结构。
(三)将人类镶嵌到等级秩序之中
按照原初的科学设计,官僚制组织是希望通过强化内在统一性而获得运行效率的,然而实际上,其中心-边缘结构所造成的中心与边缘的分化、信任关系的丧失以及各种中心团队和边缘团队的非正式组织,导致这种组织不仅没有获得内在统一性,反而在相互间的隔离、对抗以及倾轧中丧失统一性和运行效率。但显然的是,官僚制组织却没有因此而崩溃,因为它通过其控制导向的规则体系重新整合出了一种维护整体性的协作机制,也正是由于这种协作机制的临时性,使得官僚制组织陷入无法逃脱的治乱循环。不论官僚制组织采用更换人员、改变管理,甚至变革体制等措施来整合组织的协作机制,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官僚制组织的内在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制组织中大量存在的中心群体、边缘群体以及这二者之间经常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导致它无法获得总体性,无法建立成员间的普遍信任,其结果就是官僚制组织陷入运转失灵,从而导致它经常处在一种危机频发的境况或忧虑中。而官僚制组织却并未因此消亡，而是进化出了一种自我防护机制。作为一种封闭的体系,官僚制组织的边界是十分清晰的,组织成员和组织外部人员之间被组织边界清晰地分隔开来,当组织成员边缘化危及到组织的生存以及组织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危机和风险的形式不断冲击组织正常秩序时,官僚制组织则会自觉制造出更加边缘的群体来缓解组织成员的边缘化感受以及缓冲环境对组织的冲击力。我们看到,临时雇员就是官僚制组织进化出来的一个相当关键的“减压阀”，但是,官僚制组织想要通过它来缓解组织成员的边缘感,却因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边缘人以及更多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不仅侵蚀了官僚制组织的凝聚力,而且还破坏了组织成员的独立人格、自主意识以及思考能力。组织只能在不断分化中形成越来越多碎片化的边缘群体,并且随着边缘群体不断出现,官僚制组织的内在生命力也走向了衰竭,尽管官僚制组织还在努力通过劳动分工和纪律的整合功能而使之成为仅仅在形式上具有整体性的组织。也就是说，官僚制组织想要通过临时雇员来增加组织边缘人的中心化意识,反而激发了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彼此倾轧。总体上来说,官僚制组织原本想要通过中心-边缘结构来建构统一性以获取效率,却因此使官僚制组织实现内在统一性的可能性被彻底破坏，使组织运行僵化低效。
四、社会去中心化中的合作行动者建构
按照自然秩序建构起来的农业社会,通常表现为自然界的地理或物理意义上的时空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的等级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从自然意义向政治统治意义的扩散。它直接地表现为社会其他方面的中心-边缘结构并不具有非常明显的特征,而是政治统治的从属功能。这也就说明了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更多地是自然空间意义上的,它缺乏对社会的主观建构。在自然空间的意义上,作为政治统治中心的城市与以人口和土地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则并不构成社会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结构,而更多的是地理意义上的,只有当从社会治理的层面去分析它时,我们才会主观地将之理解为一种社会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边缘关系。工业化进程通过“脱域化”而实现了城市化,也就是将农业社会围绕宫殿、衙门、城堡而建设起来的城市转变为集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功能的现代化城市。人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实际上也就在社会空间的意义上的建构起了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尽管工业化、城市化所凸显的是城市之于工业化大生产的集中特性,但是在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中,人们从自然空间中的中心-边缘关系那里摹仿和复制了这种空间结构,从而建构起了社会空间的中心-边缘结构。这种结构打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自然科学原理,并按照工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科学精神,奠定了它的合法地位,在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活动中得到不断地强化,甚至渗透到人类的思维空间当中去。一旦在人的思维空间中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的思维模式,那么一切形式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方式都将朝向建构中心-边缘结构。因而思维空间的结构化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空间的结构化。可以说,整个工业社会的社会建构都蕴含着这样一个空间逻辑。
(一)官僚制陷入了无法逃避的治乱循环
应该说,等级社会是官僚制得以建立的一个基本前提,或者说,它是官僚制成长的沃土,并且在官僚制的建构过程中,社会也通过官僚制内在的等级体系实现了自身的等级化。在这个意义上,官僚制和等级社会二者之间是相互建构的,而连接这二者的桥梁则是中心-边缘结构。社会在等级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结构是中心-边缘的,而官僚制则赋予了这种结构以现实的载体。按照费孝通先生对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可以说是一种“团体格局”,在这种格局中生活的人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2](P25)。处在这种社会结构下的人往往可以同时参加好几个团体,并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边界分明的团体或组织显示出了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别,不同团体或组织在共同构成社会时呈现出了地位、角色、功能上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社会结构中呈现出来的这种格局是一种点对点的中心-边缘结构。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2](P26)。中国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圈子则是以亲属关系为核心向外推展开来的,由此出发,一直推展至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穷人物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费孝通先生指出：“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2](P26)如果说中国农业社会以亲属关系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是“同心圆波纹”的“差序格局”,那么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中所呈现给我们的这种格局则是一种面对面的中心-边缘结构。但不论是团体格局还是差序格局,都构成了等级社会及其中心-边缘结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都走向了建构官僚制的方向。也就是说,官僚制能够得以建构不在于其社会结构所呈现的格局,而在于这个社会是一种等级社会,因为官僚制是通过社会的组织化、结构化将一切人都镶嵌到了等级秩序当中的,等级社会与官僚制之间的相互映射而使它们二者都在边界明晰的中心和边缘的差别中建构起了中心-边缘结构。
(二)积极建构张扬人性积极面的新观念
按照官僚制组织运行的基本逻辑,如果组织想要保持生命力并很好地实现其目标,它就需要强化组织成员的集体意识,并将那些受边缘化意识支配的组织成员清理出去。实际上,官僚制组织并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生存之道,而是在继续建构它的控制体系。不论是意识形态的还是经济利益的,官僚制组织的这些做法不仅没有在组织中形成成员间的共识以及组织运行的开放性,而且在建构控制体系、强化监督机制的过程中使组织原本还或多或少存在的信任关系消耗殆尽。换言之,“并不是组织成员天生具有不信任、不合作的禀赋,而是组织的控制功能破坏了组织成员的信任与合作”[3]。在官僚制组织的设计和建构中,学者们往往是基于抑制人性缺陷之目的而进行科学设计和理性建构的,这种组织设计和建构在强化了人性缺陷观念的同时,反过来又恰好证明了学者们对人性的判断,从而激励他们继续强化官僚制组织的这一设计和建构方案。其实,情况恰恰相反,人性本无所谓缺陷,而在人类社会迄今的一切组织设计中,都存在着激发人性消极面的动力和破坏人类积极面的潜力。在这个意义上,把人组织起来的社会不仅没有使人性积极面得到张扬,反而激发了人性消极面。对于一项理论或假说而言,人性缺陷的证明是符合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塑造的科学精神的,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来说,显然是消极的。然而,“如果说合作是出于并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共生共在之需要的话,那么,在旧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之下生成的管理型政府所支持的竞争机制、利益谋划以及控制原则,显然是违背合作之目的的”[4]。如果我们能够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彻底告别这种传统的理论和假设,积极建构社会及其组织张扬人性积极面的新观念,终结组织作为控制体系的传统观念,通过合作和信任观念的建构来用合作的体系取代控制的体系,在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变革过程中实现从中心-边缘结构到网络结构的去中心化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式微”之所以成为公共话题，文学作品与大众阅读之间的割裂不无关系。一方面，公众抱怨“好书难觅”；另一方面，作家喟叹“曲高和寡”。文学奖本身应成为联系读写关系的纽带，而不应进一步加剧双方的隔阂——通过公开、公正、透明的评奖过程，不仅可以向读者推荐优秀作品，而且可以帮助公众提高鉴别和欣赏能力，从而带动全民阅读的兴趣与能力。反之，如果文学奖陶醉于孤芳自赏，不仅与大众阅读渐行渐远，其自身也难免沦为圈子里人情世故的温床。
(三)以合作行动者的角色积极行动起来
按照其建构初衷以及一整套制度框架和规则体系,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命令能够贯彻下去并获得运行效率的基本保障,那么通过去中心化而形成的网络结构是否会给人类社会及其治理带来更高效率呢?我们看到,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环境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线性思维模式可以实现人类行为选择的科学化和理性化,因而在其中心-边缘结构之下蕴含的是命令——服从关系,即便组织中的人员会因这种结构而变得被动、消极以及无效率,但是官僚制组织的运行体制也确实能够使得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然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并逐渐呈现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官僚制运行的线性思维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高速运行的社会的需要了,这也是为什么人类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陷入到风险社会当中的原因之一。社会及其组织的去中心化所蕴含的是一种非中心化的思维,也就是说,去中心化是要从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走向合作制组织的网络结构,而其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则是从中心化的线性思维转向网络化、非中心化的复杂性思维。从社会结构的变革到思维方式的转变,都透露出网络结构将替代中心-边缘结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帮助合作制组织获得更高的、可持续的、具有价值关怀的运行效率。如果说中心-边缘结构是以命令自上而下的传递为中心而获得效率的,那么,网络结构则建基于处于网络关系和合作关系中的行动者及其与复杂性社会环境之间的广泛互动。“实现合作治理、使合作网络运转起来,即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向的基本条件就是政府和其他社会行动单位的地位是平等的。”[5]在合作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合作制组织将通过网络结构将一切愿意参与合作行动中来的因素都吸纳到这个体系中。社会及其组织的网络化消融了组织的边界,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组织也不会是以往那种边界明晰的组织,而是以合作关系中的行动者角色积极活动于社会网络结构当中的,“行动者之间可以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治理问题,而促进则是政府加入合作的行动方式”[6]。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也同样蕴含着社会及其组织的总体性的重新获得。
常规管理：4月上旬播种，用种量300kg/hm2。施尿素75kg/hm2、二铵150kg/hm2，播种时分层施入作底肥用，青稞专用肥150kg/hm2作种肥用。苗期用苯磺隆、爱秀化学防治除草。
总而言之,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官僚制这个设计来由“愚人”运行的组织形式则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中正遭遇困难。面向后工业化的现实,人类社会正在寻求一种能够突破官僚制组织的形式合理性框架,而建构一种能够支持和容纳人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创造性的组织形式来完成社会秩序的建构。这种组织形式是以往社会条件下所没有的,应该说,人类迄今为止所生活的社会在其结构上都是中心-边缘结构的,也是等级化的,而后工业化进程所建构起来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社会当中,而我们所看到的正是一个合作社会的到来。如果说社会及其组织在步调上是保持一致的,显然人类社会也将迎来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的转变。因为后工业化进程蕴含着消解中心-边缘结构的内在要求,而官僚制组织所代表的社会中心-边缘结构也将在这一社会变革进程中得以消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没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社会及其组织将呈现为网络结构,组织及其人员都是社会网络结构上的节点,而组织中的每个人又都是组织网络结构中的节点,它们虽然不是均匀分布的,但却保持着自由、平等的地位；它们虽然不是组织等级镶嵌结构中的构成成分,但却通过网络结构关系与组织中任何一个节点构成网络关系。按照社会及其组织的网络结构,人类在思考和规划社会的组织方式与治理方案时,如果是以社会网络的结构为背景的,而不是以官僚制组织及其中心-边缘结构为基础,那么人类将真正实现对官僚制组织及其中心-边缘结构的突破,并建构一种与后工业化现实相适合的全新组织形式。按照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种种趋势,这个全新的组织将是合作制组织,其结构则是网络结构。而与合作制组织相适应的政府模式不是管理型政府,而是作为合作行动者的一种全新政府模式,即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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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军.在全球合作体系建构中探寻政府模式变革的方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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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Thinking and Organization :Exploring the Approach to Reconstruct the Role of Government
ZHOU Ju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networking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t the technical level, but also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network structure of human society in terms of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ization, this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change means that human society has initiated a new social movement to break various boundaries and change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 eliminate the hierarchical linear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centralization, thus embarking on the approach to the networking of social structure, which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entral-periphery structure. In this process, the hierarchical social structure has been dismantled,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government has lost its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and the action of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ust be carried out in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in the role of cooperative actors.
Key words :networking; decentralizatio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cooperative actors
收稿日期： 2017-11-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治理创新中‘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16CGL056)
作者简介： 周军,男,江苏射阳人,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后,南京大学服务型政府研究所、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特约研究人员,从事服务型政府与合作治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D0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9-03-007
[责任编辑 陈 萍]
标签：网络化论文; 去中心化论文; 空间特性论文; 合作行动者论文;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