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否共同求生——对哈丁救生艇理论的逻辑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救生艇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3-0073-08
全球正义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其中，全球气候变化、碳排放等生态议题持续升温，相比较主权、普遍人权等传统主题，尤其令人瞩目。在这方面，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两种对立的理论，即波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和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前者将地球比拟成一个宇宙飞船，飞船上的所有人都处于一个共同的生态环境之中，因此人们必须团结自救。而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则恰恰相反，给出一个极端悲惨的模型，其中富裕国家独自求生构成冷冰冰的无法逃避的结论。①
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于救生艇理论的猛烈抨击构成讨论的主流。学者或者称救生艇理论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生态殖民主义”②，或者指责哈丁的理论实质是在为发达国家“继续半公开地或隐蔽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寻找借口。③还有的学者从空间的有限性角度出发，认为自由主义无法成立，如果在这种状况下仍然坚持自由主义，结果就必然违背公平。④总体来说，这些批判与辩护大抵停留在伦理层面，而对于哈丁理论的内部逻辑则较少涉及。笔者以为，伦理的批判必须建立在理论的逻辑基础之上，如果缺乏内在的逻辑推导，单纯的伦理批判将无法服人。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基本坚持哈丁的模型背景下，对于推理过程加以修正，从而给出一种更为乐观，也更符合现实的理论解释。同时，读者将会看到，本文虽未在基本伦理立场上做出断言式的论述，但事实上为各种针对救生艇理论的伦理批判提供了可用的工具。
一 从囚徒困境到救生艇：哈丁的逻辑概述
作为一个生态学者，哈丁以一个冷酷的马尔萨斯式的形象而著称。他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援助，质疑以解决世界粮食危机为宗旨而设立世界粮食银行的做法，反对发达国家从农业技术上援助经常发生饥荒的穷国的绿色革命，并且主张发达国家拒绝外来移民。所有这些看法，都在挑战人类固有的伦理观念，也因此遭受众多的质疑。但要看到，如此冷酷的主张，固然不乏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在形式上却是理论逻辑的结果。政治哲学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伦理批判的基础上，而应当深入探讨其内在的逻辑环节。因此，我们需要还原其理论的逻辑推演过程。撇开一些细节不论，这里我们需要把握从囚徒困境、公用地悲剧到救生艇这三个模型之间的转换。
我们从囚徒困境开始。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公司顾问艾伯特·塔克讲述了一个囚徒的故事，并给出形式化的表述，将它命名为“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则二人同样判监半年。若二人都互相检举，则二人同样判监2年。在这种逻辑下，理性的囚徒将选择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它往往用来讨论信任与合作问题，同时也用来说明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⑤
1968年，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用地悲剧》一文，提出“公用地悲剧”这个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应用广泛的模型。⑥他设想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理性的牧人都企图最大化其收益，为此，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在我的牧场上再多养一头牲口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效用呢？”这里既包含正效用，也包含负效用。正效用是牧人增加一头牲口的收益。增加牲口导致过度放牧将带来损失，但由于过度放牧的后果是由所有牧人承担，该牧人所承担的负效用仅仅只是该损失的一小部分。两者相加，增加牲口的总效用永远是正数，因此，明智的做法是不断增加牲口。而其他的牧人也都这样想。这时悲剧发生了。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多养牲口，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过度放牧而导致所有人的毁灭。公用地的自由将毁灭所有人。
公用地悲剧是囚徒困境的扩展与延伸，两者都存在着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以至于每个人受损的情势。但该模型并非囚徒困境的简单翻版，而是在其中设置了一个关键变量——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这个概念在应用于公共资源方面比较妥切，这也是公用地悲剧模型得以广泛流行的缘故。但哈丁并不满足于此，他继续将公用地悲剧模型应用到全球环境、资源等问题，从而得出了反对国际援助的结论。这一次，与公用地悲剧一样，他也借助了譬喻，这就是救生艇。
在哈丁看来，世界生态环境中的各个国家如海洋上漂流的救生艇，其中富国类似于其装载人数远低于承载能力的救生艇，而穷国则类似于人口超出承载能力的救生艇或者掉落海上的求生者。穷人希望爬上富国救生艇，那富国救生艇上的人该怎么办？哈丁假定，一个救生艇能容纳50个人，最多再增加10人（不过增加人后，由于不再具备冗余承载能力，遇上天气不好或其他意外，就会发生安全事故）。当载有50人的救生艇看到了另外100人在海里挣扎并渴望进入救生艇时，艇上的人应当如何回应呢？
哈丁设想了几种可能：第一，根据基督教义或者按需分配要求，让这100个人都进入救生艇。结局就是艇被淹没，所有人都将死去。彻底的正义意味着彻底的毁灭。第二，仅仅让10人进来，以最大限度地救人。不过一旦遇上意外很可能付出昂贵代价。况且还有这样的问题：让谁上来？如何面对被拒绝上艇的其他90人？第三，不让一个人上艇，这样才能保障艇上的人的安全。也许会有人对第三种做法有负罪感，他们认为见死不救是不正义的。对此，哈丁反驳说，如果你因为良心受谴责而想消除负罪感，办法就是自己跳下海，让出位置给别人。可是，爬上艇的人不会因此而有负罪感，如果他们真有负罪感就不会爬上艇。所以，救生艇的逻辑必然是消除了艇上人的负罪感。第三种选择是必然的出路。
将这一救生艇理论应用于全球正义问题上，哈丁很自然地认为，国际援助是无益的，甚至事与愿违，恶化了全球生态。表面上看这一逻辑极其严格，难以反驳。事实上，从公用地悲剧到救生艇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跨越这鸿沟的逻辑之桥主要有三个，它们分别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道德的逆向选择和棘轮效应。哈丁的这三个假设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一一讨论。
二 存在集体理性的可能性
自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命题问世后，鼓吹市场的理论家都相信每个人追求私利同时不自觉地促进整体社会福利这一信条。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对这一信条的形式化的阐述。哈丁的公用地悲剧则说明，每个人的理性并不能自动地促进集体利益。⑦应当说，哈丁的模型具有洞见。而将公用地悲剧用于全球正义问题上，他反对富国的人与穷国的人将救生艇视为公用地，却忘记富国的人自身也可以将所处的救生艇视为公用地。如果富国的人也都是理性个体的话，即使没有穷国的人进来，其资源也将耗尽。因为富国内部就采用公用地的逻辑，从而可能导致公用地的悲剧。所以哈丁的逻辑谬误在于：当哈丁在讨论公用地悲剧时，他认为集体理性是不存在的，而在救生艇模型上，他却单独赋予富国某种程度上的集体理性，拒绝穷国具有集体理性，同时否认人类整体的集体理性。
从逻辑上看，富国实现独自生存的可能性有三：(1)或者富国的人们存在集体理性；或者(2)个体自愿的节育从而促成社会总人口在承载能力之下；(3)富国掠夺其他国家，从而满足其自身。第二种可能性，我们将放在第五节探讨；至于第三种可能性，我们将在第六节简要说明（全球剥削问题）。这并不是说它不重要，恰恰相反，它构成当代全球正义所要讨论的现实背景。但因为它是对哈丁逻辑的外部批判和社会历史的解读，而不是哈丁理论的内在逻辑探讨，因此这里不做详细讨论。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可能性。哈丁的逻辑能够成立，这需要富国发展出一种集体理性。这种集体理性也许指有节制的计划生育，也许是有计划地利用资源、保护耕地和生态公园等。不管集体理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它在富国必须存在，否则，即使没有穷国，富国自身也将陷入公用地悲剧。不过，这种集体理性并非简单地对个体理性的否定，不是用一种完全对立的事物来取代哈丁的概念，而是哈丁逻辑中的内在要求：如果救生艇上的人不存在集体理性，为什么他们能够集体拒绝海中挣扎的人呢？如果不存在集体理性，他们自身就会发生内讧并且迟早毁灭。但值得注意的是，哈丁虽然隐含了富国的集体理性，却拒绝了穷国具有集体理性，穷国不能可持续利用资源就是明证。此外，哈丁还不愿意看到人类整体的集体理性，救生艇中的人不愿意搭救落水者，富国拒绝援助说明了哈丁逻辑中人类整体的集体理性的缺失。逻辑的一致性迫使我们追问：如果富国的人们能够发展出这样一种集体理性，为什么穷国就不能发展出来呢？更进一步，为什么整个人类就无法发展出一种集体理性呢？很遗憾，哈丁在描述救生艇情境的时候仅仅将集体理性单独赋予给富国，而看不到穷国乃至人类整体的集体理性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这样一种集体理性确实是可能的。它不仅存在于富国，也有可能存在于穷国，即使在整个人类层面上，也有生成的可能。而且这种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社会既非完全利他主义的，也非完全利己主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集体理性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恰恰与哈丁的逻辑内在相关。它不仅是哈丁的逻辑所必须（富国独自生存），而且也可能在哈丁的逻辑中生成（穷国求生乃至人类共同求生）。哈丁所有的理论中都贯穿着承载能力有限这一先决条件，但恰恰是承载能力的有限，使得集体意识到，有必要发展出一种集体应对危机的意识以及相应的行为。对此，我们不妨用吸血蝙蝠的故事来说明。吸血蝙蝠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吸到血，否则就会死去。尽管它们都是自私的，但是因为“演化的压力”，它们经常反刍一些血液供给饥饿的同伴，以避免后者死去。⑧历史上，在饥饿、民族生存、落后等压力下，穷国完全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凝聚力，从而摆脱公用地悲剧。比如，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一盘散沙，但在革命精神的号召和革命政党的组织下，它已经成功地走出了失败国家的循环。
穷国由于生存的压力会发展出一种集体理性，同样，在全球范围内，人类也能够发展出一种集体理性。穷国与富国虽然存在着利益冲突与矛盾，但由于面临着共同的生态问题，也有能力发展出共同的奋斗目标与国际交往规则，国际法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等问题的严峻，国际社会开展多次的气候谈判以共同面对人类的潜在灾难。虽然谈判过程本身并不乏各国自己的利己打算，但最终的妥协与结果仍然体现出集体理性的存在。
三 道德不仅仅是逆向选择
道德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指的是，在严酷的生存条件下，有道德的人无法生存，生存下来的人必然是不道德的。作为一个生态学家，哈丁用生存竞争中的弱肉强食来描述人类，从而得出这一结论。这一逻辑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第一，即使在救生艇环境下，自私与生存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活下来并不等于自私。真正生存下来的群体中，必然包含着一些能够传承的高尚道德因素。前一节有关集体理性的探讨已经指出集体理性的存在，它事实上是群体竞争生存的产物。演化理论指出，在演进过程中，某些群体能够生存下来，某些群体无法生存下来。其中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成功的群体拥有某些道德因素或者说牺牲精神并能够传承下来。⑨回到哈丁的救生艇隐喻，设想某个救生艇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一些成年男子做出了牺牲，而当时的未成年人将受到这一牺牲精神的教育。他们会教育下一代并在必要的时候做出牺牲。这样，牺牲作为一种精神将留传下来，并为群体所记忆。当群体需要时，可能又会有人站出来为群体而牺牲。
第二，更重要的问题是，哈丁忽略了规范的形成。人们的互动并不是一次性的，即使在救生艇环境下，人类也不可能在达到承载能力之前毫无察觉或者无所作为。承载能力对于人类所施加的压力并非短时间形成并对人类实施灭绝性的瞬间打击，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将会就这个问题彼此互动，不管是在群体内部还是群体之间。除去战争等行为之外，互动的行为大抵属于讨价还价。当人类的互动增多时，即使是交往的各方都持经济人理性，也会因为交往的多次重复而形成各种规范。规范是一种包含着互惠的道德精神的实践形式，它作为道德的外化来调节人类的交往。宾默尔应用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来简述规范的形成逻辑：“在公地悲剧中，有效率的结果是在公地正好放养1000只羊。如果这100个家庭聚集在一起开个秘密会议，他们可能会为每家分摊这1000只羊的多少而达成协议。……如果公地悲剧可以无限重复地进行，根据无名氏定理，这样的会议中达成的协议会成为一个自我执行的社会契约，从而可以维持下去。”⑩如果说宾默尔仅仅给出了抽象的模型，而罗伯特·埃利克森则以捕鲸给出了公用地使用方面的实例。19世纪，一条鲸鱼的捕杀往往由不同的船只在不同的时间先后完成，而分散在各个国家的捕鲸者因为相互往来而发展出一些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捕鲸规范，比如发现鲸鱼船、掷出第一叉船、掷出致命鱼叉船等相关利益方之间就占有鲸鱼、分割所有权形成了一套非正式的制度，并为法院所承认。(11)它说明，即使在公用地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也有可能发展出一些非正式的规则，这些非正式的规则随后固化成正式的制度，从而保证了群体生存。
当然，不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哈丁的模型下，某个具体的社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没有演化出一种合理利用资源的规范，并最终走向了资源枯竭和人口减少的毁灭性结局。但要看到，这样的现象并不能构成哈氏的道德逆向选择的依据，恰恰相反，它们的失败将证明，留下来的群体，正是因为具备了能够调节群体生存的集体理性与集体道德而得以存活。因此，群体选择的逻辑结果并不是对道德的逆向淘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道德的生成与维持。
四 棘轮效应在国际援助方面的不适用
哈丁救生艇理论的另一个重要逻辑环节就是棘轮效应。大意是如果富国或国际援助机构援助穷国，穷国因此就能够提高其承载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穷国的人口将继续增长，而一旦突破新的承载能力时，穷国又陷入了生存危机，这时，又需要更高水平的援助。于是，富国或国际援助机构出于人道考虑进一步加大援助。但这些加大的援助促使穷国提高生育能力，从而再次突破承载能力。如此反复，国际援助导致了穷国的依赖性，只是暂时缓解了穷国的危机，但事实上却加大了生态的风险。长此以往，穷国人口将持续增长下去，而且不会受到任何约束，直到地球无法承受这么多人口为止。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初就不应当实施国际援助。
棘轮效应描述了一种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哈丁用它来描述国际援助，显然不合适。他对富国剥削穷国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仅仅抓住富国援助穷国这一孤立的现象来研究，必然导致其基本倾向的错误。现实中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由于附带政治条件往往成为富国对穷国的变相剥夺。笔者对此不展开论述，而仅仅对棘轮效应在国际援助应用方面的逻辑适用性提出质疑。
第一，对富国与穷国的生育理性给出了不同的假设，违背了逻辑推理的一致性条件。哈丁没有任何根据地认为，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控制人口，而发达国家则因为这方面做得出色而不至于受到承载能力的压力。这是一种偏见，更是一种逻辑上的谬误。理论的推导要求对穷国与富国做同样的理性假设。他却假定富国的人们具有合理生育的动机，而穷国的人们则持一种生育最大化的动机。
第二，生育最大化不符合个体理性，它是一种奇怪的“基因理性”，与现实中的人类行为相差甚远。一般来说，大多数人都会具有生育意愿。但是，人们在生育子女方面也受到预算约束、子女质量与数量选择、成活率等许多因素的影响。(12)哈丁假定穷国的人们收入增加后将倾向于生育更多子女从而再次突破承载能力，但现实是当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后生育率反而下降，因为人们更愿意提高生育子女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第三，从群体层面来看，哈丁的棘轮效应中对双方给出了不一致的道德假设，再次出现了逻辑上的不一致。在富国一方，哈丁一厢情愿地假定了一种利他主义；而在穷国一方，哈丁却在假定受援之后人们一味地利己主义。这种完全违背逻辑一致性的荒谬假设得以堂而皇之地写出来，不能不让人怀疑，是西方中心的道德优越感从根本上妨害了哈丁的眼光。
五 救生艇背景下共同求生的逻辑
至此，本文对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已基本上做了一个内在的逻辑批判。尽管笔者非常不认同哈丁的主张，但却相信，救生艇理论值得认真对待。该理论曾受到广泛的关注，并被视为讨论人类生存的一个出发点。笔者并不认为该情境是对现实的恰当描述，所以对该理论进行内部的逻辑探讨而不是外部的批判，希望以此证明，即使处在哈丁的救生艇情境之下，人类完全可以实现共同生存。
人类能够共同求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类具有发展集体理性的能力，在救生艇情境中，这种集体理性表现为对集体生存的意识、对集体的认同以及为维护集体生存而做出牺牲的道德。它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群体层次的集体理性，一是全球层次的集体理性，两者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得以逐步发展。(13)在这一过程中，利他主义道德将与利己主义行为并存，但利他主义逐渐强化，并得以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也就是说形成一种规范。规范的自我维持基本上摒弃了那种无休止依赖援助的棘轮效应的普遍盛行，从而保证了人类的共同生存。以上这一逻辑的具体展开过程如下：
第一阶段，共同的命运迫使一些群体内部形成一种群体意识与认同，亦即群体层次的集体理性。单个救生艇中的人们面临着共同的命运，他们不得不共同合作。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格局决定了同一条救生艇上的人所面临的并不是囚徒困境，而更多的是确信博弈。(14)在这种情况下，单个救生艇中的人突破最初局限于自身的个体理性，而产生了集体理性的因素。之所以说是“因素”，乃是因为纯粹的为集体着想而无任何利己之心的动机是罕见的，也是难以长久维持的。不管怎么说，集体理性已经存在，但此时还局限于单个群体内部。各个救生艇之间彼此都当做外人，条件较好的救生艇中的人可能会拒绝援助其他救生艇中的人。不过，在这个层面上，条件较差的救生艇中的人也可能会发展出一种群体意识与认同，他们努力实施自救。当然，我们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仍然会有一些救生艇中的人们，即使在面临严酷的共同命运时，仍然没有发展出集体理性，而是内部争斗。
第二阶段，那些具有群体意识与群体认同的救生艇能够在总体上胜过那些不具有或者较少具有群体意识与群体认同的救生艇，也就是说生存竞争并非逆向选择，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和维持了道德。现实是残酷的，并不是每一个救生艇都能够实现集体生存。将外部的偶然因素忽略掉，或者假定各个救生艇之间所面临的处境类似，那么生存机会就取决于内部的集体理性。设想两个救生艇上的人口与食物大致一样，其中一个救生艇上的人们完全自利，彼此不信任，结果内部为争夺食物相互厮杀而很快灭亡；而另一个救生艇则集体决定食物的分配，并且有效地控制着食物的消耗。显然，后者生存下来直到获救的机会更大。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集体理性越高，其生存成功的概率就越高。但至少可以认为，缺乏集体理性和道德因素的救生艇将必然失去生存机会。
第三阶段，各个救生艇之间开展互动，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全球层次的集体理性。由于各个救生艇共同生存在同一个海洋之上，它们必然会面临共同的问题。这些共同的问题可能是共同的困难，也许是共同的资源，还有可能是共同的信息，或者其他方面的共同因素。如同救生艇内部的群体一样，共同面临的问题最终会使得各个救生艇逐渐产生全球层次的集体理性。这种全球层次的集体理性并不是对个体理性和群体层次的集体理性的否定，而是对它们的补充和约束。渐渐地，这种集体理性因素会越来越强，并达到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上。之所以说集体理性因素会逐渐增强，乃是因为除了共同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互动的愈加频繁。互动形式可能是沟通信息（比如发现大陆），共同集体行动（共同捕鲸），也可能是相互争夺资源，甚至是战争。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协作性互动和对抗性互动两类。协作性互动可以促进集体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即使是对抗性互动，尽管其过程中充满不信任和冲突，对抗的均衡结果也会是集体理性的增强：(1)一方吃掉另一方，胜利者的生存往往是群体层次集体理性在全球的扩展，如同秦灭六国；(2)双方达致妥协，并减少对抗，从而产生了妥协、尊重或者认可各自的势力范围等规范；(3)还有一种结果是一方奴役另一方，输者承认胜利者的特别权利，渐渐双方都认可胜者特权，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认知。这种对特权的共同认知本身也是一种集体理性，因为它可以避免更多无谓的内耗，从而实现共同生存——哪怕是不公平的生存。正如恩格斯论述国家诞生的逻辑，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仍然缓和了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15)至此，全球人类的共同生存出现了曙光。
第四阶段，就是互利互惠的全球性规范的诞生，人类摆脱了单独求生的前景。随着救生艇内部和救生艇之间的互动增多，集体理性渐渐固化为规范，全球层次的集体理性亦将形成全球性规范。规范是互动长期演进的均衡结果，它对互动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做了规定，亦即形成了制度。规范也许公平也许不公平，但必然是互利互惠的。救生艇之间面临着的共同问题迫使它们互动并在互动的方式、界限、成本分担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最开始，这种一致意见所体现的集体理性很可能是不公平的，一些救生艇因为自己的谈判条件优越，在与其他救生艇之间谈判时提出了更高的要价并为后者所接受。弱势救生艇所以接受这些要价，是因为显然比不接受更有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不公平的互利互惠规定也是有利于各个救生艇内部和救生艇之间实现共同生存的。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由于规范已经形成，这也意味着哈丁棘轮效应的不成立。因为：(1)富国援助穷国通常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2)退一步假设，确实出现了棘轮效应，这也意味着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权利义务没有形成均衡，双方还处于讨价还价之中。一段时间之后，富国就会发觉它的害处，从而终止援助，也就终止了棘轮效应。(3)棘轮效应本身可以视为一种共同问题，而对它的应对也可以形成集体理性与规范，并最终得以解决。总之，规范并不反对国际援助，但规范必然不会令国际援助的棘轮效应得以维持。这并不是说现实政治中不存在那些事与愿违的援助，而是说，那些具有棘轮效应的不具备互利互惠因素的援助必然走不远。在规范的调节下，绝大多数国际援助以一种对双方互惠互利的方式得以进行。这样，人类的共同生存的前景成为现实，并且具备了稳定性。
最后，人类不但可以共同生存，而且能够实现更为公平的生存。调节救生艇之间互利互惠的规范行为存在着多种可能，其中一些规范比较公平，而另外一些则显然更不平等。但出于道德的压力与人类对于平等的诉求，以及各个救生艇之间的长期交往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较公平的规范。(16)
至此，共同求生的逻辑得以完成。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阶段仅仅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分析，现实过程中它们往往相互交叉，彼此难以区分。但它足以说明，即使在救生艇这样严酷的条件下，人类仍有可能实现共同生存，而不是各个独自求生。当然，不能否认，在某些特殊和特定的情况下，哈丁所描述的那种独自求生的现象与逻辑是存在的。但生存压力与国际规范迫使完全利己的独自求生者将受到惩罚。如果人类在救生艇的严酷背景下都能够发展出共同生存的前景，那么，我们有理由在远比救生艇好得多的背景下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生存与发展。
六 更多的思考主题
除了本文所分析的几个逻辑问题外，哈丁的救生艇理论还涉及了许多基本政治哲学问题留给我们继续思考。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完全展开，仅仅提示几个可能的全球正义议题。
第一，地球资源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地球资源归人类所共有，抑或由各个国家分别所有乃至个人所有？哈丁倾向于各个国家拥有其各自的资源，正如其在公用地悲剧中所归纳出来的公地私有化逻辑一样。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到彻底的私有化。大气能够私有化吗？全球变暖能够只发生在像美国那样高碳排放的国家吗？地球的共同资源与共同环境使得人类的命运不可能彼此孤立而不相关。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当如何界定各个国家乃至个人对于共同资源的权利？
第二，自由贸易的合理性问题。当自由贸易所导致的结果是富国尽享他国的资源，而资源本来丰富的穷国的人民却食不果腹时，如何在政治哲学上看待它们？资产阶级学者鼓吹自由贸易，认为它也提高了穷国的平均收入。但是，这一“平均”理由的背后实质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促成穷国内的两极分化，穷国的富人或者买办将得利，而穷人则生活水准下降。是否该抵制自由贸易或者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抵制自由贸易？如果自由贸易无法从根本上抵制，如何判定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不平等，又如何纠正这些不平等？自由贸易体系下，穷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来尽可能保证自由贸易的利益倾向于该国的穷人？
第三，全球剥削问题。全球剥削与自由贸易相关，此外还涉及到投资、技术流动、以多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等基本国际经济结构问题。它所造成的基本结果就是，富国剥削穷国。富国目前能够处在“承载能力”之下，其本质在于凭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交换而掠夺穷国资源。比如，我们能够设想美国不利用其他国家的石油而实现其目前的汽车消费吗？如果没有从其他国家的粮食进口，日本这样的狭小国度又如何能够养活上亿的人口？这里，纵然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谈不上充分的补偿。如何解释这种剥削并指出应对之道，构成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
第四，世界政府问题。世界政府看似一个非常遥远的话题，但是政治哲学不能因为它目前的不现实性而拒绝思考。公用地悲剧中，避免共同毁灭的出路是各种制度安排，比如排队、抽签、私有化，这种制度安排得以实施的保证是存在着第三方强制，亦即政府。但在全球资源问题上，单靠国际政府之间的协议是否足以保证全球资源的合理利用？当某些霸权国家或强国的利己动机拒绝统一的制度安排时，将如何处置？在这种情况下，不免引发世界政府的思考：是否需要，如何实现？
注释：
①Garret Hardin,"Living on a Lifeboat",Bioscience,24,1974,pp.561-568.
②丛志杰：《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南北关系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③雷毅：《环境伦理与国际公正》，《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1期。
④韩立新：《自由主义和地球的有限性》，《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⑤中文语境中的理性既有可能指rationality，也可能指reason，本文的理性指前者。个体理性指有效地实现利己目的的动机；而集体理性指的是有效地实现集体利益的动机。在此，个体理性基本上等同于经济人假设。
⑥Garre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 162,1968,pp.1243-1248.
⑦事实上，哈丁的逻辑与斯密的逻辑并非严格对立。哈氏的公用地悲剧只是说明，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个体理性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产权非常明晰或者公用地存在着严格的管理，那么个体理性也会导致符合集体理性的结果。
⑧⑩肯·宾默尔：《自然正义》，李晋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第16页；第19页。
⑨这里涉及生态社会学中的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问题。一般情况下，利己主义者要比利他主义者更容易生存，但如果一个群体内部有更多的利己主义者，反而无法竞争过那些拥有更多利他主义者的群体。有关群体选择的讨论，可以参看Herbert Gintis,Samuel Bowles,Robert Boyd,and Ernst Fehr,eds,Moral Sentiments and Material Interests:The Foundations of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Life,Cambridge and London,MIT Press,2005,Chapter 1,Chapter 3.
(11)Robert C.Ellickson,"A Hypothesis of Wealth-Maximizing Norms:Evidence from the Whaling Industry",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5,1989,pp.83-97.
(12)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209-242页。
(13)现实的集体理性是多层次的，从家庭、社区、城市、地区、国家乃至天下。它还可以是多元的，宗教认同、民族认同、职业认同、阶级认同、地域认同、学校认同，等等。参见阿马蒂亚·森对身份多元的论述（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4)关于从囚徒困境到确信博弈的转换，参见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李风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92-203页。从森的图解来看，从囚徒困境到确信博弈的关键之处在于参与人观念的转变，它预示着个人突破了纯粹的个体理性而具有集体理性的因素。当然，在救生艇环境中仍然存在着部分人想搭便车的动机与行为，但是由于生存压力迫使救生艇上的大多数人必须出力，这样合作自然成为占主导的动机。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0页。
(16)为什么公平的规范最终要胜过不公平的规范，相关的解释包括重复博弈、互惠利他主义、高成本信号传递(costly signaling)、群体选择、宽待乞讨(tolerated theft)等，不一而足。这里不展开介绍，仅仅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即学者们总体上承认公平是能够逐渐演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