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三次大辩论及其政治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但丁论文,大辩论论文,文艺复兴论文,先驱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350—1430年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逐渐发展，是复兴古典文化还是创立人文主义新文化、是深入研究学问还是建立公民共和国的争辩日趋激化，造成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矛盾，也迫使他们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阐述。
作为文化上成就显赫的领军人物，但丁（1265—1321年）自1350年起就成为早期人文主义者密切关注和争论的对象。围绕着但丁是否符合文艺复兴先驱的问题，彼特拉克、薄伽丘、萨鲁塔蒂、布鲁尼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积极赞扬者如薄伽丘，有谨慎存疑者如彼特拉克，有彻底否定者如尼古洛·尼古里（Niccolo Niccoli），有折中调和者如萨鲁塔蒂和布鲁尼。分析和考察这些争论，不仅可以管窥文艺复兴运动发展过程中复古和创新之间、个体文学创作和社会公共服务之间、君主制与公民共和政治之间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而且也能够看出文艺复兴运动性质的转变：以研究古典文化为目标的文化运动是如何转变成为以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运动的。
关于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性质转变，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巴伦（Hans Baron）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市民人文主义”说。巴伦认为：1400年前后的危机，尤其是1402年佛罗伦萨人与米兰人的对峙，触发了人们对政治事务新的、更为强烈的兴趣。反对（米兰）詹加莱亚佐的侵犯，对加强佛罗伦萨人的共和情绪，发挥了深刻的影响①。“靠着热情和意志力，佛罗伦萨人维护了自己的自由，形成了为城市自由而斗争的动力。”② 继汉斯·巴伦之后，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把维护共和国的自由理解为佛罗伦萨的古老传统，认为“自从米兰人在前十年（1301年）屈从于维斯孔蒂的专制统治以来，佛罗伦萨一直是共和自由的主要保卫者”③。最近，西门·A.基尔逊（Simon A.Gilson）著《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一书，从接受学的视角对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如何根据自己需要评价、利用和接受但丁作了一个综述，但尚未触及但丁是如何成为文艺复兴伟大先驱的问题，也未能将关于但丁的种种评价与文艺复兴运动性质的转变联系起来考察。在我国，学者们一般都肯定但丁是文艺复兴伟大先驱这一说法，不仅因为但丁的思想已经“显露了新时代思想解放的曙光”，“有比较鲜明的新世界观的萌芽”，还在于但丁“标志着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④。具体地说，我国学者充分肯定但丁的文艺复兴先驱地位是基于两种认识：一是但丁本人有众多建树，他的古典学研究，他利用民族语言进行的诗歌创作以及他提出的政治应当与宗教分离的学说，证明他是争取意大利民族统一的战士和思想家⑤。二是但丁与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后者乃是继承和发展了前者的思想。因为佛罗伦萨“这座城市的居民非常推崇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称之为‘佛罗伦萨三杰’”⑥，因此但丁和彼特拉克都可以被视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当然，我国专门研究但丁是如何成为文艺复兴先驱的文章不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但又需要充分研究的空白点。本文拟就不同人物评价但丁的不同标准入手，探讨关于文艺复兴先驱标准大讨论的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早期人文主义者们的思想变化，探讨文艺复兴运动性质转变的内在原因。
一、但丁的政治影响和学术声望
在意大利的历史上，但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人物。他之所以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因为他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影响和不容忽视的学术声望。
当时的佛罗伦萨，没有哪件事情能比平定显贵家族之间的斗殴、恢复城邦的稳定更加来得重要。社会秩序是这么被扰乱的：切尔基和多纳蒂为佛罗伦萨城两个最为著名的显贵家族，他们之间的长期竞争和争权夺利为城邦的动荡埋下伏笔。皮斯托亚城的首要家族坎切利埃里家族来到佛罗伦萨进一步造成两大家族冲突的升级。坎切利埃里家族因为家族内部残酷斗殴导致了分裂，来到佛罗伦萨后，对立的两派就分别投靠了佛罗伦萨城的切尔基家族和多纳蒂家族，并且把残酷斗殴的封建传统带进了佛罗伦萨。据马基雅维里记载，这个家族分裂为黑白两党，两党之间长期进行接连不断的斗争，导致许多人的死亡和大量财产的破坏。黑党因为和佛罗伦萨的多纳蒂家族很熟，就得到这个家族的首领科尔索的支持。这样一来，白党也要投靠一个有势力的家族首领以防多纳蒂家族的攻击，于是就向韦里·德·切尔基求援。这个人就是切尔基家族的首领，而他不论就哪个方面来说都不次于科尔索⑦。佛罗伦萨遂分裂为以科尔索为首的黑党和以韦里为首的白党，最终酿成由黑白两党挑起的全城大械斗，整个佛罗伦萨陷入了可怕的党争和极度的恐怖、不安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但丁出任佛罗伦萨的公职，并在1300年成为佛罗伦萨执政官（六人执政团之一）。面对黑白两党分裂、斗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程度的局面，但丁大胆建议执政团鼓动平民起来维持秩序。在赶来支援的平民和乡民的强大威力下，执政团迫使双方放下武器，并把科尔索和许多黑党成员放逐。为表明执政团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他们也放逐了许多白党的人，佛罗伦萨的局势一时得到了控制⑧。
然而，在党争背后操纵的教皇博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却企图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阿尔伯特一世（1298—1308年）尚未加冕之际，把整个托斯卡纳控制在教廷治下。教皇利用党争，支持黑党，导致黑党复辟并掌握政权，并随之对白党加以疯狂迫害。1302年1月27日，倾向于白党的但丁缺席被判5000金弗洛林的罚金，被流放在托斯卡纳境外2年，永远不许担任公职，罪名是贪污公款，反对教皇和教皇的代表查理，扰乱共和国和平。但丁听到这一消息后，拒不承认强加的罪名和回乡交纳罚金，3月10日，又被判处永久流放，一旦落入共和国政府之手，将被活活烧死。从此但丁开始了长期的流浪生活，至死未能返回故乡⑨。
执政官但丁为了城市稳定而遭遇流放的事件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这种极不公正对待但丁的态度成为佛罗伦萨人最为关注的政治晴雨表。人们开始怀疑，以迎合教廷作为筹码真的能够维护佛罗伦萨的稳定吗？让那些骄横的显贵来直接控制佛罗伦萨真的就是共和国政府的既定目标吗？当时的舆论正如薄伽丘后来在《但丁传》中所归纳的那样，是公民们对佛罗伦萨统治者的强烈谴责：“当你们不合情理地、残忍地逼迫你们最杰出的市民、最善良的执政官、最高贵的诗人仓皇逃离佛罗伦萨的时候，你们是多么愚蠢和不顾后果啊！从此以后你们还拥有什么呢？”⑩
遭遇流放后，但丁撰写了《君主政体》（1310—1312年）一书，在民众中形成极大影响。在这部作品里，但丁提出政治必须与宗教分离、教皇无权干涉政治的主张。论证了建立世俗帝国的必要性，指出只有在世俗统治者的管理下才能保障正义、和平、法治和民众的自由。这是中世纪晚期最早提出政教分离的专著之一，对当时欧洲政治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抨击使罗马教廷深受刺激。多明我会修道士基多·凡纳尼开始指责但丁，他攻击但丁把罗马帝国神圣化，尤其是驳斥但丁的观点：君主的权威来自于上帝，而非来自于教皇(11)。但是，但丁对教会干涉政治的攻击触及了教廷统治世界的根本，这使但丁赢得了所有渴望摆脱教廷干预政治的人们的支持。
但丁的政治影响也扩大到了佛罗伦萨以外的地区。在但丁逝世后，拉文纳的民众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薄伽丘《但丁传》指出：小圭多·达·波伦塔（Guido Novello da Polenta），这位拥有高贵心灵的骑士，将但丁的遗体放在一个装饰有诗人象征的棺材里面，棺材托在拉文纳最有名望的市民们的肩膀上，以他应得的荣誉，被运送到了城中的一个小修道院。但丁的遗体，在全城市民的哀痛中，被安放在了一个石棺里，迄今它仍然躺在该处。然后，他们回到但丁曾经居住过的房子，根据拉文纳的传统，为但丁举行了持久和盛大的哀悼仪式。这场仪式一方面献给死者伟大的人格和他的学问；另一方面也是让那些尚留在人间的哀痛万分的朋友们得到一些安慰。小圭多·达·波伦塔认为，如果生命和幸运能够继续，自己或许也能够拥有如此伟大的墓葬；如果自己的成就还不足以让后人永远缅怀，那么，为但丁举行的这场隆重葬礼，将被人们永远铭记(12)。
除了政治影响外，文学创作活动也为但丁赢得了不朽的声望。但丁撰写《神曲》，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例如，在《神曲·炼狱篇》中，借13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行吟诗人索尔戴罗（Sordello）之口发出如下感慨：“唉，奴隶般的意大利，苦难的旅舍，暴风雨中无舵手的船，你不是各省的女王，而是妓院！那个高贵的灵魂只因为听到故乡城市的甜蜜的名字，就急切地在这里向他的同乡表示欢迎；然而如今你境内的活人却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同一城墙、同一城壕圈子里的人都自相残杀。”(13) 但丁反复强调：意大利的城市全都充满了暴君。“如果你好好反省，有了自知之明，你就会看到，你犹如躺在羽绒褥子上不能安息，像以辗转反侧来躲避她的痛苦的病妇一样。”(14)
在民族语言方面，但丁的建树也是划时代的。《论俗语》一书，从理论上充分阐述了发展意大利民族语言的重要性。此外，但丁用俗语写成的《神曲》，把意大利语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确立了但丁最优秀的俗语诗人地位。在但丁影响下，意大利出现众多用俗语创作的作品，雅俗共赏的民族语言把意大利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向极致。
随着《论俗语》、《飨宴》、《神曲》等论著的陆续问世，但丁思想中所蕴藏的文化瑰宝得以显露。据历史学家考证，《神曲》全本在但丁逝世之后就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还不包括部分在但丁生前就已得到流传的手稿。早在14世纪20年代，比萨的学者奎多（Guido da Pisa）就在《评论集》中发出“他把死去了的诗歌从黑暗里带进光明”(15) 的论断。奎多还揭示了但丁与古典作家之间的联系，因为在《神曲》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是带领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的向导。1350年左右，巴伯里诺的法兰西斯科·迪·纳多（Francesco di ser Nardo da Barberino）的作坊首次誊写了但丁的《神曲》手稿，数量多达数百部。至15世纪，意大利更大批量地出版《神曲》，并且出现了印刷版，其中50％是由佛罗伦萨的出版商出版的。也是在15世纪初期，《神曲》被两次翻译成拉丁文本。这样，但丁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商人占其中很大比重(16)。1373年6月，一大群佛罗伦萨的市民向城市政府请愿，要求当局委派一位最具有资格的人，向佛罗伦萨所有想要聆听但丁的人用意大利语不负众望地朗读其作品。这项光荣任务当仁不让地给予了最为著名的但丁研究学者薄伽丘(17)。这时，佛罗伦萨不但出现了关于但丁的学术讲座，还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但丁肖像画。这表明一个复兴但丁的时代已经到来。
佛罗伦萨出现“复兴但丁”现象，一是因为但丁拥有划时代的文学成就和政治成就；二是但丁身上的资源得到了重视。他的佛罗伦萨执政官的身份，他在境外获得的极高声誉，他作品中所包含的深厚的爱国情怀和创新精神，他在佛罗伦萨遭遇的极不公正的待遇和他对教皇干预政治的尖锐批判。如何处理但丁的问题日渐成为佛罗伦萨人所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既牵涉到当时佛罗伦萨复杂的政治关系，也牵涉到知识精英内部的关系和文艺复兴运动发展的走向。
二、第一场大辩论：“古典学”对“创建新文化”
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的社会矛盾是十分尖锐的。1348年，黑死病肆虐欧洲，反衬出意大利政治秩序的紊乱和民众的悲苦。与天灾相比，人祸更为猖獗，教廷迁往阿维农，受法国国王的控制，罗马教廷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把意大利当做争逐的战场，意大利各个城邦国家之间战争连绵不断，更使意大利的统一显得无望。这种社会变迁削弱了意大利社会统治阶级的权力，引起了知识精英对中世纪传统文化的质疑。
彼特拉克（1304—1374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真正发起人，他的思想开一代新风。彼特拉克在佛罗伦萨建有一个诗人和学者的团体，其中有薄伽丘（1313—1375年）、萨鲁塔蒂（1332—1406年）等人，都以诗鸣、文采著称(18)。薄伽丘与彼特拉克第一次见面是在1350年，其时但丁的《君主政体》、《神曲》在托斯卡纳早已闻名遐迩。薄伽丘对彼特拉克复兴古典学问的使命倍加推崇，曾在1342—1343年间完成了一部《彼特拉克传》，高度评价了彼特拉克。但是，在对但丁的评价问题上，薄伽丘和彼特拉克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第一场关于但丁的争论是在薄伽丘和彼特拉克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焦点是但丁的古典学造诣是否符合文艺复兴“先驱”的标准。在《但丁传》中，薄伽丘强调了他的一贯的观点，即“但丁是上承荷马、下连彼特拉克的划时代诗人”，理由是但丁不仅继承了古典文化，而且还率先创建了新的文化。薄伽丘举出三个依据：但丁出生于罗马的古老家族，但丁的《神曲》与希腊、罗马具有联系，以及但丁诗歌上的成就足以使他与古希腊诗人荷马相媲美。而且薄伽丘更加看重《神曲》的现实道德价值，指出：“在但丁谴责这些人们的人生追求的时候，一个高尚的念头涌进他的脑袋里。他提议，要对恶人处以最严厉的惩罚，要对善人给予最高的荣誉。在展现他的才能的同时，但丁希望为自己挣得永恒的名声。从那时候开始，在所有的学科之中，他选择了诗学。”(19) 薄伽丘的这个看法，意味着诗人的先驱地位应当从诗歌质量和社会成就两个方面来加以衡量。
对薄伽丘的这些观点，彼特拉克并不完全同意。1359年，他写给薄伽丘一封长信，告诉薄伽丘：有人认为他仇恨、妒忌但丁，这纯属无稽之谈，是完全不懂得诗和古典学的人的任意杜撰。他说自己在儿童时代就见过但丁，后者是同自己的父亲一起遭流放的。他觉得，但丁是个一写诗就可以忘记一切的人，可以不问窗外事，这才写出了如此精美绝伦的诗篇。他告诉薄伽丘：自己写诗的风格与但丁完全不同，因此，既不存在妒忌但丁的情结，也没必要把自己与但丁相提并论。至于说到为什么但丁要用俗语来写《神曲》的问题，彼特拉克认为那是但丁的拉丁语不如其俗语好的缘故。因此，给但丁最恰当的称号应当是“用俗语写诗的顶尖高手”，而不是其他的什么(20)。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彼特拉克把但丁称之为自己父亲一辈的人物，有意把自己与但丁拉开距离。他对但丁的认可只局限在但丁俗语诗方面的建树，这种评价与彼特拉克的社会价值观有关。在彼特拉克看来，文艺复兴的主要目的在于复兴优秀的古典文化。为此，彼特拉克质疑但丁的拉丁文水平，质疑他闭门冥想的写作方法，对薄伽丘所说的那种荷马、但丁、彼特拉克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的说法，彼特拉克也是不以为然的。不过，彼特拉克对但丁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还是予以认可的，他承认但丁是一个新时代伟大的俗语诗人，但不承认但丁的古典学造诣，也不认可但丁用俗语来写《神曲》的做法。这引起了非常尊敬彼特拉克的薄伽丘的不满。
薄伽丘是在但丁的书一本接一本在意大利出现之时成为一名作家的。对但丁的心仪和崇拜使他与佛罗伦萨人对待但丁不公正态度形成了巨大反差。正像太阳下的金子会发出耀眼光芒那样，但丁的创作越是像一条光线般地直泻而下，薄伽丘的心也就越来越激荡不已，终于狂热。在那不勒斯居住期间（1327—1341年），薄伽丘开始搜集但丁的作品，1341年回到佛罗伦萨后开始誊写但丁的俗语和拉丁语诗歌，并且亲自誊写了三种不同的但丁《神曲》的版本(21)。为了进一步宣传但丁，薄伽丘撰写了《但丁传》，系统、全面地评价了但丁的功绩。《但丁传》第一个版本的写作是在1351—1355年，另外两个修改版本分别完成于1360年和1372年，薄伽丘是最早为但丁撰写传记的人文主义者。
为了说服众人，薄伽丘创立了一套解释，试图从理论上证明“但丁是文艺复兴先驱”。在《但丁传》中，薄伽丘指出研究古典学和仿效但丁之间并不矛盾。在薄伽丘笔下，但丁进行的是一种在古典学研究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的工作。但丁的家谱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他是佛罗伦萨人的典范，他与佛罗伦萨的历史紧密相连。薄伽丘还指出《神曲》是研究古籍的典范，但丁因此是上承荷马、维吉尔，下连彼特拉克的划时代伟大诗人。
至于但丁为何用俗语来写《神曲》，薄伽丘辩护道：在我看来，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他的作品在他的同乡和其他意大利人之间能够得到最广泛的阅读。因为但丁知道，如果他像以前的诗人那样使用拉丁语写作，那他的作品只能对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然而，如果以俗语写作，他将可完成前人从来没有达成的事情，同时又不致把作品游离于知识分子的圈子之外。在书中，在向人们展示了精妙的俗语和完美的写作艺术的同时，但丁也把自己的欢乐和个人看法带给了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一直未被人们重视的读者群。第二个驱使但丁使用俗语写作的原因是这样的：但丁看到文学研究已经被所有的人、特别是王公贵族和一些大人物所忘却，但颇具讽刺的是，这些大人物还经常是诗歌作品题献的对象。结果，像维吉尔的伟大的作品和其他一些崇高诗人的作品，不但渐渐地不为人们所尊重，而且还遭到了蔑视。因此，但丁开始以这个形式写作，这也是他崇高的主题所要求的(22)。
薄伽丘的结论是：“不管怎样，在写作的时候，但丁让语言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因为他相信对那些将面包皮放进嘴里，仍然就着奶瓶喝奶的人来说，一切劝说都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他以一种全新的风格开始他的写作，以一种符合现代要求的风格，继续以平民的语言进行创作。”(23) 就这样，薄伽丘充分肯定了但丁创建新文化的功绩，塑造了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形象。
薄伽丘“但丁是文艺复兴先驱”的立场动摇了早期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是一场复兴古典优秀文化的运动”的立场，结果掀起轩然大波，引发出很大的争论。这一争论的要点便是文艺复兴究竟是复兴古典文化还是在研究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开创新文化。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文艺复兴运动发展方向的一个大问题。
三、第二场大辩论：“诗神”对“公仆”
关于但丁的另一场争论是围绕着“但丁是否为佛罗伦萨共和国优秀公民”问题而展开的。这场争论起于布鲁尼对薄伽丘的修正。布鲁尼于1436年著《但丁传》一书，针对薄伽丘把但丁描绘成为一个脱离生活的天才的做法，指出但丁乃是一位共和国的仆人，是一位通过勤奋学习而使佛罗伦萨人为之骄傲的伟大的民族诗人。
为了彰显但丁共和国公民的特性，布鲁尼否定薄伽丘关于但丁的出身与古罗马具有联系的说法。他指出：“但丁的祖先属于佛罗伦萨最古老的一个家族。事实上，诗人似乎曾在他的作品里暗示，他的祖先是那些创立佛罗伦萨的古罗马人之一。在我看来，这个说法只是一种猜测，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他的高祖，据我所知，是麦瑟·卡恰圭迪，他是一个在神圣罗马皇帝康拉德麾下服役的佛罗伦萨骑士。”(24)
在但丁为何用俗语写作的问题上，布鲁尼认为这是因为但丁的拉丁语还不够理想：“如果我被问到，为什么但丁选择用俗语来进行写作、而不是用拉丁语及其文学的风格？我应该告诉你，真正答案是：但丁知道相较于拉丁语或者传统的文学风格而言，他自己更加擅长于这种用俗语来写作的边缘风格。他用俗语非常轻快地描写了许多他用拉丁语根本无法表达的东西，因为他并不具备知识和能力成熟地运用拉丁语来写英雄史诗。证据就是他的田园诗，这是以六韵步诗行写成的作品。虽然它们很优美，但是我经常看到其他超过但丁的作品。真相是我们的诗人的长处是在俗语诗，在这方面，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25)
在方法论上，布鲁尼认为薄伽丘所写的《但丁传》无异于在写小说——薄伽丘对但丁生活细节的描写，尽管读起来激动人心却更容易使人疲倦。布鲁尼也讨厌薄伽丘神化但丁的做法，以为那完全是矫揉造作，缺乏历史根据。他指出：但丁是佛罗伦萨城邦自由的守护神，可惜专注于描写微不足道小事的薄伽丘却把这个重要事实忽略了。布鲁尼撰写《但丁传》，他剖析但丁与其说是要修正薄伽丘的一些观点，毋宁说是要通过宣传但丁来宣扬公共的善，激发人们捍卫自由城邦的斗志。布鲁尼具有一位历史学家的一切优点，作为一位大权在握的政治家，他善于用洞察巨细的目光来看清人和事的本质。在布鲁尼笔下，但丁是一位为共和国服务的战士，他像苏格拉底那样结婚生子，也像一个优秀公民那样为城邦打仗、服役和履行公职。布鲁尼铲除了薄伽丘唯美主义的精神诡异，神被隐退，嬉戏般的浪漫主义也被尊重事实的历史考据所替代。在布鲁尼的《但丁传》里，一切的一切都是历史的、现实的、理性的。当庄严的史诗中所有的诙谐成分被剔除后，诗就变成了历史，同时道德变成了法律，天才变成了公民。
这样，与薄伽丘完全不同，布鲁尼树立起了热爱祖国、时刻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服务的公民但丁形象。布鲁尼把但丁塑造成为一座高耸入云的灯塔：其最强有力、最严谨的爱国精神，只要传播得法，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浑厚，最后成为打碎套在自由城邦佛罗伦萨身上各种枷锁的武器。但丁是在捍卫佛罗伦萨的自由，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观念是从布鲁尼开始的，其后就像一座雕像那样被永远地耸立在佛罗伦萨的城墙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鲁尼所树立的但丁优秀公民的形象，以及这位诗人为这座城市所赢得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功绩，将永垂不朽，与世长存。
四、第三场大辩论：“帝国”对“共和”
第三场关于但丁的讨论是但丁对谋杀恺撒的刺客布鲁都（Marcus Junius Brutus）和卡修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的定罪。在《神曲》中，但丁把刺杀恺撒的人打入地狱最下一层，被浸在冰水里受苦，原因是他们背叛和刺杀了恺撒，获罪于天，理应受罚。对此，倾向共和政治的萨鲁塔蒂及其弟子们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崇尚共和制度，而恺撒正是罗马共和制度的破坏者。但是，为了维护但丁，萨鲁塔蒂对此事给出了一个相当明智的结论。正如英国学者西门·A.基尔逊（Simon A.Gilson）所言：按照萨鲁塔蒂的说法，既然恺撒是一位合法的、致力于罗马和平的有为君主，那么，但丁把刺杀恺撒的人以叛逆罪打入地域，自有其道德上的合理之处(26)。萨鲁塔蒂指出：“恺撒的被刺是种邪恶。因为，恺撒不是暴君，而是由他的国家自由选择的君主，尽管他没有被人因其开明和人道的统治引以为傲。”(27) 萨鲁塔蒂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实际上是持共和主义的立场，在其他一些作品里曾为刺杀恺撒的布鲁都辩护，并指出佛罗伦萨并非由恺撒所建造，因为根据他对苏拉和西塞罗的研究，佛罗伦萨是在罗马共和国尚未变成帝国的时候由苏拉的部将们所建(28)。经过萨鲁塔蒂精心、妥善的安排，不仅使但丁得到了道义上、文化上的尊重，而且还对其崇尚恺撒和君主制的立场给予了一种可理解的宽容。
这里的一个插曲是萨鲁塔蒂弟子们的一次抗议，差点断送和颠覆了但丁文艺复兴先驱的地位。萨鲁塔蒂对但丁的维护有点过分，他在评论刺杀恺撒问题上自相矛盾的说法激起了包括布鲁尼在内的弟子们的强烈不满。基尔逊告诉我们，这个事件在布鲁尼撰写的《对话集》一书里有详细描述。整个事件是这样的：在1401年的复活节，布鲁尼和他的两个朋友尼古罗·尼古里（Niccolo Niccoli）及罗斯的罗伯托（Roberto de' Rossi）来到了萨鲁塔蒂家里，他们故意说了一些贬低但丁的话，以图激起萨鲁塔蒂的反驳。尤其是那个尼古里丝毫不给但丁面子，他说不懂得拉丁语的人哪里配得上去谈论维吉尔？他还说自己读过但丁一些信件的原文，里面的拉丁语错误百出，比那些制作裤带（belt-maker）的、烤面包的人好不到哪里(29)。况且，但丁还对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奉若神明，哪里有一点新文化代表的样子。对此，萨鲁塔蒂没有正面作答，在布鲁尼的调停下，最后，萨鲁塔蒂的弟子们还是同意萨鲁塔蒂的意见：但丁是位伟大的诗人，《神曲》是部“伟大而辉煌”的作品。一场对于但丁地位的颠覆活动就此收场。
基尔逊的进一步研究却为我们指出了布鲁尼等人态度转变的原因。基尔逊发现，在布鲁尼所撰写的《对话集》的上卷和下卷中，布鲁尼对但丁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前者贬低，后者颂扬。根据著名学者巴伦的观点，认为《对话集》的上部写于1401年，而下部却撰写于1404—1405年，其时正是佛罗伦萨遭到米兰入侵，复兴古籍的文艺复兴运动转变成为保卫佛罗伦萨自由的“市民人文主义”的关键时刻。基尔逊认为：布鲁尼的态度转变应当同这个政治背景有关。在反抗外敌入侵的背景下，布鲁尼认识到了一个道理：“但丁的家喻户晓雄辩证明：他是一个为整个城邦写作的诗人。”(30) 从此，布鲁尼开始正面宣传但丁，他给出的但丁的形象就是民族诗人和伟大的爱国者。
布鲁尼于1430年2月1日致函拉文纳（Ravenna）的领主那斯塔西奥·达·波伦塔（Nastasio da Polenta），要求被葬在那里的但丁的遗骸能够返回到佛罗伦萨。文中的词句可以视为对但丁身份的盖棺论定：“在当今世上，除了这位不朽诗人，还有谁可以享受如此之高的盛誉？还有谁的著作，可以以如此优雅的文笔来写作，并且得到如此之快的反应？还有谁的著作，能够像但丁那样，包含如此之多的智慧、原则、多样性和丰富性，可以做到雅俗共赏，受到无知百姓和伟大文豪的一致称颂？……为此，请归还我们但丁的遗骸，期望您的优秀不至于使您违背人民的意愿。”(31)
这样，但丁民族诗人和伟大的爱国者的形象就此盖棺定论，成为几百年来人们心中的偶像。
五、结论：兼论但丁成为文艺复兴运动先驱的原因
薄伽丘与彼特拉克辩论的主题是但丁对古典学掌握程度的问题，古典学是双方都认可的心照不宣的衡量“文艺复兴先驱”的前提。但是，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双方用来衡量古典学的标准却不尽相同。薄伽丘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对但丁是真心崇拜，为此不惜与他的“老师和指导者”彼特拉克发生争执，所以说并不是一个徒慕虚名的人物。另一位彼特拉克，为了但丁的评价专门给薄伽丘写数千字的长信，表明自己对但丁的态度，也足见他对但丁的重视。彼特拉克在意的是但丁的拉丁语水平问题，而薄伽丘则更看重但丁与维吉尔等古典作家的联系以及但丁创造新文化的能力。换言之，两人对但丁古典学水平的诠释因他们对文艺复兴运动宗旨的不同立场而得以评判。彼特拉克视文艺复兴为古典文化的复兴运动，而薄伽丘却主张要在研究古典文化的基础上创立新文化。这样，对他们来说，对但丁的评价就成了一个有关文艺复兴运动宗旨的事情。彼特拉克认为：文艺复兴即古典文化的复兴，即便有所创新，那也只是一个如何研究古籍、如何撰写出更好的拉丁语作品的问题。因此，他提倡古代诗歌和古代的美德，视其为一种克服中世纪经院哲学迷信、混乱、愚昧和野蛮的武器。薄伽丘则认为但丁本人就是新文化的代表。在他笔下，但丁精通诗文，不仅博古通今，而且还是所有佛罗伦萨人学习的榜样。薄伽丘把但丁的文章当做史料来引用，他更看重但丁用意大利文来写作《神曲》，以为这正是但丁创建新文化的证据。简言之，彼特拉克与薄伽丘与其说是在辩论，不如说是在探讨文艺复兴运动发展的新方向。
布鲁尼与薄伽丘争论的焦点是但丁的美德主要表现在他的诗歌成就、还是表现在他的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服务。身为佛罗伦萨秘书厅长官，布鲁尼把参与公共活动、担任社会公职、弘扬共和制度、用文化来培养人民的爱国之心视为评价但丁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倾向于塑造但丁的共和国优秀公民的形象。布鲁尼列举种种材料，力图证明但丁是一个“正直、勤学的市民”。理由是“他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为共和国服务上”。他还引用但丁自己的话，道出但丁为共和国打仗时的喜悦：“我在这个时候加入了骑兵队，从无作战经验的我，开始时感到巨大的恐惧。但是后来，由于在战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我体会到了胜利的喜悦。”他还分析但丁被放逐的原因，认为是但丁反对圣三一教派提出的召唤瓦诺亚伯爵查理来佛罗伦萨的计划，才遭到了以法国和教皇为后盾的查理的报复(32)。所有这些都表明布鲁尼是站在公民共和国政治语境中说话的，目的是通过宣扬但丁来宣传佛罗伦萨的共和思想，提升公民为城邦自由而奋斗的爱国情绪。这也反映出辩论语境的变化。
萨鲁塔蒂和他的弟子们布鲁尼、尼古罗·尼古里、罗斯的罗伯托辩论的主题是但丁是否为共和政治的支持者。尼古罗·尼古里等人反对但丁把刺杀恺撒的人打入地狱最底层的做法，折射出萨鲁塔蒂与他的弟子们在对待但丁问题上不同的语境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但丁的政治倾向成为萨鲁塔蒂弟子们评价但丁先驱标准的底线。与弟子们不同，萨鲁塔蒂更看重的是但丁在文化上的贡献，他企图退而求其次，在双方认同的底线原则上树立但丁“佛罗伦萨杰出诗人”形象。萨鲁塔蒂煞费苦心，期望用一种中庸的态度塑造一个公正的、道德的但丁形象。这一形象最后得到了他的弟子们的一致认可。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关于但丁诠释过程中所牵涉的几个不同的向度。古典学权威向度，新文化开拓者向度，优秀公民向度，共和国保卫者向度，这四个向度分别代表了早期人文主义者所拟定的评价文艺复兴先驱的不同标准。就此而言，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早期人文主义者思想演进的走向，也透出其所处的各自相关语境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最后但丁能够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伟大先驱？
首先，但丁本人是一位合乎时代要求的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体现了时局发展的进步方向。他的《神曲》尖锐地审判了中世纪的封建道统及一切非正义的邪恶，从宣扬道德着手，他呼吁理性、正义和公正，企图建立没有邪恶的道德社会。在政治上，他盼望意大利统一，期盼贤明的统治者根据贤德建立世俗的政权，坚决反对教会干预世俗政治的运行。作为学者和诗人，他在文学上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他的博古通今的知识，他热爱佛罗伦萨的情感，他的仁爱和德治的思想，他所倡导的俗语写作，毫无疑问使他的名字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一座文化宝塔。从这些情况看，但丁无疑是可以担当起文艺复兴伟大先驱这一称号的。
其次，但丁成为文艺复兴运动先驱也要归功于彼特拉克、薄伽丘、萨鲁塔蒂、布鲁尼等后人对他认识的逐步深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目标的变化而变化的。对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来说，文艺复兴的目标是恢复古典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批评时弊和激扬文字，他倾向于把但丁说成是一个伟大的俗语诗人。在薄伽丘那里，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旨在于创建新的文化，他认识到了但丁伟大的文学成就，充分肯定但丁用俗语来写作的创新精神。在萨鲁塔蒂和布鲁尼那里，文艺复兴是一种按照共同利益来建立佛罗伦萨自由公民城邦的运动，他们倾向于把但丁塑造成为一个热爱佛罗伦萨共和国公共事业的伟大公民——通过学习但丁这位伟大的“民族诗人”，提升佛罗伦萨人的爱国心、平等心和共和心。在精心塑造下，但丁被置放在佛罗伦萨伟大公民和文艺复兴先驱的位置上。
再次，但丁之所以受到重视还要归功于利用但丁来深化文艺复兴运动的策略。彼特拉克、薄伽丘、萨鲁塔蒂、布鲁尼等人都是优秀古典文化的倾慕者，同时又是中世纪封建道统的坚决否定者和批判者。历史的立场和现实的立场都促使他们把视线放到了但丁身上：一个佛罗伦萨的前执政官，一个被封建道统逼迫到了绝境的民族诗人，一个凭借信仰对世界上一切的邪恶进行彻底批判的真理信奉者，一个因诗名而被外邦尊为诗神、在各地享有盛誉的流放者。他们充分认识到了但丁的价值和他的独立而又无可比拟的创造性，如果彻底恢复但丁的声誉，无论是对促进公众参与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对促进佛罗伦萨公民的自由，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天赐良机。
此外，关于但丁先驱问题的大争论还有力地证明彼特拉克、薄伽丘、萨鲁塔蒂、布鲁尼等人建立自由公民城邦的意图不仅有其内部的发展逻辑，而且还是逐步深化、发展的。例如，彼特拉克后来也倾向于现实社会的改革。他指出：“我认为，我们生命的尽头决不是哲学家们所说的那些美德，我们，是要通过美德之路通向我们的真正目标。”(33) 这说明，建立自由公民城邦的政治目标是但丁以来数代人文主义者们的政治理想，具有非常深厚的政治传统。换言之，汉斯·巴伦提出的因外敌入侵而导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转向的观点似有必要进行修正。
关于但丁地位的结论最后是由布鲁尼做出的。布鲁尼指出：在行动和公共事务上，但丁要胜过彼特拉克，因为他不仅为祖国作战，还在共和国政府里做事。这不能怪罪于彼特拉克，因为他不在一个有自己政府的自由城邦里定居，他也没有为祖国战斗过，而这正是最具伟大价值和美德的行为。但丁在流放的贫穷途中不放弃文化研究，他的名著产生于众多苦难之中。彼特拉克是在安宁、平静和荣耀的生活中完成他的作品的，这为他赢得了巨大声望。但丁在哲学科学和数学方面的造诣和下的工夫是彼特拉克无法相比的。基于这些理由，但丁理应给予更高的位置(34)。
然而，但丁这位诗人却并非是没有预感的。“《神曲》被划分为三部曲。在文章开始的时候，但丁谴责邪恶的人，在结尾的时候，但丁对善良的人进行奖励。”(35) 但丁从来没有忘记过世情，他批判一切腐败，他为人类的一切进步欣喜。在这点上，他和彼特拉克、薄伽丘相同。他谈论天国、地狱的事情，所列举的都是人间的实例，这大概就是他为彼特拉克、薄伽丘、萨鲁塔蒂、布鲁尼激赏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但丁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既有他本人合乎时宜、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原因，又有后来的人文主义者利用他来发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原因。
注释：
① 汉斯·巴伦：《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危机》（Hans Baron,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普林斯顿1966年版，第445—448页。
② 汉斯·巴伦：《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危机》，第445页。
③ 昆廷·斯金纳著，奚瑞森、亚方译：《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5页。
④ 朱龙华：《文艺复兴与思想解放》，《世界历史》1980年第8期。
⑤ 刘辉扬：《但丁——争取意大利民族统一的战士和思想家》，《齐鲁学刊》1981年第4期。
⑥ 郑如霖：《略论佛罗伦萨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华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
⑦ 马基雅维里著，李活译：《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4页。
⑧ 马基雅维里著，李活译：《佛罗伦萨史》，第76—77页。
⑨ 田德望：《译本序——但丁和他的〈神曲〉》，但丁著，田德望译：《神曲·地狱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⑩ 薄伽丘、布鲁尼著，周施廷译：《但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11) 基多·弗纳尼：《对但丁〈君主论〉的驳斥》（Fra Guido Vernani,“Censure of Dante's Monarchia”），迈克尔·恺萨主编：《关于但丁的批判遗产》（Michael Caesar,ed.,Dante:The Critical Heritage），康沃尔1995年版，第110—113页。
(12) 薄伽丘、布鲁尼著，周施廷译：《但丁传》，第37—38页。
(13) 但丁著，田德望译：《神曲·炼狱篇》，第46页。
(14) 但丁著，田德望译：《神曲·炼狱篇》，第47页。
(15) 西门·A.基尔逊：《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Simon A.Gilson,Dante and Renaissance Florence），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并参见该书第239页上的注解2。
(16) 西门·A.基尔逊：《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第8—9页。
(17) 西门·A.基尔逊：《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第42页。
(18) 西门·A.基尔逊：《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第56页。
(19) 薄伽丘、布鲁尼著，周施廷译：《但丁传》，第74页。
(20) 彼特拉克：《致薄伽丘的信：对嫉妒的人们所谴责的答辩》（Francesco Petrarca,“To Giovanni Boccaccio,A Defense against an Accusation by Envious People”），彼特拉克：《关于熟知的事情的书简》（Francesco Petrarch,Letters on Familiar Matters），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4—206页。
(21) 西门·A.基尔逊：《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第22页。
(22) 薄伽丘、布鲁尼著，周施廷译：《但丁传》，第82—83页。
(23) 薄伽丘、布鲁尼著，周施廷译：《但丁传》，第83页。
(24) 薄伽丘、布鲁尼著，周施廷译：《但丁传》，第101页。
(25) 薄伽丘、布鲁尼著，周施廷译：《但丁传》，第114—115页。
(26) 西门·A.基尔逊：《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第67—68页。
(27) 萨鲁塔蒂语，转引自西门·A.基尔逊：《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第68页。
(28) 西门·A.基尔逊：《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第67页。
(29) 布鲁尼语，转引自西门·A.基尔逊：《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第84—85页。
(30) 西门·A.基尔逊：《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第87页。
(31) 西门·A.基尔逊：《但丁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第113页。
(32) 薄伽丘、布鲁尼著，周施廷译：《但丁传》，第103—108页。
(33) 罗可可·蒙塔诺：《意大利人文主义：但丁和彼特拉克》（Rocco Montano,“Italian Humanism:Dante and Petrarch”），《意大利》（Italica）第50卷，1973年第2期。
(34) 列奥纳多·布鲁尼：《但丁和彼特拉克的比较》（Leonardo Bruni,“Comparison of Dante and Petrarch”），迈克尔·恺萨主编：《关于但丁的批判遗产》，第209—210页。
(35) 薄伽丘、布鲁尼著，周施廷译：《但丁传》，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