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海派阴翳下的梦幻——从善钟路到萨坡赛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派论文,边城论文,梦幻论文,善钟路到萨坡赛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沈从文对“海派作家”有很多严厉的批评，但是，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道路与上海密切相关，很多文学意象也直接来自于他在上海的生活。而且，他的1949年前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在上海出版的。这就产生了一个悖逆的命题，厌倦着却始终观察着上海的文坛。考察沈从文与上海的这种不解之缘，不能不寻迹他在上海时期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他在上海善钟路和萨坡赛路的旧居。沈从文创作与情感生活中至为重要的1928年到1930年，是在这里渡过的。这段沪居岁月，使沈从文就近观察了逼仄的“十里洋场”的另外一面，而走投无路的寻觅，情感生活的波澜，一定给他留下了一种“海派阴翳”。这里所说的“海派阴翳”，是指由京城至沪的沈从文，在地域文化上的郁闷。这甚至为1933年后的那场“京海之争”，投下了不可名状的阴影。也许，正是这一地域文化上的逆反心理，最终成就了沈从文的带有避世梦幻色彩的《边城》。
一、关于善钟里的亭子间
上海的善钟路(即今日的常熟路)，在现代文学史应该留下一点痕迹。1928年1月2日，沈从文由北京独自到沪，入住在善钟路善钟里的111弄。沈从文对上海题材的观察和写作，就是从善钟里开始的。沈从文到沪后一个星期，在给北京朋友的信中，把在上海的住处描述为“塌而霉、塞”，即是一个很狭窄、发霉的小房间。由此，钱理群在复旦大学的讲演“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中推断，沈从文观察上海时，“他所注意的是那些工人，这显然是和他的文化工人的身份相似的，他说上海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个夏天的午后的感觉，这个地方整个的都很无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费。他对上海抓住了两个词：无聊和浪费。”
这里，钱理群的表述有点含混。首先是沈从文的“文化工人”身份，钱理群说：“请注意，他观察上海他所注意的是那些工人，这显然是和他的文化工人的身份相似的，他观察的城市是贫民窟的上海，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受，但是他又不同于左翼作家的那种感受，他觉得工人们蠢；也不同于新月派的那些绅士们的感受，他还想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他的观察非常独特。他说上海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个夏天的午后的感觉，这个地方整个的都很无聊，一切生命都是浪费。他对上海抓住了两个词：无聊和浪费。我觉得这是相当精彩的、独特的直觉性的感受。而且他用腐烂两个字来概括上海都市文明。这个文明是金钱渗入，一切都是物质化、利益化，不仅是上流社会的糜烂，这整个人的生命的激情都已丧失。”但是从沈从文的这类视角看，与他自称的“乡下人”，“文化工人”的角色，多少有点距离。不能仅仅因为他有点矫情的表述：“我来上海就是整天写作，上海资本家就整天敲诈我，逼得我成了写作机器，我一天不写就没有钱，没有钱在上海就没办法生存，因此，我只能拼命写。”
其次，他最初见识到上海的“塌而霉、塞”的情形，还远不是上海真正“下只角”(沪语：旧时称底层社会的棚户区)的生活场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善钟里是沪上的次高级住宅区。沈从文对上海底层生活的想象和恐惧，应该来自其后在萨坡赛路的蛰居，以及其他一些观察。而沈从文到沪伊始的这些抱怨，也许只能看成一个外来文人在上海的短期“文化休克”。毕竟，从1922年到北京打拼起，沈从文已经在京城生活了6年整。有了自己的天地和读者、朋友圈子。来沪之时，他已经不是当初在湖南会馆衣食无着的“愤青”，而是声誉逐渐鹊起的新作家。
不过，关于沈从文的“海派阴翳”，不妨从善钟路说起。上海的善钟路一段，曾经属法租界范围，路名当取之于法人之译音(一说得名于近代的浦东人陶如增)。南北走向的善钟路不长，一站地之遥，但是已经极具上海中心区的繁华。1908年起，法商电车公司的2路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自善钟路起通至通海的十六铺码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此景依旧。从靠近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南端数起，善钟路上有霞飞大楼、模范服装店、红玫瑰理发店、陆登网球场、健美大药房、瑞华公寓、天主教堂等，此外则多为高级住宅区，以花园洋房、公寓和新式里弄住宅为主。这些在当时，是上海摩登生活区域的标志。连善钟路北端一家于氏经营的萃古斋旧书店，店面仅为两开间，木地板踏上去吱吱作响，也多次在现代作家们的笔下出现。
善钟里在善钟路北端，今巨鹿路、长乐路之间，即今常熟路111弄、113弄。前者为花园洋房；后者(1912-1936年建)是当时较著名的新式里弄住宅。当时占地1.5公顷，有楼房25幢，居民600人。所谓新式里弄住宅，是石库门这一住宅形式的改造：封闭的天井变成了开敞或半开敞的绿化庭院，形式上更多地模仿了西方建筑式样而较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式样，各种建筑设备也较为齐全了。1928年1月，沈从文由北京独自到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是善钟里的亭子间，随后又迁入正房。这当是指善钟路111弄口街面一排朝东的新式石库门房屋，所以洋房区域才会有“亭子间”一说。沈从文在《采蕨·落伍》中描述道：“我当时正卧病在上海，情形仍如此时一样，不过当时只我一人，住上海法界善钟路一小铺子的楼上，也正是因为病，不能把文章写成，就无法维持生活。”这“小铺子”指的是沿街的烟纸店和小药房，后者现在犹存。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了沈从文之外，还有许多作家经常出没在这条马路上。当时，一些文化人以善钟路为集会地，筹划进步文化事业。这有点像虹口的海伦路。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和左翼作家也常来此地聚首。例如，1927年，田汉在艺术大学善钟路校园生活创作。夏衍回忆说：“在一个盛夏的晚上，杏邨、伯奇和我在善钟路、霞飞路的一家外国人开的DD咖啡馆和周剑云见了面(在DD咖啡馆见面是我约定的，因为这地方安静，我常在这个地方约人见面，店主的外国老太太，把我当作常客，相当客气)。”再如，三十年代初，左联的小说散文组每周在善钟路底的欧阳山住处开会，成员有沙汀、欧阳山、草明、杨骚、杨潮。《萧红小传》的作者骆宾基，1937年5月由胶东第二次到沪，认识了准备办文艺刊物的狄耕与小陈(亚丁)，三人也同住在善钟路美华里3号前楼，与宋之的、王频为邻。那时，来看骆宾基的有茅盾介绍的王任叔(巴人)；来看狄耕的有尹庚；来看陈亚丁的有辛劳、林珏(唐景阳)、张秀珂。文化名人巴金、冰心交情甚笃，在两人的书信往返中也可以读到善钟路。
很值得一说的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鲁迅和沈从文的感情生活，都和善钟路有缘。只是，两大文学巨匠先后在此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过，虽“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未相往来。1932年1月21日《鲁迅日记》中记有：“得淑卿信并钦文所赠茶叶两合，杭白菊一合。”淑卿是许羡苏(1901--1986)的字，浙江绍兴人。2月11日许钦文被拘留，已经怀孕的许羡苏只好来到上海，由周建人介绍他们夫妇住在善钟路他的朋友家里。许羡苏是许钦文的四妹，周建人的学生。比许广平小几岁，但比许广平早认识鲁迅。1902年，她从绍兴至北京准备投考北京大学，就寄住在鲁迅的家里。后来鲁迅在西三条新住所住时，女子中来往最频繁的即是她。因此，1932年她来上海找周氏兄弟帮助，缘起于这层关系。许羡苏在善钟路住下后，3月13日，海婴出疹子，鲁迅与周建人赶紧在大江南饭店订定二室，让海婴和护士等居住，其余家人住周建人寓，周建人全家移住善钟路许羡苏寓。
相比较而言，沈从文的上海经历中，与善钟路的关系最出故事，例如，他以及丁玲、胡也频的感情纠葛就和这条马路有关。1928年3月，胡也频和丁玲也自北方来沪。此前，沈从文在北京时已经与他俩交游，三人并且经常住在同一个公寓里。沈从文有《记丁玲》记初次见到丁玲时的情形。在《记胡也频》中，沈从文：“最初这两个人来时，就留在我那个住处，那时我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一个人家楼上租赁了一间房子，他们初到上海我算是他们最熟的人。”他俩由于不准备在上海长住，便将沈寓作了临时歇脚之处。“房里除一桌一椅一木床，别无他物，于是，两人在地板上摊开被盖住了下来。”此后，胡、丁在此有许多感情纠葛，转到杭州去后又有冯雪峰的介入。这是外话。
1931年后，一些关于沈、胡、丁三角恋爱的传言在沪上也不胫而走。对于此类说法，沈从文和丁玲都是予以否认的。一位研究者曾面问沈从文此等传文，沈不以为然：“研究现代文学怎么研究到人家床上去了！”不过，在沈从文的《焕乎先生》中，有这样描述：“到了二月他搬了家，搬家也只是为朋友劝告见面方便。但女人的影子总是在心上，不能去。但也自幸是搬了好，虽略略对离开这个地方难过。……要忘也无从忘的结果是，一有机会过霞飞路时节，他便绕道走善钟路，到旧居停处去问有信没有。”善钟路上梧桐叶卷叶舒，也许，在此地生活过的沈从文，当时心中有点过眼烟云的回想，真的企盼旧居停处会有旧友的来信。
他们搬离后，丁玲和善钟路还有缘分。1931年胡也频被捕牺牲后，丁玲与冯达一起“慢慢生活下来”。丁玲回忆说：“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20元房租，和楼下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20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1932年)‘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
二、关于萨坡赛路204号
沈从文在上海的旧迹另外一处重要之地，是当时法租界的萨坡赛路(Rue Chapsal今淡水路)196号。1929年1月，他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在此创办文学杂志《红黑》和《人间》。后来三人又共同租赁萨坡赛路204号“同住”。
20世纪30年代中叶，霞飞路从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至马浪路(今马当路)一段，是法租界的“黄金地段”。1928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从杭州来到上海，先住在与此交叉的马浪路永裕里10号。应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之邀，胡也频担任该报副刊编辑。参与这副刊的编辑，又激活了三人在北京时自己办刊物的夙愿。遂由胡也频父亲为他们转借1000元，三人筹办了《红黑》、《人间》月刊和红黑出版社。由胡也频负责《红黑》杂志，沈从文和丁玲负责《人间》月刊，并在上海出版了三人取名为《二百零四号丛书》。1929年1月，两个月刊创刊。
这时，胡也频和丁玲搬到了萨坡赛路196号，沈从文住在马浪路新民邨，为商量与筹备杂志的出版事宜，沈从文几乎每天都到他们那里去，连伙食也包在了一处。“一个多月后，由于沈从文的出现，煽起了房东青年妻子微妙的感情欲望，胡也频感到在那里继续住下去已不合适，而沈从文也正需要搬家”(《沈从文传》)。沈从文回忆说：
(办副刊事)事先我不知道，我那时正从南方陪了母亲到北方养病，后来又回到南方来就食，(计算日子大约是秋天)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就叫《红黑》。当时除了每晚他们两人或我们三人到望平街那个摇摇欲坠的楼上，去送编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后清样外，他们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房子。又要房子好，又要房东好，最后还要价钱也似乎好一点......终于有一天就搬到萨坡赛路某一个人家去了。
两人还没有搬去时，到我的住处，那个海军学生向我说：“休，这可好了，我们选定的一个地方不止房间比我们过去任何一个住处好，还有一个房东，那是更值得夸奖的。”大约多数还是因为当时觉得“房东值得夸奖”，所以那么间房子，要他们每月出三十块钱，还说“价钱虽稍微多了一点，还不算很贵”。
我对于这个女房东，也感到相当兴趣。
有一些新的故事因这两个人的搬移而生。
我那时住在马浪路的新民村。所以总是常到他们那里去闲谈，后来就把伙食也包在他们的房东那里了。三个人每月要三十多元......但总是三人自己笑笑就算了，原因就为了“值得夸奖”的另一房东。这另一房东，也曾为其他朋友看见过，也推许为值得夸奖的。
他们住在这里大约有一个多月，我是每天都在这边的，就是晚上回到自己住处时，也不能写文章，还不免要做一点小小的糊涂的梦，他们也就没有做一点事。
但不久，他们两人就觉得还是再搬一个住处为是。我也觉得还是迁了的好，同时也想要好好写点文章了。那时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其实，萨坡赛路204号的“新房子”相隔196号仅三个门牌号。当时，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
这萨坡赛路204号，名为丰裕里，当时虽然也属于法租界地面，却是旧上海人口密集区，以老式的石库门房子居多。老式石库门房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的三合院或四合院民居住宅，弄门纵向深入，过道两旁即为相互毗连的石库门民居。后有一小天井，最后是单层所谓“灶披间”，即厨房。后天井设有水井。房屋前后各设有出入口，即前门和后门。这类沪上的旧民居，由于人多嘈杂，环境局促，没有室内卫生，是上海日常市民生活的真正的一个缩影。
在萨坡赛路老式石库门房子内蜗居的生活，才是沈从文对上海日常观察的真正源泉。他说：“有一天我在上海的阳台上看上海的城市，我伏在湿栏杆上在想另一个窗子里的另一个人家在做什么事。”他说：“我不知道工厂的夜班是如何的忙碌，我想象的夜班是在一些小房子里总有一些小学徒一边打盹一边做事情，我想象那些铜匠、那些印刷工人他们大概和我一样没有办法睡好觉，他们是那样的肮脏，走近他们的身边有一种难闻的气味，手上全是油腻和铁锈，头脑又是那么愚蠢。他说这样的生活是人的生活吗？但是我想想，他们那么蠢，我有责任来释放他们。”
在《楼居》中，沈从文这样描绘生存环境：“天气热，整天一家人流汗。每日早上六点钟样子我就起来了。起来了，望望前后房床上地下睡的人，象甘肃省的灾民一样，仿佛都瘦得怕人。因为天热，他们都是半夜才睡，所以这时睡得非常好。早凉，有风，望到空中嗡嗡作声飞过的大蝇，我茫然的站在再过半点钟便将为太阳所晒的洋台前，向着一到下午便炙热如烙铁的对面高墙，作一些莫名其妙的空想。”“后房的窗可以望别人屋顶，红的瓦，鳞次的排列，常常在早晚冒烟的烟囱，近到也象可以用手抓。早上这房中也有好风，只要把房门打开，让风有出路，那风便从窗外来，从门外走去。晾衣洋台太阳光还不来时，后房所见别人屋顶，已经晒满阳光了。”
顺便说说，老式石库门房子结构没有“阳台”一说，而名之曰“晒台”，这是给难得一见阳光的厢房间居民天晴时晒被子用的。
三、关于“海派阴翳”
沈从文在萨坡赛路这段时期对上海的观察，相信与善钟路时会有所不同。钱理群有段评述：“他在上海感受到的文明危机，使他加深了家乡的同样被现代文明吞噬的危机感。同时，他面对上海这种他所拒绝的都市文化，他提出了他的文化理想，一个是不是需要重新恢复、重新唤起他家乡所谓的苗族文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所拥有的生命活力，面对着都市文化的糜烂，是不是需要唤起他家乡的包括少数民族的那种比较原始、雄强的生命活力来做一个补充，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上海的时期，他用理想化的眼光，用理想化的笔触创作了《龙朱》、《媚金》、《豹子和那羊》、《七个野人和最后的迎新节》、《雨后》。”
当然，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也有两种不同的题材，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色彩。在《边城》、《龙朱》、《月下小景》等怀旧题材中，大多表现出一种“暖色”，而在《丈夫》、《柏子》、《萧萧》等现实题材中，则大多表现出一种“冷色”，与他都市题材不同的是没有了嘲讽，但仍然保留了一种客观的分析态度。1928年，他还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入伍》、长篇小说《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和第二卷、《篁君日记》，短篇小说集《好管闲事的人》、《不死日记》，以及《老实人》、《雨后及其他》等。由此可以看出以下的论断也许有点勉强：沈从文对上海的观察和体验跟北京不太一样，在北京写的乡土文学和在上海写的也不一样。我以为，影响沈从文这段时期乡土文学创作本质的，应该是他对现代大都市的整体抗衡和逆反，而不在于上海或者北京这两座具体城市对他感官上的压抑。
而沈从文对上海生活的反感，或者说心理上的“海派阴翳”，我认为，与其说是来自于上海地域文化，不如说是来自于这段时期的生活本身。在这两年间，他所写的带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中，贫病、社会黑暗、无奈令人感同身受。这种人世的冷暖其实在哪里都是一样。北京未必会比上海好多少。他说：“明知道没有可写的也得写下去。有病无法吃药，饭还是要吃。房中热不可耐，房租还是得按月缴。不拘什么时候对这生活我都厌倦了。我有时，捏起笔想了半天，一个故事没有想出，就只写上“自杀了！自杀了！”字样，仿佛觉得我一自杀一家就超生解脱了。”从善钟路到萨坡赛路的沈从文，在上海的经历给他的压力应该非常大，这未必全是都市文化和乡土文化间的反差造成的，现在看来至少有这样四点：
一是生存的压力。自1928年来到上海以后，沈从文不得不为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挣扎。在沪上，他每月的稿费收入应该不算很少，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标准，每月的房租、水电费，加上三口人吃饭、看病、九妹的学费，使得沈从文感受到生理和心理上的窘迫。他说：“我在工作中，也曾想到如何使自己向伟大处走去，其结果，正相反，我只注意到字数。我常常想，我的文章可以多卖一点钱，多得一点钱则我就方便了不少。”在搬入萨坡赛路的石库门的三层阁后不久，沈从文的母亲离开那里返回湘西。这路费的来源自然是由沈从文手写出来的。当时在他心目中，甚至把还乡“引为一种可以把一家人救活的唯一希望了”。
二是同人办刊物的压力。1929年春，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所办的刊物，已经困难重重。到8月，终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人间》、《红黑》相继停刊。一年的经营，他们非但未能赚钱赢利，一结帐，甚至连原先的本钱也赔了进去。沈从文的总结是，因为看不起“一时节的‘普罗文学’兴起，反手间的‘民族文学’成立”的“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不甘“这种随风逐浪的精神”，“我们愿意把自己工作放到这种竞卖的以外，故几个人才着手来办《红黑》，如今这试验既显然失败了”。
三是感情生活的漩涡。胡、丁的到来和两个性情中人的情事，言辞间就发生着不明所以的龃龉，对沈从文来说不可谓不是一种纷扰。1929年8月，三人合作办刊事了结，1930年初，胡、丁玲先后去了济南。但不久，这两个人又回到上海，住到环龙路。“他们从济南回来是十月，很快的就过年了。”“他们则另外又搬了两个住处，总说是住处不甚适当，房东太脏，邻居太吵，事作不好。那半年来他们好像懒惰了一点，文章写得很少。我则因为一点别的事情，更无兴味写什么文章，所以比起上一年来，我们都好像消沉多了。”沈从文则因为上海东头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独自搬到吴淞去了，九妹寄住在董秋斯夫妇家里。从1928年到1930年，他在中国公学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并且在那里结识了张兆和。他对教书事不甚热心。“过了年，我还是住在吴淞学校里，没有勇气同那个不花钱的房子与那个可以欠一点伙食的厨房离开。”
四是与他习性格格不入的小市民生活形态。在沈从文笔下的上海底层生活，非常地不堪：如《腐烂》中，他写道：“在浜旁边……一排又低又坏的小小屋子，全是容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抹布阶级的朋友们所住。如鱼归水，凡是那类流浪天涯被一切进步所遗忘所嘲笑的分子，都得归到这地方来住宿。这地方外观既不美，里面又肮脏发臭，但留到这里的人总是很多。那么复杂的种类，使人从每一个脸上望去，皆得生出‘这些人怎么就能长大的’一种疑问……那种愚暗，那种狡诈，那种人类谦虚美德的缺少，提及时真是使人生气。”这种对上海底层生活原生态的描绘，在他关于上海的文字中随处可见。
正是上述四点，造成了沈从文心理上的“海派阴翳”，而不仅仅是“乡下人”自居的他，对上海“腐烂的文明”的反动。在这种“海派阴翳”中煎熬的沈从文，居身于上海的小市民圈内，心态上却完全无法认同；靠写作为生，却又看不起书商的市场运作手段；跻身于上海文坛，却又想与左、右圈子无涉……这不着边际的游移不定心态，使得他的心境灰暗至极：“他对上海没有好话。更重要的呢，上海也拒绝他。”(钱理群)由于这“海派阴翳”，数年后，沈从文对上海文化最直接的批评并且受到上海“拒绝”的是，他对于“海派”作家的抨击。
1933年10月，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引起著名的“京海之争”。他说一些从事文学者以“玩票”、“白相”的态度从事写作，其意却不在文学。一方面，他们对写作缺少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又作文自吹或相互捧场，“力图出名”、“登龙有术”。他认为文坛的论争是“私骂”性的“争斗”，把争斗的双方都看成丑角，“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同时更指出，“海派作家与海派作风，并不独独在于上海一隅”，在北方也同样存在。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只与平庸为缘”。由于这类人“实占作家中大多数”，败坏着文坛风气，以至想望中国产生伟大作品，实近于幻想。
毋庸讳言，沈从文所贬的“海派”，除了“广义的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外，就是对上海文化群体的小市民气的批判。因此，他才谨慎地将“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排除在“海派”之外。当年，沈从文和上海作家、尤其是鲁迅间的“京沪之争”，所涉及的是非，不是区区如我所能判定。但是，如果不是刻意回避或存心看不见的话，沈从文批判文人层面的这些“海派”气，不仅在当时一针见血，即使在今日也是如此，甚至越演越烈。这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