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政治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相会在新千年伊始。每当世纪轮替，我们便迎来了一个大好时机来回顾我们领域的悠久历史，展望其未来，并反思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增进学识。我在这里阐述两个问题：方法论问题及重新倾注我们的精力于领导者与国内事务并使之成为理解国际关系世界的中央饰物（centerpiece）的紧迫性。
我们研究的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学科。我们就是2500年前便有著述的孙子、蔻蒂利亚（Kautilya）、修昔底德、希罗多德的后代与继承者。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试图从两个源头来探索人性之法则：历史的记录及推理的能力。修昔底德很早就阐述了这一目的。他写道：“我担心在我描述的历史中缺乏传奇故事将会或多或少地减损人们对它的兴趣；但如果它能被那些探索者从史实中提炼出切实的知识来帮助解释未来而判断为有用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事实上，他应该感到心满意足。和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聪明的祖先对此也深信不疑——国际关系的基本法则就是国际政治由国内事务所塑造并根源于国内事务。正如孙子所观察到的，制约战争的五项恒量之首便是道德律令的原则。这种原则“导致人们与他们的统治者保持高度的一致，以至于他们将不惜生命、无所畏惧地跟随着统治者。”孙子的道德律令使人想起其后卡斯帕·温伯格 （Caspar Weinberger）的说法，即对那些民众将坚定地支持如此行为的情形使用武力要克制。
我们今天还可以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先辈们的研究成果中领悟到许多教训，但是我们要当心，既不要神化其言，也不要美化其人。他们的许多真知灼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也有的经不住考验。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过去的2500年里领悟了许多。知识的长进是我们永恒的伴侣。我们至今仍致力于实现国际关系的高级政治和激发普通公民与领导人行为的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日常斗争这二者间最好的融合。而且我们至今仍对在我们继承者看来是十分明了的事情上存有争议，为了增进理解，我们需要结合仔细的经验分析和同样仔细的推理能力的应用。
我认为当事实与逻辑相结合时才能产生可信的知识。其中的一个思路是去详细分析某个单独事件，这种方法我们现在称之为“个案研究”。其技巧经常依赖于档案研究。事实证明，它为新的和有趣观点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从这些观点中人们又提出关于世界上一些规则的假说。这些假说值得通过仔细分析个别事件及从许多事件中的重复来探究。当它推导出所提出的解释非常接近于已知情形的细节时，个案研究的严格分析增加了取得更加逼真效果的前景。然而，它并不表明这种特定的细节适合于其他解释时，类似的情形也会发生。
第二种方法是考察一类情形下的许多个案中存在的一般模式，或者如统计分析所显示的那样只能通过考察大量个案而辨别出的模式。当预测模式涉及可能性分布，其结果是可能的而不是确定的时，这种方法显得特别可信。统计研究通过连接独立变量与非独立变量的常规模式的分析，来揭示关于国际关系世界的一般有序性。而个案研究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对特定事件内部作用的把握，统计分析考察所测试假说的一般性或外部有效性，和修昔底德所说的“通过追求历史的确切知识以有助于解释未来”一样具有相同的目的性。统计模式提供证据表明类似情形下变量之间关系的变化，但不能详细而精确地描述某个单独案例。
对于符合事实的一项解释的必要条件是：通过内部和外部有效性的考验。然而，个案研究与统计分析这两种经验方法仍不足以确定这一点，即为既定的猜想、假说、预感或观察力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解释。毕竟，相关性并不一定是因果性的，尽管很强的相关性鼓励对因果性的探索，但缺乏相关性也经常提供证据来反对因果关系。在这两个例子中，为追求内部和外部的可靠性，当直接探究我们的行动逻辑时，我们深信在我们所观察到的非独立变量与独立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
第三种方法——行动的逻辑——为我们关注的规则提供了解释。行动逻辑建立起我们所要达到的和我们所报告的观察结果的内部一致性。逻辑一致性的测试，在描述这个世界的观察结果、证据和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理论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了一致性的联系。所有这三种方法的应用促进了科学进步，科学进步也需要这三种方法的应用。
下面我将通过进一步简要分析我们许多智慧的根源来阐明我的意思。用逻辑与证据的使用来解释行为当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先知托马斯·阿奎那的意图。他在对公正价格的分析中，充分地注意到了逻辑与证据。今天，当我们研究全球化、国际金融和商业交换时，公正价格仍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14世纪的一篇文章《论王室与罗马教皇的权力》的核心要旨。这篇文章由巴黎的约翰·基多特（John Quidort ofPairs）于1302年左右写成。
约翰代表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Philippe Ⅳ）对教皇卜尼法八世（Pope Bonifacius Ⅷ）在以下问题提出了挑战：什么是当时主要的国际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战争、掠夺、蹲狱和教皇的死亡以及作为欧洲霸权的罗马教会的逐渐衰落。为捍卫法兰西主权声明，巴黎的约翰诉诸于所有这三种分析方法：逻辑的注释、历史与经文证据的详细引证、对许多世纪以来君主与教会关系一般模式的诉求，力求表明教皇没有权力来废除王位。这一点与教皇卜尼法八世在其书信《惟一信仰》 （ UnamSanctum）中声明的正好相反。事实上， 约翰预示了关于分析方法的现代辩论，警告仅仅把单一个案普适化的危险。他注意到更早时期一位法兰西国王查理三世（Childeric Ⅲ）的废黜。教皇撒伽利亚 （
PopeZachary）对此宣称：“从性质特别、 并不表明任何规律的事件中得出结论是不确切的。”他接着陈述了原理的准则，并富有经验地以文件来作证明。约翰清楚地知道用个案历史和例子本身来解释普遍性原则是不够的。事实上，查理的案例和他实际上是由于国内原因被矮子丕平三世而不是被教皇废黜的，表明从单一事件中随随便便普适化做法的危险。
因此，我们应从我们聪慧的先辈们的经验和研究中学到什么呢？让我们回到一开始我提及的主题，也就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国际关系的极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国家与国际系统中。这些研究在展示知识与洞察力以及揭示国际关系的规律时，是十分有用的，成果也十分丰富。例如，对系统结构的关注占据了如此多的研究视角，也导致了错误解释，假定苏联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也是永存的。今天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国家，特别是强国是永存的，这一点被许多系统结构理论认为是无须证明的。为修补这种系统观点，需要全部重建理论，大力改造这种理论，甚至改造成其对立面。或者，我们能接受那种它们是被篡改的观点。如何作出选择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激动人心的挑战之一。
对我个人而言，我已经说得过多了，国家作为其自身安全永恒的追求者的观点，显得有点陈旧。我说陈旧是因为在现实主义观点占据国际关系大辩论主导地位之前的很早时期，就存在国家灭亡的丰富实例，这些国家的领导导致了国家的自我毁灭。我们都知道，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领导们追求的政策导致了1945年其国家的灭亡，这种灭亡在1939年看来并非必然，但确实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在作政治冒险。同样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明朝皇帝在土木堡战役中所追求的政策，或接下来1492年格拉纳达领导们，或奥匈帝国在1914年等有史以来许多其他国家所奉行的政策都是如此。现在，让我们记住这些例子。我认为现在是将对公民、领导人的研究置于国际关系研究首当其冲位置的时候了。
是国家领导人而不是国家本身在选择行动。国家领导人及其人民为其决策承担后果。国家是长存的，而领导人在位时间又显得那么短，因而国家领导人总是先考虑个人的政治前途。除此而外，我们怎么解释萨达姆·侯赛因、菲德尔·卡斯特罗、蒙博托或马科斯在使国家穷困潦倒的同时还能长期把持政权呢？给国家带来战争和贫困的领导人总是比给国家带来和平与繁荣的领导人的政治任期要长得多，这是一个政治事实。比如，带来大好和平与繁荣的独裁者有1／10在位超过13年半， 这一点给人印象深刻；如果相反，他们通过剥夺动荡的黑市，创造额外的机会使他们的密友变得富有的话，他们生存的前景就要增加到19年之久。很清楚，和平与繁荣几乎与贪污和腐败一样，与这些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利益并不相干。当然也有从国内原因来解释提高国家福利与个人政治成功之间这对古老关系的。在没有把领导人及国内原因带回我们研究前沿之前，我认为我们不能真正期望去理解形成国际政治、经济的动机与限制，这正是我们想解释的因素。
我们很幸运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课题充满了竞争性观点，拥有解决问题的各种工具。正如我先前建议的那样，这些工具包括：用仔细的档案研究来估价特定的决策者是否真的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问题；用统计分析来看我们的解释是否与许多决策者及其国家的长时段历史相符合；用明确的正式逻辑来确保通过文献测试及通过统计得出的观点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对我们研究的复杂问题进行仔细的逻辑分析而言，数学是最好的工具。这是因为其他的选择使用日常语言，包含了太多的模糊性和意义上的非精确性。用日常语言我们就会作很大的冒险，某些观点看来有意义，但通过更仔细的正规逻辑分析，就显得不合理了。然而，今天还有许多人宣称我们过于夸大数学推理及定量分析的应用，说这不能启发理解。他们经常说政治问题太复杂以至于不能被简化为寥寥等式；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数学较之于普遍语言成为显得更具有吸引力的替代品，这一点是很“确切的”，因为在“复杂问题”中，非正式逻辑的错误很容易发生又难以被发现。因此，我建议我们在揭示国际关系规律时，注意这些方法的应用及文献与个案研究技术的经验结合。
在建议数学与统计分析的重要性时，我并非否认或贬损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我已强调这种研究作为任何科学探索中的必要性。我并不是建议每个研究者都必须从事所有这三种技巧。个案分析“本身”，正如约翰·基多特在7个世纪以前所恰当注意到的，是天然独立的， 不指明任何普遍规律。我们通过结合调查技巧揭示这种规律。因此我们应当鼓励具有个案研究专长、精于统计及谙悉教学知识的同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研究队伍才有可能极大地提高我们的自信心来揭示事物的本质。达到其目的的第一个步骤是确保我们的大学生，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理性地接受这三种方法的教育以使他们能评价他们周围的政治。第二个步骤是当他们的研究需要加倍的训练时，奖励而非惩罚共同合作的年轻同事。
从这些个案研究方法中所获得的结果，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都耳熟能详。然而，看来还要认真地质疑从数学及统计手段中所获得的结果。为说明这些质疑，我现在提出问题并作一简要回答，我们今天从定量分析、数学推理与国际事务逻辑和历史的长时段、宽视野分析相结合的好处中，学到了什么呢？
当前，一个引起争议的、讨论热烈的问题是什么因素组成了民主和平论？统计结果支持这种观点，即民主国家很少相互开仗，这种倾向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提供以丰富的和有说服力的文献对外交决策者施加了显著的影响。这是统计模式已揭示的或许是一个自然法则的领域，这种法则不能通过仅观察一部分个别例子而觉察到。对这一法则的精确阐述仍有待讨论。民主国家间明显的相对和平是由于其拥有同样的价值与制度吗？正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还是对领导人行为特别制约的结果，使之难以作出战争的选择？这些领导人要依靠广泛的支持才能从事战争，正如我和其他人坚持的那样，或者还有其他未揭示的原因最能解释以民主和平为标识累积起来的大量规律呢？统计模式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使得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一样对民主和平论趋之若鹜。
事实上，外交决策中的动力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如果能达到完全民主化世界的话，必将是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些乐观的信念还需小心谨慎为好。另一有说服力的统计与逻辑简化模式表明，民主国家经常通过战争才能缔造。领导人追求战争基于各种原因，但其中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国内动机，希望通过改变敌国的制度来改变其政策。这种动机在民主国家领导人中颇为流行，正如二战中民主国家胜利后所执行的制度变迁表明的那样。民主国家比君主国家更常开仗来推翻旧制度，产生新领导。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对此所作的归纳也很有说服力。君主政体为掠夺领土和财富而战，只有很少的君主政体才为了颠覆其外敌而开战。
另一基本观察的立场常常来自于使用重复博弈以理解合作的根源。囚徒困境就是一个典型的情形，说的是缺乏信任和可信的保证能阻止合作。然而通过反复演练，我们知道合作能在有耐心的决策者之间实现。在找到持续冲突的可能解决方案时，这种见识是重要的。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知道通过重复博弈，耐心并不总是确保合作。事实上，耐心也能导致合作机会的丧失。因此，当代价超过收益时，耐心并非是一个好的诱发合作的品性，它也可能招致冲突。这对于那些设立国际谈判议程的人们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洞见。这种洞见既不通过个案分析也不通过统计评估而展示，而是通过博弈理论严格正规的逻辑所揭示。
在另一领域，旗鼓相当的竞争比实力悬殊的对手间的竞争更可能通过战争而终结。定量分析对此鲜有疑问。为什么同样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人们很少质疑这一事实。有一个教训动摇了我们既有的认识，那就是均势是追求和平的法宝。通过严格的证明和仔细的逻辑考察，来揭示我们所注意的行为模式的解释，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
所有这三种方法——正规的逻辑推理、详细的个案分析及大样品统计研究——仅仅最近才协作去估价国际事务是如何被国内政治所影响，又是如何去影响国内政治的。例如，我们知道如果失去了持续时间长、代价大的战争，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比专制国家的领导人更可能被赶下台。担心被国内力量赶下台这一点，看来足以减少了民主国家领导人作战争冒险的意愿，使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谈判寻找解决争议的出路，除非当局势出奇地、整个地有利于他们。正如理论和经验揭示的那样，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很少相互打仗的原因。毕竟，更不可能是两国领导人同时认为他们几乎都确保能赢得战争。如果双方都是民主国家，没有这种信念也不足以导致其中之一或另一个在面临威胁或正式使用优势兵力时，去寻求谈判所获得的和平或妥协。专制国家，由于少有可能因为政策失误而在国内受到惩罚，即便当其胜利的机会不那么大时，也更愿意在战争问题上进行赌博。事实上，在可怕的情形下，即便失败意味着他们国家的完全摧毁，这些领导人也从事极端冒险，一再作政治上的赌注。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正式模型不仅只是影响学术理解，也影响实际政策制定。其中之一的模型被美国政府描述为“为总统、国会及美国政府提供了预测”。这些预测被称为“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议程复杂性的替代因素”。因此，与我们有时认为的相反，美国及其他国家决策者都部分依赖从政治数学模型所作的推断，来选择他们的行动议程。我可以继续列举大量研究事例来表明政治党派及其执行机构的外交政策利益，或对诸如联盟行为者的解释，但问题已十分明了。我们已经从数学推理与统计分析中对国际事务有了更多的领悟。
当我们通过国内政策制定的视角来考察国际事务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来思考国际系统的性质是如何作为更大的政治战略组成而被局部的考虑所塑造的。国际系统由于单独决策者的相互依存而变成两极的或多极的、平衡的或失衡的、核的或非核的、规则的或不规则的、扩张的或收敛的。国际政治对我们而言并非是一系列预定的生活表面现实——完全形成的、改变了我们选择的独立性。国际政治由我们单独或集体决定的累积结果而形成。
以国内政治导致基本不同观点与主张的方式来考察国际关系，总比那些当我们将领导人视为国家及其全体公民福祉的希望或全部时所产生的错误要来得少。
当我们建立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时，我们错过了改变政治领导人选择的所有制度与政治的动因，正是这些政策——相互一致或不一致的决策、建立军备还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决策等——决定了国际系统是否平衡，是否是两极的，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从比较政治学视角研究国际关系，在我们看来对继续推动知识增长是如此基本的原因。国际关系是将政治家简单地置于国内政治利益得与失的权衡中。基于此观点，诸如国家利益、大战略的概念，把国际政治同外交与国内估量显著区别开来的做法，便陷入了窘境。我们的观点由于将国际关系理解为普通国内政治的一个正式和通常表现这种视角转移而完全改变。
我认为，国际关系仅仅在国家领导人面临着被国内和外部竞争者赶下台这种情形下才与其他政治区别开来。政治家们很少关注国内事务，如果惟独关注国内事务的话，那么便是面临着国际敌人的类似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