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以社会条件、职能、构造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教育改革论文,职能论文,条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31(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4)01-0005-07
现阶段，日益深入的日本高等教育改革是与大学内外环境的变化相适应的。它包括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使大学不断地发生变革。因为大学本身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环节，所以系统的任何变化都构成对大学的影响。其中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即来自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有来自大学内部发展变化逻辑关系的影响；有国际影响，也有国内影响。国际影响即知识化、国际化、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等因素。国内影响即经济不景气、财政恶化、少子化、高龄化、18岁人口减少等因素。与此相应，也有大学内部的无视学术逻辑规律的管理行为的影响。笔者认为，大学活动要求与知识的变化相适应，所以大学应根据知识的性质进行改革。为此，要重新审视大学的知识发现、传播、应用、整合功能，并对此加以调整。以下笔者拟就此谈一下大学这些内外改革条件即社会机能、社会构造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变化。
一、大学的社会条件
大学改革的社会条件是指变化的社会环境。如果以现在为基轴的话，在此又设纵横两轴，纵轴是历史与未来，横轴是国际之间。
（一）历史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考查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现在的大幅度构造与转换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的变革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中世纪大学、近代大学、未来大学的不同大学形态。在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形态的转变中，大学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不仅一所大学经历了这一社会形态的转变，就整个高教系统来说也承受着这一转变的压力。大学作为下位系统变化更加明显。在此过程中除了大学与外部的政治、经济发生磨合之外，也有大学内部组织之间的调适问题。
表1 社会变化与大学
社会类型 农业社会产业社会知识社会
大学类型中世纪大学近代大学未来大学
社会的范围 都市 国家地球
知识的作用 传播 发现理解
大学状况欧洲大陆型模式 美国型模式改革型模式
理念 中心机能 教育研究学习
机能 设置认可 路径 性质（类型） 混合
路径 特权权利义务
性质 同质化 分化差异化
结合样式 共同体 工场网络
大学形态 普及型 大众型虚拟大学
构造 组织 单层重层超重层
主役 教师研究者 学生
授业形态 讲义讨论 个人教授
管理运营 行业协会理事会株式会社
评价专家同行评价专家同行评价 非专家同行评价
近代大学处于中世纪大学和未来大学之间。中世纪大学具有行会、共同体、综合性、学寮制、特权、精英等特征；近代大学具有理事会、工场、多元性、讲座制、权利、大众等特征；未来大学具有外行管理的网络、虚拟、义务等特征。现代的大学既受到近代大学产业化社会的影响，同时也被未来大学知识社会的发展所感召。大学的带有产业社会的历史痕迹和科学技术逻辑的特征。比如工业化、都市化、大众化这些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消费的生产方式与重视数量、规模、规格、集中等产业主义思想已经在大学理念形成中打下了烙印。因为大学是社会的产物，所以反映社会价值观的生产方式诸如实现量的规模和大众的发展也必然反映在大学中来。
在理论上，以学生人数为媒介从量的角度说明大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过程，比较典型的是用学生的入学率来说明大学形态的特罗模型。众所周知，以18岁人口为基准，大学入学率在15%以内是精英阶段；超过这个比例达到50%是大众阶段；超过50%成为普及阶段。按量来说明的模型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是不是像特罗理论那样发展需要进行论证。如果先说结论的话，这一理论显示的例证是美国模式。但现行体制并没有像美国模式那样有划出直线的轨迹，但却反映了系统的传统文化、风俗及习惯的差异，特别是从大众化到普及化发展的过程并不是直线的，而是量和质矛盾交织的曲线运动。例如，就后大众化阶段的概念来说，大众化的特点和内容是量与质不均衡发展而引起的种种病理现象，克服这些病理现象成为研究的重要课题（有本章，1998年）。另外，在知识的内容和性质被社会责问的知识社会中，过去——现在——未来发展如果只用量来说明的话，就产生了局限性。
（二）未来社会的影响
未来社会，迫切要求大学进行变革。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化、学习终身化、信息化等特征在社会形态中更进一步凸显出来。在大学领域，以IT革命为标志的市场化正在加速进行。知识社会中的大学与以往的大学不同，过去知识的传授只能在大学中进行，现在知识的传授即可以在大学，又可以在社会中进行。在产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之间，为了使大学存在的理由更加充分，迫切需要改革。大学是以知识作为媒介成立的组织，原来是知识的社会化，现在是社会的大学化了。如果前者是产业社会，后者是产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之间的竞争融合在今后会进一步加剧。从模拟式到数字式的，从形式的质到默认的质，从学院式科学为主到了产业科学为主，比重开始转移。
刻上大学800年历史的产业社会型的传统“学寮型”大学和迅速成长的新型的虚拟大学的交替速度日益加快，知识社会、市场、IT技术、计算机互联网与学习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被知识与经济的结合所强化，出现了知识经济化的倾向。每个大学组织开始削减，重新认识它的功能是迟早的事。
（三）国际方面的影响
与此相对应，横轴是来自国外大学的影响，特别是现在社会的变化是把知识社会、全球化、市场化结合起来，在高等教育领域中，也要应对这些冲击而带来的挑战，否则，就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市场机制的渗透与全球化的结合，意味着全球性的需要与供给的经济理论在起支配作用。自由竞争也毫不留情地对研究、教育的领域起作用，WTO就是这样的例子。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渗透到大学领域。这一点已经在产业社会当中体现出来。一位学者说过，“学院科学”的支配显示出追求发明、发现最先“获取权”竞争的常态。提高研究和教育生产率的竞争是与大学的机能和作用密切相关的活动。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学术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以COE（Center of Excellence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据点，译者注）为轴心的新陈代谢的学术生产性机制的形成和学术生产性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
在信息化和知识化的知识经济社会中，国力的增强与知识的生产性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围绕着知识、信息、人才等资源的获取与分配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将促使学术中心形成和转移。通过学术中心的人才、物质、资金、信息的聚散来反映国力、威信和国际领导地位。
由此可见，各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构造就成为重要的课题。
从重新修订的国际标准的评价方式中，从重点大学的确认、资源的重点分配（如，美国的州立大学绩效评估）等的动向中可以看到，在物质资源缺乏的日本，标榜科学技术立国，以构筑COE、培养创造性的高水平人才为目标，来实现大学跨越式发展的必然性。文部科学省发表了以国立大学为轴心的《大学的构造改革方针》(2001)。《方针》的精髓是：①现在的以九十九所国立大学的大幅度削减为目标的整合、再编；②在国立大学引入经营手段，尽快推进独立行政法人化；③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第三者评价，实现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30所顶尖大学》也就是《远山计划》。实现在最近推出的《21世纪COE计划》。实际上正在开始实施的2002研究版COE计划，有113项COE的方案已被选定及2003年教育版的COE计划已经开始调查。这些都是从过去的计划方式到竞争方式转变的结果，是根据市场机制进行运作的国际竞争力的方案。
在现在的日本，出现了少子化、高龄化、18岁的人口持续递减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保证传统的升学率是很困难的，大学被淘汰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因此，大学的重组、整合成为必然。保证成人、留学生等非传统生源成为重要的课题。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向广大的国民开放、人们进入“学习型社会”的今天，人们要求在较少的预算投入下提高投资的使用效率。由此可见，国家、社会的全部构造改革与大学的构造改革是一个事物的表里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四）与国家的关系
从影响大学的社会范围来看，中世纪对大学产生影响的只是所在城市，近代则是国家，未来则是全球。21世纪的大学模式正像克拉克·科尔所指出的那样，分别是意大利型、法国型、德国型、英国型、苏格兰型、美国型、日本型等具有浓厚国家色彩的大学模式。日本在近代大学形成的过程中输入了先进国家的大学模式，经历了一个向德国和美国模式转移的过程。即从国立主导、计划控制的模式向以私立为中心的大众化模式转移。例如，采用国家直接经营、管理以大学的计划手段，不断模仿先进国家的办学模式，长期以来把帝国大学设置在系统的顶端，在它的统治下设置以国、公、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为主的多层构造而形成金字塔结构（天野、1993年）。在此基础上，战后又将旧帝国大学、国立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再板块化和序列化。与德国、意大利的平坦型、美国、加拿大等的中间型相应，日本与英国和法国都是金字塔型构造。（克拉克1994年）。金字塔一般是显示国家统治的标志，中世纪以来大学的历史也把英国、法国予以区别。中国、韩国、新加坡也是同样的构造。在此构造中，要求大学对国家的忠诚程度比较高。
（五）与经济的关系
在产业社会，从经济上对大学进行投资，要求通过教育、科研生产性的提高来实现其收益。在知识经济社会，知识自身根据国际市场进行运作的倾向越来越强烈。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性知识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强。(Gumpoit,2002)。以知识为基础的大学深受经济变动的影响。不仅在一国的经济中，就是在整个世界的经济范围内，大学系统、机关、组织按规则运行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不仅在一国内，而且在世界市场形成了大学的序列。任何一个国家都意识到国际标准日益在研究、教育、服务等学术生产的业绩、人才的供给、工资、资源分配等方面显现出来。大学以往常常回避知识的经济价值，但现在却不能不提。它将对大学的能率、效率等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日本，80年代临时教育审议会的经济机制推进了大学的合理化政策，加快了根据竞争分配资源的市场机制的导入，开始了通过绩效评估进行分配资源，追求效率和能率的“经营时代”和“淘汰时代”。在国际市场化的时代，大学和高等教育的“世界标准”时代也到来了。
（六）大学内在的逻辑
如果转换大学内部的目标，那么研究和教育的机能这一大学活动的两个轮子，尽管必须统合起来，但实际上有偏重科研的倾向，这是因为教员的思想与行为本身有偏重研究，轻视教学的倾向，进而出现了教育的形骸化，研究与教育分离，致使教育解体。因此重组成为大学改革的中心课题。
大学是发现、发明、传播知识的组织。以研究和教育的集团为基点把它分为大学内部的纵、横部分。产业社会是分工社会，是专门化的社会。专门化是以知识的专门化为基础的。如果按伯顿·克拉克的系统观点来衡量，那么以部门领域、学派主义、等级制度为基础进行分化（克拉克、1994年）。与集团·组织的横向分化相呼应的是部门领域学部、学科、讲座的分化。同样与纵向的分化相呼应的是学士课程和研究生院课程或者准学士、学士、修士、博士课程的分化。作为系统的横向分化板块中，有国立、公立、私立三部分。作为纵的分化等级制度中，有研究型大学、综合型大学、专门化大学、教养大学、短期大学等层次的存在。这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分化。为了维持大学系统机关、组织的发展，就必须有相互竞争产生的矛盾运动，以此为中心不断调整来促进大学的发展。
由此可见，从大学外部到内部，从过去到现在重新调整其机能和作用要从社会的条件和机能方面来着手。
二、大学社会机能的改革
综上所述，大学是与内外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在适应中探索新型的大学模式。追求21世纪的大学形态——构建以系统水平为标准的、宏观的21世纪前半期的大学框架，这是大学审议会应该注意的问题。
咨询报告的特征提供了学术和经济两方面的逻辑作为基本框架，正如改革的路线和潮流所提示的那样，从临时调查会经由临时教育审议会到大学审议会，从重视经济的逻辑观点来重新认识大学的必要性和同时读取大学的逻辑是非常强烈的期待。这个构造是：①知识的重建；②教育研究的灵活化；③管理运营的合理化；④多样化评价系统，由此形成四根支柱。具有这样构造的改革焦点是什么，答审如果从指出改革重要性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则有这样几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重视知识的重构。大学作为学术的发源地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这一提法击中了要害，笔者赞同这一提法。在产业社会，知识的构筑是重要的；同样，知识社会到来要求新知识再构造。在教育研究的最尖端，知识的生产与大学理念有密切的关系。知识重构的实质是理念的重构。如果丧失了理念，大学的行踪就会开始漂移，所以没有明确的课程改革指针，就像没有航标的航船一样。
第二，②指出学士课程改革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充实教养教育、专业教育两个方面。特别是把培养学生的《课程探究能力》作为焦点。为此，以讲授和学习过程为起点，应把重点放在广泛的讲授和教育改革上。在具体的课程、教授法、TA学分制、GPA、CAP制、FD的改善上明确由学生评价，但在教授过程中几乎没有显示出对学生现状的分析和学生学力低下等实际状况的调查。
另外，强调研究生院改革的重要性，涉及研究生院的重点化和COE构想等问题。这些问题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与大学学术中心、研究生产性有密切的联系。研究生院的改革不仅仅停留于研究本身，而且还涉及到专业教育、高度专门职业人员的培养、职业学校、学术组织等等。研究生院的改革充实了研究生院的力量，促进了学士课程设置的分化、分离。而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学士课程教育和研究生院教育的连接问题。
第三，③指出了大学运营管理的合理化，提倡重新认识经营。大学与社会连接是大学运营与管理中的重要课题。以前在象牙塔时代的大学同修道院一样可能自给自足，大学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而现在，大学的赞助者是政府、财界、企业、纳税者、财团、消费者等，所以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排除这个厉害关系来追求大学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起责任作用的组织构造也是不可缺少的。大学将向国家和社会开放。要求从以前的基础在下面，到现在的基础在上面的管理运营形态转移。即使国际比较，大陆型也是上位构造后退到机关水平的强化。英国型因为与强化上位构造的影响力的含义不同，全部下位构造的权限减弱，机关水平的权限得到了增强，与教授会比，校长的权力得到了强化。欧洲的大学具有学部自治的传统，也正在从重校长型设置转向美国型的重视自治的院长型设置转移。
第四，④为了加强责任制，要求采取多元性大学的评价。适应自我检查、自我诊断的自我评价、相互评价及第三者评价，以便对现状进行不断的改革。大学在学术界日益激烈的竞争情况下，不能仅仅陷于一国范围内的自我满足，而是要建立国际水平下的质量保证，通过重视主体的自我评价，国际水平的评价及反映学术逻辑和学术精神来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
第五，把①②③④作为同心圆式的配置。①②是从大学的要求设轴，③④是从国家社会的要求设轴，从两个轴提出大学改革的必要性。从内部强调自主权，从外部强调责任和义务。改革是内外压力的必然结果。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内部是知识社会对应的未来大学的构造，外部是产业社会对应的近代大学的构造。这个构图从外部的视角来审视改革内部的存在。因此，大学是在内外的压力下进行改革。改革的主体是大学内部的成员，诸如经营者、理事、学长等管理者、经营者等与大学教授、长辅佐等的管理者、教员、学生有关。
不仅这些大学成员的大学观不同，而且难以融合。无论把着力点放在经营、管理运营、研究、教育、学习、服务等的哪一方面，都会使这些成员的大学观发生变化。这些大学观反映的各个集团利益将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整合起来成为难题。尽管如此，大学要生存也必须融合。融合的承担者应该是与各利益集团相关者，特别是大学教员，这是专门职业的大学教授的使命、责任、义务。正像原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指出的那样，现在大学教员不仅是责任，而且是义务的时代到来了。
与此相联的是第六对大学教授职业来说更重要的课题是FD进一步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从90年代后半期起，来自大学审议会和文部科学省的指导和压力增强。我们也能看到没有外压不动的大学风气和习惯。如果将承担学院责任的大学人的自律、自主作为基础，那么所有的大学改革就不会有社会的说服力和冲击力。正是由于像这样推进改革从社会向政府的大学提供经济资源，成为社会理解大学的基础。通过承担研究和教学活动，发展学术使教师的作用得到发挥。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承担现在大学的学术生产使命的教授的学识。现在大学的研究、教学、服务各项职能正在分解和整合，把三者整合起来成为重要的课题。博耶提倡学识的重构，论述了研究、应用、整合、教育有机联系的重要性，特别指出整合的必要性。
三、大学社会构造的改革
最近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条件、机能的整合也涉及到构造层面，其特征如下：
（一）重点化——社会分层的重构
战前形成的2元2层构造，基本上在战后被沿袭下来。战后进行了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帝国大学——专门学校的构造再编，我们看到计划经济的方式贯穿于战前、战后。这种构造是为了追赶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准，把优秀的模式选择和移植过来而形成的。与其说是进攻型不如说是追随型。构造是根据预算分配与学生的偏差值而形成的。在经济的发展中，都市的私立大学的偏差值上升，入学比例上升，国立大学的偏差值却下降，入学比例也下降。可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都市的私立大学应试人数的减少，出现了入学率和偏差值向国立大学回归的现象。而且，根据重点化政策，对旧帝国大学的预算分配加强了，为了充实和加强旧帝国大学的力量，文部省出台了重点化政策。根据COE审议会进行审查。基于外面的竞争来选拔设计者。从最初选考机关和设计者确定开始，被选拔的113个项目尽管分散在国立、公立、私立大学等不同层次，但是国立大学特别是旧帝大在顶点的位置，这就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使人们不能不产生100年当中作为重点资源投入到旧帝大的数字是不是实在太少了这样的疑问。
通过大学改革更新构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机构是二战以来延续下来的政策。现在再次被确认。到此为止，在重点投资充实大学力量的同时，其它机构也被给予竞争的机会。构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系统的目的十分明显。但与这样的政策相应的资源配置是有限的，以前的金字塔等级制度基本上不会变化。
国立大学法人化政策的另一方面是国立大学提高自主性，加强国家统治。在文部科学省的管辖下，以大学评价委员会的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等的评价为依据，最终决定资源分配。以学部自治为中心，构筑大学自治，进而变更系统的水平与决定权，这是重要的变化。
（二）板块间的重构——民营化、国立大学法人化、合并、大学淘汰
在世界范围内，大学民营化成为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大陆模式中，国家的统治力强，所以适应市场原理比较缓慢。通过国家政府的上位构造部分民营化来进行规制缓和，对社会变化作出迅速的反映是非常必要的。在日本，国立大学是少数派，私立大学是多数派，私立大学已经实现民营化。在国立大学，实现了国立大学法人化，继续推进民营化的政策正在实施。经济的严峻形势、国家公务员消减25%的政策，对于推进国立大学的民营化是合理的。推行这一政策将有大约13万人的国立大学教职员从公务员队伍中被淘汰下来。
国立大学已经在各县设置一所，为地方的国民教育机会均等做出了贡献，对地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它在办学过程中收取廉价的费用，提供高质量的研究与教育的实际是不能否定的。如果民营化学费涨价，廉价的研究与教育是困难的。
只要与市场机制的导入有关系，以前计划方式和“带头人是老板”的惯例就必然会向市场转换，通过大学间的自由竞争获取生存的政策，以消费者的需要和供给为基础的大学淘汰政策，都是自由经济的开始。没有了政府的救济，在约700所4年制的大学中，与定员消减相伴随经营不善的程度还要持续下去，淘汰的可能性还要加大，特别是地方弱小的私立大学淘汰的可能性会更大。去年已经开始1校淘汰，国立大学也在政府的99校当中提出了缩小到2/3左右的方案。这显示了连接、整合、淘汰的可能性。像这样板块之间的重构和市场机制的导入，以竞争的激化为前提的改革是必需的。
（三）学士课程和研究生院课程
所谓研究生院重点化，是在研究生院内设置专业学科，在学士课程中充实教养教育。自1991年以来，实施了以国立大学为中心的研究生院重点化政策。以旧帝大为中心的25%的预算增额伴随重点化开始实施。对于旧帝大非常优厚，而且在重点化中教员的户籍从以前的学部向研究生院转移，加大了大学间的摩擦。
学部与研究生院相分离的政策出台推迟了很长时间，现在才真正开始启动。自启动以来，研究生院的学生定员充足、博士课程增加，研究生院推行倍增计划，设置了像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那样的培养专门职业者的专业研究生院。这是一个方面。
研究生院向重视研究与专业教育的方向转移的另一个方面是学部教育，特别是开始设置以教养教育为重点的政策。在2002年中，临教审的教养教育政策作为重点政策出台。2003年教育版COE也被采用。
（四）讲座、学科、学部
许多国立大学废止以前的小讲座制，导入了大讲座制。这是与学科制度相近的制度。假如从学术的发展来看，讲座制是适应后继者养成的制度。在整个讲座组织中，只能发展一个专业领域而发展新专业却受到了限制。有这样的倾向，大陆型模式中讲座制得到了发展，而美国型模式中学科制得到了发展。日本最近实行大讲座制改革的动向正在从大陆型，特别是从学科型向美国型的构造转换。
如果从管理运营上看，讲座主任从具有主持小讲座的权限向大讲座转移后，显示了教授权限的减退。在大学运营制度改革上，维持传统的小讲座的行业组织型的教授权利正在后退。如果从经营者的观点来看，把权限从重视下属的意见转移到重视从上到下发号施令的管理者的意见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国立大学法人化阶段，学部长的权限被强化。学部长是根据从前的教授会选举的，教授会的代表是根据学部长指定的，应该说教授会是根据学长的志向产生的，与教授会相比，学部长的权限大幅度减弱，从而更接近美国的构造。
四、结语：大学的社会构造——国家、市场、大学的关系
如果从大学改革及大学的社会构造的重建的观点来看，制度的理念和它的实现被审视。如此，通过现在的大学制度、组织的理念、机能、构造来对政治、经济与教育关系进行审视，国家、社会、大学的距离就成为问题。伯顿·克拉克的国家、大学、社会的系统观点认为，现在的大学与国家的距离因为大纲化政策从表面上有扩大的倾向；而与社会（市场）的距离反而缩短；以需要与供给的机构为中心，市场原理或者市场机构得到强化，这是有目共睹的。几乎所有的国家一方面尊重规制缓和、自主性、个性化，但另一方面却在大学的设置和评价中，与其说采用公正认证型的相互评价，不如说是行政认可型形态性的评价。通过导入与后者近似的第三者的评价，强化行政统治的政策，更进一步向一些大规模名牌大学授予认定评价权。政府直属的大学评价委员会的设置也被规定，所以这就很难说国家和大学的距离扩大，但是不能否定市场与大学的关系确实是缩小了。在这个活动中，追求社会需要的价值、速效性的学问流行，有用的研究与教育的比重提高与投资的收益成为问题。在国立大学法人化过程中，中期目标最多在5-6年左右就应该见成效。在此期间，研究和教学的评价受到重视，以此决定资源的投入。长期的成果研究和教学被疏远了，至少把它从主要的投资对象中排除了，于是这些研究与教育只能陷于逐渐衰落的境地。与大学一直尊重学术自由，但是支撑学术自由就要有浪费、重复等与学问相关的没有效率的投入等现象出现。例如，更进一步分解研究和教学的力学在起作用，追求效率、能率、合理化、收益或者说明责任的经济逻辑，尽可能减少资源分配，围绕着提高生产率的目标，与其说是注重效率，不如说是有陷入追求利润倾向的危险。
大学根据市场机制运营的时代到来了。需求与供给的市场机制使大学本来的价值和独立性发生了动摇。可以说，知识经济、信息化、国际化、大众化、终身化、产学结合向社会开放，是无法回避的。而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失去理念和规定，研究、教育、社会服务也将越来越分化、片面化。
标签：大学论文; 日本大学论文; 大学课程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组织职能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