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由文化“复建”到文化“复兴”
黄光国
(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台湾)
摘 要： 本文回顾了作者跟随杨国枢教授推动本土心理学的学术历程，并依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提出本土心理学运动必须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作者身体力行，在最近二三十年间，深入学习科学哲学的理论，逐步建立本土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其最终目标，是打算以儒家文化作为基底，吸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脱西方学术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作者认为，唯有大力发展本土社会科学，建立华人“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华人学术社群才有可能走出“学术自我殖民”的心态。
关键词： 儒家人文主义；文化复建；文化复兴
从1980年代初期，我在杨国枢教授的号召下，积极参与“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后不久，便已经察觉到：国内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处于低度发展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缺乏相应的理解。
西方自启蒙运动发生之后，各门学科的发展和科学哲学的发展之间，便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随着各种不同科学的发展，总有一些哲学家不断地在思考到底什么是科学，而成为所谓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发展又可以回过头来，引导科学研究的方向。Lakatos(1978)因此在他所著的《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一文的开头，写下了一句不朽名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
然而，十九世纪以来，华人留学生在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大多只专注于学习各种不同的“科学”，而很少注意科学哲学的演变；更少有人严肃思考科学哲学的发展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联。长期盲目移植西方学术研究典范的结果，便使得国内各门科学研究的发展显得既空洞，又盲目。
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我开始提倡：本土心理学运动必须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然而，由于台湾心理学界一向流行“素朴实证主义”的研究，在累积下许多“不具认知意义”的量化研究资料之后，对这种研究取向感到不满的一些人改而追随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后尘，主张以“建构主义”作为基础，从事质化研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主张当然显得孤掌难鸣。
1 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路线之争
到了1990年代初期，台湾本土心理学运动终于发生了路线之争。由于我的研究取向和台湾心理学界重视实证研究的传统大异其趣，1992年，杨国枢教授正在规划出版《本土心理学研究》期刊，邀我写一篇“靶子论文”，和学术界同仁一起讨论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方向。当时我正年轻气盛，立刻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很快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互动论与社会交易：社会心理学本土化的方法论问题》，由杨教授邀请社会科学界的几位资深同仁，针对我的主张提出批判。他们所提出的批判和质问，使我十分难以招架。尤其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科学哲学多年的苏国勋教授，他单刀直入地指出：“‘科学研究纲领’主要是适用于近代自然科学，而不是用于社会科学，尤其不是用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它是科学史家Lakatos作为科学史家以事后回顾的方式，对科学史上出现的和发生影响的各种学说和理论做出评价时所用的(不是科学工作者自身所用的)。因此，‘社会科学中国化’不应以‘科学研究纲领’为谋。”完全否定了我的主张。
苏教授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作为科学发展前锋的西方核心国家，科学哲学确实是思想史家或哲学家针对“科学史上出现的和发生影响的各种学说和理论”做出反思和评价所得的结果，并不是“科学工作者自身所用的”。然而，对于像台湾或中国大陆这样非西方社会的边陲区域，难道我们不能借重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利用科学哲学来帮助我们发展“本土心理学”或“本土社会科学”吗？
《社会科学的理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所讨论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尤其强调由“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转变；后半部则在论述“社会科学的哲学”，包括结构主义、诠释学和批判理论。由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许多门社会学科，都同时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性格，今天要想解决本土心理学发展上的难题，必须采取“多重哲学典范”(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的研究取向，针对不同性质的问题，采用最适恰的科学哲学来寻求其解决之道。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每年都确定一个重点难点问题,持续开展监督。聚焦居家养老健康服务和医养结合工作,是今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确定的重点。
2 《社会科学的理路》
哲学并非我的专业，在那个时代，我对科学哲学的理解，其实并不深入，也不透彻。苏教授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科学哲学的权威学者，我要反驳他的论点，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我的主张，做出具体的研究成果，“拿证据来”。当时我的研究成绩乏善可陈，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困窘之余，只好写一篇《审慎的回应与暂时的沉默》，虚晃一招，落荒而逃。
学然后知不足。从此之后，“做出具体研究成果以说明自己的主张”，便成为我持之以恒的学术志业。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我一方面持续研读科学哲学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在台湾大学心理学研究所讲授科学哲学。
在台湾大学讲授科学哲学的经验使我深深体会到：经典翻译和诠释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没有把一些科学哲学的经典名著译成中文，它们就没有进入中文世界；如果我们不了解各种不同科学哲学典范之间的辩证性关系，我们便很难用它们作为论辩的材料。要使“科学”在华人的文化中生根，不仅要有人像唐代高僧翻译佛经那样，将西方科学哲学的经典名著逐一译成中文；而且要有人能够撰写专著，析论各家科学哲学之间的关联，让科学研究工作者，能够相对容易地理解各种科学哲学之间的辩证性发展。因此我不揣浅陋，以将近十年的工夫，撰成《社会科学的理路》一书，介绍二十世纪里十八位最重要的哲学家对于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主张。
虽然SPP在螺旋波导中传播一周后场分布旋转的角度都是B=-2π(1-cosφ)，但根据(16)式可知，几何相位的大小对于不同阶SPP是不同的.例如，对基模而言，n=0，因此几何相位为零.从物理上分析，这是由于基模的场分布和角度θ无关，场分布是关于波导轴线旋转对称的，所以场分布的旋转不会给基模SPP引入几何相位，但对其它阶模，会产生几何相位.例如，当时，波前所在横截面内的场分布发生π的旋转，各阶模式的SPP产生的几何相位见表2.
望亭水利枢纽是望虞河上的一项关键性工程，同时又是环太湖大堤重要口门控制工程，对太湖流域防洪、排涝、引水和航运发挥着重要作用。工程为2级建筑物，于1993年12月基本建成。2006年太湖局直管工程远程监控系统建成并运行，2011年对该监控系统进行了更新改造，实现对闸门的自动化控制、工程运行管理的视频监视以及异地视频会商等功能。
会议结束后，我在参观“婆罗浮屠”(Borobador Temple)的过程中，对于人类“自我”的深层结构突然得到灵感。回国后，因而综合我在撰写《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诠释》，以及参与“人观与我观研究计划”时的主要思考方向，建构出一个自我的曼陀罗模型(Mandala Model of Self)。并据此而撰成《心理学的科学革命方案》一书，内分十一章，仔细析论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者应如何用西方科学哲学五大典范，致力于建构既能反映人类普世性心智；又能说明特定文化中人们之特殊心态的理论，以启动心理学之科学革命。
在传统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较为缺乏，学生与教师难以达成深入明确的对话沟通，致使教师难以把握学生的发展诉求，学生也难以明确理解教师的教学计划与教学措施，大大降低了语文教学质量。此外，部分教师专注于课堂专业教学，忽视了将语文教学纳入良好活跃的学习体系中，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致使语文教学表现出枯燥乏味性。对此，教师首先应注重与学生实现良好对话，打开学生心灵，深入学生内心，增加对学生的了解，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诉求与发展欲望，成为学生学习发展的陪伴者、引导者，为实现学生与文本的高效对话创造条件。
3 《儒家关系主义》
我看到这篇论文后，写了一篇回应文章，题为“本土心理学中的文化物化：成就或错误？”。文中很直率地指出：Allwood的说法，代表了西方主流心理学界“文化虚无主义者”的标准论点(Hwang，2011)。他不知道本土心理学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了解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素养”。本土心理学者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诚然可能把文化物化。Allwood自己承认：西方主流的心理学也是一种本土心理学。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理论，大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预设之上，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物化”吗？为什么把个人主义的文化“物化”，是心理学史上的重大成就；把关系主义的文化“物化”成心理学理论，就是一种错误？
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发展本土心理学的目的，是要依照文化心理学“一种心智，多种心态”的原则，建构既能反映人类共同心智(universal mind)，又能说明特定文化中人们心态(mentalities in particular cultures)的“含摄文化的理论”(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克服现代心理学之父Wundt(1832-1920)未能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化的难题，并整合Vygotsky(1896-1934)所主张的“意图心理学”(intentional psychology)和“科学心理学”(causal psychology)。
翻译目的是指达到翻译行为最终达到的结果的过程中的阶段。翻译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的人类交际活动，要让译入语接收者接收到提供原语作者传达的内容。也就是说，博物馆近代史红色文化部分的外宣资料翻译目的是让中外游客获取并接收相同的红色历史文化信息。但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部分翻译还存在着文化说明性关键信息缺失或不一致的现象，这种缺失情况容易使译文对原文缺乏描述，不利于参展观众对原文本和图片的理解，没有体现翻译的目的性。例如：
4 自我的曼陀罗模型
2010年7月24至27日，亚洲本土与文化心理学会在印尼日惹市的Gadjah Mada University举办第一届国际会议，我被推选为第一届的会长。在开幕典礼的大会致词上，我批判了建立在个人主义预设之上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并认为其不适用于非西方国家。亚洲本土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学会的使命，是要启动一场心理学的科学革命，建造一系列以关系主义作为预设的理论，来取代西方怪异的心理学理论，来帮助非西方国家的人们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写这本《社会科学的理路》，目的是要解决非西方国家发展本土社会科学可能遭遇到的难题，而不是为了要“如实地”反映西方科学哲学的“全貌”。更清楚地说，要以“多重哲学典范”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我们所使用的哲学典范，其共同特色必然是主张“实在论”(realism)，而反对“实证主义”(positivism)。
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2014～2018年合并椎动脉狭窄性病变的锁骨下动脉狭窄患者的经颅多普勒超声资料，总结其盗血类型及血流动力学情况，探讨锁骨下动脉狭窄合并椎动脉狭窄性病变的盗血程度及血流动力学情况，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性证据。
5 心理学的科学革命
瑞典戈登堡大学的教授Allwood和加拿大著名本土心理学家Berry曾经作过一项大规模的国际性调查，研究世界各地本土心理学运动的源起，发展及其遭遇的困难。随后Allwood(2011)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论本土心理学的基础”，刊登在一本名为《社会知识论》的国际学术期刊之上。
从2000年元月起，我开始担任“华人本土心理学研究追求卓越计划”主持人。在执行卓越计划的八年期间，一面思考如何用不同的科学哲学典范解决心理学本土化有关的各项问题，一面撰写论文，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该项计划于2008年初结束之后，又整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一书(黄光国，2009)。
《社会知识学》的执行编辑James Collier对我主张的「后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大感兴趣，因此请他的两位博士后研究生，提出了十五项与本土心理学发展有关的关键问题，对我进行访谈，由我逐一作答，并以“呼唤心理学的科学革命”为题，在该刊登出(Martin & Gregory，2011)。
这次访谈使我和Allwood展开为期三年有余的学术辩论，双方在《社会知识学》上发表的论文多达十余篇；同时也使我开始注意到“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的科学哲学。“批判实在论”是印度裔哲学家Roy Bhaskar(1944-)所提出来的。Bhaskar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英国人，原本修习经济，在准备博士论文阶段，发现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足以解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深刻感受到：这根本不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理论建构的哲学问题。因此改行攻读哲学，并提出「批判实在论」的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对于诠释我如何以“多重哲学典范”解决心理学本土化所遭遇到的难题有相当大的助益，因此我特地修改《社会科学的理路》，并在其第三版中增加两章，分别讨论“批判实在论”以及如何以“多重哲学典范”建构“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理论”。
6 《中国心理学全集》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出版之后，2012年6月1-2日，在台湾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支持之下，本土心理学推动委员会邀请了十位国际知名的文化及心理学者，以“建构含摄文化的心理学理论”作为主题，请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针对此一议题，发表了十篇精彩的论文。
基于这样的前提，申请人一面说明如何以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建构“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并以之作为基础，用诠释学的方法，分析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再对以往有关华人道德思维的研究做后设理论分析，然后从伦理学的观点，判定儒家伦理的属性；接着以“关系主义”的预设为前提，建构出一系列微型理论，说明儒家社会中的社会交换、脸面概念、成就动机、组织行为、冲突策略，并用以整合相关的实证研究。三年之后，该书之英译本改以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之名出版(Hwang，2012)。
Michael Bond是以“中国人的心理学”(Chinese Psychology)闻名于世的心理学家。不久之前，他出版了一本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Bond，2010)。这是他以此一主题为名所编的第三本书，第一本书的题目叫做《中国人的心理学》(Bond，1986)；第二本书是这本Handbook的第一卷。这本Oxford Handbook包含41章，动员了83位中、外学者，涵盖领域包罗万象，几乎把过去数十年内有关中国人所作的心理学研究都网罗在内。
一位任教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华裔学者Lee(2011)深入回顾这本书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本书没有清楚的结构，除非仔细阅读整本书的目录，否则读者很难看出这本书包含有那些内容，并辨认出针对某一特定议题的章节”。不仅如此，“整本书大多缺少理论，这些以议题取向的章节，对于关于华人所作的经验研究发现，作了相当详尽的回顾与报告，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几章提出华人心理学的本土理论”；“尽管他们公开宣称要推动本土研究，他们的水平大都停留在支持/不支持西方的发现，并且用诸如集体主义、权力差距之类的文化向度来解释他们的发现”。尤有甚者，这本书中所引的研究大多以“中国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研究发现，无法掌握现实世界中更为精致的复杂性。
7 两种研究取向的对决
因此，本土理论的角色是要扩大我们以科学之最佳实践描述并解释人类情境时所用的建构和理论。其最终功能则是要解释如何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方群体能扩大我们的概念领域，并将心理学建立在人类整体的实在之上，而不只是其西方，或通常只是美国的版本。
Bond(2014)承认：他所编的几本书所收录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采取“泛文化向度”的研究取向。Bond认为，在建立人际行为的模式时，“我们必须发展工具，来测量跨越许多文化群体而在量度上有相等的心理构念”。并且他举出一系列著名的心理构念之例，包括：价值的向度或范畴(Bond，1988；Schwartz，1992)；自我构念的类型(Gudykunst et al.，1996)；关于世界的社会信念(Leung & Bond，2004)；追求“突出”的动机(Becker et al.，2012)；以及刻板印象的向度等等(Cuddy et al.，2009)。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mpeting financial interests.
这是主流西方心理学者常用的“共有式客位”化约主义式研究取向。Bond指出：如此制作出的建构，包含主流之外的文化来源，是“非怪异”的产品。它们源自于本土，但却可作泛文化的使用。这种跨文化心理学的宏观研究取向试图将世界上的不同群体，安置在一个或数个“普世性”的向度之上，借以建构心理学家的“科学微世界”式心理空间。
8 心理学的“东方主义”
诸如此类的泛文化向度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含摄文化的心理学”。但是，这种研究取向并未将任何文化视为一种“文化系统”。因此，这次研讨会几乎变成“文化系统”和“泛文化向度”两种研究取向的对决。在Sundararajan(2014)的论文《本土心理学：为何及如何将科学植根于文化之上？》中，她强烈反对这种研究文化的“向度取向”。她指出：诸如“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或“独立我/相依我”之类二元对立的概念，反映出心理学中长久以来“东方主义”的阴影，“以某种向度测得的差异，在当地人民的心理上可能毫无差异”。因此，她引用Fiske的说法：“我们‘西方心理学’必须超出我们种族中心的架构，不止研究其他文化跟美国有何不同，而要从其内部探讨他们是什么”，并主张用文化系统取向或复杂模式来取代向度取向(Fiske，2002；Sundararajan，2014)。
Bond也认识到：在主流“怪异”国家之外的心理学发展对于扩展西方心理学学科领域的重要性。他2010年版《全集》的“结论”一章，题目为：《中国心理学科学研究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若干前景》，其中引到Arnett所说的一段话：
其中少数几章曾提出华人本土心理学理论的作者之一，就是我。我跟Bond是多年旧识，他每次编纂有关“华人心理学”的书籍，都会向我邀稿。他所编的这几本书籍，我都是其中一章的作者或共同作者。在研讨会之前，我们特地把Lee对他的批评以及这次研讨会的缘起寄给论文撰写者，邀请他在开幕式上致词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并作主题演讲，说明他如何研究中国人的心理学结果。因此，这次研讨会几乎变成“文化系统”(cultural system)和“泛文化向度”(pan-cultural dimensions)两种研究取向的针锋相对。
他也觉得“套用西方研究典范”的作法并不妥当，因此，他最近出版的第四本书《中国人的组织与管理行为》(Huang & Bond，2012)。封面上特别引述孔老夫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结论”一章的题目是：《没有比中国人组织行为的研究更美国化的东西了》(There is nothing more American than research on Chines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他也希望中国学者将来“更有文化敏感度一点”(be more culturally sensitive)。
9 多重哲学典范
事后，我从研讨会上所发表的十篇论文中，选出跟此一争议有直接关系的四篇论文，投稿给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该刊主编看了后，认为此一议题非常重要，因此希望我担任Guest Editor，再邀更多重量级学者来参与此一国际辩论。这些论文中，包括我所写的两篇：
1.“Cultural System vs Pan-Cultural Dimensions：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Approaches for Indigenous Psychology”
2.“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 of Self and Social Interaction：The Approach of 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这两篇论文的第一篇，说明本土心理学中“文化系统”研究取向的哲学基础；第二篇则以我在“自我”及“社会互动”两方面所建构的理论为例，说明如何用我所主张的“多重哲学典范”，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
由于JTSB在国际心理学社群中享有极高声望，这本专刊出版后，我所主张的研究取向应当会对此一专业社群造成更大的影响。
10 社会心理学的“三大断裂”
2012年3月16、17日，世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举办“第五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对话’国际研讨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的翟学伟教授发表的一篇论文《从本土视角看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融合》，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分成三个不同的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少数学成归来的中国心理学家将西方心理学带入中国学界，并从事实证研究的过程；第二个三十年大约从1949年至1978年，社会心理学在内地相对处于停滞状态；从1978至今的第三个三十年，则呈现出三大断裂的格局：
首先，“今天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同初创时期的30年几乎没有关系”。 “一些当年留美的学者已经故去或进入髦耋之年，他们经历了从西方引进知识，重学苏联与再回到自我否定的起点”，“这点很容易导致中国社会心理学没有传统，没有发展线索，没有传帮带，甚至没有带头人。而从头起步的研究者缺少积累，往往是个人只顾做个人的研究，外加个人兴趣也在不停地转移，持续性的研究则更少。”
之前有研究［9,30］建立了基于血清C-反应蛋白（CPR）与N分期对于鼻咽癌远处转移的预测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将患者分为高中低风险，预测效果显著（P＜0.001）。血清C-反应蛋白可以通过生化检查获得，而N分期可以从AJCC分期获得。而此次模型并未纳入这两项因素。基于算法自动筛选出与进展期鼻咽癌远处转移最相关的因素，因此CPR与N分期相对于纳入的因素而言，相关性并没有那么强。
“研究兴趣乃至专业的不停变动，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研究上的泛泛而谈，或东一榔头西一棒，照搬西方概念与方法与不断跟随社会特点，是中国内地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特征。”“30年的断裂期导致了一种研究学统的丧失，如果不重建良好的学统，这样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第二种断裂来自于社会心理学中产生的两种研究方向。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社会心理学的归属一直是一个问题。有的认为它属于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有的认为它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恢复期显得更加严重。”
主持人把甲、乙、丙与丁、戊、己分为不同的两组，引导学生分析分类的依据；把甲、乙、丙一组的甲与乙、丙分为不同的两组，引导学生分析分类的依据；把乙和丙分为不同的两组，引导学生分析分类的依据，完成对三种孢子植物的分类。以此为基础，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学生完成对3种种子植物的分类。
“正因为这种认同一下子找不到，自然造成的局面就是各自为政，乃至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且不说社会心理学本身就研究‘社会认同’，其自身发展也一直存在着一种认同的问题。”
第三种断裂发生在台港社会心理学家与国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兴趣上。国内社会心理学复甦于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由于太长时间没有同西方接触，有志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大规模地编写和翻译教材。或许是因为处在恢复期，由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上乘教材也不多见，大多数教材也是抄来抄去，其实质就是大量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过多的学习与模仿导致许多国内学者倾向认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只有一个体系，它就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中国学者能做的工作，是用它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实际，至于其中不可否认的文化差异，可以通过修订量表来解决。
11 台湾学术界的经验
大陆学者因为有“三个断裂”的限制，纵然有人想努力“补课”，一时之间，恐怕也还找不到头绪。相反的，目前台湾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过去三十年间，政府更投入了大笔研究经费，资助学者从事本土社会科学研究。台湾地区的本土心理学者经过三十年的反思、批判、沉潜与积淀，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摸索出独特的门道。
任何一个学术运动，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基础，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这个学术运动便已迈向成熟阶段，而逐渐脱离其“运动”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强而有力的哲学来取代它。
华人心理学本土化运动迈向成熟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总结其成功经验，继续推展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其最终目标则是以儒家文化作为基底，吸纳西方近代文明的菁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脱西方学术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
生物传感器具有选择性好、分析速度快、灵敏度高、高度自动化、微型化与集成化等特点，在复杂体系中能对待测样品进行在线连续检测，并将物质浓度转化为电信号进行处理。孙炜佳等(2017)[38]建立了F0F1-ATPase生物传感器用来检测鼠伤寒沙门氏菌，其检测灵敏度为10CFU/mL，结果表明该方法可实现对鼠伤寒沙门氏菌的特异性检测。Melo等(2018)[39]开发了一种用于检测鼠伤寒沙门氏菌的生物传感器，最低检出限可达10CFU/mL，并且仅需125min即可完成整个检测环节，结果表明该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以及应急响应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2 “儒家人文主义”的学统
“儒家人文主义”是牟宗三提出的概念。牟氏认为：儒家文化的发展，经历过三个阶段：
地下水是动态变化的，地下水资源也是不断变化的。建议在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时，充分考虑地下水动态变化，合理实时地计算地下水资源量。
(1)先秦儒学：以孔、孟、荀为代表；
(2)宋明理学：以周、张、程、朱、陆、王为代表；
(3)当代新儒家：由熊十力先生开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
牟宗三毕生研究中国文化，其目的在于重建中国文化，开出中国文化的新型态。他认为：唯有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儒家式人文主义彻底透出，才能开出中国文化的新型态。他说：
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子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主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牟宗三，2003)
本刊讯12月 18日 ，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陕西艺术职业学院承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秦腔红色经典作品大型民族管弦乐演唱会在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陕西省委副书记贺荣出席活动并在西安音乐学院调研。
道德是道德宗教，学统核心是科学，政统就是民主政治。牟宗三认为：道统是一种比科学知识更具纲维性的圣贤之学；是立国之本；是文化创造的源泉；是正统和学统的生命和价值之源。政统和学统是道德的客观实现，失去了道统，正统和学统就会步步下降，日趋堕落；而失去正统与学统，道统也会日益枯萎和退缩。他以为，三统之建立，就是“儒家式人文主义”的真正完成，也就是儒家真正转进第三期之发展。
13 走向文化复兴之路
就中西文化的关系而言，“三统并建”之说可以说是孔孟陆王心性之学同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相融和的产物。在他看来，儒家道德宗教的“道统”是中国文化之所长，而民主与科学是西方文化之所长，为中国文化之所短。中西文化自然融和，长短互补，才能解决彼此的困难；中国文化只有融纳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才能开出新的型态，实现其理想。但在这种融和中，中国文化是根本和核心，西方文化是末、是用。
牟宗三认为：他在学术研究上毕生所作的努力，就是要梳理“儒家人文主义”的统绪，肯定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的“道统”。至于“转出‘知性主体’容纳希腊传统”，以开出“自主的学术传统”则必须等待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开花结果，才可能有具体的成就。
儒家文化传统在经过“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破坏之后，华人社会科学家必须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愿意投身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致力于从事“文化复健”(Cultural Rehabilitation)的工作，中华文化才可能真正走向“文化复兴”(cultural Renaissance)之路。
唯有发展本土社会科学，开出华人“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华人学术社群才有可能逐步摆脱“学术自我殖民”的心态，舒解大陆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本体论的焦虑”和“知识论的困惑”。
2017年4月24日，我们在夕阳的余辉下瞻仰了这座纪念碑。纪念碑是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Ernst Neizvestny，1925—2016)的杰作。他还有一件更为引人注目的作品，那就是耸立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的赫鲁晓夫黑白墓碑。它是用黑白两色的花岗石几何体交叉组合在一起，赫鲁晓夫的铜像就夹在黑白几何体的托座上。赫鲁晓夫用他那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这个世界。墓碑的基座由四块花岗石板拼成。一块镶嵌着赫鲁晓夫的姓名，另一块镶嵌着他的生卒年代。涅伊兹韦斯内在解释自己创作时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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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Confucian Humanism ：From “Cultural Rehabilitation ”to “Cultural Renaissance ”
Kwang-kuo Hw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indigenous psychology movement must be based on scientific philosophy，through reviewing his academic course of promoting indigenous psychology with professor Yang Guoshu and reconsidering his own experience.Studying intensively to the the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author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serial of theories of indigenous psychology in the last two or three decades.His ultimate goal is to use Confucian culture as the base to absorb the essence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or “Chinese essence and Western utility”.Because it is time to get rid of the Western academic system and establish the “Confucian humanism” one.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nly by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local social sciences and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social science tradition”，it is 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to get out of the “academic self-colonization” mentality.
Key words ：Confucian Humanism；Cultural Rehabilitation；Cultural Renaissance
中图分类号： B84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 2019) 05-0387-06
标签：儒家人文主义论文; 文化复建论文; 文化复兴论文; 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