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改革的文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晚清政治改革进行文化思考，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改革的背景、改革的动力、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失败的原因等。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的一种表现为观念形态和价值形态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精神。在中国近代，无论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近代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精神，都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对改革的性质、方向及其成败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探讨其对晚清政治改革的影响。
一
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对晚清改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进入近代，导致知识分子产生社会批判思想和变革思想的真正动力，应该说主要是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强烈的危机意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认为，“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从第一出派生出来的，它揭示了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1]显然，作者在这里将中西文化对抗看作是中国近代革命和变革的根源。不能说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中西文化冲突对中国近代改革的巨大推动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
近代意义上的改革始于洋务运动。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的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军阀也在与外国人日益增多的交往中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他们认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对于中国既是危机，也是机遇：“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2]正是出于这种“得其道而顺用之”的动机，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近代化改革的序幕。洋务运动主要是进行生产技术、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的改革，但也有一些带有明显政治改革性质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理衙门的设立。1861年1月奕訢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本身很难说是清政府有意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就总理衙门机构本身而言，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半殖民地色彩，但它却标志中国开始抛弃传统的外交体制，步入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行列。总理衙门也成为了清政府主持洋务新政的部门，并成为晚清行政机构改革的开始。更重要的还在于，总理衙门设立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意义。
在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虽然也有一些对外的交往，但大都是建立在“天朝上国，无求于人”的思想基础上，而这种文化思想正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到清代，统治者仍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因此，对外的交往只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这种观念的根源除了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万事不求人”的文化心理外，还有一种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误解，即认为西方民族是“野蛮民族”，是只能被动地接受“天朝上国”统治的“化外之民”。费正清在研究中国的通商口岸时曾说过：“中国人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把野蛮民族称为夷，现在英国人也就不期而然地在中国获得了‘英夷’的地位”。因此清统治者“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这一现实。最彰明昭著的证明就是他们愚不可及地主张，清帝国的政体应高于所有外国的君主。北京拒绝以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3]。
应该说，总理衙门的设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清统治者“拒绝以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的结果，但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文化观念的某些变化，即清统治集团某些人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已经从那种“天朝上国”的心态中摆脱出来，开始用一种平等的态度来对待西方人和西方文化。这种变化应该说是从魏源开始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反对不加区别地将外国人称为“蛮夷狄”，认为：“夫蛮夷狄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他认为在西方来的“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友”[4]。把有无教化作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很难说是科学的观点，但这里却反映了魏源对中外文明平等相待的心态。
这种文化心态也被洋务派所承袭。在奕訢等奏请设立总理衙门的奏折中，他们还是称西方人为“夷”，但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对外国人应该“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5]。著名的洋务派理论家郭嵩焘几乎在同时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对于外国人应该与他们开诚布公地“划定章程”，做到“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既不能“一味怕”，也不能“一味诈”，更不能“一味蛮”和“一味蠢”。这些言论说明当时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官僚已经开始修改对于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传统观念。而随着洋务新政的深入，特别是伴随着总理衙门设立而日益频繁的近代外交活动的展开，洋务派官僚对于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看法更是发生了飞跃。这种飞跃也首先体现在郭嵩焘身上。郭嵩焘驻节英法应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向政治现代化迈进的重要一步。他在此期间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已经达到很高的文明程度。与之相比较，中国文明则“日益微灭”，他感叹道：“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6]这种公开承认中国文明已经落后于西方文明的观点，正是他大力倡言“洋务”，主张进一步向西方开放的思想基础。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洋务运动中带有政治改革色彩的总理衙门的设立及由此带来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是与鸦片战争后士大夫中外文化比较观的变化有关的。同时，洋务运动之所以主要局限于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而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更多的举措，也与洋务派的中西文化比较观有联系。如上所述，洋务运动时期，很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西方文化有超过中国文化的地方，但大多数都认为西方文化超过中国文化的地方都只是枝节的，只是在军事和科学技术方面，而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则是任何西方文化都无法比拟的。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比较观。“中体西用”原本是冯桂芬于1861年提出的“中主西辅”，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应该说，这种中西文化比较观在洋务运动初期，顽固派较普遍地反对西学的情况下，有为西学争地位的进步意义。但以后洋务派将其演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和统治秩序提供理论依据，用张之洞的话来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就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8]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当然只能将改革局限在“汽机”、“铁路”这样一些“无害于为圣人之徒”的范围内，而不会也不敢使改革触及“孝悌忠信”的封建伦理纲常和“尊主庇民”的政治制度。
二
1895年，在中日《马关条件》签订、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刺激下，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了“公车上书”，从而开始了维新运动。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从1898年6月11日起颁布了一系列新政诏令，开始了百日维新。百日维新中的改革措施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其中政治方面的改革措施有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叠的机构，准许官民上书言事等。另外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改革科举考试，准许自由组织商会和学会等经济和文教方面的改革措施也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
这些诏令表明，戊戌新政的改革范围比洋务新政的范围更广泛了。特别是它已经涉及到政治权利和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已经具有了政治改革的色彩。从光绪帝和帝党来看，不排除他们想通过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闲衙向后党夺权的意图，但不管怎样，这些政治方面的改革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维新派试图通过改革行政机构，为实行进一步的新政创造条件的意图。正因为如此，新政措施遭到了守旧派的顽强抵制和激烈反抗。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而且更激烈地表现为文化思想的冲突方面，维新运动中关于要不要变法的争论实质上就是一场中西文化思想的论争。
顽固势力在攻击维新派时打出了“翼教”、“护圣”的旗帜。他们反对学习西方经济政治制度来改造封建君主专制，认为学习西方是“用夷变夏”，是“欲煽惑我中国之人心叛圣清入西籍耳”（《正界篇》（下），叶德辉）。这样，他们把反对维新变法的斗争说成是保卫中国文化，保卫孔教的斗争。针对这种攻击，维新派一方面用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为武器，把孔子打扮成维新变法的祖师；另一方面则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指出“变”是符合“天道”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当时的维新派除了要抵抗顽固派的攻击，还要面对洋务派的反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面对洋务派和顽固派两个阵营的攻击，维新派更要重视洋务派的攻击。就在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的戊戌年间，原为清流派，后又以新学人士而扬名的张之洞抛出了他的《劝学篇》。这一著作可以说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完整体现。全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皆求仁之事”，其主旨是“务本以正人心”；外篇“皆求智求勇之事”，其主旨是“务通以开风气”。由此可见，张之洞并不一般地反对变法和学西学，但他认为，学西学是为了“固本”，而传统的纲常名教就是中学之“本”，这是不能改变的，至于象“汽机”、“铁路”这样一些西法，用来“固本”，也是可以学的，说到底，学西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和封建专制统治。因此他反对进行政治改革，尤其反对学习民主和议会这样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应该说，张之洞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顽固官僚，在维新运动中，他还曾大力支持《时务报》、《湘学报》的出版和南学会的活动。但当维新派的政治改革主张超越了他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限度时，他就成为了顽固派反对维新派的同盟者。这种政治上的分野，从更深层面上昭示了一种思想文化的不同选择。
维新派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严复在对“中体西用”进行批判时，他理解的“体”和“用”与洋务派所讲的“体”和“用”并不完全一致，因而使他的批判多少有些勉强，但是他毕竟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的观点。康有为从来没有正面否定过“中体西用”的命题，但他却认为洋务派的所谓“变法”实际上只是“变事”，而真正的变法必须学习“西学”的本和末。他认为：“泰西立国之有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造利用以便民，皆与吾经义相合，故其致强也有由。”（《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上演讲会辞》）很明显，他把教育和议会制度当作西方国家立国之本，而把制造利用看作西方国家立国之末。也正是如此，他和其他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都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和立宪法、开国会的主张，这正是顽固派和洋务派所坚决反对的。可见，维新派与守旧派在政治上的分野，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文化观的根本对立。
戊戌新政的内容并没有完全反映维新派的主张，特别是在政治改革方面其改革的力度大大削弱，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经常提到的立宪法、开国会这样一些带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性质的改革根本没有涉及。改革仍主要是在经济、文教和军事方面。甚至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明显地从原来立宪法、开国会的立场上倒退了，他不再坚持设议院，也不再提兴民权，而只是提出在宫中设制度局。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以往学术界往往从新旧两党政治斗争的角度来探究其原因，这当然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在新旧矛盾斗争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呢？
康有为在维新运动前期以“托古改制”思想作为其变法的理论依据。“托古改制”实际上是康有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策略上的妥协。然而这种策略上的妥协对争取知识分子的理解和支持并没有起到他预期的效果。他本来想用“托古改制”思想来吸引士大夫以减少变法的阻力，但事与愿违，由于他否定了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儒家古文经典，而在论证时又过于牵强附会，很不严谨，因而招致大多数士大夫的不满和攻击。顽固派的攻击自不待说，原来同情维新的洋务振和帝党官僚也对他产生了疑虑。原来赏识康有为的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对康氏《孔子改制考》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斥责他“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帝党的重要人物孙家鼐上奏指责康有为“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曾向光绪帝力荐康有为的帝师翁同龢在看了《孔子改制考》以后，也对光绪帝说：“此人居心叵测”。就连积极支持维新，推行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批评《孔子改制考》“穿凿附会”、“伤理害道”。这种群起而攻之的局面使康有为也认识到“托古改制”武器的缺陷，因而提出了“仿洋改制”的思想武器。
康有为的“仿洋改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向光绪帝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和《波兰瓜分记》三部著作中。他认为在中国变法改革不能以西方国家为榜样，而只能以俄国和日本为榜样。特别是希望光绪帝“乾纲独断”，“排却群臣阻挠大计之说”。因此，在中国变法，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立宪法，开国会”，而在于加强光绪帝的权力。他在向其他维新派人士解释其改变政治改革主张的原因时说：“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幼童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8]在这里，康有为试图通过加强光绪帝权力来完成维新大业的用心表露得非常清楚。当然，并不能为此而断言康有为放弃了兴民权和设议院的理想，这只不过是他从“仿洋改制”思想出发，主张以俄国和日本为楷模，实现君主立宪理想的一个策略调整。而这种政治策略的调整，也体映了一种文化的选择，即康有为由原来主张学习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转而主张学习俄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了。不过，这种策略的调整既没有使光绪帝拥有“雷厉风行”的君权，也没有使守旧派的反对得到稍许的缓和，戊戌变法仍然不可挽回地失败了。
三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以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为起点，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改革。这一称为“清末新政”的改革，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各方面，而其中政治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厘订官制，改革行政机构；厘订法律，改革司法制度；废除科举，改革选官制度；整顿武备，改革军事制度；最后又决定预备立宪，准备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
应该说，这些改革措施大部分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就已经提出来了，但遭到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实行。那么，镇压了戊戌维新运动的西太后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执行这些戊戌维新派的政治遗嘱呢？隐藏在政治态度改变后面的仍然有对中西文化态度的变化。
戊戌政变后，新学派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9]。顽固派在朝廷中占了上风，而19世纪末年的义和团运动则使这种顽固愚昧的思想找到了来自民间的支持。那些顽固派大臣千方百计将义和团运动纳入其维护中国传统纲常、反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轨道。而激于义愤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民众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八国联军战争后，历史又重演了统治者“拒绝以平等态度交往，直到不得已时才在不平等条款的基础上被巧取豪夺”的一幕。在帝国主义通过《辛丑条约》对中国进行了空前掠夺的同时，顽固派的势力也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打击，而新学派也乘机东山再起，收复其思想文化的失地。庚子以后，宣传西方思想文化的报刊、书籍大量涌现，读新式学堂，学西方文化开始成为一种流行的“时髦”。这种文化氛围对于清政府的新政改革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0世纪初年的西学思潮比19世纪后期的西学思潮内容更加丰富，层次更加深刻。这一时期，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显著。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日本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学说，因此，在日本盛行的国家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更深。当时，国家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被梁启超介绍到中国，其中的“国家有机体论”在知识界的影响颇大。按照这种理论，民族是国家形成的基础，“凡一民族既有其固有之立国心，且有能实行之势力，有欲实行之志气夫然后可以创立国家”。而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必须有“新制度”、“新政府”。这就为清末的政治改革创造了一种舆论氛围，也成为了清末立宪运动的理论武器之一。
对清末政治改革产生影响的还有两件事情。一是日俄战争，一是中国学生的留日热潮。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失败而告终。这在当时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看来是立宪对专制的一种胜利。当时的报刊社论指出：“若中国，则黄种之专制矣。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中外日报》1904）这不仅使中国人找回了久已失落的自信心，而且也成为了清末新政主要以日本为政治改革蓝本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日俄战争使清统治者产生以日本为师进行政治改革的动机，那么，清末留日学生的大量增加则为清末政治改革以日本为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主要是向欧美国家派遣留学生，甲午战后，开始大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20世纪初年，在所有赴外留学生中，东渡日本者占90%以上，到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达到8000多人[10]。这些留日学生接受了日本近代政治思想的熏陶，成为清末新政，特别是宪政改革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仅通过创办报刊，出版书籍，宣传日本维新的经验，宣传宪政，而且还直接参与了宪政改革的活动。在1905年清政府派遣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随员中，至少就有10名留日学生；此后，清政府设立的筹备宪政的机构中，也大部分是留日学生作为骨干；而宪政改革的一系列文件，也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主笔起草的。这些留日学生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毫无疑问会对清末新政产生重大的影响。
清末新政也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清统治者的改革目的和改革措施本身存在着文化上的剧烈冲突。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进行新政改革并非其本愿。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仍然固守以封建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如果真正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进行改革，其结果将是整个封建大厦的倒塌，这是他们极不愿意看到的；但他们又不得不看到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按照中国传统的那一套是无法维持其统治的，如果不进行改革，他们的统治和整个封建大厦也将不可避免地颠覆。于是，他们就选择了相对于他们统治来说风险最小的改革方案，即按照日本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即使如此，他们对日本近代改革的经验也着重于“政柄操之于君上”，“君有独尊之权”[11]，而不愿意真正使君主的权力受到民权的限制。这种矛盾使清政府不愿意也从来没有想把改革认真地进行下去。这应该说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收稿日期：2004-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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