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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2826（2000）09—0011—06
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中文2版，第4卷，2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前，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证明的政治经济学，同样要适时地改变自己，获得与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现代形式。问题在于，坚持什么、发展什么，如何实现坚持与发展的统一。而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呢？关于这一点，流行着许多说法，如：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经济本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制度，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运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准确概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本质和独特个性。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别是《资本论》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同上书，第742—743页。）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或方法论，我们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纷繁复杂、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体验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发展起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形式。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归根结底是历史唯物主义，它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如下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 页。）
根据这一经典表述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其他有关阐释，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归结为如下五个基本命题：1.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2.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3.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4.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5.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这五个基本命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的逻辑整体：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首要的原则出发，必然会得出只能在由生产力决定的客观经济关系的制约中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规律性的结论；而人们的经济行为方式，取决于他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归根结底又取决于他们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形式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乍看起来完全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支配的立法和政治活动，以及属于精神活动范围的各种意识形态现象，都是以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不过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在他们的意识中或直接或曲折的反映。而将人们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与他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整合起来的社会实践，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或迟或早会使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发生与生产力进步相适应的变革。这五个命题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硬核”。如果否定它们，就是拆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就是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如果坚持、发展和深化了这些基本的命题，并运用它们来解决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那么，就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实现了坚持和发展的统一。
在目前情况下，强调在经济分析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应当看到，近二十多年来，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虽然极大地繁荣起来（这无疑是可喜的现象），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却有被削弱的倾向。而由这种削弱带来的必须加以高度重视的后果，就是在大量应用性或对策性的经济研究中理论基础选择上的混乱，不少反马克思主义的或者与社会主义宪法秩序相冲突的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和方法，大有逐渐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分析的主导性理论基础之势。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能够成为众多应用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了问题。形成这种局面的表面原因，是在《资本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对许许多多新问题的现成答案，于是一些人就转而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去寻求答案。马克思不是算命先生，他不可能预见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发生的问题，而且他的理论中确实也包含一些已经为实践证明是过时的东西。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成为放弃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理论观点和一些重要分析框架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适当调整，就可以直接运用于今天我们面对的实际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给我们留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永葆青春的经济学方法论，只要认真把握和运用这个方法论，我们就能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实践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不断获得与其辩证法的（即在自我扬弃中发展的）本性相适应的现代形式。
二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深扎根于现实经济生活的沃土之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客观源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是对现代经济生活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反映，它要说明新现象，回答新问题，揭示新规律，要有新的主题、概念、范畴和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与不断变化的条件相适应的历史性科学，必须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对此，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说明：“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第489 —490页。）对于他们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样是按照历史的观点加以看待的。恩格斯这样说：“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419—4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以科学回答了实践提出的挑战，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工业社会开始向信息社会过渡，经济的全球化迅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日新月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和自动化、生产集中的巨大发展和分散化趋势的并存、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膨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周期的复杂化、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以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显，这些现象都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并改变了它的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实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折，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不能科学地说明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些新的重要变化，不能抓住现代经济生活的本质，那么，即使它拥有科学的方法论、严密的逻辑体系和先进的理论工具，也会由于脱离现实而失去其应有的活力和魅力。
应当承认，在说明新现象、回答新问题、揭示新规律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与这些不断变化的实际和日益丰富的实践提出的要求相比，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还不能令人满意。
比如，近年来，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主导性趋势得到了广泛认可，研究经济信息化的文献如雨后春笋，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符号经济、虚拟经济、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提法被广泛采用，所谓新经济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显然，深入把握信息化这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的革命性变化，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制定正确的改革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总的来看，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还是描述性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对经济信息化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成果目前还不多见。
又如，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对于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起源、过程和发展前景，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维护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如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协调国内与国际经济的关系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目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的深层次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又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经济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一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是以特定的制度为基础的。但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没有社会属性的，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属性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传统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社会公平，市场经济意味着高的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平加市场效率。这两种认识的分歧显然是深刻的、原则性的，不能不加以澄清。
又如，1978年以来，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逐步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它的独特的逻辑和成功的经验正日益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和前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道路的比较研究正在成为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世界性课题。但是，目前流行的过渡经济学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进化论自由主义等理论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转型理论在中国目前还比较缺欠。
对于上述种种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照抄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不可能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索和创立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理论，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途径。
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资本论》及其手稿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抛弃其中的不科学因素，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片面的。马克思曾经把19世纪30年代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作庸俗经济学，因为它是辩护的而不是客观的，它只在表面现象上兜圈子而不揭示事物的本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是有根据的，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成就和意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一方面要从西方经济学中吸取其反映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科学的成分，在学习和借鉴中丰富、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要准确科学地辨别其中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害的意识形态因素，批判其中错误的和不科学的东西。对于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经济学完全否定和极端排斥的片面倾向得到了纠正，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得到了广泛普及，在经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出现了另外一种片面倾向，这种倾向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惟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并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贬低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普通的流派（所谓的激进经济学），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有的学者提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存在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在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两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中，对我们最有用的、最应该认真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理论，那些基本的内容与方法。对于西方经济学这种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科学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工作，在这里，口号、标签和道德上的评判，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深入细致的研究是获得科学成就的惟一途径。哪些是科学成分，哪些是错误的因素；哪些需要借鉴，哪些需要抛弃，都只能在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才会有正确的结论。以产权理论为例，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和西方目前流行的产权理论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如二者都强调产权的重要性，把产权安排当作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都把商品交易关系看作是不同所有权之间的平等交易的契约关系；都研究了资本的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股份公司以及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等产权现象，因而，有不少学者比较强调两种范式的相似性，并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但是，这只是一种现象，实际上，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具有不同的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它们是两种对立的理论体系。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研究产权问题是坚持个体主义的方法还是坚持整体主义的方法；是经济关系决定法权关系还是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产权关系是一种交易关系还是一种生产关系；财产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还是一种历史权利，等等，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强调两种范式的根本差异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现代西方的产权理论中吸取有用的东西。现代西方的产权理论虽然存在许多根本缺陷，但它毕竟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运行过程的一种反映，有其合理和科学的成分。西方产权经济学提出的一些理论，如交易费用理论、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都或多或少地描述和揭示了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可以借鉴的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工具。如果抛弃了西方产权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基础，把契约关系、委托代理关系、交易费用等制度现象纳入到社会经济的整体结构中，纳入到生产与交易、个体与整体、法律与经济的相互联系中，那么，产权经济学提出的许多概念、理论是可以借鉴的。
四
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反思，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产生新的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应当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也不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局限，克服这些局限，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经典作家关于消灭商品生产的理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他们揭示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观点贯穿于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论的始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商品生产的这种批判尽管有自己的根据和意义，但总的来看是不符合实际的。出现这一理论偏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是，他们误把机器生产发展之初的某些现象当成了分工将要消灭的征兆，认为分工的消失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已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它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条件本身，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而得出了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就已经具备了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结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4页。）对于分工的这一看法，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商品生产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前景的判断。实践证明，在机器工业的条件下消除社会分工是不可能的。传统机器生产条件下无法消灭分工的根本原因，在于机器运转离不开人的直接控制和把握与人处理机器运动产生的信息的有限性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只有消除了这个矛盾，才能彻底消灭分工。（参见林岗：《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研究》，73页，北京，求实出版社，1987。）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反映资本积累的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内在矛盾的一个基本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这个规律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一直是有分歧的，实证检验也没有十分确定的结果。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在讨论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时假定生产部门是既定的，没有充分考虑产品和部门的创新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自然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下降。但是，问题在于，现实的资本积累是在部门不断创新和分工体系不断扩大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从部门不变的假定条件下得出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直接用来说明资本积累的现实动态时难免会产生局限性。只有把产品的创新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的理论框架中去，才能对资本积累的现实过程作出比较完整的说明。（参见孟捷：《从再生产图式看剩余价值实现危机》，载《当代经济研究》，1998（2）。）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类似的例子还有。明确承认这一点，丝毫不会贬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价值，反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了前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定义虽然有失偏激，但无疑值得重视。他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47—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收稿日期]200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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