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分析与反思（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特征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71(2010)01-0013-12
笔者对于宋代音乐的关注由来已久，在随从恩师夏野先生攻读研究生期间，不断地意识到史书中记载的宋代临安音乐的许多内容都曾发生在笔者儿时生活的周边环境中——杭州都城，对于家乡音乐历史和文化的情结长期以来从未释怀，也因此形成了对于宋代音乐研究的个人学术兴趣。这是其一。其二，作为“上音人”①，荣幸且也有责任努力去继承它的许多优秀传统，其中之一就是在宋代音乐研究方面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以及早已形成的坚实的学术群体（详见下文）。其三，关于学科意识的逐渐形成，笔者试图借鉴“新史学”的史学观念，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作用于音乐历史研究，即尝试以“历史—音乐人类学”的思想和方法来开展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1][2]②，其中包括对于新历史主义的“新音乐学”视角、区域音乐社会研究的理念，以及古代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等方面的思考路径和审视视角的探索。也由于此，宋代音乐研究与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规划建设工作联系在一起，后者不仅给予前者提供学术的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同时也提供了学科建设的经验和运行机制的保障。
正是学术兴趣的情结、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学科意识的思考这三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本文的写作、策划和组织了“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有关推动宋代音乐研究发展的设想。
前言：宋代音乐的重新认识及其研究的意义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盛世衬托而形成的光辉灿烂的唐代音乐照耀下，人们一直认为宋代音乐似乎要“暗淡无光”得多。不仅音乐如此，以往大文化中的宋史研究也是如此。
对于宋代的评价较早的定性研究需要提及的是日本学者、京都大学内滕虎次郎在1922年发表了《概括的唐宋时代观》[3]一文，他提出宋代贵族政治崩溃、君主独裁政治的确立、平民文化昌盛、庶民地位提高等，这些构成了“近世”现象。25年之后，另一位日本学者、东京大学前田直典于1947年撰文《东亚古代的结束》[4]，对内滕虎次郎的“近世说”持不同看法，他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以及对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的社会变动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宋代“中世说”，即中国历史的唐及以前为古代，宋元为中世，明清为近代。
国内学界较早评价宋代的学者有钱穆、严复等。钱穆在其《国史大纲》(1939)中指出，唐代中期以来出现了两个巨大变化，即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和社会贵族门第逐渐衰落。也因此，宋代呈现出三大新现象：1.学术文化的传播更加普及，不再只是掌握在几个大家族手中；2.政治权利解放更加彻底，出现了“白衣卿相”局面；3.社会阶级更加消融，以前士庶区分严格、重视家世门第[5]（“序言”第2页）。严复则从政治的角度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宋代对后世的影响，其言：“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治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且不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6]由此，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影响显而易见。
然而，以往学界对待宋代的态度基本是“消极”的，而不被重视。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民族矛盾、国家衰微、疆域缩减、政治软弱；另一方面，宋代研究呈“厚北薄南”的现象。南宋史料相对不足，“笔记不足为信史”，更是加重以往的研究轻视南宋。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上讲，对整个宋代音乐的关注要远远晚于对唐代音乐的研究。如果从晚清凌廷堪《燕乐考原》(1804)算起，唐代音乐研究始于19世纪之初，而对宋代音乐的关注则要到20世纪中叶，即杨荫浏、阴法鲁的《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1957)问世。事实上，宋代音乐研究的真正起步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对于南宋音乐的关注则更晚，特别是对于宋代市井民俗音乐的研究，总体上要到21世纪才出现。事实上，临安都城在政治、经济遭遇了前史所未有的危机与困难，在此情形下，其依然持续了153年。就对于后世的影响而言，其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思想文化、民俗风情、民族心理等方面不用说都超过北宋[5]（第4页），并且在中国古代音乐历史上，它成为了里程碑式的时代。笔者认为，“乐”逐渐摆脱“礼”的束缚，成为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艺术门类，是从南宋开始的。
因此，宋代音乐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一方面，宋代音乐的意义再思考——重新认识和理解其在当时音乐环境中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另一方面，宋代音乐研究的意义再思考——全面梳理、分析和反思其在音乐研究学术史上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一、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统计
以下将以统计的方式对宋代音乐研究中的专著和文论（包括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③进行尽可能的全面梳理及其特征总结。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所统计的专著和文论以直接论及宋代音乐内容和间接涉及与此相关的研究为列入对象。特别要指出的是，戏曲类中，所列统计的文论基本仅与音乐研究内容有关，也因此诸如王国维的重要论著《宋元戏曲考》等未在统计之内。另外，除了两种专著和一本硕士论文，其他单独论述辽、金和西夏音乐的文章也均未统计在内，其原因文中将有专门论述。再者，国外宋代音乐研究的专著和论文相对较少，笔者也正在进一步搜寻。目前本文统计仅涉及赵如兰先生的英文著作和林萃青教授在国外发表的英文论文。具体统计情况如下：
（一）著作类统计
专著27部。1.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57）；2.丘琼荪《白石道人歌曲通考》*（音乐出版社，1959）；3.Rulan Chao，Song Dynasty Musical Sourc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4.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文艺理论组《〈梦溪笔谈〉音乐部分注释》**（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5.吉联抗《宋明音乐史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6.吴润霖《姜白石与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1988）；7.金千秋《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8.林明辉《宋姜夔词乐研析》*（台湾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2）；9.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0.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1.修海林、孙克强、赵为民主编《宋元音乐文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2.郑长铃《陈旸及其乐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3.刘崇德、龙建国《姜夔与宋代词乐》*（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14.廖奔主编《中华艺术通史·五代两宋辽金西夏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康瑞军《宋代宫廷制度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与宋代音乐研究相关的著作如下：16.蔡桢《词源疏证》*（1930，1985年北京市中国书店据原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排印本影印）；17.刘尧民《词与音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18.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9.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20.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21.岳珍《〈碧鸡漫志〉校正》**（巴蜀书社，2000）；22.洛地《词乐曲唱》*（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23.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学苑出版社，2001）；24.王宁《宋元乐妓与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25.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26.赵为民《燕乐二十八调研究》（商务出版社，2006年）；27.巴景侃《辽代乐舞》**（辽宁画报出版社，2007）。
上述著作中关于姜白石与词乐为主题的研究为11种（*者），占著作总量的42%；有关史料整理与研究类的著作（**者）为10种，占著作总量的39%。以上二者为宋代音乐研究专著中的主要内容。其他各类研究共计5种，仅占总量的19%。
（二）论文类统计
在此统计的文论仅限于国内发表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绝大部分来源于“中国知网”能搜索到的文章，不包括海外（中文或英文）文论④，统计时间截止“中国知网”可查询到的2009年6月之前刊出的文章。⑤论文总数：388篇。其中期刊论文339篇（1942～2009年），研究生学位论文49篇（2000～2009年）。
按照不同时期和阶段统计如下：1942～1980年13篇；1980～1989年51篇；1990～1999年93篇；2000～2009年231篇，其中学位论文49篇（2000年始），包括博士论文21篇、硕士论文28篇。
近70年来的增长比率：5倍、9倍、18倍，平均每10年论文数量翻一番，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图表1）。
2000年以来的约十年中学位论文的情况（图表3）：
从统计的曲线看，2001年与2007年分别是宋代音乐研究的学位论文盛产年份（图表4）：
（三）分类统计
将宋代音乐研究依据其内容及其表现方式归纳为十大类，即1.音乐思想与阐释——主要关于朱熹，以及部分沈括、蔡元定的乐论研究；2.音乐载体与组合——集中在乐器形制、律高和起源，以及乐队组合形式等研究方面等研究上；3.音乐史料与考证——关于古籍音乐文献（含图像）整理、版本研究，以及笔记音乐史料价值研究等；4.音乐律制与乐调——主要集中在对蔡元定的乐律理论及沈括论及的律学问题的探讨，也涉及与燕乐调相关问题的研究；5.音乐机构与制度——重点在宫廷音乐制度的设置分类、功能作用，以及历史变迁和传播等研究；6.琴学形式与内容——其中包含琴人、琴派与琴曲的研究，以及对琴调、琴制及打谱的探讨；7.音乐礼仪与世俗——主要聚焦在对民间俗乐的论述，以及宋代音乐转型的研究，也涉及部分宫廷雅乐的叙述；8.音乐人物与专著——大多集中于对姜夔、陈旸、沈括、蔡元定、王灼、郭茂倩等文人的生平及其论著的研究；9.音乐叙事与演绎——包含曲艺、戏曲、歌舞的研究，其中集中地体现在对诸宫调、大曲和队舞的论述；10.音乐符号与表述——该类的研究主要包含了对姜白石歌曲的译谱、词乐的特点及性质，以及俗字谱与工尺谱的关系研究。按照此分类统计如下（图表5）。
上述统计的十类文论以2000年为分界之间的比例标示如下（图表6）。
同时，将此十类文论的数量依次列图如下（图表7）。
再以整体圆形图标显示各类之间的比例如下（图表8）。
通过以下图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在各类之间的数量关系（图表9）。
其中，将学位论文在十大类研究中分别所占比例以图式表示如下，可见其在整体研究中所呈现的学术动向（图表10）。
图表10.
二、宋代音乐研究的内容分析
以上通过10张图示对388种文论的统计进行了梳理、归纳和总结，读者可以大致了解宋代音乐研究在近70年间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以下将对宋代音乐研究的十大类内容进行统计（按照文论数量递增排列），并对主要论述的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和非评价性分析。
（一）音乐思想与阐释
这类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朱熹，以及部分沈括、蔡元定的乐论研究。据统计，共有文论14篇（1992-1997：3篇，2000-2007：11篇），其中期刊论文10篇+学位论文3篇（硕1+博2）。这些文论的作者有，期刊类：郑锦扬、王耀华、杨幕震、徐远和、王大东、张婷婷、郑俊晖（2篇）、黄敏学、曾华青、温静。学位论文类：范希春（博文）、郑俊晖（硕／博文）。⑥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福建籍作者4人撰写了7篇有关朱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朱熹研究的地方特色。
选择其中突出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如下⑦：
1.郑锦扬《朱熹音乐思想论稿》（《中国音乐学》1992/3）：强调音乐对国家天下、人才培养、树立良好社会风尚的作用，鼓励音乐学术多样性，但其具有浓厚的维护封建社会稳定和秩序巩固的思想，音乐上厚古薄今。2.王耀华《朱熹理学思想与福建音乐文化》（《音乐研究》1996/4）：朱熹有67年在福建度过，他的思想和行为在当地留下了深刻影响，以及其理学思想与福建音乐文化有着密切关系。3.郑俊晖《朱熹“禁戏”辨》 （《音乐艺术》2005/3）：文章从“存天理、灭人欲”的内涵、“禁戏”的历史背景、福建地方民俗等几个方面对此加以辨析，力图以客观全面的眼光看待朱熹的禁戏措施，还其较为公正的历史评价。4.范希春《宋代中期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届博士论文，导师杜书瀛）：宋代中期为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其间，儒学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某些思想成分，完成了其哲学化的过程，形成了新的儒学——理学，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较大幅度的疏离和创新，形成了迥异于传统的儒家文艺美学思想。5.郑俊晖《朱熹主要音乐著述的文献学研究——以〈朱文公文集〉为中心》、《朱熹音乐著述及思想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4届硕士论文、2007届博士论文，导师王耀华）：从版本学、目录学、典藏学、校勘学、史源学等方面对《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仪礼经传通解》、《律吕新书》等文献中的音乐著述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编制《朱熹音乐年谱长编》，并撰文《朱熹音乐年谱考异》。
（二）音乐载体与组合
这一类别集中在乐器形制、律高和起源，以及乐器组合形式等研究方面。据统计共有文论17篇（1964-1999：9篇，2000-2005：8篇），其中期刊论文13+学位论文4（硕3+博1）。这些文论的作者有，期刊类：陈梦家、钟清明、赵为民、李成渝、万依、李加宁、查甫尧、柯沁夫、李幼平（2篇）、张丽、李葆嘉和岳峰；学位论文类：李幼平（博文）、张丽（硕文）、王秀萍（硕文）、刘莎莎（硕文）。其中有5篇涉及胡琴起源的探讨。
选择其中突出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如下：
1.赵为民《宋代杖鼓》、《宋代拍板》（《中国音乐》1991/1、1992/3）：杖鼓在宋代教坊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宋前文献中很少见。拍板在隋唐时期即已较为流行，到了宋代，拍板在乐器族群中展露出其特有作用。2.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0届博士论文，导师乔建中、冯洁轩）：宋代新定并真正付诸实践而产生影响的黄钟标准音高，可能只有三个，即北宋初期的太常律、中后期的教坊律和末期的大晟律，它们的音高大致相当：[b]e[1]～e[1]、[#]c[1]～d[1]和b～c[1]。3.张丽《宋代乐队编制研究》（河南大学2001届硕士论文，导师修海林）：论文探讨了宫廷乐队、民间乐队和宗教乐队编制、编配方式及其功用。附录1和2为有关宋代乐器的文物和文献整理成果《宋代音乐文物反映的乐队状况》和《〈宋代乐队编制研究〉史料汇编》。4.王秀萍《宋代乐器研究》（河南大学2004届硕士论文，导师赵为民）：上篇为宋代乐器综录，对乐器在雅部、胡部、俗部中的名称、形制、使用场合及演奏方法进行叙述，下篇为宋代乐器综论，对宋代乐器的总体特征、乐器与文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分析。5.刘莎莎《宋筝考述》（河南大学2005届硕士论文，导师赵为民）提出，宋承唐制，继承和创新了筝的种类，并使得宋筝在民间更加普及和流行。宋代对筝的创新及轧筝在后世的流传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音乐史料与考证
这类研究主要关于古籍音乐文献（含图像）整理、版本研究，以及笔记音乐史料价值研究等。据统计共有文论22篇（1984-1999：5篇，2001-2009：17篇），其中期刊论文16+学位论文6（硕2+博4）。这些文论的作者有，期刊类：何昌林（2篇）、赵为民（2篇）、岳珍（2篇）、李方元（3篇）、王福利（2篇）、林莎、王小盾（含合作，共2篇）和刘玉珺、喻意志、单蕾。学位论文类：单蕾（硕文）、祝波（硕文）、李方元（博文）、王福利（博文）、喻意志（博文）、曾美月（博文）。
选择其中突出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如下：
1.王小盾、刘玉珺《从〈高丽史·乐志〉“唐乐”看宋代音乐》（《中国音乐学》2005/1）指出：《高丽史·乐志》所载“唐乐”是宋代教坊乐在域外的遗存，令慢曲破等提示了当时词曲演唱的主要类型，以及宋代教坊乐作为俗乐特性和用于节庆的功能，体现为歌舞表演增加，曲破取代大曲而流行。2.喻意志《北宋时礼乐观影响下的乐书分类观念的改变》（《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4）：我国古代关于乐书的分类至北宋时发生重大改变，即宋前将乐书分别归属于经部乐类与集部总集类二处，至北宋则将之基本归入经部乐类。这一变化源于当时礼乐观的影响。3.单蕾《清代以前陈旸〈乐书〉版本调查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届硕士论文，导师郑长铃）对目前已知的清代以前陈旸《乐书》六种善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所藏元刻明递修本是六种善本的首善。4.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扬州大学2001届博士论文，导师王小盾）指出，元修《宋史》是后世版本的祖本，其为单一版本系统。《宋史·乐志》是独立文本系统、资料完整和专史性质的史籍，本质为宋代礼乐文献。《宋书·乐志》归纳为：重西周前音乐传统，重礼乐不相沿袭，坚守雅、郑观念，弱化乐系时政的社会功能，推崇实践的雅乐观等六种主要观念，由此揭示宋代主流音乐观念的历史变化。5.曾美月《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上海音乐学院2009届博士论文，导师洛秦）搜阅宋代笔记近五百种，整理音乐内容20万字，从撰述特点和叙述内容考察其史料价值。上篇：宋代笔记音乐文献与汉唐相比，其学术性、丰富性有较大提高，撰述方式体现为学术考辨和叙事，以周密为个案，分析音乐叙事文献的撰述特点及史料价值；下篇：摘录文献分戏剧歌舞和器乐、乐器收藏和民俗音乐活动、乐曲乐人及外域音乐四类。总结：补史书之阙、凸显新材料、文献互证、通过解读提高史实认识。
（四）音乐律制与乐调
这类主要集中在对蔡元定的乐律理论及沈括论及的律学问题的探讨，也涉及与燕乐调相关问题的研究。据统计，共有文论26篇（1980-1995：14篇，2001-2008：12篇），其中期刊论文24+学位论文2（硕1+博1）。这些文论的作者有，期刊类：黎松寿、陈应时、魄带（上下篇）、郑祖襄（2篇）、黄大同（2篇）、高效鹏、洛地（2篇）、丁纪园（4篇）、吕冰（2篇）、郑荣达、李幼平（2篇）、徐飞、沈冬（上下篇）、谢建平、王希丹。学位论文类：黄大同（博文）、龙周青（硕文）。
选择其中突出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如下：
1.陈应时《唐宋燕乐角调考释》（《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3/1）认为，“七个角调”是目前我们认识全部燕乐调的最大障碍，如果我们对于燕乐角调在认识上有所突破，那么在燕乐二十八调这个课题的研究中可能会获得新的进展。2.丁纪园《蔡元定〈燕乐〉新解——论俗乐的宫调、音高与音阶》（《音乐研究》1993/2）指出：燕乐的宫调和古老的七弦琴一样，是仲吕宫，而不是林钟宫；它的音高比雅乐低二律，而不是高二律；其音阶是含有清角与变宫的清乐音阶。今人谓俗乐音阶是含有清羽的七声音阶，基调是林钟宫或黄钟宫，以及认为比雅乐高二律等认识，应该说是一种误解。3.沈冬《蔡元定十八律理论新探（上、下）》（《音乐艺术》2003/1-2）论述：蔡元定《律吕新书》与朱子关系甚深，甚至可代表程朱一派的思想。文章分析十八律的生成背景、理论渊源和内涵，以及意义功能，最后论述了陈明季通在乐学上的功过瑕瑜及其影响。4.郑祖襄《宋元杂剧伴奏乐器及其宫调问题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3）：宋杂剧“把色”吹笛图像的发现，为证实笛是宋元杂剧主要伴奏乐器提供了确切可靠的根据。通过对宋元笛上宫调的字谱及体系，以及联系明代以后“工尺七调”的调高和字谱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的。5.洛地《“二十八调”之“角调”辩正——宋人所谓“闰角”之误》（《中国音乐》2005/1）认为：“角调”就是由“宫商角徵羽”五音组成、调头音在“角”的实实在在的“（本）角调”。宋人提出的“闰角调”，是实际不存在的、理论思想混乱的产物。6.黄大同《沈括〈梦溪笔谈〉律论之研究》（上海音乐学院06届博士论文，导师陈应时）上篇考察了《梦溪笔谈》所涉象数与律数的关系，指出沈括具有二重性律数观，归纳了沈括律数的概念数本体特征；下篇讨论《梦溪笔谈》的律吕条目中阴阳五行与律吕的关系。结论提出，沈括律论之说填补了中国古代律学史在北宋时期的空缺，对其贡献与意义予以充分肯定。
（五）音乐机构与制度
这类研究的重点在宫廷音乐制度的设置分类、功能作用，以及历史变迁和传播的研究。据统计共有文论28篇（1992-1997：3篇，2003-2008：25篇），其中期刊论文17+学位论文8（硕4+博4）。这些文论的作者有，期刊类：赵为民、李英、修海林、黎国韬（2篇）、张国强（2篇）、徐蕊、田玉琪和赵树旺、韩启超（2篇）、张影、康瑞军（4篇）、卫亚浩（2篇）、王菲菲。学位论文类：张国强（博文）、韩启超（硕文）、迟凤芝（硕／博文）、刘媛媛（硕文）、卫亚浩（博文）、康瑞军（博文）、寇文娟（硕文）。
选择其中突出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如下：
1.修海林《宋代宫廷与官学中的音乐教育活动与理论》（《音乐艺术》1997年／4）：宋代宫廷音乐教育活动，主要体现在典礼性的雅乐和娱乐性宴乐的教习排演两个方面。理学家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学习“六艺”、诗乐，崇雅贬郑，重视后天的道德教育。但其教育主张与现实脱节。其思想以周敦颐、张载、朱熹最有代表性。2.张影《略论宋代教坊宴乐制度对我国古代戏剧的影响》（《艺术百家》2006/5）：宋代教坊宴乐制度对我国戏剧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为戏剧体制的“驳杂”性特征、戏剧“雅俗并陈、浓淡相间”的表演风格，民间祭祀戏剧的影响，以及宫廷杂剧情节长度设置。3.康瑞军《和雇制度及其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作用》（《音乐艺术》2007/02）：和雇制度起源于先秦时的和买交易活动，宋用于宫廷音乐实践，通过和雇乐人在宫廷举乐中补足在籍乐工的缺额，促使宫廷音乐不断从民间市井音乐中汲取活力。4.张国强《宋代教坊乐制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4届博士学位论文，导师秦序、崔宪）：对北宋教坊四部之名称、教坊四部合一的年代、教坊四十大曲的影响、教坊乐人、宫廷队舞表演的起止年代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云韶部不是宋代教坊四部之一部；教坊四部合一的年代应在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前；教坊的乐制对后世的传统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教坊性质礼俗兼备是宋代教坊的重要特征之一。5.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上海音乐学院2007届博士论文，导师洛秦）讨论了宫廷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乐籍制度、和雇制度及表演体制，提出两宋之间的音乐活动的区别，即北宋宫廷注重音乐的程式性，其内容较正统谨严，以礼仪宣教为目的。南宋用乐规模和频率减缩，礼仪削弱，俗乐籍以非在籍的和雇乐人进入宫廷音乐活动。宋代宫廷音乐活动除了具有程式化与俗乐化这两种前后相继的断代特征之外，还具有总结前代、示范后代的历史意义。
（六）琴学形式与内容
此类成果包含琴人、琴派与琴曲的研究，以及对琴调、琴制及打谱的探讨。据统计共有文论29篇（1992-1999：18篇，2000-2008：11篇），其中期刊论文25+学位论文4（硕1+博3）。这些文论的作者有，期刊类：许健（2篇）、龚一（2篇）和许国华、王震亚、李祥霆（2篇）、洪淘、陈应时、丁承运、声波、丁纪园、郑珉中、陈四海、茅毅、戴微、刘承华、柯希仑、常薇和汪海娟、村越贵代美、郑晓韵、周扬波、梁伟、谷莉。学位论文类：戴微（博文）、郑红（硕文）、张斌（博文）、司冰琳（博文）。
选择其中突出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如下：
1.陈应时《琴曲〈侧商调·古怨〉谱考辨》（《音乐研究》1986/3）：用减字谱记写的琴曲《侧商调·古怨》对于我们研究南宋时期的古琴音律，减字谱记谱法，以及姜白石的词、曲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论文研究了《古怨》的定弦、调性、转调手法、谱徽间按音的记谱法、节拍和节奏，以及乐谱版本的选择。2.郑珉中《两宋古琴浅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4）：长期囿于“唐圆宋扁”、“官琴野斫”之说所造成的误解，使得人们相信款字题跋，而不采取用典型器比较的鉴定方法，故不能明辨是非。3.柯希仑《南宋“院体”山水画及“浙派”琴之间相似性和同步性略说》（《艺术探索》2004/2）：古代艺术在其主要活动区域内，由骨干人物同追随者组成的群体，保持共同的审美趋向和艺术主张，形成流派，因此，南宋“院体”山水画与“浙派”琴相近风格追求的共同成因，它们形成相似性及同步性。4.周扬波《南宋格律词派和浙派古琴的渊源——以杨缵吟社为中心的考察》（《文学遗产》2008/2）：词和古琴在中国古代关系密切，南宋格律词派和浙派古琴两大艺术流派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联袂关系。以杨缵为领袖的吟社由于注重填词协律，从而成为两大流派之间的纽带。5.戴微《江浙琴派溯流探源》（上海音乐学院2003届博士学位论文，导师陈应时）：南宋中后期，在富庶繁华的江南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琴派——浙派兴起，在其影响下，此后数百年里，江浙两地的琴学传统不绝如缕繁衍出新的琴派，在我国琴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对浙派和江派进行了溯流探源，认为江派是琴歌派，并对江浙地区的琴派及最后出现的广陵琴派进行溯流探源，认为琴派之兴衰同步于文人群体之兴衰。6.司冰琳《中国古代琴僧及其琴学贡献》（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届博士学位论文，导师田青）：琴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是琴乐和佛教传播者和继承者。论述内容包括琴僧产生背景及其历史，分析论证琴僧群体产生的深层规律，涉及明清琴论中的排佛现象及“三教合一”现象对古琴的影响。同时，论文涉及了琴僧在演奏理论、斫琴法和琴歌创作方面的贡献及《枯木禅琴谱》研究，考察琴僧连接古琴音乐和佛教文化的桥梁作用及重要的历史贡献。
（七）音乐礼仪与世俗
这类研究主要聚焦在对民间俗乐的论述，以及宋代音乐转型的研究，也涉及部分宫廷雅乐的叙述。据统计共有文论31篇（1991-1997：5篇，2000-2009：26篇），其中期刊论文34+学位论文7（硕6+博1）。“雅乐与俗乐”研究类的作者包括，期刊类：黄绍中、黄翔鹏、李咏敏、杨朝云、宫宏宇、钱晓平、赵为民、崔莉、郑月平、刘心韵、江燕、何丽丽、孙琳、寇文娟、张楠、张国强、王菲菲（3篇）。学位论文类：邱源媛（硕文）、汪洋（硕文）、郑月平（硕文）、王菲菲（博文）、孙琳（硕文）。“传承与转型”探讨类的作者有，期刊类：刘勇、赵为民、段文、徐小明、段文。学位论文类：付洁（硕文）、梁灏（硕文）。
选择其中突出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如下：
1.刘勇《唐代到宋代音乐文化的变化是衰退还是转型》（《音乐研究》1991/1）：文章提出唐宋音乐转型说，反对唐宋音乐衰退的观点。2.黄翔鹏《唐宋社会生活与唐宋遗音》（《中国音乐学》1993/3）通过唐宋大曲辨，分析酒筵歌曲的“撰词”与“填词”，以及宫廷园林、厅堂台榭向勾栏瓦舍、庙会酒肆的转移现象，随着庄园经济的破产，城市经济的兴起，勾栏瓦舍代替了旧日豪门巨宅中的音乐生活，是“歌舞伎乐”让位予“剧、曲音乐”的必然结果。3.赵为民《简论宋代音乐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交响》1997/3）：宫廷转向民间，由贵族化转向平民化，由歌舞大曲向说唱戏曲过渡，由追求场面氛围向追求情节性、戏剧性的演变，是宋代音乐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巨大转折。4.寇文娟《关于“宋代雅乐评价”问题的几点思考》（《乐府新声》2006/4）：文章通过分析论证，认为宋代雅乐复古成分下面却隐含有很多复兴的因素，其实质是体现出了一种礼乐复兴的面貌，已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复古”。5.王菲菲《论南宋音乐文化的世俗化特征及其历史定位》（上海音乐学院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导师洛秦）：南宋临安的音乐文化获得了质的飞跃。其整体上体现出融合性、叙事性、程式化、讽刺性以及当代性和现实性等世俗化的特点。北宋末期开始世俗性音乐开始到了南宋民间音乐盛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世俗化的转变。促成这一世俗化转型的因素主要包括南宋宫廷音乐规模的缩减以及宫廷对俗乐宽容、商业化发展、城市格局变化带来的音乐表演场所和活动范围的广泛延伸，以及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繁荣的物质生活、奢靡的享乐风潮所致。南宋临安音乐发展代表了中国古代世俗性音乐的真正形成，音乐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也奠定了后世发展道路的基础。
（八）音乐人物与专著
这类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姜夔、陈旸、沈括、蔡元定、王灼、郭茂倩等文人的生平及其论著的研究。据统计共有文论38篇（1979-1999：16篇，2000-2008年：22篇），其中期刊论文34+学位论文4（硕2+博2）。这些文论的作者有，期刊类：朱舟、夏野、袁炳昌、江英、谢桃坊、王誉声、王凤桐和张林、丰家骅、苗建华（2篇）、琚清林、郑锦扬（上下）、王德埙、杨幕震、谢桃坊（2篇）、何绵山、郑长铃（3篇）、赵晓涛和刘尊明、许芳和李少儒、迟乃鹏、张娟、喻意志、黄世民、张莺燕、徐杰、程宇昂、吕雅莉、许在扬、尚笃、曾华青。学位论文类：赵晓岚（博文）、郑长铃（硕／博文）、何珊（硕文）。
选择其中突出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如下：
1.夏野《南宋作曲家姜夔及其作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0/1）全面论述了姜白石的生平及创作，分析了作品《扬州慢》及其他，总结了姜白石歌曲的艺术手法。2.琚清林《从〈梦溪笔谈〉探北宋唱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5)通过《梦溪笔谈》中记录的有关宋代唱论的记载，讨论了古代的声乐理论，包括融字法、发声法、呼吸法。3.郑锦扬《朱长文〈琴史〉初探（上、下）》（《交响》1993/2-3）：朱长文所著《琴史》的性质、编次和各卷要义，其与中国琴史、琴学史、中国音乐史学史的关系，以及朱长文其人及其《琴史》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和评述。4.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1届博士学位论文，导师邓乔彬）：本文上编论述姜夔的文艺思想与学术成因，并从雅乐创作和俗乐《歌曲》两方面综合研究姜夔音乐作品的特点，从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角度对其《铙歌》与《越九歌》进行了分析。下编论姜夔在南宋文化中的定位，论及南宋的政治文化和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与姜夔的关系。5.郑长铃《陈旸生平及其〈乐书〉著述背景研究》、《陈旸及其〈乐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2届硕士论文，导师王耀华；2004届博士论文，导师王耀华、乔建中）：前文对田野调查所获族谱、《宋史》等史料记载及前人研究成果的整合与研究，提出了陈旸生卒年月、中制科时间、初授推官的地理位置等新材料，初列了陈旸年表。后文作者根据《宋史·陈旸传》及两度赴陈旸故里调查所掌握的族谱等文史材料，勾勒出陈旸的人生轨迹，即学而优则仕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同时，在完成《乐书》标点的基础上，对《乐书》的本体结构、内容和著述方式及其学术源流进行论析，窥探陈旸恢复“礼乐制度”、强化“乐用”的价值取向，以期历史地认识《乐书》。
（九）音乐叙事与演绎
在音乐叙事与演绎研究类中，文论的内容包含曲艺、戏曲、歌舞的研究，集中体现对诸宫调、大曲和队舞的论述。据统计共有文论72篇（1982-1999：25篇，2000-2008：47篇），其中期刊论文64+学位论文8（硕6+博2）。期刊类中的作者有，“曲艺类”：郑西村、傅雪漪、金建民、王镇庚、朱鸿、杨子华、于天池（2篇）、于天池、洛地、刘勇、廖美英和龙建国、张国强、龙建国（包括合作1篇共9篇）、朱鸿（2篇）、郑祖襄、杨惠玲、赵义山（2篇）、樊蕾、郑有善、杨东甫、谢桃坊、张晓兰（2篇）、胡天虹（2篇）、刘笑岩和胡郁青、陈国华、王克永和孙慧琴；“戏曲类”：沈知白、周祖昌、赵为民、修海林（2篇）、寒声、张林、耘耘、张伟；“歌舞大曲类”：阴法鲁、王誉声、于平、吕洪静（4篇）、沈逸波、朱敬修、詹仁中和蔡惠铭、赵晓岚、皇甫菊含、吕洪静、钟涛、张咏春、王虹霞、刘金祥、郑祖襄、王安潮、王菲菲。学位论文类的作者，包括“曲艺类”：龙建国（博文）、张国强（硕文）、刘琳琳（博文）、唐国宏（硕文）；“戏曲类”：方建军（硕文）、余复生（硕文）；“歌舞类”：王菲菲（硕文）、袁媛（硕文）。
选择其中突出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如下：
1.傅雪漪《诸宫调》（《中国音乐》1982/4）：诸宫调是宋流行的说唱音乐艺术，它吸收了唐宋大曲及曲调，根据故事内容，采用同一宫调中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或单个曲牌），随情节的变化联成数万言的长篇，杂以说白，说唱长篇故事，因此称为诸宫调。2.金建民《缠达体——一种源远流长的曲式》（《音乐研究》1987/3）：缠达是北宋说唱艺术——唱赚的一种早期结构形式，有引子、声尾为缠令；引子后只以两腔互迎，循环间用者为缠达。文章论及了缠达正体与变体，以及缠达体与二重变奏曲式的异同。3.洛地《唐宋时音乐观念中的节奏——板·拍·眼》（《交响》1998/3）：（唐）宋时“拍板”以“节奏”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情形。“拍板为‘乐句’，言‘句乐’也”，意思是“按文句分音乐”，即“板拍句乐”；“板拍句乐”首先是“均拍”；“均”即“韵”，“均拍”是韵处的“板拍”；“停声待拍”时出现的“空”休止处即“眼”。4.修海林《宋代杂剧艺术形式的物态遗存——四川大足石窟“六师外道”群像考》（《音乐研究》1993/2）：四川大足石窟中“六师外道”群像的生动传神，素为游览者喜爱，尤其是那“吹笛女”，称得上是古代石刻艺术的珍品。这实际上是宋杂剧中“五花爨弄”表演形式的物态遗存。5.张国强《〈西厢记诸宫调〉初探》（河南大学2001届硕士学位论文，导师赵为民）认为《西厢记诸宫调》本身尚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课题，如其宫调与唐宋燕乐调、其曲体结构与传统音乐的关系，其曲牌联套的原则和规律性，曲牌与南北曲曲牌的联系等。
（十）音乐符号与表述
音乐符号与表述类的研究数量最多，研究主要包含了对姜白石歌曲的译谱、词乐的特点及性质，以及俗字谱与工尺谱关系的研究。据统计共有文论112篇（1942-1999：60篇，2000-2008：52篇）其中期刊论文109+学位论文3（硕2+博1）。期刊类的作者有，“谱式研究”——A类论文（音乐类期刊）：陈应时（3篇）、何昌林（2篇）、梁燕麦、吴钊、石淬、丁纪园（含上下共6篇）、李石根（2篇）、张元庆、麻丽冰、吴文光和赵晓楠、洛地（含合作共2篇）、朱崇才、张春义；“谱式研究”——B类论文（非音乐类期刊）：赵曼初（2篇）、李连生。“词乐研究”——A类论文（音乐类期刊）：梁燕麦、付雪漪、郑祖襄、刘明澜（6篇）、王俊文（4篇）、金建民、刘晔、钱仁康和洛地、修海林、王忠、张红梅（2篇）、韩启超、张国强。“词乐研究”——B类论文（非音乐类期刊）：龙榆生、钱仁康(4篇)、沈祖棻、金文伟、阴法鲁、赵曼初、詹仁中和蔡惠铬、齐文榜、邓莹辉、刘学忠、洛地（3篇）、杲如、刘晔、蔡起福、李剑亮、赵晓岚（2篇）、赵曼初、徐枫、杨厚典、王万岭、丁放、谢桃坊（2篇）、张羽（2篇）、胡遂和习毅（含合作共2篇）、杨晓霭、周健自、宋秋敏、葛绝和王兵、印成平、叶耀和李璐、袁向彤、甄娟、黄敏学。“风格、美学及其他研究”——A类论文：张林（2篇）、席臻贯、李金叶、赵晓岚、刘明澜、陈东和曾美月、王文俐、肖漫宇、段蕾、田玉琪。“风格、美学及其他研究”——B类论文：夏承焘、徐无闻、刘知渐、刘亦群、何少轩、杨玲丽、龚贤。学位论文类：李连生（硕文）、孙光军（博文）、李红青（硕文）。
选择其中突出成果及其主要观点如下：
1.陈应时《论姜白石词调歌曲谱的“ㄣ”号》（《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2/1）对姜白石词调歌曲谱中所用的“ㄣ”号进行了论述，包括历来诸家对于“ㄣ”号的解释，“ㄣ”是折低半音的变化音记号，“ㄣ”号为何不易被今人理解是因为忽略了古今记谱差异、音律理论与实践的差异，经过论证提出“ㄣ”号相当于“降记号”。2.席臻贯《对〈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的一些质疑》（《中国音乐》1987/4）对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认为“在箫上任何两孔之间，无论如何，是产生不出准确的增四度音程来的”进行了质疑。3.麻丽冰《关于姜白石歌曲译谱中的几点商榷意见》（《音乐研究》1998/2）也对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包括有关姜白石歌曲中的音阶、调式的理解和记谱、增四度，以及音乐与音韵关系等提出了商榷。4.洛地《魏良辅·汤显祖·姜白石——“曲唱”与“曲牌”的关系》（《浙江艺术职业学院》2003/1））：“依字声行腔”的唱与原先“调牌”既定格式之间的矛盾，早在宋代“词唱”与“词调”之间就已存在。南宋“词唱”对“依字声行腔”开始进行规范，“词唱”与“词调”间的矛盾明显呈现，但并未出现“汤沈之争”，而是以姜白石为代表，一方面须守“依字声行腔”作“词唱”，又一方面则“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重组着“调牌”，使“词唱”与“词调”出现重新组合即高一层次组合的趋势。然而，我国的韵文及其曲唱向高层次组合的发展趋势被元灭宋所中断，其后再未接上。5.洛地《“律词”之唱，“歌永言”的演化——将“词”视为“隋唐燕乐”的“音乐文学”是20世纪词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大失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5/1）对目前流行的“词是‘隋唐燕乐’的‘音乐文学’”的说法，提出全面的质疑。阐述了唐五代时“律诗入唱”—文人写作“律曲”—“实字”替代“和声”—“律词”出现的过程。作者认为，这个过程反映了“以乐传辞”的“和声”的消失，“歌永言—依字声行腔”的“词唱”完成的过程，因此，“词唱”是没有、也不能有“确定旋律”的。文章还述说了调式（宫调）对词唱并没有决定作用，并指出“书面—案头词”是“律词”的大道。
（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2009-10-15
注释：
①上海音乐学院的教职员工大多“视校为家”，称自己为“上音人”。
②笔者的博士论文[1]以及拙文《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2]都是在这方面的部分努力。
③在此所统计的专著和文论以直接涉及宋代音乐内容和间接涉及与音乐相关的研究为列入对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戏曲类中，所列统计的文论基本仅与音乐研究内容有关，也因此诸如王国维的重要论著《宋元戏曲考》等未在统计之内。另，除了两种专著和一本硕士论文，其他单独论述辽、金和西夏音乐的文章未统计在内，其原因文中将有专门论述。
④林萃青教授的文章也不在统计之内，关于其内容下文将专门叙述。
⑤文论的搜寻和统计不免有所遗漏，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估计有不少论文被收集在相关的文集之中，特别是可能会有不少有关词乐的研究被刊登于文学期刊，或者收录于文学类著作之中，笔者目前尚未能查到，待日后逐渐补充，敬请谅解。
⑥本文报告附有全部的文章题目和出处，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能一一列出，以下共十类研究的论述皆如此，望谅解，读者可以根据作者姓名从“中国知网”上搜寻，特此说明。以上作者按照文章发表先后次序排列，除了作者有一篇以上的，未按照发表次序则皆统计为2或3篇。
⑦在此（及以下陈述中）选择和介绍的论文及其主要观点的目的，在于将该领域研究比较突出和有特点的成果呈现给作者，文本的选择谨代表笔者个人观点。由于文章数量较多、内容较为丰富，加上笔者的判断能力所限，有可能产生挂一漏万的问题。因此，敬请未有提及的作者及其文章谅解，也希望能撰文提出批评和建议，笔者将非常受益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