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二个论文,决议论文,历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中央常委领导下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从1979年10月组织起草，到1981年6月全会通过，历经20个月。其间邓小平谈话、讲话十多次。针对有关起草工作的问题和国内外的思想动态，他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高屋建瓴，进行指导。胡乔木领导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按照邓小平指明的方向、确定的目标、提出的要求和作出的指示进行工作，并广泛征求和吸收党内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完成了起草任务。这里记述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进程中关键时刻的十次谈话、讲话，以彰显邓小平在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作用，并使人们由此加深对邓小平思想理论和领导艺术的理解。
要起草一个“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把起草《历史决议》提上工作日程。在谈到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作点准备工作时，邓小平说：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中央就在考虑对党的历史问题进行总结。在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都说明了在适当的时候对历史问题作出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但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4月中央工作会议等会议上，以及在各项实际工作中，人们总是把三中全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原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相比较，总是要直接间接地涉及这两个问题。各地负责同志纷纷指出，在把那股怀疑、否定以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逆流遏制以后，当前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思想解放；当前贯彻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主要障碍，还是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僵化的问题。在中央的部署下，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补课，继续突破禁区，解放思想，落实各项政策。在这个进程中，解决“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又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迫切地提了出来；国际上也等着看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
到1979年6月间，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叶剑英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邓小平要求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注：《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17-1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1979年11月邓力群在军事学院的报告：《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
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在中央常委和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以胡乔木为主，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从6月底开始，前后经过三个月时间，改了十八九遍。在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常委、在中央委员中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各民主党派中征求了意见。先后参加讨论的有三四千人。应该说，这篇讲话是一个集体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多次对稿子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提法问题，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他对讲话稿中关于毛主席在建国二十多年各个阶段的作用怎么提法，讲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说：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邓小平还说，现在要注意，有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注：《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17-1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1979年11月邓力群在军事学院的报告：《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
这篇讲话稿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三部分。9月25日起，十一届四中全会对讲话稿进行了讨论、修改，确实达到了邓小平一开始提出的要求。9月27日晚，经十一届四中全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好评。许多同志说，有了这篇讲话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3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后的党史，很多问题都容易说明了。同时，当时党内很多同志都希望，在开“十二大”的时候，总应该对30年的历史，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作出总结。党内有这样一种普遍的呼声：希望在“国庆讲话”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认为叶帅讲话很好，但同给“文化大革命”作全面的具体的总结这个要求来比，还有距离，不能令人满足。
邓小平听取党内强烈的呼声，审时度势，把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提上了全党重要的工作日程。在10月30日起草小组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以后，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就作了部署：现在就着手，以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和档案馆调人，今天开始就脱产。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分工做准备：分段看材料、文件，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
这次会后，《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六所开始工作了。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邓力群管。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起草小组搞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草稿）》，标题下面用括号注明：“仅供领导参阅，1980年2月20日。”这份提纲对决议“总的结构”是这样设想的：“全文拟先写个简要前言，下面再写五个部分：一、从建国到八大；二、八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三、‘文化大革命’；四、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五、主要经验教训的总结。”
邓小平看了这份提纲以后，在3月19日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
邓小平说：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3月19日谈话以后，邓小平又有一些新的设想，4月1日又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重点讲对建国以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他简要评述了此后10年间的大事，指出：“总之，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对决议的总体结构，邓小平也谈了他的设计：“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29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这个《〈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
经过近两个月的研究讨论，起草小组于5月23日又拿出了一个《〈决议〉提纲（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草稿》。随后，写出了一个《〈决议〉草稿》。
邓小平于6月27日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看过《〈决议〉草稿》后的意见。邓小平说：
“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29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在7月3日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起草任务发表意见。他说：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找我们谈过几次，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地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这个决议是说服对于这个方面有怀疑的同志的武器。胡乔木提出一个解决难题的办法：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注：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历次谈话记录（打字稿）第37-38页。）胡乔木这样一区分，就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决议的中心任务找到了一把钥匙。
7月22日，胡乔木给邓小平写信，汇报决议写作的进度。信中写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和邓力群同志已经开始重写，希望在本月底至迟下月初能以新稿送上。”
到8月初，印出了一个稿子。稿子有了正式名称，谓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年八月八日稿）》。但这个稿子还没有写完整。又花了一个月的功夫，完整的决议稿写出来了，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年九月十日未定稿）》。全稿131页，约6万字。基本上按邓小平的设计，分五部分，用序数标记，没有标题。这五部分的内容是：一、建国三十一年的主要成就和曲折；二、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三、“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四、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五、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原则。
“如果不写或写不好”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9月10日未定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此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历史决议》稿要组织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胡乔木、邓力群和起草小组日夜修改，于1980年10月5日拿出了一个决议的“未定稿”。10月11日又修改一遍。全稿112页，约5万字，比9月10日稿压缩了八九千字。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年十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要求15日以前要发到各省、市、自治区。
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4000人，故称为4000人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4000人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月多，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也是对建国以来历史进行的一次深入、具体的研究。
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4000人讨论中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比较片面的以至极端的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邓小平看了4000人讨论的简报，于10月25日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针对4000人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存在的思想混乱，着重讲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他坚定地表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注：转引自邓力群1981年7月在河北省直机关传达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大会上的报告记录。）“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邓小平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际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30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邓小平还讲了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的问题。他说：“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30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邓小平的这一篇谈话，在当时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表明了党中央坚定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是决议做得成功的关键。
“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势必要写”
4000人大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讨论中普遍、强烈地提出，决议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要把华国锋的错误写到决议中去。
发给大家的《历史决议》讨论稿，关于粉碎“四人帮”后这四年只写了一百多字，稿本上只占六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开辟了光明灿烂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这四年多来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做出详尽的论述。”
其实，起草小组在9月下旬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后，讨论稿印发之前，就考虑粉碎“四人帮”后这四年究竟要不要写，要写的话怎么写。根据中央常委同志的意见，胡乔木已经亲自执笔，写成一个这四年的基本总结。（注：保存完整的胡乔木手稿。）
胡乔木起草的这一段稿子，大约2500字。三中全会前两年是一段，用了600多字；三中全会后到作决议为止，用了将近2000字。10月6日，胡乔木把这一部分稿子送中央常委审批。此后胡乔木又作了一些修改，在即将印发之前，他于10月10日再次修书一封，把新增的这一段送常委审阅。
七位常委中，叶剑英、赵紫阳看过后批示同意；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看过后回电话表示同意；李先念因到朝鲜访问未看；华国锋打电话说这段没有经过常委正式讨论，不赞成加上。
邓小平、胡耀邦说：既然不赞成，先不加，等到4000人讨论之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再加也不迟。（注：叶剑英、李先念、赵紫阳处退回的《历史决议》草稿；邓力群10月15日在中国社科院党委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因此，发给4000人的讨论稿这一段只有六行。
中央党政军机关在讨论中有300多位同志、三个组的全体同志和四个组的大多数同志主张，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并写入《决议》中去。这样做，有着最重要、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参加讨论的同志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前两年的错误已经和正在被纠正，党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有的同志说，三中全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对它的历史地位应该给予肯定。
邓小平在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明确表态：“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在广泛深入讨论的基础上，邓小平一锤定音，解决了要不要写粉碎“四人帮”后四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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