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命运的忧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思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一些西方学者大谈全球化中的同质化问题，好像任何国家要选择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皆不可能。这种本质主义化的“现代性模式”的说法，值得中国学界重视。事实上，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对本质主义已经批判很多，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质疑，使得今天在多元时代坚持那种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变得颇不合时宜。但是，世界就是这么复杂，还是有人要抱持一种本质主义立场——不允许除了西方现代性之外的任何其他国家的现代性，包括东亚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因为据说只有一个现代性，那就是西方现代性。
一、全球化问题中的中国文化命运
还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全球殖民化的过程，而且这是一个任何国家、民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怪圈。按照这种说法，整个世界在全球化中会毫无例外地被整合到一个西方式的环境中去。这样一来，英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推广开来，《圣经》中的“巴比伦塔”将重新建立，这个塔的语言地基就是英语。如果这种巨型想象成立的话，本质化的说法就有了现实的根基：于是，未来的世界只有一门语言，那就是英语；只有一种文化，那就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只成为一种特例而存在。这将会对不同区域的并抱持本土文化精神的学者造成重大的文化内伤——在面临全球化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焦虑，产生一种文化全球化的假象。这是需要审慎质疑的重大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中心模式的差异是明显的，它也可能不同于日本、韩国、东南亚，或者中东、印度的现代性。那种认为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是不可能的，而只能臣服于标准化、霸权主义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的看法，所隐含的文化霸权问题绝非可以轻轻放过的。这是否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逃离这个普遍的市场秩序的殖民化一元世界?这个世界的多元选择的历史走向真的就此结束了?现代性“幽灵”究竟成为了这个一元世界的“撒旦”还是“上帝”?而且我想追问的是：发现东方和阐释中国的主体究竟是谁?是老外是新老汉学家还是盲人瞎马的技术官僚?中国现代性是否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中国新世纪是否只有被经济文化殖民才能放逐本土性融入全球性?
西方有人如此看，那么东方学者又是如何看的呢?据我所知，一个日本著名考古学家，近些年来在地上不断地埋文物，又不断地挖掘出来。他想告诉人们的无非是日本文化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韩国有学者也质疑中国的“造纸术”和“活字印刷”，认为中国的造纸术比韩国要晚，活字印刷是韩国发明的。史料表明，活字印刷在很早的时候就遭到了置疑，西方有人认为是德国一位学者古登堡(Gutenberg)在公元1450年发明的。但事实却是：活字印刷是中国的毕昇在很早——公元1041年就发明了，如果根据发明成熟期以前的半成熟期的时间，可以说中国活字印刷的时间更早。起码比这个德国人要早400多年。问题在于，当中国人面临全球化，不少人只重视经济而认为文化不重要的时候，恰好西方人和东方人都在算文化账，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
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和殖民化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全球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尊重差异的过程。我曾经说过，文化可分为几个不同层面：其一，科技一体化，可以百分之百地“拿来”，所以我们不需要去重新创造磁悬浮列车，不需要自己创造电灯，“拿”过来就可以用。就像西方用我们的火药和指南针一样。其二，制度的并轨化，只有百分之九十相同，差异出现了，比如人权问题，中国和西方就有差异。其三，思想的对话化，我们都知道有中国哲学、希腊哲学、英国哲学，但没听说过有中国化学、德国化学和美国化学，自然科学是相通的，而人文学科则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最后，信仰的冲突化，齐泽克不同意亨廷顿的观点，认为“文明的冲突”不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而是同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因而，全球化是一种在科技和制度方面趋同化而在人文学科方面逐渐走向差异化的过程，而不可能文化宗教全球同一化。
但问题在于，今天中国文化形态整体性地“失语”了。中国有很多优美的东西，但由于没有在世界的话语圈中争得合法地位而变得失语。这种失语使得中国学术的言述方式、思维方式和制度方式失了合法性。今天我们读经、史、子、集，没有一个人认为这就是左右我们意识形态的“经”；读“史”，充其量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的悠久，但是看不到对整个世界进程的实质性影响；读“子”，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的阴谋术之最，而不认为是一种智慧(这当然是虚无主义)；读“集”，集部在艺术氛围中凝聚情感，但集部又是在形式完美中缺乏思想的力量，缺乏穿透性的世界性魅力。当我们的言谈仅仅停留在语言层面的时候，我们的背后还有什么思想批判的力量呢?
二、全球化不是“西化”而曾经是“东化”
中国的言述方式是相当独特的，中国是美文的天下，从《春秋》开始，我们的文字表达极为典雅。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本质上是一篇哲学论文。但是今天有谁敢以钱锺书的《管锥篇》这种方式做学位论文呢?学者的每篇文章都按照西方的学术惯例和学术基本形式去构成并左右我们的思想，所以今天论文不美、文章不美。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写作仅仅成为一种论文专著的补充方式，而《管锥篇》是钱锺书留给20世纪人们美文思考的最后惊鸿一瞥。
不仅如此，我们的思想文化“关键词”也已被完全取代了，中国式的天、地、道、文、情境已经被结构、生成、转换、转型、话语所取代。如果西方话语进一步拓展，那么，中国的所有传统叙事方式都只能是对多元话语的补充，所谓情景交融式的美文将变成严格论文说教式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可不可以用东方方式来说我们的话语?中国话语在全球化中是不是已经不再合法?中国历经千年的言说方式是否成为了今后一种“世纪的回音”?
我不认为全球化等于西化，西化也不等于美国化，美国化更不是等于基督教化。现代性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出现的，是在神位颠倒之后“人的觉醒”时出现的，算起来也仅仅只有500年。中国战败于1840年，也就是说距今只有160年。我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500年现代化前面340年中国在干什么?前面340年中国是否是远远落在世界水平的后面?那种浸透骨髓的民族悲观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是否真的那么理直气壮?
在我看来，恰好是前面三百年是中国文化“东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在现代化或者全球化初期时，全球不是“西化”，而是“东化”。中国文化在现代性初期很长时间内，对整个西方文化具有滋养作用，这种滋养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这样说，欧洲文明的来源是东方——古希腊人继承了埃及、巴比伦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文明，成功地使他们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高峰。同时，西方也吸收了很多中国文明的滋养，比如说在我所看到的一些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文化的书中，可以注意到如孟德斯鸠、伏尔泰、莱布尼兹这样的大思想家对中国文化都做了诸多吸收，甚至有一些传教士，把中国渲染得可以说是美仑美奂。马可·波罗曾经到中国的杭州，他所看到的景色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到了纽约、东京、巴黎一样，也就是说五百年前的前三百年，中国的文明在很多方面对西方是种文化资源和精神滋养。恰好是160年的失败，使得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认为全球化就是西化，似乎中国从来就是战败，而且学会了将所有旧账算在传统上，进而全面抗拒我们的传统，却从来没有审理过自己。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审呢?应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应该重新认识审父、审己、审他人(西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文化拿来已有一个世纪了，今天我提出要“发现东方”。西方也曾提出要“发现中国”，但是他们发现东方的是实用文化。文化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思想文化，一个是艺术文化，一个是实用文化。他们看到东方的是杂技，看到东方的是瓷器，看到东方的是武术，看到东方的是鼻烟壶、景泰蓝等等都是器物一类的东西。但像经、史、子、集、二十五史有谁完全翻译过去?西方有谁真正在进行研究中国思想文化问题?除了一些汉学家以外(汉学在西方已处于边缘)。就艺术文化层面而言，我们的琴棋书画已经成了对外交流的中介，但是在很多方面还被日本挡在后面：琴，在日本；棋，在日本；柔道，在日本；书法，在日本；还有很多艺术文化的现代转换方面，日本已经走在中国的前面。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已经成了躺在传统曾经的辉煌、今天落后而且未来未可知的一个国度。中国被日本的文化现代化挡在了后面，日本反而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面对这一严峻境况，20世纪的中国思想应从文化“拿来主义”转到文化“输出主义”。我让博士生做了一个调查，在海外他们到了主要大学的图书馆，查了中国20世纪翻译出去的专著有多少本?结果是不到一百本。其中有一部分博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但是没有出版。而在国内我也做了一个调查，20世纪翻译西方包括其他国家的书将近十万册。我还可以提供一组数据，1894年中国败给日本之前，日本每年翻译中国的书籍70本，而战败后，从1894年到1911年，16年间只翻译了3本，还是明代的数学书。这意味着，中国一旦战败后，审视中国的眼光彻底变了!当代中国人能超越这种落后挨打的意识吗?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中国文化是否可以输出?中国文化是否永远是处于劣势?中国文化是否永远是西方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能是本质主义地存在于世界文化中等多种问题。
三、全球化中的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在我看来，中国学界当务之急是“发现东方”——发现我们自己文化中哪些文化变成了“僵死的文化”，我们要为它们送葬；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在碎片”，我们可以把它整合起来，变成当代重新认识的对象；哪些文化可以创造性地发出来，变成世界文化中的“差异性文化”，可以互相补充的、互动的、人类性的精神文化产物；哪些文化是我们应该深恶痛绝地批判和清算的。
我们现在做的翻译出版“输出工作”可分为三方面：其一，组织专家将19世纪以前从老、庄、孔、孟开始的经典著作用英语译成一百部；其二，将经过20世纪西方现代性洗礼的一批学者，比如康、梁、王一直到季羡林的思想，翻译出版一百部。我注意到，西方接受的中国学术支离破碎，尤其是某个学者外语很好跟西方接触较多，他可能把自己的思想部分地残片般地传播出去，但西方对中国整体性的了解仍然很差。其三，是翻译出60本中国当代文化形态的著作，将当代中国建筑生态、诗歌生态、小说生态、绘画生态、书法生态、音乐生态等等分成60本，全面地向西方进行深度介绍。当这260部英文书放在西方知识人的书架上，相信他们会比较全面、客观、准确地看待中国的。
同时，制作DVD一百部。西方人做的DVD“发现”在中国播映相当普遍的其中三部，一部是《中国水墨》，内容写得不是很好，但是镜头拍得美仑美奂。而中国这方面的片子拍得不太好，解说词大多是说教。应该按照国际性审美共识重新拍100部，让西方人改变一下中国的艺术文化并不是过去很好，而今天中国艺术生态滑坡了的误读习惯。
有人说，沙尘暴是中国现代性所独有的，是中国的传统造成的。其实，稍微熟悉世界史的人都很清楚：1931年，美国西部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沙尘暴，以后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才治理好。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有痛苦的一面，当我们说起西方的时候总有一种憧憬，认为西方的福利制度好得无可挑剔。其实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关于土地方面曾出现过很大的问题。工业革命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得大批农民丧失土地而成为流浪汉。英国当局立了一个法打击流浪汉。这个法规定三条：第一次抓住流浪汉要鞭打；第二次抓住割掉一只耳朵；第三次抓住处以死刑。因而这条“血腥法规”在英国亨利七世时处死流浪汉72000人。可见，西方的福利制度并非从来就是完美的。历史是人类编织过的一个血腥的痛苦的过程。我们不能把今天西方所有的一切都全面认可。
全球化时代的东方，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借鉴之处，起码在我看来，我们的三星堆文化便值得一谈。曾经有一个美院教师告诉我，中国先秦除了会做又大又笨的鼎之外，不会做人形青铜器。那么我想说，三星堆有众多的巨大的人形青铜像，而且它的权力象征不是中原的鼎，而是金杖，怎么解释?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位著名教授告诉我，中国的编钟意义不大，因为它连最基本的十二平均律都奏不出。为此，我专程去湖北考察了随州编钟，事实上是，早在2400年前战国的编钟就是十二平均律，而且一个钟能敲出两个不同音程的音。我想，中国人自己曾经做出过辉煌，今天我们认同了很多国际的东西，科技、制度，应该认同。但是文化出现了对话差异，人文科学者应该面临这个问题。
在全球化中，中国文化应该坚持不懈地输出。这种输出，不是要像有的人所说的“拯救西方”文明，而是在全球化中尽量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这种文化输出需要坚忍不拔的勇气!在利玛窦前面有一个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为了传播宗教文化，在澳门停留了整整七年就是进不来，仍坚定不移地想输入西方文化宗教，最后因病死在海岛上。唐代时的景教传教士进中国也是坚忍不拔的。当时是盛唐气象，世界前列，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去了纽约、伦敦、东京一样，目眩神迷。但是就是这些被看做西方边陲之民的人，他们充满艰辛地到了唐代长安，坚定不移地输出他们的文化。难道今天我们的国势还不如他们当时?但我们今天有哪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有哪一个中国人像传教士一样，坚忍不拔地把中国的思想输出去并告诉他们，让西方中心主义者知道尊重差异、尊重他者、多元互动是多么重要，是人类未来的平等对话的基础。
说到底，人类文化未来不是同一化，不是本质主义化，而是差异化、互动化和人类性化，这一点有赖于中国文化输出的广度、深度和胆识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