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的中西兼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中西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一、学术中西兼融的时代课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学术革命的思潮。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开始对传统学术展开批评，都提出了对新的学术形态的设想。例如梁启超指出原有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学术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只有摒弃帝王中心论的正统观念，形成以国民为核心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使旧学术走出困境。同时，旧学术不注重对历史事实进行归纳，从中很难看出历史演变的规则，而“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活动之现象，而求其公量、公例之所在”（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章太炎也认为新的学术必须重视对历史发展线索的把握，必须“熔冶哲理”（注：章太炎《訄书》重刻本《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而中国传统学术对于历史事实内在规则的归纳比较欠缺，即使在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这样的典志著作中，也没有明确揭示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学术革命的倡导者们反思中国传统学术的种种不足，认为对学术发展的哲学思考不足以及学术方法的自我意识的缺乏，是造成中国传统学术相对落后的主要因素。梁启超指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学术研究者如果没有对人类社会历史比较深刻的洞察，没有深厚的哲学修养，就不能成为优秀的学者，同时就不可能形成有创造性的学术。王国维也说，中国学问长于实践，而西方学术则“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于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按照他的看法，凡对事物能够运用抽象的思辨、采用综括与分析二法，“求其原因，定其理则”，“使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才取得了学术上的自觉地位。
向西方学术理论和学术方法学习，是20世纪初年学术革命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译介了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边沁、霍布斯、斯宾挪莎、培根、笛卡尔、达尔文等人的思想学说，他甚至指出西方近世与上古、中古的区别主要是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变革。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推理演绎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两个基础，直到康德才“和合两派，成一纯全完备之学问”（注：梁启超《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因此，中国学术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学术，就必须借鉴西方学术理论和学术方法。20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研究，无论是历史学、哲学、文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开始了吸收西方学术、改造传统学术的艰辛的历程。
二、五四时期对中西学术兼融的理论深化
20世纪初年的学术革命思潮，虽然提出了中西学术兼融的时代课题，但中西学术到底应该如何融汇，当时尚不能作出明确的解答。在学术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学术现象，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学术现代化的理论课题。从学术的哲学反思来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学术理论是社会进化思想。“进化”一词充斥当时的学术研究著作。但社会进化论毕竟不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主流，而且随着人们对社会进化理论了解的深入，中国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它的不足。章太炎在用进化理论创作新编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就发现进化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历史。1908年他发表《四惑论》，其中就把进化视为主观幻象之一。他开始对中国学术如何吸收西方学术哲学进行反思。他认为任何哲学理论，都有一定的适应范围，不能把它们当作是普遍适用的原理。他曾阐释“条例”（理论）与具体历史的关系说：
抑不悟所谓条例者，就被所涉历见闻而归纳之耳。浸假而复谛见亚东之事，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若夫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断可知矣。（注：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别录》卷二。）这就是说应该反思西方学术哲学对于中国学术的适应程度，应该更加关注中国学术研究的自身特点。
从学术方法的变革过程来看，尽管在当时的学术研究中人们所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学术方法，但这些尝试都是比较粗浅的。例如地质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学的方法都被运用到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但这些方法的运用也产生了一些流弊，一是由于中国历史比欧洲历史的上限要长，受欧洲学术观念和方法的影响，在许多学者之间弥漫一种疑古思想；二是在运用西方学术方法时，有比较强烈的主观色彩。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先后认识到，在结合中西学术方法的时候，也需要有所甄别和选择。章太炎甚至对西方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科学性产生怀疑，认定这些方法比中国乾嘉时期的朴学，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五四运动时期，对中国学术到底要不要向西方学术学习，到底应该如何学习，基本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主张继续学习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例如胡适，他认为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最有代表性的是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的学术精神绝对不可能从儒家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发展出来。这就需要大力提倡实用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主流以外的墨家、名家中去寻找，“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第二种则主张向传统学术精神与方法回归。如章太炎与刘师培，他们认为传统学术有极其深厚的道德信仰，有以乾嘉朴学为代表的实证精神，如果能够把传统学术的道德理想加以继承发扬，能够完善传统学术的体例与方法，同样可以形成中国传统学术的新面貌。第三种则主张，要打破学术理论与方法的中西之别，把中国传统学术的优长与西方学术的优长，都视为学术进步的真理。王国维在1914年《国学丛刊》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
如何对待学术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上述现象，如何正确解决中国现代学术的出路，这是摆在五四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也是决定中国学术前景的重大问题。
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提出，为正确解决中西学术的融汇，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时期，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原则。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注：蔡元培《答林琴南君》。）1917年1月4日他正式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了有不同学术倾向的学者，让他们自由地发表他们的学术观点。据郑天挺回忆：
过去中国学术上流派很多。经学有今古文学派的不同，蔡先生同时聘请了今文学派的崔适，也聘请了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崇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在政法方面，同时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也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其他学科，同样都是不同派兼容并包，这是蔡先生在北大兼容并包的较多的一面。（注：郑天挺《蔡先生在北大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28册。）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为正确处理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学术的关系，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
五四时期，“科学”也成为学术进步的标志。所谓科学，陈独秀的解释是：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卷一，第9页。）这就是说，尊重客观事物，尊重理性思维的就是科学；而主观想象、排斥理性的就不是科学。这就揭示：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观点，都必须放在理性的天平上，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考验，才能在学术研究中有立足之地。
学术自由与学术理性标准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在五四时期及稍后，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学术理论的了解更加全面，更加丰富多彩。除戊戌时期所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之外，西方的实用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种种理论纷至沓来。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学术遗产也开始了更加深入地重新评介和整理。甚至梁启超在退出政坛后，也开始了对国故的整理工作，他研究的重点在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以及中国学术方法论。以至胡适在1919年12月评述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意义时，就曾这样说道：
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的说，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他将五四新思潮概括为四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政，再造文明。”（注：《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1919年12月，第7卷第1号。）可见五四运动深化了中国兼融的学术目标与境界，确立了中西兼融的发展方向。
三、中西兼融的学术成果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学术形态建立的一个关键时期。经过这个时期，从中国学术整体来看，克服了它在学习西方、超越传统过程中的迷惑，并开始形成有较深理论水平的中国现代学术观念。这种观念主要反映在三种现代学术体系之中。
第一种即“自由主义”的西化论。如胡适，他在五四以后继续宣传用实用主义的学术方法来改造传统学术方法。他排斥任何先验的本质论，反对把抽象原理运用于学术研究，主张学术研究应该建立在学术主体自由独立的逻辑思考之上。尽管胡适对西方学术方法的了解可能存有片面，但他认为只有向西方学术学习，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规范和理想。传统学术的某些合理因素，也只有在这个标准之下，才能估价它的意义。
第二种即“保守主义”的本土文化主体论。它在学术领域的主要代表有陈寅恪、汤用彤等人。他们并不反对学习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长处。陈寅恪、汤用彤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都有较深的理解，陈寅恪还对德国兰克学派的学术方法有较深的洞见。这些都促使他们认识到传统学术的局限，使他们看到新学术必须有新的理想与形式。陈寅恪1935年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就肯定了新型学术的成绩，认为“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也就是说，20世纪初年以来的学术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它使学术越来越合乎学术的真理。但他们都认为中国学术要融汇西方学术，应该特别注意以中国学术精神与方法为基础。陈寅恪在40年代发表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前言就表达他在学术精神上与司马光《资治通鉴》相契，而他对文物制度乃至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更多的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文化精神。因此，尽管他们广泛采用语言比较法、史料考异法以及其他种种新的方法，但这些方法的背后，则是他们继承传统、改造传统的使命感。
第三种即马克思主义学术观。如郭沫若、侯外庐。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应该吸收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辨证法。他们更多地认识到传统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局限，同时也认识到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学术的具体实践，在种种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能够真正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的深入。侯外庐还特别指出，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同样也有一个与中国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近世中国启蒙思想史》中，他曾回顾章太炎关于西方学术原理与中国学术研究的关系的论述，认为章太炎看到西方学理的局限性，是了不起的见识，但章太炎没有深入了解除进化论以外的其他西方学理，他后退了，未能架起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的桥梁。而侯外庐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既能够克服传统学术的局限，又能通过与中国学术研究的有机结合，克服其他西方学理不能有效适用中国学术研究的弊病。
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学术观念的提出和建立，标志着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学术革命，终于形成了初步的理论成果，已经能够对中西兼融的时代课题作出有创见的回答，已经开始创造性地建设科学的、民主的、民族的中国人文学术体系。
收稿日期：1999-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