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发展中非经济因素作用的探索（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非论文,技术发展论文,因素论文,作用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均取决于两个要素的作用，即科学技术本身规律所决定的自主性因素和非科学技术内在规律制约的非经济因素。这种社会性的制约因素又集中地体现为：第一科学技术本身应与经济协调发展，才有可能前进；第二，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又会受到社会性因素的扼制。
Explor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Non-Economic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Ⅰ）
Cai Jie Lin Bingxian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any science and technologydepends on the function of the two essential factors,i.e.theself-constituted factors which the laws of sciences andtechnology themselves decide and the non- economic factorsrestricted by the inner laws of non-science and nontechnology.the social determining factors find con-centrated expressionin the following facts:1.Sciences and technology themselvescan make progress unless they develop harmonically with socialeconomy; 2.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themselves may be strangled by social factors.
科学技术具有自主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科学技术的自主性是科学技术的自身规律决定的，其社会性是科学技术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所决定的。这两种因素有时表现为一致性；有时又表现为矛盾性。
纵观几千年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其科学技术发展中非经济因素所起的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在搞市场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只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水平，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里的“精神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其本质含义与以前的理解应该要有个质的突破，即所谓“精神文明”，泛指一种社会文化状态，其核心就是非经济因素或非智力因素对科技、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所谓“精神文明建设”，是泛指如何创设一个适宜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环境，以促进科技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
1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因素
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中，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形式存在的。科学技术发展史的大量事实表明，它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一样，它的发展、变化、进步，一方面改变了整个社会面貌，影响着人类的命运和前途。这是由于科学技术本身就是对某一领域中的某一部门客观存在的判断，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判断去控制、掌握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使之为人类社会服务。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本质就是某一领域中的某一部门的客观事实和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人类只有掌握了规律之后，方有可能对貌似紊乱的种种现象作出合乎其自身发展状况的解释，也才有可能对神秘莫测的未来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此外，科学技术本身还是某一领域中的某一部门各类知识、技术，以种种知识单元通过它们本身的内在联系而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重要事实表明，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要受到社会的推动和制约，亦即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即科学技术本身应与社会的经济协调发展，才有可能前进；同时，又会受到社会的扼制。
1.1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战略
1.1.1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两重性
科学技术具有两重性，即它的自主性和社会性。科学技术的自主性是由其自身规律所决定的；而科学技术的社会性是它本身之外的非科学技术因素所决定的。因而过分强调非科学技术，尤其是国家因素对科学技术的强制性要求，将使科学技术不能与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取得协调，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排除非科学技术因素，尤其是国家因素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与制约，科学技术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1.2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战略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战略。实际表明，我国的经济状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实行改革，大胆引入市场机制，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市场对经济活动调整的作用大大增强，其结果是，国民经济能够在十多年中比较协调、稳定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综合国力和社会主义凝聚力大大增强。这一国家战略，大胆地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明确揭示不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的分界线，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所以，在一段相当稳定的历史时期内，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就必然地要依托在以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国家战略上，并且受制于这一战略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思维方式的改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总的战略是建立在对客观社会现象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因而它必然影响到科学技术的研究者与开发者们的思维方式。要求从事科学技术的一切工作者一定要坚持实是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方式。小平同志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是一百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不断根据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还要坚持思维的辩证性和实践性。在科学技术研究与运用中，其思维方式要注意战略性、客观性、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的实践性则要求科学技术队伍要关注实践努力将自己的成果转化为实践。反对空淡、反对形式主义，要坚持效率原则。
其二，发展并重视教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战略，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战略呢？科学技术研究者及其组织应该注意些什么呢？1940年前后，莫斯勒德（D.C.Moclelland）在研究人才素质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探索中发现，教育质量与经济繁荣之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关系，即某个国家在经济繁荣之前（大约1/4世纪前）有一个成就动机高涨的时期。*
其三，强化科技人才的作用。
强化科技人才的作用，讲知识、用知识蔚然成风，必然会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除了强化科技人才作用外，还要求科学技术人才在素质上发生一系列变化；由既往的单一型（或称纵向、纵深型）向科学型、通才型、末来型、开放型与开拓型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否则陈旧型的科技人才必然会将新的科学思维和新的科学观念、科学技术扼杀在摇篮之中。
强化科技人才在市场经济国家战略下的作用，还可以从唐王朝“贞观之治”开创者李世民的言谈中进一步得到佐证。贞观十一年，唐太宗面对隆胜的功业，缅怀过去，无限感叹地说过：“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罢之力，协德同心，以至于此。”**
1.2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政策
1.2.1 国家政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体制前提下，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政策是指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统一的行动准则。是国家实施社会控制方向的一贯态度，体现为一贯的基本原则或方针。这种社会控制态度有的虽经有关部门宣布， 但它并不一定会起到作用，学术研究上称之为表面政策（oxtensible policy）。也有的则起到控制作用， 甚至对人的行为起到无意识的控制作用。所以，政策（policy）制定的正确与否，必须由实践活动来检验，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补充和发展。
鉴于此，国家政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就勿庸置疑了。那么国家政策的制定又如何制约、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呢？具体说来，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政策的制定不符合实际状况。
政策既然是由制定政策的人去“制定”的，因而有些就会受到制定政策人的心理状态与心理品质的制约。一般常见的情况是决策者想用主观愿望去支配一切。忽视实际，忽视群众，忽视调查研究，忽视科学决策的方法，即所谓“数字型干部”、“幻想型干部”、“冲动型干部”。他们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必然造成严重恶果。常见的另一种情况是性格上优柔寡断，缺乏主见，模棱两可，得过且过的“无才就是德”的“愚昧型”干部。因而在制定和执行着一种模糊的、随机的、不稳定政策。
其二，政策的制定在宏观上是正确的，但缺乏制定具体的微观措施。所以在具体执行上必然出现两个偏差：一是执行者执行不力；二是执行者钻决策者的空子，甚至背离决策者的意图。
其三，政策的制定者，本身心理素质上的不足，缺乏运筹帷幄的全局战略思想，孤立地针对一件事作出一个决策，而失去了全局的系统的政策。可以说，这一项政策来说是对的，但与其它方面有抵触，或不协调，同样会使一项好的政策失败，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所以，必须应用系统方法来研究运筹定策与对抗谋略。
因此，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政策，必须科学化，必须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身规律和建造一个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外部环境。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是科学政策的体系化、完整化。
有关国家政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研究，西方国家最早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及其所传的古典经济学派的影响结果。西方国家政策对经济领域的限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命题，即：一是认为竞争是好的，但是企业要想垄断国家科技与经济发展的任何企图都应加以控制；二是，竞争应该是公平的和建设性的。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公布，它禁止了为了垄断的目的所进行的商业合并，1914年克莱顿法案公布，它禁止不公平的竞争。尽管这些规章制度始终没有严格地加以实施，但它不会改变这一基本思想，即任何企业的科学技术发展必须考虑到国家政策干预的事实和可能性。
1.2.2 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的作用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政策的制定具有双重作用，即对于科学技术外部的社会作用和对于科学技术内部的管理作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政策的制定大体涉及到以下6方面内容，即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科学技术的内部结构；科学技术的投资方向；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及科技人员积极性的调动。
为什么国家要制定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政策呢？
其一，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乃至宇宙空间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均应用着科学技术的成果，改造着社会生活活动的内容和方式，甚至变革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承受力。由此可见，现代科学技术是振兴经济和改造社会的强大武器。科学技术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大系统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构成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统计材料表明，现代劳动生产率增长的60－80%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其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制定，还基于现代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刀”。在它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复杂而又困难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诸如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能源危机、核扩散与核污染、犯罪手段的变化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要有相应的国家政策的干预，才能使科学技术免除马克思所指出的危险性。“……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尽力发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悼词中所言的那样的社会功能。“他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其三，科学技术政策本身就是一项用以指导科学技术人员及其领导者的一种管理行为。因而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必须要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
所以，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政策，首先就要统一人们的思想，要求全社会（societal）的各个社会阶层（social stratifification ）给予支持与协同。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全社会体系一词最早是由G ·凯勒（A·G·Keller）提出来，用以表示现代人类社会的政策、社会阶层结构、法律制度化方面的总的概括。所以，全社会的统一，就意味着产生不可估量的物质力量，促进各项管理的顺利实施；反之，不能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就会形成一股无形的破坏力量，甚至本来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国家政策，也会因为内部摩擦而抵消力量。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政策，还体现在它统帅和制约着其他一系列的管理活动。可以这样讲，没有明确的国家政策，一切管理必然带有盲目性；没有正确的国家政策，一切管理也必然会走向岐途。
总之，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国家将蒙受其害。战后日本经济取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日本采取了正确的科学技术政策。当时，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一切靠自己，从头来；要么利用一切条件引进国外技术，加以消化吸收。前者称为创造性思维决策，后者称为再造型思维决策。结果日本采取了后者。自1955年至1978年23年间他们花费了一百几十亿美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其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效果要比第一种决策投资减少十倍，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取得了今日日本经济腾飞的局面。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政策的重要性。
1.3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东西南北的摩擦
科学发展中的地域摩擦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对工艺史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摩擦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是科学技术本身在摩擦，二是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摩擦。
1.3.1 科学技术发展本身的内在摩擦
科学技术发展本身的内在摩擦主要体现在两个部分：
其一，东西、南北不同地域执行政策的偏移性所引起的摩擦。而这种政策的偏移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家政策，它是基于处在不同地域中的政策执行者或是地方政策决策者的价值观念与思维特点所造成的（在第2节将会详细谈到）。这就是同在一个中国，不同方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会出现如此重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东南沿海的人，不仅用了政策，而且用足了政策，同时还依据政策的“精神”，为本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补充了政策。西北内陆人，不仅不敢用已经公布了的政策，甚至持怀疑的态度，“走一步、看三步、不停步”，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尤其是，仅仅用了政策的“精神”而已。这种作风，是长期地域文化薰染的结果。
其二，不同地域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本身在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研究、发明、创造上的思维差异引起的摩擦。这种差异又具体地体现在严格的保密制度和限制自由所引起的严重影响科学技术发展这样两个方面。
科学技术工作普遍均被保密气氛所笼罩。由于科学技术的任何研究都是保密的，所以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就不能象从事其它一般工作的人那样，可以更为广泛地与社会各界，甚至是与国家间进行交流。有些科学技术成果甚至出现了不申请专利，而被当作秘密保存起来。作为国家的态度是这样，而作为科学工作者来讲，他们需要思想上的交流，他们希望通过交流进一步地改进或是提高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水平。这样，就必然会出现摩擦。东西方、南北方，居住于不同的地域环境中的决策者、科研工作者们的思维方式是不一致的，因而摩擦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1.3.2 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摩擦
外在经济因素对科技工作产生摩擦的原因还在于：
其一，科学应用过程中的时间差距。
一般说来，在科学原理第一次发现和被第一次加以实际利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间间距。科学发展史上，科学家们第一次发现真空现象和把它应用于蒸汽机之间几乎有100年的时间间距。1831年法拉第不仅发现了电磁感应原理，而且制成了第一部发电机，利用机械力产生电流。但是直至50年后，第一部商业用发电机才开始运转，而且直到1881年，才由爱笛生建成了第一所公用供电站。
由对待这个时间间距的不同态度必然引发出不同的摩擦。我国东南部一般说来经济比较发达，西北部相对来说经济发展较慢。因而，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经济投入态度也就不同。
许许多多的科研成果均已揭示，科学技术在任何领域中的进步，都是在那个领域中所花费经费数量的某种函数。中国境内的东南部和西北部的经济发展基础和速度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而在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上就有很大的差别。另外，即使经济发展基础很好，在如何对待科学技术是巨大生产力这一认识上，不同地域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的认识也不会相同，因而也妨碍了人们欣然地向科学技术应用研究项目提供经费。其具体体现有：①和通常的金融活动相比，科学项目所投入经费少得可怜，因为，他们上认为不值得加以考虑。②在商品流通领域中，企业家们很容易得到利润，因而他们不愿意向这些时间间距长，一时见不到效益的科学技术研究部门投资。
道理归道理，大家也都相信把科研成果加以运用可以比任何形式的其它投资形式取得更多的利润，但是科学技术原理的初始运用阶段其效率往往是很低的。它需要人们在运用中去不断地加以改进，这对于不同思维方式的人们必然会有不同的态度。
其二，科学技术发展中对设备废弃观所引起的摩擦。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勤俭、节约既是中国人的美德，然而它也成为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民族因素。诸如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效益已显示出来。但是由于某些微妙因素，目前，国营企业经济效益低，与乡镇企业相比，经济发展速度很不相称。为什么？作为国家决策者们不要一味地埋怨些什么？也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归在体制旧。乡镇企业作为办企业的目标，营利观念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均是近几年才兴办的，因而相对而言，其设备是新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如果把国营企业的厂长调到乡镇企业去当一把手，凭他的知识、经验与领导人的素质所取得的成绩不一定就比乡镇企业领导人差。国营企业效益低的症结之一可能就在这里。
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身必然导致对原有设备的废弃与更新。所以，在不同地域里的人们，当然也由于经济实力影响的结果，人们并不是都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持支持的态度，而是持观望、甚至反对的态度，以免造成设备废弃的难题。所以，就会无意识地采取两种做法：一是扼杀已有的发明；二是限制科学技术的研究以窒息新的发明。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证实：
（美国）联邦交道委员会，在1937年说：“贝尔电话系统把3400项未经使用的专利加以压制以便杜绝竞争。这个委员会说，其中有1307项是这家美国公司及其持有专利权的子公司为杜绝竞争而自愿搁置的专利。……贝尔系统一直通过专利来防止别人在有线电话和电报事业上同它竞争。它根据自己的电报和电话器材专利，始终拒绝把许可证发给有线电话和电报事业方面的竞争对手，范围扩大到有关一切类型的构造专利。……这个方针使公司取得了大量专利，其中包括贝尔系统毫不需要的另辟蹊径的装置和方法。……在西方电器公司独立的制造公司所签定的专利许可证合同中，也可以找到有利于压制发明的条款。”
1.4 科技发展中的法制因素
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法制因素集中体现在法与科学技术研究指导思想、法制因素如何制约科学技术研究人员行为规范及法制因素如何制约科学技术成果的运用这样三个方面上。
1.4.1 法制因素与科学技术研究指导思想
研究材料证明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即人类创造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又造就了人类社会。科学与技术从它存在的那一天起就是，并始终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进步的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产、技术、科学的相互依存关系。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显示着人类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历程，记录着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丰富经验。由上所述，科学技术的研究指导思想也是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中逐渐确立起来的。
所以，作为法制因素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又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必须有利于这一指导思想。坚决禁止那些不利于这一指导思想的、毁灭人类、毁灭社会和阻碍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逆向科学技术的研究与运用。
其二，必须保证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的人格尊严，成果能够得到社会承认和人身安全。
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一些伟大的科学巨匠和先驱者们在法制不健全的时代成为神学宗教的牺牲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N.Koppernigk）一生所经历的历史表明，近代科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在宗教的迫害与守旧势力围攻下成长起来的。哥白尼的六卷长篇巨著《天体运行论》于1514年写成，过了二十几年才得以发表，而且立即遭到封禁。又过了70年，到1616年才被解除禁令。西班牙科学家塞维图斯在哈维（W.Harrey）之前就提出血液循环是以心脏为中心的，反对神学统治科学，结果被异端裁判所判处死型，于1553年被活活烧死。法国地质学家、制陶技术师帕利西（B.Palisay）也被囚死在狱中。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G.Bruno ）由于是哥白尼学说的坚决继承者、宣传者与捍卫者，并且在1584年发表了《论无限性、宇宙和世界》一书，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1600年，被教会打成异教徒，并于当年3月17 日在罗马的鲜花广场被活活烧死。
1.4.2 法制因素与科学技术研究人员规范
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按一般规律来讲，均服从承接律。即前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后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或是确立了科学的规范体系；而新的发明创造与技术革新又是原有科学技术理论的继续或是将其理论框架充实提高付诸于实践。例如，以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而载入史册的开普勒（J.Kepler）是完全得益于他的老师，16世纪天文学家，近代天文学的奠基者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 ）所留下来的科学遗产。人们说，第谷·布拉赫是“看”（历时20余年对天象的观察）的老师，开普勒是“想”的学生。没有第谷·布拉赫的观察，也就没有开普勒的理论；反之，没有开普勒的理论，第谷·布拉赫的成果也就不能成为后世人去开辟新天文领域的依据。
开普勒从1609年到1619年，用了整整十年的时光，先后发现了天体运动三定律。牛顿（L.Newton）又依据开普勒所著《火星的行动》一书所记述的他发现天体之间的引力规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伟大理论——万有引力定律。可以这样说，开普勒得益于第谷·布拉赫的思想，牛顿又受到了开普勒的启发。开普勒事实上已经看到了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子，而牛顿却抓住了万有引力的本身。所以说，科学是在科学家伟大思想和良好的科学道德规范中才得以继承与发展，并造福于人类社会的。
反之，近代一些科学有的却被扼死的伟大科学家们的狭隘的、不道德的规范中。
1.4.3 法制因素与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
在法制因素与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一般侧重于法制因素如何妨碍或者限制科学与技术成果的运用和法制如何制止有碍于人类生存与社会进步这样两大方面。
1.4.3.1
法制因素在先进的科学与技术转化为社会财富上的消极作用
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不惜封锁，乃至销毁先进科学技术在本国的运用，使科学技术变成国家的奴隶。有些决策者们认为由于科学成果被迅速地加以利用，造成了工业上的飞速变化，扰乱了现有的经济制度，给社会造成了三大不良后果：①科学技术改进现代生产工艺，带来了失业、②给各项设备带来了高额废弃费用、③给社会带来了经济上的不稳定。所以他们不要科学技术的发展，认为目前的经济制度是再好也不过了。当务之急是需要减少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后果。
丹尼尔·霍尔在《科学遭受的摧残》中说：“一切依据都说明：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利用甘蔗生产糖，比利用温带的甜菜生产糖，具有更大的经济效果。可是一些国家却利用甜菜的种植来维持本国的经济发展。
1.4.3.2
法制因素在制止科学技术研究方向有碍于人类社会中的作用
其一，制止并干预对人类社会日常生活在非道德性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由于市场需求性质，如不加强法制建设与法制研究，强调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法制因素作用，就有可能导致科学技术研究走上邪路。一般说来，只要一提到科学技术研究就均是从生产资料和重工业方面认识，而对于消费资料以及社会福利的研究就有所忽视。即使有，也是遵循着在美丽的包装，炫耀的广告语言外壳下，以最高的价格，供应最低贱的商品。这与消费者的愿望——以最低的价格，买到质量最好的商品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科学技术研究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下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目前，消费者市场上生产厂家的思维方向是：生产那些讨人喜欢，而又最容易推销的产品，而不是生产经济耐用的产品。而且科学技术还要保证这些产品尽快缩短使用期，要想方设法地让它尽快用坏，以防止新商品在市场上处于饱和状态，以保证生产新产品的厂家能够继续生产，而不致于由于产品过剩使厂家倒闭。再比如，汽车制造工业，尤其是微型汽车制造工业，它们除了要对某些部件的配料进行必要的保密之外，则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有意识地把汽车的耐用性和便于修理的优点降低到最低水平。而不使用科学技术以降低汽车成本和耐用程度。否则，汽车工业市场就会整个垮台，就会给经济带来更重大损失。其他诸如中药产品的研制上也都存在着这样的非法制因素，使科学技术研究走上邪路的不良倾向，等等。
其二，严厉制止、全面干预对人类社会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研究。
这种类型的研究最集中地体现在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上。科学技术用于战争主要来自两种目的：一是为了垄断世界而将科学技术用于战争的研究；二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进行的反战争性质的科学技术研究。
科学发展表明，除了19世纪的某一段时间，科学技术研究的大部分动力是来自战争。因而，科学技术中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纯粹破坏人类社会的目的。反过来，现代化的战争由于大规模地使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经越来越具有毁灭性的性质了。各国把大量的经费用于军事的研究，而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例如，在英国，政府每年耗于军事研究的金额将近3000000磅， 比起其他类型的研究费用总和的一半还多。就是这样，其它类型的研究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被应用于军事性质。例如有关毒气研究的金额就几乎等于政府用于医学研究经费的全部拨款。（待续）
收稿日期：1994—12—25
注释：
* 参看林秉贤译、井上惠美子、 平出彦仁著《现代社会心理学》第72页。
** 《贞观之治》卷五，《公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