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兼论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师承论文,之争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学术以汉学复兴为最大特征，故而人们往往用“清代汉学”一语赅而括之。但实际上，汉学的对立面宋学，亦即理学，在有清一代，却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表现在理学一直高踞庙堂，形式上占据着学术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而且还表现在两派的对立和斗争一直没有消歇。嘉庆、道光年间，学术界先后出现了两部各自为本学派总结、张目，并且排斥、攻击对方的著作：《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二者的出现，既为清代中叶以来的汉宋之争作了一个总结，同时也为其后学术的发展变化显示出某种征兆。故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这两部著作的思想内容，以及清代中叶汉宋之争的状况作一番探讨，以期对了解清代中叶的学术概况及其发展趋势有所裨益。
一
《汉学师承记》与《汉学商兑》，是清代汉宋之争的代表作。前者成于汉学如日中天的嘉庆年间，既是汉学营垒及其学术成就的集中展示，也是汉学家对本学派学人、学术的全面总结。后者则成于道光初年，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几乎囊括了宋学家攻击乃至中伤汉学的全部言论。由于相互之间的严重对立，二者也因此而成为清代学术史上颇为引人注目的作品。
《汉学师承记》系汉学家江藩所撰。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江苏甘泉人。他曾受学于余萧客、江声，是惠栋的再传弟子，其学术也深受惠栋的影响，“博闻强记，无所不通，心贯群经，折衷两汉”。[①]惠栋曾作《周易述》，未成书而病逝，尚缺自《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二传。江藩为之拾遗补阙，撰《周易述补》一书，体例一本惠氏，甚而王弼以下皆黜之，“方之惠书，有过之无不及也”。[②]时值汉学昌明，学术界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江藩置身其中，也极力排斥宋学，深固壁垒。为了羽翼其师，张大其军，江藩选择清初至乾嘉时期的汉学家，人各立传，详述其学行始末，揭橥其思想主张，列举其学术成就，撰《汉学师承记》八卷，附《经师经义目录》一卷。这部由汉学家自己撰写的学术史著作，既集中反映了江藩及其一般汉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主张，也对清代汉学作了一个总结。
清代汉学是在同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一般汉学家在推崇汉学，尊奉汉代经说的同时，对理学都持否定态度，特别是乾嘉时期，“汉学昌明，遍于环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③]江藩也是如此。他批评“濂、洛、关、闽之学，不究礼乐之源，独标性命之旨，义疏诸书，束之高阁，视如糟粕，弃等弁髦，盖率履则有余，考镜则不足也。”[④]他推崇汉代经师经说直接孔子先圣之绪，各有师承，如“言《易》，淄川田生；言《书》，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公培，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礼》，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⑤]均“诵先王之书，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风焉。”特别是东汉硕学大师郑玄，“生炎汉之季，守孔子之学，训义优洽，博综群经，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⑥]因此，要寻求圣人微言大义，就必须从汉人的经说诂训入手。江藩认为，“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⑦]即如宋儒以义理之学见长，同样也离不开汉儒经说。这是因为“读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宋儒何能高谈性命耶！”[⑧]基于这样的认识，江藩对宋儒弃先儒古义为土梗的作法十分不满，斥之为“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殆有甚焉。”[⑨]
在推崇汉学，排斥宋学的同时，江藩从汉学家的视角出发，比较客观地梳理了本学派的渊源流变。清代汉学自顾炎武开山，阎若璩、胡渭奠基，惠栋开创，戴震集其大成以来，至乾嘉时期，已臻于极盛，学者无不靡然向风。但是，尚未有人对此进行总结，只有汪中曾说：“国朝诸儒崛起，接二千余年沉沦之绪，通儒如顾宁人、阎百诗、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东原，皆继往开来者”[⑩]，拟作《国朝六儒颂》，述其本末，后因病去世而未成。江藩起而继之，有感于“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11)因而于治学之余，“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12)在这部书中，江藩通过对汉学家学行学术的记述和表彰，比较完整地勾勒了清代汉学发生发展的概貌。如惠栋三世传经，精研《易》学，首标汉帜，江藩对其推崇备至，盛称“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13)既于书中源源本本地记述了其思想主张、学术传承及其治学成就，还特别表彰其《周易述》一书，“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14)在《经师经义目录》中又复加揄扬，谓“《易》自王辅嗣、韩康伯之书行，二千余年，无人发明汉时师说。及东吴惠氏起而导其源，疏其流，于是三圣之《易》昌明于世，岂非千秋复旦哉”。(15)阮元称：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16)
但是，江藩在总结清代汉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很深的门户之见。他为汉学家立传，凡被认为其学术不纯者，均遭排斥。如黄宗羲、顾炎武，都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他们为扭转明末空疏学风，开启清代学术路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而，后世学者多推崇其学，认为“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二君实启之”。(17)汪中作《国朝六儒颂》，首推顾炎武。阮元撰《国史儒林传稿》，也以顾炎武、黄宗羲居首。但江藩却深固壁垒，指责其学不纯，认为“梨洲乃蕺山之学，矫良知之蔽，以实践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18)竟然把黄宗羲、顾炎武摒弃于外。后在友人的规劝之下，才复“辑二君事实，为书一卷，附于册后”。(19)后人对此评论说，阮元撰《国史儒林传稿》，“第一次顾亭林居首，第二次黄梨洲居首”，而江潘的《汉学师承记》“以两先生编于卷末，以不纯宗汉学也。亦可见其体例之严”。(20)其实，所谓“体例之严”，恰恰表现出江藩的门户之见。并且，这种门户之见也反映在他所诠次的《经师经义目录》中。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清代学者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河图》、《洛书》等图、书的辨伪；对汉人《易》说的钩沉；对《易经》的新疏解。其中，清初学者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书辨感》等著述，均力辨图、书之非，为恢复《易经》本来面目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后，胡渭在此基础上进而深入研究，撰《易图明辨》一书，最终使图、书之伪成为定论。显然，总结清代《易》学，特别是有关图、书的矫诬辨伪，黄宗羲、黄宗炎的著述是不能不提的。但江藩却认为二者均非专门汉学，他说：“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亦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21)因此，他在为本朝汉学家诠次著述目录时，竟将二书摒而弃之，声称“凡此诸书，不登兹录”。其子江钧在撮述江藩著录旨意时，也说：“家大人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复以传中所载诸家撰述有不尽关经传者，有虽关经术而不醇者，乃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仿唐陆元朗《经典释文》传注姓氏之例，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俾治实学者得所取资，寻其宗旨，庶不致混莠于苗，以砆为玉也。”故而凡“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22)可见，江藩扬汉抑宋，壁垒森严。也正因为如此，同时稍后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致书江藩，专就“汉学”之称提出十条质疑，认为“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又谓“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而“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23)并据此而建议江藩将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其后，祁隽藻嘱何秋涛撰《续记》，何秋涛也说：“是编当依阮元《畴人传》之例，改为《学人传》，若特立一汉学之名，宋学家群起而攻之矣。”(24)可见江藩的《汉学师承记》甫出，当时的学术界已有不同意见。由此而引发宋学家的攻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宋学家对汉学的攻击中，以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最为引人注目。方东树，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曾从姚鼐问学，史载其“研极义理，于经史百家、浮屠、老子之说，罔不穷究，而最契朱子之言”。(25)他见乾嘉以来，“汉学大盛，新编林立，声气扇和，专与宋儒为水火，而其人类皆以鸿名博学为士林所重，驰骋笔舌，贯穿百家，遂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26)“而程朱之门，独寂然不闻出一应兵”，因“恐此道遂倾矣，盖尝惧之，故为反复究论”，(27)“思有以弥缝其失”，撰成《汉学商兑》三卷。
出于卫道的目的，方东树对汉学家“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28)深致不满，指责此乃“边见邪见”，最为“悖道害教”，斥其“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29)认为汉学家“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30)断言其“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以为经之事尽于此耳矣，经之意尽于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虚，其求在外，使人狂，使人昏，荡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虽取大名如周公、孔子，何离于周公、孔子，其去经也远矣。”(31)不仅如此，在方东树看来，汉学家“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32)
站在宋学的立场，方东树对汉学家一致遵循的由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经书义理的汉学宗旨尤为反感，攻击不遗余力。他说：“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诸儒释经解字，纷纭百端，吾无论其他，即以郑氏、许氏言之，其乖违失真者已多矣，而况其下焉者乎！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也。”(33)据此，方东树认为：“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34)何况一些汉学家一味泥古、复古，“言不问是非，不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35)因此，方东树极力强调：“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以此欲蓦过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统，故谓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由训诂以接夫唐、虞、周、孔正传，此最异端邪说，然亦最浅陋，又多矛盾也。”(36)针对汉学家群趋于典章制度考证的治学风气，方东树反诘说：“如《考工》车制，江氏有考，戴氏有图，阮氏、金氏、程氏、钱氏皆言车制，同时著述，言人人殊，讫不知谁为定论。他如蔡氏赋役，沈氏禄田，任氏、江氏、盛氏、张氏宫室，黄氏、江氏、任氏、戴氏衣服冕弁，各自专门，亦互相驳斥，不知谁为真知定见，庄子所谓有待而定者邪！”(37)此等学问，方东树认为，“得之固佳，即未遽明，亦无损大体，无关闳旨。”(38)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39)方东树还进而总结汉学六蔽：“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40)可以说，宋学家对汉学的攻击，至方东树达到了顶点。
平心而论，方东树对汉学的指责，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诸如批评典章制度的考证言人人殊，不知何所适从；针砭汉学一味考据，无关国计民生；认为训诂小学不能完全赅括经书义理和儒学内容，等等，都切中汉学弊病。但由于方东树归根结底是出自“卫道”的目的以及宋学家的门户之见，因而其书颇多强词夺理，谩骂中伤之处，这就使得仅有的一点是处，也淹没在门户之争的污水中去了。
二
在中国儒学史上，汉学、宋学都是儒学内部的不同派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治学途径与方法，借用宋代陆九渊的话来概括，就是“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汉学注重“我注六经”，即比较严格地从经书的文字、音韵、训诂出发，来寻求经书义理，因而这一学派以文字音韵、章句训诂、典章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考证为主要研究方法。其蔽则易陷入烦琐破碎，脱离实际。宋学“摆落训诂，直寻义理”，强调“六经注我”，重在发挥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体系，因而往往强解经义以就己说，甚至不惜篡改经书以就己意，极易流入空疏措大，穿凿附会。可见两派各有其长处，也各具其弊端，而归根结底，两派都是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学术。因此，清代汉学与宋学的对立和冲突，最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趋向于调和。
清代中叶，汉学发展到极盛阶段，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也由尊崇理学转变而为汉宋兼容并包，一时间，汉学如烈火烹油，不仅学者趋之若骛，纷纷致力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证的研究，就连朝廷开设的四库全书馆，也成了“汉学家大本营”，以戴震为首的众多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而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也在总结评判中国传统学术的同时，鲜明地表现出反对空疏，注重征实的思想倾向和学术特征。在它看来，两千年来的学术变迁，“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面对宗旨迥别，学风各异的两大学术流派，尽管《总目》竭力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认为“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强调“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41)但实际上，由于当时学风的影响，《总目》在叙述评论之中，仍隐喻轩轾之意，对宋明理学空疏措大，好发议论，乃至舍传以求经的种种流弊，多次予以严厉指责。如关于《易经》的研究，《总目》认为：“盈虚消息，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见，圣人即数以观之，而因立象以著之”。“至于互体变爻，错综贯串，《易》之数无不尽，《易》之理无不通，《易》之象无不该矣。左氏所载即古占法，其条理可复案也。故象也者，理之当然也，进退存亡所由决也；数也者，理之所以然也，吉凶悔吝所由生也。圣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而“宋人以数言《易》，已不甚近于人事，又务欲究数之所以然，于是由画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图》、《洛书》，由《河图》、《洛书》演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纪。曰：此作《易》之本也”。《总目》批评说：“圣人垂训，实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谈其所以用，而但谈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经，非千万世遵为法戒之书，而一二人密传玄妙之书矣。经者常也，曾是而可为常道乎？”(42)在批评理学空疏学风的同时，《总目》十分推崇汉学的征实，把“考证精核”奉为正宗。它说：“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因而，《总目》对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的清代汉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滋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用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多起于斯。故士生唐宋以后，而操管摛文，动作奇字，则生今返古，是曰乱常。至于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43)并称赞以惠栋为首的汉学家“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抵，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44)可以说，《总目》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普遍倾向。其影响所及，就连朝中缙绅，也无不附庸风雅。后人记载说：“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45)。宋学已然溃不成军，难以与汉学争锋抗衡了。
但是，就在汉学极盛的情势下，仍有一些宋学家不甘寂寞，意欲坚守宋学壁垒，与汉学相抗衡。他们抓住汉学烦琐破碎，不切实际的弊病大作文章，攻击汉学与程朱立异，识小遗大。程晋芳说：“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诂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广大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烦琐章句，至老死不休。”(46)姚鼐也指责汉学家“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47)
嘉庆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汉学日益暴露出其本身的弊端，一些汉学营垒中人也不乏有清醒认识者。段玉裁自谓平生“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48)焦循目睹乾嘉时期考据学家“诘鞫狭隘”的种种弊端，十分不满，因而大声疾呼，强调“通核”，反对“据守”，甚至主张摒弃“考据”之名，直称“经学”，以融会众说，兼收并蓄。而历官乾、嘉、道三朝，被称为汉学护法大师的阮元，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折衷汉宋，二者兼采的倾向，认为“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49)因而他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即兼采二者之长，使其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汉学内部如此，而宋学家受考据学风的影响，也早已开始倡导义理与考据的结合。姚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一途之中，歧分而为众家，遂至于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胜，所取之径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执其所能为，而毗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50)翁方纲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考订，认为“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51)同时又十分强调“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以避免“嗜博”、“嗜琐、“嗜异”、“矜己”之弊。(52)就连撰著《汉学商兑》的方东树，也主张“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53)甚而在他极力攻击汉学之时，也不期然采用了考据的方法，旁征博引，以证己说。并且不得不肯定“汉学诸人于天文、术算、训诂、小学、考证、舆地、名物、制度，诚有足补前贤裨后学者”。(54)可见，嘉道时期，无论是汉学家，抑或宋学家，都已经觉察到各自的弊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试图为本学派补偏救弊。因此，清代中叶以后，汉学、宋学实际上已呈现出合流的趋势。然而，此时的清朝统治，已然走过了它的全盛期，国内各种社会危机日益暴露，国外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频频叩关，面临“千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长期专注于古代经籍中的汉学无法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不能解答社会现实的问题，而理学也早已陈腐不堪，同样不可能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因此，尽管二者试图相互调合，共同补偏救弊，但仍然无法避免双双走向衰落的命运。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一个崭新的学派应运而生，这就是清代的今文经学，中国传统儒学也由此而步入近代阶段。
注释：
① (16)阮元《汉学师承记序》。
②《清史列传》卷69。
③ ⑦ ⑧ (13)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
④ ⑤ ⑥ ⑨ (11) (12)《汉学师承记》卷1。
⑩《汉学师承记》卷7。
(14)《汉学师承记》卷2。
(15) (21) (22)《经师经义目录》。
(17) (19)《汉学师承记》卷8。
(20)伍崇曜《汉学师承记跋》。
(23)《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与江子屏笺》。
(24)《清史列传》卷69。
(25)《清史列传》卷67。
(26) (28) (32)《汉学商兑序例》。
(27) (29) (54)《汉学商兑》卷下。
(30) (31)《汉学商兑重序》。
(33) (34) (35) (36) (38) (39) (53)《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37) (40)《汉学商兑》卷下。
(41)《四库全书总目》卷1，《经部总序》。
(42)《四库全书总目》卷6，《易》类案语。
(43)《四库全书总目》卷33，《九经古义》提要。
(44)《四库全书总目》卷6，《周易述》提要。
(45)姚莹《东溟文外集》卷1，《复黄又园书》。
(46)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1，《正学论》。
(47)姚鼐《惜抱轩文集》卷7，《赚钱献之序》。
(48)《段玉裁《经韵楼集》，《朱子小学恭跋》。
(49)阮元《研经室一集》卷2，《拟国史儒林传序》。
(50)姚鼐《惜抱轩文集》卷7，《复秦小岘书》。
(51)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7，《与程鱼门并钱戴二君议论旧草》。
(52)《复初斋文集》卷7，《考订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