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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08-0005-05
75年前，艾思奇的名字随同《大众哲学》一起传遍大江南北，他由此走上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道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纪念艾思奇百年诞辰，缅怀艾思奇的哲学贡献，对于中国今后如何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群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艾思奇的一生，反映了一个时代。研究艾思奇，不能局限于一个人，而是要把他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来考察。
一 共相和殊相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个人意志使然，这是中国近代到现代思想包括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到当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艾思奇在这个大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驱。1938年4月，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的观点，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命题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通俗化是中国化的一个部分，但只是中国化的初步，因为它还未能“把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为根本的着眼点”。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哲学中的共相和殊相问题有密切关系。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1931-1936年上海时期的艾思奇与毛泽东各有侧重。毛泽东对哲学的思考是以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为中心，艾思奇是以科学的思想路线为中心；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主要针对教条主义的抽象共相论，即把共相绝对化的问题，艾思奇主要针对把殊相绝对化的问题；毛泽东重点解决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艾思奇主要与对抗中国化、取消中国化的倾向作斗争。
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界争论的核心问题，它涵盖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个历程。从晚清的“中体西用”论开始，到全盘西化和共相论，以及毛泽东和艾思奇的中国化，都涉及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论”，也是为了解决教条主义割裂共性与个性关系问题。他关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不是一种泛指，而是一种特指，即批评党内脱离时代特点和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倾向。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目的都是号召人们把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共相与殊相衍化出一系列的问题，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关系、论与史的关系（有论无史、以论代史）、超越现实与关注现实等问题。
中西文化之争是百年话题，从“体用之争”到“共殊之争”，表明文化论争逐渐深入到哲学层面。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②，反对西化论的文化一元论，认为未来会有“中国文化复兴”，而胡适认为这是开历史倒车。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发表《全盘西化的理由》③，随后王新命、陶希圣等人1935年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种中西文化之争反映到哲学上，就是普遍与特殊关系的处理问题。冯友兰发表了《别共殊》一文，提出特殊的东西是不可学的，也是学不到的，共相的东西是可以学的，也是必须学的。④中国的文化由传统的转为现代的，这种改变是全盘的。文化选择的标准，最好的办法是认识共相。冯先生所谓的共相世界是在具体世界之外，即在实际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真际世界、理世界，从而提出了理在事先、理在事外、理在事上的观点。理可以脱离具体事物独立自存，是超时空的、永恒的，无所谓古今、无所谓新旧、无所谓中外。张岱年在1933年《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发表的《谭理》一文中指出，理的在时空与物的在时空有差异，物是限定在某特定的时空之中，理则可以不限于某特定的时空中。理在事中，但又不限于具有该理的个别事物。理并不是不在时空之中，而是不限于特定的时空之中。我们不能把“不限于特定时空中”认为是超越时空，认为在时空之外。张岱年的论述一方面肯定了“理”无中西的道理，另一方面又阐明了理是具体共相，它总是不断发展的，脱离实际的抽象共相是不存在的，这些观点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中外关系构成文化争论的主旋律，所以冯友兰认为共相和殊相的争论是中国近代以来哲学的基本问题。张岱年在早年也表示，在哲学理论方面，他比较注意外界实在问题以及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一文和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的摘录中，也突出关注了“具体的矛盾”以及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⑤当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事物的内部共性和个性的两方面及其相互联结。事实表明，只强调矛盾的普遍性而看不到矛盾的特殊性，或者只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而看不到矛盾的普遍性，都将陷入抽象的、片面的研究。教条主义就是不懂得矛盾问题的精髓，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割裂开来，以至于把活的马克思主义化为死的马克思主义，把有机的化为机械的，把具体的化为抽象的。
毛泽东和张岱年从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出发，坚持具体共相说，批评抽象共相说，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哲学依据。艾思奇的贡献在于，他也从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出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道路。
二 通俗化、文体软化与中国化
一个世纪前，哲学作为学科建制出现以来，就提出了如何对待外来哲学，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近代到现代的哲学界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冯友兰认为，金岳霖的《论道》是中国的哲学，他的知识论和逻辑，则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哲学的关系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西方来的哲学思想中，可爱和可信是不统一的。王国维认为，“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⑥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终从哲学走向文学。艾思奇从青年时代起，就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比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德哲学、西方传入的生命哲学、实证哲学更优越的哲学，是解救中国的哲学，是可信和可爱一致的哲学。怎么样能够做到可爱和可信的统一，艾思奇做出了榜样。
艾思奇对中国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从这个角度去评价和理解。艾思奇积极面对时代难题，他的解决问题方式是通俗化。他首先是将哲学、新哲学中国化，而中国化的重要方式就是哲学通俗化，让哲学深入到大众的心中，这里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文体要软化，能够为大众所喜爱和接受。艾思奇首开先河，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把新哲学变成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指南。当时，通俗讲话有好多本，只有这一本脱颖而出，多次再版。
艾思奇是站在为“负有创造将来的使命的阶层”写作的立场，即为广大的最受压抑的民众写作的立场，坚持通俗化的写作。对于什么叫做通俗化，他指出：“文体的软化，是通俗文的一个条件，然而单单软化了文体，不一定就是通俗文。白话译的圣经，文体是软化了，然而大众并不爱读。把黑格尔的伦理学拿来添头添脚的解释一套，不见得就成为通俗文。通俗文必须要有大众来接受，这是前提。根据这前提，作者就不能单从文体上着想，而顺从内容接近大众为基础，换句话说，通俗文并不单是要软化文体，而是要软化理论。软化理论的方法，是应用理论，把理论活用到大众的生活事实中去。”⑦
关于文体的软化与文体的艺术化的问题，曾有过争论。1936年9月，陈伯达在《哲学的国防动员》⑧提出，中国哲学的任务之一是“大量地介绍新哲学到中国来，并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去。”他在肯定艾思奇的通俗化有划时代的意义时，也指出“通俗化”与中国历史之诸现实的联结，还是不够的。⑨为了做到这一点，艾思奇做了大量的努力。艾思奇曾经感慨地说，《大众哲学》的写作，要克服形式和内容方面的许多困难。⑩解放后，艾思奇又提出要写一本新的《大众哲学》，但究竟怎么写，他并没有说。但从他关注自然科学，关注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文化，关注历史唯物主义，在延安和建国后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以及涉猎广泛的读书生活来看，它应该是一部关注人的整个现实生活的哲学著作。
三 在争论中推进中国化
中国化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社会的思潮总是复杂多样的，各种思想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有自己的信众和领地，一种正确的思潮往往是在同各种思潮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是在和其他思想的相互争论中，在相互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个情况甚至到今天还是如此。
近代以来，在中国主要是三种理性之间的对话和撞击，一是整体主义的伦理理性，二是个人主义的启蒙理性，三是唯物史观传入以后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历史理性。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即关于人生观的论战，暴露了伦理理性和启蒙理性、科学主义的弊病，为此艾思奇先写了《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11)，后来又发表了《从新哲学所见的人生观》(12)，解析深刻，鞭辟入里，充分展示了唯物史观的历史理性的优势。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离不开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对话和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话中成长起来的。
1935年11月，艾思奇写了《黑格尔哲学的颠倒》(13)，1940年写《中国特殊性》(14)等文章，深入地批判了叶青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诬蔑。叶青在叛变革命后就明确表示，共产党注重哲学，他就“用哲学来反共”。他在1936年《外因论与内因论》、《反读经论中的问题》等文章中，大肆散布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言论，由于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用诡辩论代替辩证法，对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所以揭露和批判叶青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就具有重要意义。
叶青用“中国特殊论”、“国情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虽然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合规律的，但是一般中有特殊，欧洲的历史是合规律的，中国则不然，中国的发展是不合规律的，因此要把握特殊的认识中国的方法。艾思奇站在近代以来两条哲学路线的高度，全面剖析了中国绝对特殊论的荒谬所在。他指出，中国的特殊国情论，是自中国走入近代以来，为保守阶级所利用的根本思想武器，在后来又成为民族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叶青自诩懂得辩证法，但他割裂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一般和特殊是矛盾统一的，没有单纯的一般，也没有独立的在一般之外的单纯的特殊，丢开了一般的规律，就无所谓有特殊性的把握。作为与一般对应的特殊是指以特殊形态表现出来的一般的东西，而不是那独立在一般之外的特殊。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把握中国社会特殊性的重要性，但是反对借“把握特殊性”之名来拒绝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指导作用。
叶青不仅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通过玩弄“中国化”的概念游戏来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提出，“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的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却不是化，当然也不是中国化了。”(15)当他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中找出“理解”和“应用”等字眼，而找不出“改作”、“创造”等字眼时，就得意洋洋地宣布：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唯物辩证法仍然是唯物辩证法，丝毫没有中国化”。通过玩弄中国化的概念，他就可以一笔抹杀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革命理论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所取得的功绩。
当我们回顾和总结艾思奇的哲学道路的时候，还要联系艾思奇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一生的不同阶段所取得的不同成果，从中体味哲学家成长的条件。毛泽东曾经讲过，30年代上海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在国统区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完全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胡绳认为，就是上海党的文化理论战线的同志，摆脱了当时“左”的教条主义，如果按照“左派”的做法，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样会脱离群众，就不可能产生大众哲学。
四 面对中国现实推进中国化
艾思奇的学术贡献对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一，对中国命运的关注，对民众利益的关注，是艾思奇从事哲学创作的深层动因
近代中国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任何有血性的知识分子，都会把救亡图存作为自己的革命理想。艾思奇根据自己和父兄辈的经历，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中国命运的新哲学，把新哲学变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指南，是他一生矢志不渝努力的方向。很显然，艾思奇的哲学创作始终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大众哲学》以其理论的彻底性、讲述的平等性和新颖性，对中国革命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加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影响是全局性的、长远的。它不仅成为广大青年的必读书，而且对我国近现代哲学的转型和发展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都十分重视这部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始终把它作为必读书带在身边。邹韬奋先生说，《大众哲学》哺育了大众，成为广大青年思想的火炬。一种普及性的读物为什么成了广大青年“救命的书”？文体的软化、内容的科学化和立足为民众写作的立场，使《大众哲学》成为集可爱和可信于一身的读物。解放后，艾思奇又提出要写一本新的大众哲学，让哲学再次从书斋里走出来、变为群众手里锐利的思想武器，这再次表明，为广大民众写作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情怀。
第二，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问题进行哲学研究，是艾思奇哲学创作的基本特色
1938年4月，艾思奇提出了哲学研究中国化的命题，把通俗化和中国化统一起来。他认为，通俗化是中国化的一部分，但只是中国化的初步，因为它还未能“把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为根本的着眼点”，很显然，此时的艾思奇已经把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为哲学研究工作的中心。近代以来，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解答，关系到中国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提出，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辩证法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延安整风期间，艾思奇自觉地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巩固和贯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是发表文章最多的学者。在《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理论文章中，他对实事求是内涵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多重要发挥，其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为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基础，是中国版哲学教材编写的基本宗旨
1961年，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出版发行，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撰写这本教科书的要求，是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生动实践及其经验，为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奠定思想基础。艾思奇认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是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化的重点“并不在读通几本艰难的书本，而在打通一切艰难的实际”，他在《关于革命和建设中有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问题》以及《谈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等理论文章中，联系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着重从哲学上概括一些比较重大的经验”，使这本教科书真正成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我们哲学工作者，一方面要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贡献，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学习他关注现实、敏锐抓住重要理论问题的能力。艾思奇主持编写的教材，也体现了他自觉地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生动实践和重大问题提升到哲学层面和系统化的努力。
毛泽东在生前对艾思奇有两次重要评价。一次是1941年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说，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等著作，从社会实际出发，以通俗的语言来说明哲学原理，让哲学从书斋走出来，把哲学变成研究实际的理论武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另外一次，是在艾思奇逝世时，毛泽东在悼词中亲笔写下了“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的评语。这两次评价高度概括了艾思奇的哲学贡献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也给很多当代哲学工作者指出了如何中国化的道路。
今天学习艾思奇，就要像他那样，自觉地投身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去，走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引领群众的哲学道路。
注释：
①⑦⑩(11)(12)(13)(14)《艾思奇全书》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609页；第364页；第602页；第107页；第225页；第403页；第765页。
②这本书最早是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出版的。
③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五章。
④《新事论》第一篇《别共殊》，载《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319-320页。
⑥《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
⑧《读书生活》1936年4(9)。
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1937年5月16日），《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
(15)《论学术中国化》，《时代精神》创刊号（193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