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民族观的历史演进——兼论历史文化认同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民论文,历史文化论文,中国近代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6)05-0078-08
20世纪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民族问题上投入了大量心力，形成了诸多值得认真对待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到历史文化认同这个中国文明的古老主题在近代复兴和发展的轨迹。本文对当时几位代表人物的有关作品和思想作了梳理，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一、“排满”的两种态度
20世纪初“排满”口号大为流行，实为时势之必然。当时中国历史前进的要求，是推翻以满族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朝这一封建专制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不可否认，清代前期巩固和扩大了多民族统一国家规模，奠定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版图，经济、文化也有所发展。但另一方面，它的发展又是伴随着残酷的民族压迫、文化专制和闭关锁国等负面内容而进行的。特别是它对于外国事务的颟顸无知，使得中国在世界上更加落后。至其末年，已腐朽不堪。中国要进步，就必须推翻它。“排满”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提出的。
革命派的“排满”口号其实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单纯民族复仇的“排满革命”，章炳麟即为其典型。他认为“革命”即“反满”，从“满人”手里夺回政权，实现“光复”，重归“汉人”手里，革命也就完成了。章炳麟的排满主张曾经发挥过一定的鼓动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其早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使众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1](P69)。不过，由于这种观点具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1903年，在《訄书》重订本中，章炳麟所撰《序种姓》宣告以继承清初王夫之的反满思想为职志，希望“汉种独贵”，毋使“异类”攘夺政权。《序种姓》辨明“夷族”和汉族姓氏的根源，目的是使二者流别昭彰，不相混淆。章氏提出，“革命”后对于巴、僰、
、蜑这些“吊诞”之族，可按一定等差对待，“独有满洲与新徙塞内诸蒙古……视之若日本之视虾夷”[2](P190)。
章氏的观点较诸某种传统民族观来，无疑是一种倒退。“中华”一词，历来用以指称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和中国广大区域内的各族人民，“华”还代表了民族文化发展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指示了各族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按《春秋》公羊家言，华夏与夷狄是相对待的关系，文明程度与礼俗水平高下才是其根本的区分标准。中国各族历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华又为花之原字，正好形容文化之美。比诸强调以血统、种族来区分华夷，其意义是更为深远的。当时就有人重申这种观点。对此，章氏大不以为然。1907年，他在《中华民国解》中驳难说：(1)华本华山，因古代民族居近华山而得称，不能望文生训。(2)自刘逢禄起，引《公羊》之说，认为夷狄与华夏之别是由于文化水平高下不同所致，是为了“拥戴虏酋”，“讨好满洲”。《春秋》只有贬诸夏为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为诸夏者。“若如斯义，满洲岂有可进之律？正使首冠翎顶爵号巴图鲁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3](P137)(3)中国人以血统论，汉族占绝大多数，其余各族为少数。当前要务首在排满，以恢复汉族政权，所谓各族经过几千年同化而成为中华民族，则是臆想而已。章氏还主张，革命以后，在满族、蒙古等“未醇化以前”，“无得豫选举之事”，不能拥有选举权，“必期以二十年然后可与内地等视”[3](P139)。这些言论，从总结历史传统和预见发展方向角度看来，不仅与民主革命的时代潮流不相符合，也违背了近代历史文化认同深入发展的趋势。章炳麟民族观的严重局限性，是由其思想体系的浓厚封建性所决定的。
另一种则是理性的民族革命思想，陈天华、孙中山为其代表。他们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认识到两千年封建专制的罪恶，因而主张推翻这个制度。对于狭隘的“排满复仇”的观点和做法，他们并不赞成。他们对20世纪的世界潮流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对革命后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也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和设想，他们还自觉地肩负起了推进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统一的时代使命。所以，他们对“排满”和革命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并且确定了反满革命的政治目标和对待普通满族人员所应采取的政策，提出民主国家建立之后，将实现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平等、联合，为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指出了光明的前景。1905年12月7日，陈天华在蹈海自杀之前所写的《绝命辞》中强调，“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但“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以现世之文明，断无有仇杀之事”，所以，对于满洲民族，“应许为同等之国民”，“鄙人之于革命如此”[4](P236)。陈天华的思想虽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但他不以单纯的排满，而是以推翻污浊黑暗之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并且主张在革命成功之后，许满族为同等之国民，这与章炳麟的主张是根本不同的。
二、倡导“民族统一”：孙中山的民族观
孙中山是20世纪初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巨人，他曾一再论及“排满”与革命的区别，见识卓越，对推进民族文化认同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6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说，指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权与狭隘排满的原则区别。他说：“有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5](P73)“到了今日，我们汉人民族革命的风潮，一日千丈……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惟是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5](P74)
1912年1月，他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汉、满、蒙、回、藏“民族统一”的思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5](P82)该月底，孙中山又在致喀尔沁亲王等各蒙古王公电文中，以中华民国各民族平等联合为崇高目标，再次遍告海内：“汉蒙本属同种，人权原白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况世界潮流所趋，几于大同，若以芸芸众生，长听安危于一人，既非人道之平，抑亦放弃天职。今全国同胞见及于此，群起解除专制，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究之政体虽更，国犹是国。故稍有知识之满人，亦莫不赞同恐后。”[6](P15-16)同年9月，他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反复论述中华民国各民族平等的根本政策，中国各族推翻专制政体之后，同心协力，相亲相爱，必能建设成强盛、文明的国家。“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也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异族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又说民国“从前衰弱，实因压抑于专制淫威（所）致。此时国体改定共和，人民生息于良政治之下，其文化进步甚速，不出十年八年，必成一至强极盛之国无疑。是故以前之中国，为悲观失望之中国。但愿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7] (P438-439)此后，他又一再申明，革命后所建立的民主制政府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反对复仇和歧视。孙中山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为革命成功和国家前进的一个根本条件，在辛亥革命前后对于“民族统一”问题的反复强调和阐释，反映了他的历史远见。
孙中山的民族观，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民族思想，又吸收了世界上的进步观点并加以发展，代表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最高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前瞻性。第一，他在辛亥革命发动时期，明确区分了单纯排满和建立民主国家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和奋斗目标，提出了推翻满洲当权者、平等对待一般满族成员的根本原则。第二，他吸收并运用了近代西方的国家观点，区分了国体与政体的不同。国家为各民族大众所共同拥有，革命前因受专制政权的压迫，民众对此不能充分认识，而革命胜利以后，就应该大力促进民众的觉悟，作国家的主人。政体则随时代而演变、更替，清朝专制政权因压迫、残害人民，而受到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民众要求建立起符合世界潮流和保证国家前进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第三，他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历史文化认同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武昌首义成功，数月之内十几行省纷纷响应，充分证明了全中国各民族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民国建立，消除了以往造成民族间的矛盾和隔阂的消极因素，各民族永远和睦相处，永无纷争，共赴国家之事，为今后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提供了根本的保障。这些观点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指明了鼓舞人心的美好前景。
总之，孙中山的“民族统一”思想，是近代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成果，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三、构建学说体系：梁启超的民族观
梁启超是在学理上为近代民族观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在哲学上，梁启超原本信奉中国本土的朴素进化观——公羊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新学理、新知识感觉极敏锐的他，接受了西方近代进化论学说，并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梁启超对民族问题的关注，突出地显示了他的理论创新精神。公羊学说强调以文明程度，而不以血缘、种族区分民族的先进与落后，强调“太平世”将实现“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平等局面，彻底消除民族间的矛盾和压迫。梁启超深受这种文化思想的熏染，在民族观上不狭隘、不保守，具有发展和进步的眼光，充分关注历史上的民族交流、融合以及各民族共同为中国文明作出贡献的史实，珍视付出种种代价之后各民族所取得的共同进步成果，相信各民族的团结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他在1902年揭起“新史学”大旗之前后，即对民族观多有涉及，此后，他又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文，其民族观体系初步建立。
早在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就主张君主立宪。 1903年时，在是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上与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迅速覆亡，这似乎证明了其政治路线的破产。但他在批判封建专制、倡导思想启蒙、开拓近代学术文化领域等方面，却大有建树。他对近代民族观的贡献主要有下列三项。
第一，首次对“民族”的涵义给以符合近代科学的界定。梁启超认为“民族”不同于“种族”，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一种族可析为多个民族，相反，一民族可包含多个种族。“民族”又不同于国民，国民为政治学、法律学研究概念，“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之民族，例如今中华国民，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8](P1)。
梁氏认为，界定和识别何种人群为同一民族最主要的条件是“民族意识”。“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迳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8](P1)何为民族意识？梁氏举出例证，从当时看，“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了”[8](P1-2)。从历史上看，“《史记·楚世家》两载楚人之言曰：‘我蛮夷也。’（一为西周时楚子熊渠之言，一为春秋初楚武王之言）此即湖北人当春秋初期尚未加入中华民族之表示。及战国时，天下冠带之国七，而楚与居一焉，则其时楚人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8](P2)。那么，民族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梁氏认为，这是由最初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在同一环境长期共同生活、互相交往，借助语言、文字等相互影响，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举要言之，则‘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人（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戟、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富，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8](P2)关于中华民族的来源，针对当时一些外国学者提出的“外来说”，梁氏也提出了批评：“若摭拾文化一二相同之点攀引渊源，则人类本能不甚相远，部分的暗合，何足为奇。”[8](P3)梁氏赖以界定“民族”的“民族意识”观点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经过学术界近百年的反复探讨和争鸣，已成为共识。
第二，以大量确凿的证据，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结合”、“诸夏一体”，历经数千年而形成人口众多、特性稳固的民族共同体的史实。这标志着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认同在认识上产生了飞跃。梁氏所论，思想深刻，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理论问题。
1.旧史所言唐、虞、夏、商、周皆出自黄帝，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是非科学的观点，应予否定。中华民族乃“多元结合”而来。
梁氏秉持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提出质疑：“中华民族，由一祖宗血胤衍生耶？抑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8](P3)他认为，古代典籍上的许多记载，与各族同出黄帝的说法不符。《史记·三代世表》所记帝舜、帝禹、成汤、周文王等的世次有矛盾；《诗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的诗句，这是对商、周族出自黄帝、帝喾的否定。“使二代果为帝喾之胤，诗人何至数典而忘，乃反侈陈种种神秘以启后世‘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怪论。故知古帝王之所自出，实无从考其渊源”[8](P3-4)。再则，梁氏认为古代华夏族惯于自称“诸夏”，以示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8](P4)古代民族以“夏”命名，起于大禹时代，应与大禹治水建立了功勋而受到拥戴有关。“自兹以往，‘诸夏一体’的观念，渐深入于人人之意识中， （三代同祖黄帝等神话皆从此观念演出）遂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8](P4)
2.自古代以来各族的融合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正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同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体。
根据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梁氏将中国境内区分为六个民族，即中华族（指汉族）、蒙古族、突厥族 （指新疆各族）、东胡族、氐羌族、蛮越族。他特别强调，中华族（即汉族）之所以在历史上有伟大的联合力、创造力，枝叶繁茂、生命力特强，是因为几千年来融合了无数古代民族而成，“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1](P6)。
梁氏将古代民族分为八组：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氐羌组、群狄组、群貊组，认为，经过长期发展，荆吴组、东夷组、百越组之全部，苗蛮组、氐羌组、群狄组之大部，已完全融合到汉族之中。
在分析史实的基础上，梁启超又对中华民族几千年融合演进的历史趋势作了总结，说：“曰‘诸夏’，曰‘夷狄’，为我族自命与命他之两主要名词。然此两名词所函之概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8] (P8)这个看法颇有辩证意义。
3.总结出“政治上之征服者，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的规律，精当地概括了历史上文化落后的少数族以征服者身份进入中原之后反而被文化先进的汉族所同化的民族融合模式。其中，以鲜卑族和满族为典型个案。
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与南朝对峙几三百年。“孝文迁洛（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以还，用夏变夷，殆底全绩，就中改鲜卑姓为汉姓，尤属促进民族混合之大政策”，“盖自魏之中叶，鲜卑的民族意识早已澌灭，纯然自觉为中国人矣。宇文之兴，与慕容相先后，中间经衰落，卒乃承魏之敝，建北周朝。然其官制及公牍，乃悉拟三代，其沉醉华风可想。自余若乞伏秃发号为‘河西鲜卑’，皆五胡时据有凉土，逐渐同化。盖中世诸夏民族之化合，鲜卑人实新加入诸成分中之最重要者也。”[8](P25)明朝衰败，满族崛起东北，“当其初期，创制满洲文字，严禁满汉通婚，其他种种设施，所以谋保持其民族性者良厚。然二百余年间，卒由政治上之征服者，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及其末叶，满洲人已无复能操满语者。其他习俗思想皆与汉人无异。”[8](P27)此类“同化”之先，一般都有征服、压迫和杀戮的历史，这说明中华民族走向融合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对此，梁氏有着不同寻常的卓见：“由今观之，过去侵暴，已成陈迹，东胡民族，全部变为中华民族之成分，吾侪但感觉吾族扩大之足为庆幸云尔。”[8] (P27)
4.梁氏还总结了历史上华夏族与其他族融合的途径。首先是“平等交际”，“如春秋时秦楚吴越诸国之同化于诸夏是”[8](P32)。其次，因征服而融合者。这又可分为诸多具体方式：“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支配之感化之，使其逐渐同化，如对于氐羌苗蛮族屡次之改土归流是”；“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使我族同化力得优势向其地发展，如周代封齐于莱夷区域、封晋于赤狄区域，徙秦民万家于蜀，发谪戍五十万开五岭之类是”；“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人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渐次同化，如秦晋徙陆浑之戎于伊川，汉徙百越于江淮，汉魏徙氐羌于三辅，唐徙突厥于塞下之类是”[8](P32)。
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或同化的进程十分复杂，梁氏所论对于认清中华民族的演进大有裨益。
第三，揭示了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深层原因。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沿着“多元结合”、“诸夏一体”的途径，融合成为坚强稳固的世界第一大民族，其间遭受过无数挫折劫难，却能绵延不绝、衰而复振，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值得当代中国人骄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迹呢？梁启超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1.具有便利的地理条件。“我所宅者为大平原，一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则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受其函盖，难以别成风气。”[8](P33)
2.共同的文字，成为凝聚各族的纽带。“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之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8](P33)
3.共同的价值观和民族心理。自古代起，中国人便形成趋向统一、爱好和平、兼容并包、对于他族成员和文化尊重和接纳的价值观和民族心理，成为凝聚各族的精神动力：“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非惟古代部落观念在所鄙夷，即近代国家观念亦甚淡泊。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8](P33)“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的尊重（所谓因其风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坐是之故，能减杀他方之反抗运动。假以时日，同化自能奏效。”[8](P33)
4.各族的迁徙也促进了交流融合，边疆民族入主中原而被中原文化同化。
总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的许多见解，至今仍有生命力，有的可视为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的滥觞；有的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相吻合。费孝通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它（指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9](P1)“汉族在整个过程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在国家分裂时期也总是民族间进行杂居、混合和融化的时期，不断给汉族以新的血液而壮大起来”；“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9](P3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10](P768)“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11] (P526-527)梁启超的某些观点与这些论述极为接近，有的甚至完全吻合。虽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梁氏还不能对中华民族与汉族这两个概念作科学的区分，所叙各族关系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总的看来，《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为近代民族理论作了意义重大的奠基工作，可视为中国近代民族观形成的标志性成果。
四、民族观的具体运用：梁启超的民族文化史学
梁启超不仅在民族观上达到了时代的高度，而且还将此种进步的理论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运用、贯彻到具体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精见迭出，益人神智。《春秋载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情圣杜甫》等即是其中荦荦大者。
《春秋载记》是梁启超撰写的享誉学林的历史名著。其总论部分为全篇的纲领，指出春秋时期中国境内的民族大融合是推动春秋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春秋社会是中国从古代民族复杂、小部落众多状况走向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必经阶段，在中国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其论云：中国先民很早就形成了民族统一的意识，“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粗迹之表见于政论者，则曰大一统。繁古以来，明王哲士经世之业，皆向此鹄而迈进者也。……我国所以能岿然独立而与天地长久盖恃此也。而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春秋分立百数十国，其强盛者尚十数，日寻干戈，二百余年，宜若与大一统之义绝相反也。殊不知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12](P1-2)。梁氏认为，春秋时期历史的进化有两个阶段。上古时代部落小邦林立，“周初封建以本族文化为根干而条布之于四方，然周所建国校诸固有之部落曾不能什之一也。……经数百年以逮春秋，则旧部落陵夷略尽，惟余十数文化较盛之国，相与竞雄长，遂为霸政之局”[12](P2)。至春秋前期，齐楚晋秦鲁宋卫郑各国，已经形成了本国的特性。这是历史进化的第一阶段。其后，“霸政既起，朝聘会盟征伐无虚岁，其劳费诚为各国所共患苦，然而交通之利坐是大开。……霸政全盛之代，尤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微为职志，各国不敢恣相侵伐，民愈得休养生息，以孳殖其文物。而以并立竞存之故，各国恒争自濯磨不敢暇豫，惧一衰落而无以自全也。于是前此业已成熟之特性，益发扬充实；而以交际频繁之故，彼此之特性日相互有所感受，徐徐蒸变化合而不自知。于是在各种特性基础上，别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中国之国民性，传二千年颠扑不破者也，而其大成，实在春秋之季。”[12](P3)这是春秋史进化的第二阶段。春秋时期一向被视为礼坏乐崩、列国纷争、民不聊生的衰败时期，梁启超却从民族大融合和走向全国统一之必经阶段的视角重新予以审视，揭示出春秋史进程的实质，高度评价了春秋史对于中华民族发达史的重要意义。这不仅与旧史家笔下的记述相去天壤，而且与同时代的史家相比也是光彩焕发、独一无二的。著名史学家张荫麟评价此篇与《战国载记》说，如“以质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来、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13](P195)。
梁氏撰成的多部学术文化史名作，揭示了民族大融合推动学术发展达到高潮、造就傲视百代的杰出人物的规律，体现了其民族观的精神内涵，其议论别开生面，使人耳目一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指出，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学术思想勃兴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北方华夏族文化与南方楚文化互相交汇激荡的结果。因地理环境的影响，北方民族学术思想以“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14](P18)为特点。南方民族则以“常达现于世界之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14](P18)为特点。至春秋末年，由于交通频繁，南北两大系统文化密切交融吸收，互相影响推动，因而造成中华文化的“全盛时代”[14](P11)。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在《屈原研究》这篇著名讲演中，梁氏对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了如实的评价。以他独到的“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的观点来考察，认为：“楚国当春秋初年，纯是一种蛮夷，春秋中叶以后，才渐渐的同化为‘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后约二百五十年，那时候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好像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像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楚国在当时文化史上之地位既已如此，至于屈原呢，他是一位贵族，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他又曾经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按，应作‘数百千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他又是有怪脾气的人，常常和社会反抗，后来放逐到南荒，在那种变化诡异的山水里头，过他的幽独生活。特别的自然界和特别的精神作用相击发，自然会产生特别的文学了。”[15](P52- P53)梁氏对屈原杰出文学成就的背景分析，为文化史研究开辟了新境界，也为他论述周末南北民族大融合造成学术文化全盛期的精湛见解，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案例。
公元4至6世纪，是中国史上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旧史家一向视之为分裂、战乱、倒退的黑暗时代，梁启超却从民族大融合的视角，论证这一时期虽然由于割据战争和破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却由于诸多民族大规模的交流、融合，为后来隋唐时代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条件。《情圣杜甫》一文对此作了十分精采的论证：“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掺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在古乐府里头，最可以看出这分野。唐朝民族化合作用，经过完成了，政治上统一，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初唐是黎明时代。盛唐正是成熟时代，内中玄宗开元间四十年太平，正孕育出中国艺术史上黄金时代。到天宝之乱，黄金忽变为黑灰，时事变迁之剧，未有其比。当时蕴蓄深厚的文学界，受了这种激刺，益发波澜壮阔，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16](P38)梁氏称誉杜甫是情圣，是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16](P38)。杜甫诗歌中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正是此前几百年间民族大融合所形成的伟大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生动体现。
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贯穿着崇高的爱国精神。他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对民族历史的研究，目的是使当时的中国人都能明了中华民族何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是要用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教育和激励人民，促进多民族统一的复兴和发展。他反复强调：“我族以环境种种关系，能合而不析”，“大抵每经一度之化合，则文化内容必增丰一度。我族亦循此公例，四五千年，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故精力所耗虽甚多，然根柢亦因之加厚” [8](P8)，中华民族子孙的共同任务，就是推进“此已成民族之向上之发展”[8](P34)。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历史文化认同这个中国文明的古老主题在新时代民族思想领域焕发青春的典范。
［收稿日期］2006-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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