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计”到“经济”——西方经济学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生计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6-0010-10
鸦片战争后，“晚清五十年政治经济思想之中心，可一言以蔽之曰，求富强而已”[1](p.1)。“向西方寻求真理”以实现民族国家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与诉求。为达此目的，西方各种近代学科先后被学人介绍到国内，而经济学是其中重要一科。从1901年《原富》引入较为完整的古典经济学到1923年中国经济学社成立之间的这一时段，可以称为经济学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起步阶段。此期内，随着学科知识传播、教育制度延展及本土学科系谱之建构，经济学得以“移植”于国内，然其进程受时代主题之影响而多有曲折，以致后人论说经济学的声誉虽已“远播”，但其对国家社会之功用与“蔻丹口红等仅为摩登女子装饰品之用者，亦相差无几”[2](p.117)。考察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①，分析其中之制约因素及演进特点，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近代学术转型的理解。
一、“生计竞争之世界”：学科社会认同之形成
因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之简单，历代皇权除赋税、徭役、漕粮等关乎存亡之政务外，较少关注社会一般之经济事务，而两汉后在儒家义利观的笼罩下，士人齐家治国平天下亦“皆不能仗财力兵力，乃在人与人之性情之相感相通”[3](p.234)，轻视“财货”，往往指斥改革财政者如桑弘羊、王安石等为“言利之臣”，甚至20世纪初还有抵制富强的言论[4](p.143)，发展社会经济之理念在此种思想氛围中逐渐被压抑而成“低音”。
然时移世易，面对鸦片战争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举国上下谋国是者“莫不竞言富强”[5](p.1)。学人为此殚精竭虑或阐发经世之学，或向西方寻觅治术，“当日士大夫之思想，既皆以讲求富强为中心，故凡所以能致富强者，无不研究讲求……不论其事属国民经济，亦属国家经济，无不在探究考求之列，甚或旁及政治、教育、宗教诸端，要皆以求致富强为本”[1](p.315)。对传统学术理路及思维观念的突破使得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还是学术，都呈现一个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处处提示着一种权势的转移”[6](p.18)。自魏源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始，国人对富强之源的认知起初大都集中于技术层面，而随洋务运动的展开及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蕴生，学人渐趋意识到“政治经济之发达实为富强之本原”[7](p.2)。更进一步说，“富”才为“强”之基石，“富强之道，标在政治，本在经济，故经济思想尤为当时维新运动之根本焉”[1](p.1)。“至于富强之术，宜师西法，而二者宜先富而后强，富则未有不强者也”[8](p.168)。对“富”的肯定随“权势转移”重新渐变为时代之“高音”，“夫经济为国家第二生命，而人顾略视之，又安怪历朝之季，辄因匮乏以致乱亡也。今我国已处危迫时代，兴亡强弱殆均视经济力为转移。窃意国力非无可为，所患为之不得其法”[9](p.217)。
当“经济”之重要性得到认同后，学人骤然发现今日世界已然进入一个“生计竞争之世界”[10](p.18)。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有甲午之败，再接辛丑国难，演进至帝国主义阶段之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国内攫取大量经济、政治利益，“经济竞争之中心点一转而至于太平洋，注乎中国”[11](pp.4-5)。更有学者高呼：“二十世纪独一无二之经济大舞台，遂以我支那为中心之点，注失之的也。”[12](p.33)经济竞争之剧烈促使梁启超在宣统元年提笔总结当下学术路向时，将“经济竞争”与国家思想、法治精神、地方制度、帝国主义列为时代之关键名词，而“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新萌芽而新发达者，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曰惟有此之故”[13](p.1)。19世纪下半叶学人已经意识到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将造成“亡国”后果，“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14](p.586)。因此倡言“商战”以挽回利权，而世纪末比商战更为严峻的世界经济竞争局势下，经济亡国更危在旦夕，“自海禁大开以来，列强所据以亡我者，要不外侵略及保全两主义。……保全者主经济战争……亡于经济者，将一失不可复得”[15](pp.43～44)。
面对如此局势，扶植本国“现代性”经济力量的成长成为应对竞争之不二法门。自19世纪60年代起，无论是洋务运动领导者，抑或早期维新派人士如王韬、薛福成等均开始倡导诸如“恃商为国本”[8](p.391)之类的论调，“重商主义”思潮盛行一时，实际上为“近代民族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经济的、理论的、舆论的条件”[16](p.195)。而自甲午至新政，清廷亦顺应潮流，逐步放松对经济领域的控制，转而采取成立商部以为领导、制定法律以行保护等方式助力民族工商业之发展[17](p.56)，加上世纪末国内市场的显著扩大[18](p.168)，民族资本主义在诸种因素作用下获得较大发展空间。反观传统经济思想经春秋、战国至西汉中期渐趋成型，“一直处于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统治的农业自然经济状态下”[19](p.8)少有变化，难以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茁长成长提供学理支撑，而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与知识的总结顺理成章地得到学人之关注，如沈兆祎便敏锐地察觉到经济学对发展实业之作用，呼吁世人多留意此学，“按历来之求新者皆知注意实业而劝工保商之说行，顾实业之兴宜有专门之学说阐明其义而提挈之，则经济学之书为尤要矣”[20](p.420)。
学术思想因时变迁，时代更易，其研究范畴、重心亦生变化。传统学术资源在应对清末社会前所未有之“变局”时百无一用，难以应对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更遑论承担引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国富民强之重任。身处此生计竞争之世界，而我“国民犹懵然于经济学说，其群不竞”[21](p.2)。经济界如履薄冰，反观欧西各国富强之基，“识者多归功于计学云”[22](p.576)，学习西方经济学，构建现代学科体系已成为必然之选择，“今之世经济竞争之世也，‘经济’二字身家依之为盛衰，国家因之为强弱，经济学之不可不讲也明矣”[7](p.248)。经济学之重要性亦渐为学人所认同与提倡，“经济学之出生于欧西，能独立而为一家言者，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斯密亚丹《原富》一书始，距今不过百二十寒暑也，而其学之左右世界之力，已足使欧西诸国各臻一道以致富强。”[12](p.31)梁启超也高呼：“自今以往，兹学左右世界之力将日益，国之兴亡，种之存灭，胥视此焉！”[23](p.5)
书籍出版与学术思想之转变关联呼应。20世纪初期经济学类书籍开始涌现，到20年代仅有本可查的原理类译著就达30余种(多取道日本)，国人自编版本亦层出不穷②，有些则被列为或本身即为教科书，以“注重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24](p.212)，如杉荣三郎所编的《经济学讲义》、作新社本杨廷栋的理财学教科书，文明书局本日本天野为之的《理财学纲要》、贺知章所编的《经济大要》等。虽然当时不少学人批评日译书存在错误多、程度低等缺点，甚至指这一时期为“夹带译书时代”[25](p.64)，国人自编之经济学著作也多为“仿制品”，程度普遍较低，但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而言，其中也“不乏‘卫生良品’，尤以教育、法政、社会经济、哲学宗教等普通程度书籍最明显。这些著作，大都经过日本学者斟酌日本社会情况，融汇东西学理，贯通古今思想而写成，而且以实用为目的，因而适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26](p.126)。译书所传播的经济学知识与理论大大开阔了国人视野，不仅“重农抑商”、“机器夺民利”等传统经济观念为“恃商为国本”、“实业救国”所取代，一些经济学原理如分工、租税理论等亦被广泛接受，并加以应用。
“寻求富强”的时代诉求使经济学科之重要性得到普遍共识，并在国内广泛传播，然同样基于“救时心态”使学科制度之建构并非西学之简单“移植”，亦非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而是受制于时代诉求及由此形成的学科社会认同。
二、遍布“寻常普遍理想”：行知识之启蒙
“草创之初，正名最难”[23](p.2)，经济学作为一门彻头彻尾“外来”之近代学科进入国门后，由于本土传统社会背景与历史文化的差异，而出现多种译名以指涉该学科固有名词。据统计，1822年以来仅用于指涉economy，economics的汉语词汇就多达数十种，九大类[27](p.179)。有关学科名词翻译之分歧主要发生于严复与梁启超两派学人之间。
20世纪初严复译出《原富》而成为系统引入西方经济学之第一人，其在翻译学科名词时，竭力从传统词汇中寻找素材，追求雅驯。以economics为例，严复从字义及词义出发，力主采“计学”为译名，“故吾重思之，以为此学名义，苟欲适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驯，而用之处处无扞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28](p.113)。然《新民丛报》认为《原富》译笔过于渊雅以致难以理解，不符文明进化之道理，“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29](p.115)输入学说之健将——梁启超则主张采用“生计”、“生计学”[23](p.2)等译名。
严、梁二人于学界影响不可谓不深，但今日看来两者的论争并没有胜者。“寻求富强”时代主题所激生之输入学术迫切性并未给严、梁等人更多时间完善各自所采用之译词，以扩大其受众。严复本有机会借1909年任编订名词馆总纂时，大力推行所定之译词，但实际行事却处处掣肘，“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之权都在洋人手里，且有合同所明约者，押墨未干，而所为尽反”[30](p.546)。名词馆未曾取得显著成绩，汉译经济学词汇也未能借官方之力站稳脚跟，然“学术随时而进步，学者随事而创作新语，亦势所不得免也”[31](p.2)。恰逢甲午一役后，“日本明治维新给中国的影响较大”[32](p.696)，学人为解决日深的民族危机而从日本贩入各种学说，“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33](p.97)。大量日译经济学语汇随之进入国内，渐成学科主流话语。
1896年《时务报》刊载《日本名士论经济学》一文，是较早出现“经济学”一词的汉语文章。自1900年起，国内涌现众多以“经济”、“经济学”命名的日文译著，如《经济通论》、《经济学讲义》等。在来自日本的844个现代汉语词汇中包括了经济、生产、消费等50余个经济学词汇[34](pp.326～335)。不论这些词的词义与国内语汇是否切合，它们附在巨量的译著内排空而来，一时间日文译本“形成一整套系统，这些书刊不但垄断了出版界，也包括了上游字、下游字贯穿为一的语言体系，这些日本语汇在人们约定俗成之后，即难以抗拒”[35](p.4)。而字典、辞典的出版也在为新名词的消化助力，如1903年出版之《新尔雅》便多用日译名词如交易、资本、公司等解释严译名词[36](p.37)，显示出日译名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纳。一些学者亦主张全盘接受日译词汇以促进经济学的传播与发展，如王国维便认为：“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37](pp.38～99)其结果“几使一时之学术寖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之稍稍变矣”[38](p.219)。
即便是对新名词的输入持怀疑态度的清廷也逐渐抛弃传统词汇而接受新名词。起初，清廷倾向于用传统词汇“理财”来指称西方经济学，“‘理财’是古汉语中表述经理财政的通用词”[39](p.8)。然随着诸种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其焦点“不期而趋集于生计问题”[33](p.107)，学人再无力从传统学术资源中觅得救世之方，一时间西方经济学便成为能够“经世济国”之学问，“朝廷需才孔殷，但现在有学而不用，有用而无学，诸君、诸君若徒在本部之例案堆中何能考求经济，方今财政之学为务之急……”[40]与日本“经济”词义渐趋缩减之过程相似[41](p.10)，国内“经济”亦渐趋专指“economics”。1910年后法政学堂于正科中另专立“经济”一门，“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论”等新课名取代“理财学”、“理财原论”等旧称，显示出官方已接纳日译“经济”、“经济学”等词汇。
《原富》出版后不到十年，严译名词中除了“‘物竞’、‘天择’、‘逻辑’等为数不多的名词，被后来的学术界沿用，其他绝大多数都竞争不过从日本转译的新名词”[42](p.700)。梁启超起初徘徊于“资生”、“生计”等译名之间，终亦弃之而取“经济”。严、梁等人构造译词的努力几近付诸东流，而“吾国人士研究政法者，多取道于日本，累年以来，以数千计”[34](p.299)。日译词汇改变了人们思考、解释世界的方式，成为时代新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不用此类名词便处于“失语”状态，“经济”一词“久觉其非，惟国人习用已久，约定成俗，独标异词，恐滋误解”，不得不“权仍旧贯”[43](p.4)。这对学科发展而言意味着本土经济学术语创译进程之中断，也使后来学人重新探究学科名词问题，否定“经济”等译词，“……专门名词，本有其特殊之意义，译者每每以意为之，毫无标准，及命意可言”[44](p.324)，因此或倡导新译“国计”、或主张回归“理财”[45](p.1)，以实现学科名词的本土化。
不仅本土经济学语汇的创译因时代主题之制约已成中断之势，而日译经济学名词渐成主流，“袭用既久，闻着耳熟，与其妄易新名，难得其当，仍不若沿用旧名之为愈”[46](pp.1～2)，输入学科知识之为目的亦在将经济学之“寻常普遍理想”遍布于国人头脑，使得学科发展脱离自然演进之路径，并呈现出若干特点。
“西洋经济科学之正式传入中国，始于严复之译《原富》，自此以后，我们对西洋经济学，完全抱虚心接受的态度”[47](pp.162)。20世纪最初20年，众多西方经济学书籍得以编译、出版，而经济学说各主要流派在国内传播开来：1901年至1902年出版的《原富》及《王船山学说多于斯密暗合说》、《理财学沿革小史》等文章对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说进行了阐释，并吸引了众多渴求救国真理的目光；而在《原富》付梓之际，《译书汇编》连载之《理财学》及随后《商务官报》所载的《论各国经济竞争之大势》[48]、1904-1906年《东方杂志》转载的《论中国工业之前途》、《论中国宜为工业国》等文则传达了历史学派的经济观点，呼吁发展民族工业；新古典经济学的传播因得益于义利观之转变也可谓风靡一时。19世纪末《天演论》的问世使世人驰魂夺魄，“欲望”、“私利”对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之重要性为尽人皆知[49](p.48)，而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从“需求”、“欲望”入手、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说，顺理成章地得到众多关注。早在1886年出版问世的《富国养民策》③中简略介绍了边际效用论。进入20世纪后，《湖北学生界》连载之《普通经济学》及《最新经济学》、《计学教科书》等译著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引介。
经济学说为经济学家依据时代需求、社会环境所创造之思想与知识体系，“经济思想的首创者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解决在他们看来植根于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的稀缺所引起的主要经济问题”[50](p.1)。诸种学说均有独特时代性与关注重心，而受“寻求富强”时代诉求的影响，国人对其接纳呈现出两个特点：
其一，从接纳内容来看，学者目注心凝之内容并非经济学说完整体系，而是据自身经验、学识甚至政治立场来接纳、宣传学说中可能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如1903年《湖北学生界》连载之《普通经济学》，其内容混杂，不仅介绍了效用论，也有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还借用历史学派“国民经济”概念，效用部分的内容与同时出版之《最新经济学》亦如出一辙。梁启超同样力主“‘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51](p.30)。致力于开“新知识之杂货店”，只要他认为某种学问有益于国家、国民，则大力输入，其经济思想亦多生变化，时主“重商”，时又鼓吹“保育主义”[52](p.235)。再如严复，他虽极为赞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但却拒绝接受劳动价值论等内容，力图在取舍中觅得救世良方。这种经济思想的混杂性，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代学人寻求救国真理的缩影。
其二，传播学说的动机在行知识之启蒙。虽然经济学说在国内的流传如百花齐放，但传播学说之动机并不在刻意输入某种学说进行学理研究，“及逢斯思想之流入我国，乃在其寻常原理，不在其特殊之学说也”[44](p.321)，而是取己所需，尝试运用学科知识进行“启蒙”。1904年《新民丛报》初设“经济界译丛”专栏，即明定宗旨：“博采名家学说，及报章宏论之有关于我国现状及各国国情，而足以唤起我国人之经济思想，培植我国人之经济能力者，不别宗派、不定次序，悉精选而移译之，以图存于万一，即聊以尽国民之义务云耳。”[15](p.46)留日学生王璟芳也意识到经济学说所涵括之知识体系“博大渊深，难下一确切之定义及其定法”，一时难以理解全貌，不如将经济学蕴藏之“寻常普遍理想”广加传播，使其“遍布于国民脑中，使人人知生今之世而欲全其生，非复昔日个人经济、家族经济、乡邑、都埠经济各时代之可比，似乎收效较速而且广”，因而在编译书籍时并不着力于介绍完整学说而取“拣择”之方，“就商业校中各教师所讲授，参考各种东西名籍，择其适切吾国，最易警醒国民经济界之梦梦者，以浅易之文字，月出数千言，列之从报。但谫陋如余，读书未多，不能成一家言，或于诸大家各学派时有出入，原不敢株守一师之说，然亦非漫无弃取也”[12](p.35)。
无论是学科语汇的形成，还是接纳学说内容的杂糅性、传播动机的启蒙性，都体现着20世纪初期经济学发展的学术救世特征，难称为学理性衍伸，以致后人评说此期经济学科“学术研究水平并不高，没有什么创造发展，也不曾结合中国的特点”[53](p.83)，处于肤浅、抄袭阶段。然清末民初经济学知识的传播“至少亦可使国民知悉，谓欲使国家富强，亦系一种专门学问，有原理足资遵守”[44](p.325)，需要通过教育培养此类专门人才。伴随教育制度整体近代化的启动，经济学学科教育体系得以建构，成为经济学在国内真正得以立足的制度路径，并深刻影响着此学科之发展走向。
三、“国非学不兴，人非学不立”：学科教育制度之建构
中国古代先哲常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54](p.133)，经济思想则以国家经济为本位展开[55](p.301)，重点在于赋税、漕盐等宏观经济事务，而近代国贫民弱之经济态势使学人对宏观经济的关注日增月盛，“言经济学，必当以国民经济为鹄”[56](p.21)。因而，经济学进入国内后，其中财政学内容最先被学人所接受。除以知识增进国民智识外，经济学就应用而言有助于指导经济发展、挽救财政危机，被当做“是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57](p.292)。面对西方近代学科的传入，学人初期多以“政”、“艺”分之，“法在下则为艺，在上为政”[58](p.425)，被认为与富强密切相关之“术”、“方”都被归入“政学”分类，经济学自然也被纳入其中④。加之财政关于国政存亡，“理财，政治之一端也”[59](p.529)，在学人分科设想中经济学自然被置于“政治门”下，如康有为所著之《日本书目志》便将经济类书籍一律归入“政治门”[60](pp.190-216)。
“政学”之学科定位及各方对实用财政学的偏重，使经济学在最初的高等教育体制设计蓝图中并未单独成科，只是附于政治门、法律门内，用于增进官吏财政知识及从政素养。实际上，当经济学科于19世纪崭露头角于西方世界时，也曾多以“政治经济学”之面目示人，或被归入法学院，或设于哲学院[61](p.18)，直到出现学术观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61](p.21)后，经济学与政治学出现分离并合法化为独立学科，学科名称亦随研究对象之改变而去“政治”一词，成今日之“经济学”。然国内“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却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自然分化，其动力源于官方对财政知识及人才之渴求。庚子国难以后，巨额战争赔款与推行新政所需之浩繁经费使清廷财政有倒悬之急，“朝野上下，无不汲汲焉惟理财之是务”[62](p.6)。为整理财政以挽救危亡，1908年底，度支部奏定清理财政办法六条，又拟定清理财政章程，但重建高效财政体制已无法从传统学术中觅得方法，只能依靠西方现代财政学知识以为指引。由此，学部奏请“旧章正科仅分法律、政治二门，而财政、经济等学科，仅为政治门所兼修，并未专设。现在中国财政亟须整理，自非专立经济一门，不足以造就此项人才”[63]，“经济门”的设置明显反映出经济学教育得以发展之原动力所在。
“国非学不兴，人非学不立”[7](p.1)，对经济学知识重要性之认知使经济学科在近代化的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之地。最早的经济学教育可以追溯到京师同文馆⑤。此后，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1897年北京通艺学堂、1901年南洋公学等开办时均设有经济学相关课程，但此时学科教育尚属零星存在，并无系统可言。庚子国难后，为“破格求才，以资治理”[64](p.1598)所颁行的《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构筑了近代教育体制之基石，而时运所会，经济学课程被纳入各级学校系统，学科教育体系得到较为系统之建构。
就大学堂而言，《钦定学堂章程》所定分科方案“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设政治、文学等七科，经济学虽并未独立成科，但列为预备科政科与仕学馆之学习科目。大学堂预备科分政、艺两科，政科卒业后升入政治、文学、商务分科，于第二、三学年开设“理财学”，由外国教习讲授，教学内容均为理财学通论，但从课时设置来看，预备科重在习外语，理财学每周仅有2课时，比其他科目课时少；仕学馆三个学年均开理财学，具体课程为第一年习理财学通论，第二年习国税、公产、理财学史，第三年习银行、保险、统计学[65](pp.23-29)。这些课程的设置虽难称详备，但随学年增加，有较明显的由浅入深之趋势，可称为经济学课程体系之首创。1904年更为详备的《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全国，京师大学堂分设八科：经学、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经济学附于政法科，其相关课程由政治学门、法律学门开设，主要有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各国理财史以及各国理财学史[66](p.346)。
除大学堂外，一些专门学堂亦教授经济学课程，如法政学堂、户部计学馆、译学馆、进士馆、度支部财政学堂、税务学堂以及高等学堂、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等，甚至中等学堂及为保存“国粹”而开办之“存古学堂”也一度设有经济学课程⑥，其中法政学堂最为重要。1907年学部奏请设立京师法政学堂，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为宗旨。学堂下分正科、预科与别科，附设讲习科，均开设经济学课程[67]，后独立出“经济”门，着力培养经济、财政人才，经济学自此成为独立之学科门类，虽仍置于政法科内，但却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清末各省督抚奏设的省城法政学堂共有22所[68](pp.499-502)，1923年时增长到33所，学生10864人[69](p.11)，接近大学校的数量与学生总数，远高于其他专门学校。如此之多的法政学堂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经济学教育。
清末经过学制大变革，经济学教育体系雏形渐成，这一体系为民国政府所承袭，略加改造后成为新时期经济学教育体系之主体架构。1913年1月2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规定法科分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其中法律学门开经济学，以财政学为选修课程；政治学门列经济学、财政学为主修课程[70](p.108)；与1909年“经济门”旧课程相比，此时“经济门”取消“人伦道德”等封建色彩浓厚之课程以及日本文、英文等语言类基础课目，并将统计汛论、簿记学等应用性、技术性较强的课程归并商科，列政治学、行政学等为选修课程，另外还增加经济学史、经济地理、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等理论性强的课目。课程之变更使经济学门的政治色彩更趋瓦解冰消，内容更加纯粹，更接近现代经济学所涵括之内容。
与高等教育体制的扩展与完善同步，经济系、门的设置日渐增多，从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到1922年底新学制颁行，全国开设经济门(系)的大学至少有14所⑦，部分高等师范学校也设有经济及财政学[66](p.714)。此外，经济学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的“经济门研究所”⑧亦崭露头角。
民元后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性因素之发展，经济学门系与课程的设置脱离政治而独立，尤其是五四以后留欧美习经济学者如马寅初、唐庆增、刘秉麟等渐次回国任教，经济学教育逐渐摆脱清末以财政学为中心的教育特点，开始重视研究学理、运用经济学去分析、解释经济现象，研究本国经济问题，如1923年民国大学新定大学规程，以养成对于中国现在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之一种或数种确有研究者为宗旨。同年成立的经济学家组织——中国经济学社亦以探讨经济学理、研究本国经济问题为旨归[71](p.3)。此诸种现象表明经济学学科之发展已摆脱救时、救世性而终演进至学理性发展阶段。
四、“可西土哲儒并驾齐驱”：学科本土系谱之建构
“寻求富强”之时代诉求使经济学成为国人“叹羡不能自已”[72](p.1)之学盛行国内，但“终为时代所限，未能彻底明了，加以牵以旧说，碍于时议，故所论议，不乏托古附会之谈也”[1](p.312)。比附之言论流布一时，“考吾国当周秦之际，实为学术极盛之时代。……计然、白圭之计学……皆卓然自成一家言，可与西土哲儒并驾齐驱者也”[73](p.2)。又如梁启超所云：“吾中国之哲学……生计学……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而其所最缺者则格致学也。”[74](p.3)此种言论不仅有助缓解外来文化“入侵”所造成之紧张感，营造舆论氛围“以动人心”，为接纳外来学科提供认同基石，客观上更是对本土学术资源所进行之发掘，而学科本土系谱之草图由此初成：
一、学人、学科经典脉络之爬梳。参详西方经济学说时，学者每感传统学术与之“暗合”，并在程度、系统性方面原胜前者，因此在他们看来“西学”有其“中源”，“全地球生计学发达之早未有吾中国若者也”[75](p.32)。于是便着力于发掘本土学科代表学人与经典著述。
当经济学知识最初以“富国策”形式零散被国人吸纳时，《大学》即被认为是与学科有关之著述，“《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国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说也”[76](p.159)。《周易》亦被奉为学科经典，“吾观之我国经济学自周易，大抵以利民为重”[77](p.1)。此外还有《周礼》，“《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然则华盛顿……斯密亚丹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旧政已发其端”[78](p.24)。
不仅传统经典被重新定位，一批边缘思想家与著述亦再次得到关注，首当其冲者便是管仲。管仲因主“霸”而被儒家所贬斥，然时代环境之剧变使其重新得到肯定，并成为冲破传统义理束缚之节口。“《管子》一书，后世言富强者祖焉。其书所载，大抵不离《周礼》以制用”[79](p.135)。“《管子》之言，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斯可谓知天地之际会，而为《轻重》诸篇之本，亦泰西商务所自出矣”。“中西之事，《管子》见之矣”[80](pp.32-35)。逐渐倾心于“国民经济学”之梁启超亦感言：“国民经济学……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13](p.46)管子之外，“卫有子贡，越有范蠡，周有计然。……大抵明货殖之术，拥富厚之资”[81](p.28)。诸多边缘思想人物也被认定为“学科代言人”，重新得到关注与研究。
二、学术思想之分期。“比附”的思维逻辑引导下，传统经济思想以秦为界被划为两期，“中国伊古以来，圣作明述，政教所贻，尽善尽美，惟此寻常日用，保富生财之道，经秦火而尽失其传，虽有管墨诸书，具存规制，或又以霸术屏之，以兼爱疑之，圣道益高，圣心愈晦，此堂堂大国，所以日趋贫弱，受侮外人也”[82](p.275)。先秦学术思想为经济学及其他西方学术之源，自然“尽善尽美”，但经“秦火”失传，此后之思想则无可取处，“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延先秦的余绪罢了”[83](p.2)。甘乃光便将中国经济思想分为二段三期，即周末为一期，此后至今为一期，而“以秦为终局”[83](p.114)。
清末普遍出现的比附言论、现象有助于缓和“西学东渐”所产生的“竞学”紧张感，使学科本土系谱之雏形得以显露，而“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之公理、公例思想盛行，“居今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是地球之公理通矣，而何有中西，何有古今？”[84](p.80)亦使一部分学人借用经济学理论、方法条理本国经济思想，“蒙昔读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苟昌明其义而审理其业”[85](p.36)，此两者实际上均提示着学科本土化之路径。20世纪20年代后学者反思自20世纪初以来之经济思想史，“与其说与本国的经济史，有密切之关系，毋宁说与外国的经济史，结不解缘。……我国所有一切社会思想，十有八九是从外洋输入进来的”[86](p.12)。经济学诸理论并不与国情若合符节，必须借鉴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方能有助于学科进步与社会发展。为此，部分学人转向致力于发掘旧有思想资源、研究传统经济思想，并尝试创立“中国经济学”，此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大量出现，正是清末以来学科本土化逻辑之展开。
五、结语
20世纪初，“经济竞争”之世界格局为学人所深悉。面对此“变局”时代，传统学术难以直面时代需求，虽经世之学有所复兴，吸纳西方自然、社会各学科为“内核”，内容不断扩张并超越传统学术资源所囊括之范围，但却仍不足以“经世”，现代学科体系的建构即成当务之急，而经济学即为此中主体内容之一。作为一门旨在“富国裕民”之学科，经济学在“向西方寻找真理”[87](p.1474)的历程中极为属人耳目。随着学科知识的传播与教育体制之延展，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中国经济思想是受欧美经济思想的影响的时期——接受外界思想”[88](p.93)。
为引入西方经济学，起初学人试图创译本土经济学语汇，如严复用雅驯古语指涉学科名词术语，不仅难于理解，更有悖于传播学说救国之宗旨。救亡图存之危机感与急迫性促使国人接受已然成型之日译经济学名词，就此中断了对本土学科语汇的思考，学人亦期望能将学科原理知识遍布国人头脑，使其具备现代经济头脑，以图国富民强。基于如此思虑，学者不惜拆分、肢解、混杂各种经济学说，取其切中时弊者加以宣传，以拓宽学科知识受众面，使得学科发展呈现救世、救时性，而非学理性演进。
就学科教育体系之建构而言，因致用性而获得之“政学”定位使经济学在最初的分科设计中并未单独成科而是附于政治、法律等科目内，后虽独立成“经济门”，其原动力则出于官方对财政知识及人才的渴求，亦系人为而非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
为使国人更好接纳此“人间社会最要之科学”[89](p.1)，比附言论流布一时以缓解“竞学”之紧张感，虽难称合理，却勾勒出一份本土学科系谱之草图。“公理”观念的盛行，亦促使学人借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传统经济思想，两者之发展均提示着学科本土化的路径。20世纪20年代后以传统经济思想为课题之研究的大量出现，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此学术脉络之承接。
总体而言，可以说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并非由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自然发生出来，而是近代中外冲突融合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称为是外部学术“移植到本土，并且改变中国基本面貌的产物”[90](p.91)。就经济学学科而言，这种“移植”的过程显然甚为复杂。无论是学科语汇创译、知识传播、教育制度抑或学科系谱之建构无不受制于“寻求富强”的时代主题及由此形成的学科社会认同。从这个角度看，近代学术转型不是“西学东渐”之自然展开，而是纵横交贯之社会、时代因素影响下的产物。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唐任伍：《“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载《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2001年10月。以往研究多立足于西学东渐之时代背景，侧重于对学科知识内容的传播做粗线条勾勒，以展示学科之“移植”概况，但较少关注学科发展中之结构性的受制因素，以及因由这种制约所形成的学科发展特点，本文拟在此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②据《晚清新学书目提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1911-194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3年；谈敏主编：《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等著述资料统计得出。此前学者如胡寄窗、叶世昌、孙大权等均统计过近代经济学相关著述的数量，结果虽略有出入，但数量之巨已为共识。
③原本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富国养民策》，东山主人编：《各国政治艺学分类全书》，鸿宝书局，1902年石印本，第18页。
④如《续西学大成》“政学类”列《富国养民策》等3种书籍，均为经济学著作，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⑤1876年京师同文馆公布八年课程表，其中第八年习“富国策”，以Henry Fawcett(亨利·福西特)所著《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指南)为教材，参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1页。
⑥参见《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内各学堂相关章程。《创立存古学堂折》，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31页。
⑦据施岳群、袁恩桢、程恩富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经济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李翠莲著：《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及各大学一览等资料相关内容统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云南东陆大学、厦门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武昌中华大学等。
⑧此处开设时间有不同说法，孙大权在《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一书中考订为1917年10月，但据《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册》记载，研究所成立时间为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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