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考试送别文论略
诸葛忆兵
[摘要] 与科举过程相关，宋人有大量送别文章，大致分为三类：送人赴试、送落第者、送中举者荣归或赴任。送人赴试文章共计21篇，以称赞、推荐考生为核心内容，同时往往肯定科举制度，或展现不同时期科举社会风貌。送人落第归去文章共计12篇，大都以劝慰开篇，且对落第者不吝称颂之辞。北宋中期以后，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批评声音增加，有作者就从制度弊病的角度探讨落第原因。送人荣归或赴官的文章只有3篇，或勉励赴任者多有政绩，或表达自己中举后的态度，或对中第者谆谆教导。三类送别文，反映了宋人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宋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复杂心情、科举考试的利弊得失等等内容。
[关键词] 科举；送别；赴试；落第；荣归
与科举过程相关，宋人有大量送别文章。通常来说，宋人喜欢用诗歌来表达离别之情。在某些场景下，诗歌受篇幅限制，不足以表达更加丰富的内容，宋人时时用散文予以表达。科举过程中送别文章分为三类：送人赴试、送落第者、送中举者荣归或赴任。其中反映了宋人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宋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复杂心情、科举考试的利弊得失等等内容。
一、送人赴试
送人赴试文章两宋共计21篇，其中北宋11篇，南宋10篇。有关送人赴省试者10篇，许多考生因赴省试，需要远离家乡，故送试文章大致为此而作，其他还有送赴发解试、赴太学试、赴贤良方正试等等。宋代送人赴试诗歌数量较多，但因出于应酬且篇幅有限，内容往往比较单一，大致是称颂赴考者的才华、预祝赴考者早传捷报等。[注] ① 诸葛忆兵：《论宋代科举考场外的诗歌创作活动》，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同类题材，作者不写应酬诗歌交差了事，出之以长篇大论的文章，大约是需要发表更多的个人见解。所以，送人赴试文章的内容要远远丰富于同类题材的诗歌。
王禹偁送人赴试文章写得最多，一共有4篇，展现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王禹偁乃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省元，是年登第。进入仕途后，正直敢言，屡遭贬谪，乃北宋前期名臣。同时，王禹偁又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诗、词、文创作成绩斐然。王禹偁生平有一遗憾，未曾权知贡举。《渑水燕谈录》称苏易简知举，放榜时正值王禹偁再度遭贬，奏曰：“禹偁翰苑名儒，今将全榜诸生送于郊。”王禹偁回复诗歌云：“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注] 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七， 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宋代能文名臣以知贡举为荣，王禹偁诗中颇有无奈和不甘之意。然王禹偁擅长鉴别人才，不吝推荐，故北宋前期名士多登门行卷，王禹偁送人赴试的诗文也就特别多，留存至今的4篇送试文章为：《送孙何序》《送丁谓序》《送江翊黄序》《赠别鲍秀才序》。孙何、丁谓于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同年登第，孙何乃是年省元与状元，丁谓为第四名。二人或文学成绩显著，或在政坛声名显赫，皆成为一代名臣。《涑水记闻》载：“孙何、丁谓举进士第，未有名，翰林学士王禹偁见其文，大赏之，赠诗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好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二人由是名大振。”[注] 司马光撰，邓广铭等点校：《涑水记闻》卷二， 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这一时期科举考试未实行弥封制，考生依然承继了唐代行卷之风，经王禹偁慧眼识别，极力揄扬，声名大振，登第可能性大幅度增加。
日益丰富的语文课程课外学习资源，如工具书、各种图书、报刊、电影、电视、网络等，为学生的学和老师的教提供了广阔的利用空间。但在对课外学习资源利用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语文课程课堂教学资源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作为课堂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的课文插图的作用。教师对教材中精美而又符合文本内容的课文插图合理利用，既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又有利于提高小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对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培养观察、想象和语言表达等能力也大有裨益。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谈谈在语文课堂中对插图利用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先来阅读王禹偁的《送孙何序》：
根据已有研究结果[3]，按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样本容量的计算方法，利用2013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重庆农村地区的相关数据，失访率为50%，计算样本容量为270例。实际共抽糖尿病患者496例。利用Epidata录入问卷调查数据，数据整理和分析采用统计工具软件Stata 11.0。
高中科名者，或荣归，或赴官，喜庆应酬，送行者大都敷衍诗篇。此类文章只有三篇留存，分别为北宋王禹偁《送张咏序》、司马光《送同年郎兄景微归会稽荣觐序》和南宋程珌《送王状元归天台序》。
古今对比，基本上全盘否定科举制度，方知前文的自我解慰言不由衷。前人厚古薄今，喜肯定古代而否定当下，如此论述在宋人文章中比比可见，却没有实质性的讨论或价值。
实践出真知，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探索。拿什么问题来探索？一方面，在教材的每道例题里，都已给出了与之配套的解答，如果仅看例题与解答，显然不便于再探索。另一方面，教材章节后面的习题数量有限，应将其布置为课后思考的作业，也不适合作为新课讲授时探索的对象。
首先，送试文以称赞、推荐考生为核心内容，上述五个方面即以盛赞孙何为核心。王禹偁《送丁谓序》中再次提及孙何，云：“去年得富春生孙何文数十篇，格高意远，大得六经旨趣”，仍然赞叹不已。且将丁谓与之相提并论，云：“或曰：有济阳丁谓者，何之同志也，其文与何不相上下，仆未之信也。会有以生之文示仆者，视之，则前言不诬矣……其诗效杜子美，深入其间。其文数章，皆意不常而语不俗，若杂于韩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读之，不之辨也。”[注] 王禹偁其他两篇送试文章亦如此。《送江翊黄序》称赞其：“风骨秀朗，言论和雅……继之以文，好古近道，趣向不俗，修之不已，可为闻人。”[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五二，第7册，425、47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赠别鲍秀才序》称赞鲍生：“其为学也，依道而据德；其为才也，通古而达变；其为识也，利物而务成。求之广场，未易多得。”[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五三，第8册，10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送试文作者推荐不遗余力，时而揄扬过度。将丁谓与杜甫、韩愈、柳宗元相提并论，言下之意孙何当然也有此创作成就，皆过誉之辞。孙何承继此种作风，《送朱严应进士举序》云：“沛国朱严，字仲方，秀出江表，士人中杰然若石之玉而羽之凤。观其文，有柳柳州之奇奥，皇甫湜之峻整；观其诗，有贾长江之讽谕，薛许昌之清新；观其赋，有独孤授之气格，李缪公之亲切。知言者谓仲方当拔解王府，甲天下士。”[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八五，第9册，199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亦将朱严与柳宗元、皇甫湜、贾岛等等相提并论。
在科举考试试卷没有弥封的时期，这样的推荐最终必须获得主考官的认可，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某些送试文作者于是盛赞主考官，言下之意即：如此德高望重的试官不会遗漏我推荐的人才。柳开《送高铣赴举序》便采用如此荐举策略：“得其人言：宋之同姓大夫逢掌文衡也。柳子知大夫之为人公且直也，天子今能用之。又言渤海人铣求试于京尹矣。柳子喜而颂曰：熙熙乎！煌煌乎！道也将行乎！吾也将出乎！时也将幸乎！”[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二五，第6册，35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看似称赞主考官，实则是强迫对方同意自己的推荐。次年乃枢密直学士赵逢权知贡举，根本没有理睬柳开的强行推荐。
其次，送试文往往特别肯定科举制度，努力推高科场文章的地位与作用，论证“人之文”的重要性。种放《送张生赴举序》云：
易家的人，到底还是善良的，向南看来是打算负责了，易非低头想了想，也不再做声，她怎么能叫自己的弟弟逼女朋友打胎呢？
圣人之旨，总著乎经；经之旨，咸隐乎词。求圣人之旨，则穷乎经而味其辞，湛乎思而一其信，斯所以索圣人之道者也。观乎《易》，则知道集乎天地，通诸变而不私；《春秋》元经，则知帝尊乎万物，谪其邪以守正；《书》训诰，则严规戒、慎德业；《诗》雅颂，则劝忠信、讽淫惑。然爱其旨、嗜其辞也，独先元经，何哉？盖文武变化，皆本乎正。正者，正天子之尊者也。盖元经大意，在乎奖正王室，抑弱臣妾，亟削强乱。故日而月之，则称王正以冠其首；夷而狄之，则称王礼以黜其爵。岂非圣人立正之微旨耶？今之文求乎正者，必宗乎经；宗乎经，必尊乎天子，立国家为事，斯得其正矣。其或高桓文、盛管晏者，其不知经旨远矣。孟子贱诸侯而不道，独曰有仁义而已，盖有志于圣人者矣。张生诵书乐文，亦求乎正者也。始来秦中，见其容则崖然以肃，观其文则廓然甚明。今将东行，校其文于天子之庭。其道之果行，则斯文也将议乎公卿之末，使予得不为子而言乎！[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六，第10册，214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全文重心皆在阐述“宗经载道”，以此为“正者”。既是士人立身之正，也是科举文章之正。“经之旨，咸隐乎词”，因此作文者必须承担起“文以载道”的重任。“张生诵书乐文，亦求乎正者也。”送试题旨，则一笔带过，同时回应了上文“宗经载道”的讨论。
南宋理学兴盛，送试文换从理学的角度阐述。曾丰《送进士陈景年赴省序》云：“万物之初，有道而已。道大而莫明其所以然，则姑诿曰天理；又有莫明天理之所以然者，则诿曰人伦。而疏其目：则为君臣，为父子，为兄弟，为夫妇，为朋友，而师弟子不与焉。”曾丰因考生陈景年执弟子礼，为其论说“师道”。科举应试过程，就是求师过程，需遵“天理人伦”而为。所以，曾丰叮嘱说：“子姑往试春官，罢，求师勿惮劳。”[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二八一，第277册，296、297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刘宰《送张婿宽夫赴省序》转述张宽夫之言，自称奉对天子之廷时，“言之是则天子为之动容，公卿大臣为之改视易听，万事以理，万变以弭，万物亦以吐气”[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八三七，第300册，6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也是从理学的立场给予自己的廷对策论相当高的期望。
在实际教学中，老师安排一节理论讲解，后一节学生上机实操。开课初期，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都比较高涨，随着课程难度的增加，课堂上大量理论知识的教学，学生参与度下降，加上成人继续教育学生的学情，很多学生就会出现厌学、逃学的现象。老师在课堂上虽然也会引入比较热门的案例，但是依然解决不了学生对知识点的吸收和理解难的问题，理论还可以接收，但是动手编程就抓耳骚腮、无从下手。
又如，张咏《送进士张及赴举序》云：“益都去帝乡四千里，平昔俊英怠于进取。况更贼乱之后，例阙资生之计，乡老之荐，声响久绝。”[注] 张咏著，张其凡整理：《张乖崖集》卷八， 8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张咏于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权知益州，此前当地居然没有贡举进京的考生。经张咏努力，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始有三人获解。《宋史》张咏本传载：“初，蜀士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咏察郡人张及、李畋、张逵者皆有学行，为乡里所称。遂敦勉就举，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劝。”[注] 脱脱等：《宋史》卷二九三， 98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这与南宋以后川蜀地区科举事业兴旺发达不可同日而语。[注] 李焘《贡院记》：“每三岁取士诏下，合成都九邑士来应有司之试者，数逾五千，日增而未止。”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六六七，第210册，269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记载南宋时期川蜀地区科举兴盛的文献资料甚多，不一一引证。
试验结果表明，2种遮荫网膜覆盖后，黑网、绿网棚内温度分别降低了11.53%、3.68%，湿度分别升高了12.78%、5.77%，光照度分别下降了22.67%、6.25%。2种网膜对温度、湿度、光照的影响均较大，而且温度和光照的影响是显著的。云层对光照度的波动较大，对温度和湿度的影响稍小且有滞后性。绿色遮荫网覆盖有利于新梢高生长，黑色遮荫网覆盖有利于苗木地径生长，但两者均未达显著水平。低海拔地区香榧育苗必须进行遮荫，否则苗木容易受日灼病危害，中度以上危害程度达到91.2%。
宋人送试文所展现的科举社会风貌，丰富多样。或言地区巨大差异：“赣于江西为穷绝之处，其地逼广，其俗逼蛮。自晋为郡，至于唐，始有士。至本朝，始有名士。而其初大抵学于他州，游从得其人，陶染成就，或安土焉，虽成就亦陋。会昌之为邑又赣之穷绝处也，本朝教养二百年，邑之士仅得国子博士尹天民、枢密院编修唐稷，稍稍有文声，其希阔盖如此。”[注] 曾丰：《送江鹏解元赴省序》，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二八一，第277册，29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作者南宋孝宗年间出任会昌令，其落后依然如此。或言南北学风与人才之不同：“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北方之人如拙者，用富多才而后为富。若南士之学富而为富不少；至内虽歉，外若充足，莫能窥之者良多。用其才，南北巧拙，甚霄壤也。”[注] 陈造：《送师文赴春官试序》，载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五七五八，第256册，23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陈造作此文已经是南宋后期，南北不同仍然非常显著。或言偏远地区文风昌盛：“潮虽南州，自赵德、吴子野已能自附于韩、苏，姓名在文字之录、耆旧之传。今文风几侔于江、浙、闽、蜀。”[注] 刘克庄撰，王蓉贵等校点：《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六， 2492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这已经到了南宋末期，潮州科举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凡此种种，难以一一罗列。
二、送人落第
宋代送人落第归去文章共计12篇，全部是北宋作品。其原因大约为两点：其一，南宋半壁江山沦陷，科举录取名额比之北宋，并无减少。即：南宋各地科举录取名额比北宋大大增加，也就是说落第人数在减少。其二，送人落第，适宜通过诗歌来表达情感。宋人与科举相关的所有诗歌中，以送人落第诗写得最为出色，最有艺术感染力。[注] 诸葛忆兵：《论宋人落第诗》，载《文史哲》，2011(4)。 经过北宋时期的写作，南宋文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故送人落第皆出之以诗歌。
尽管如此，当宋人尝试以散文文体写作送人落第文章时，同样有写得文采斐然者。以杨亿《送元道宗秀才序》为例，云：
昔夏侯胜有言曰：“士患经不明，经苟明，其取朱紫，如俯拾地芥耳。”至乃抱荆山之璞，犹闻待价；操流波之引，未偶知音。盖有淹速于其间，夫子之所以罕言也。河南元生，出东南之美族，禀山川之灵气，学术渊奥，才思深婉，雅善词赋，尤工诗什。每扣虚课寂，缘情体物，必有警策传诵人口。左氏之笔，微为富艳；相如之文，长于形似，翘翘然秀出于场屋间矣。有难弟焉，有令子焉，皆以俊才著称。素风弥劭，天伦敦睦，庭训严厉，友于推让，士类多之。矧复内行修饬，至性纯孝，阅市以资力学，负米以洁晨羞。至于造请诸公，不避寒暑；博极群书，罔舍昼夜，此又勤即不匮、艰而弥贞者已。有若大丞相、仆射东平公，邓帅长城公，皆坐镇雅俗，悬衡吾道，嘉生之才美，咸赋诗以赠之。此亦神物，求之不可得也。逮夫纶闱书殿，三台内阁，英髦杂集，风鉴攸出，见必倒屣，坐多更仆。接夷甫之谈柄，知名理之斯在；挹紫芝之眉宇，觉鄙吝之都忘。当时名儒推奖如此。而再试贡部，败于垂成，盖云数奇，实非战罪。寄食辇下，有索米之嗟；薄游东都，无解榻之遇。歘起北堂之念，遽赋《南陔》之吟。与仲氏而言归，拜慈亲而为寿。姑欲买负郭之产，扶安舆而来；弃入关之繻，作焚舟之计。决策素定，戒途有期。陆士衡之弟兄，暂还吴郡；翟方进之母子，同入京师。行矣！为我语姑苏父兄：无或笑冯衍空归，轻苏秦未遇，以目皮相人，作儿女子见。异时怀丈二组，驾驷马车，衣绣而过里闾，挥金以报故旧。此际，如下乡亭长，为德靡终；洛阳妻嫂，不敢仰视，徒厚颜耳。明年春，蛰户震惊，河流湍激，当粪除敝庐，以俟子之西笑。[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九四，第14册，371、37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此文呈现宋代科举社会的一种风貌。落第者之离京，大多是归乡，以侍养父母为借口，所谓“歘起北堂之念，遽赋《南陔》之吟”。然而，也有部分考生，如柳澥一样，“为亲之羞”，不愿归乡的。他们离京后的去处就值得斟酌，必须对他们的再度考试有所裨益。张方平建议其投奔权知邢州高弁。[注] 《高弁传》：“高弁字公仪，濮州雷泽人。弱冠，徒步从种放学于终南山，又学古文于柳开……举进士，累官侍御史……稍复知单州邢州、盐铁判官。” 参见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二，128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高弁早年受知于柳开，柳澥乃柳开子侄，一定会受到很好的接待和照顾。唐人盛行游学与行卷之风，对宋人有持续性的影响，于此可见。
送落第者文章中，张方平《送柳澥序》内容比较特别，是为落第者考虑投奔处所的，云：
落第是人生的重大挫折，此类文章都是以劝慰开篇的。杨亿以“未偶知音”解释落第的原因，赞同“经苟明，其取朱紫，如俯拾地芥耳”的观点，即：科举考试基本上是公平的，元道宗之落第是偶然的，将来一定能够考取科第。既然落第乃“盖云数奇，实非战罪”，以下作者盛赞元生“学术渊奥，才思深婉，雅善词赋，尤工诗什”之才华。而且，其家族“以俊才著称”，其品性则“内行修饬，至性纯孝”，由此甚得“当时名儒推奖”。落第后，“寄食辇下，有索米之嗟；薄游东都，无解榻之遇”，处境十分困窘，故起归乡之思。至此，作者也交代了此文的创作缘起。“为我语姑苏父兄”以下，提醒乡亲父老不可以轻视落第者，其实是变换角度勉励元生。“明年春……以俟子之西笑”的期待，便是意料之中的事，同时依然是在勉励元生。文章辞采斐然，精美流畅，在遣词造句方面多见锤炼功夫。如在畅达的散体语句叙述中，时时可见整齐之四字句、四六等对偶句；以“蛰户震惊，河流湍激”写春日景象，简洁形象；诸多叙事常常用典故表达，典雅博奥。宋祁云：“亿工文章，采缛宏肆，汇类古今，气象魁然，如贞元、元和，以此倡天下而为之师。”[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五二四《石少师行状》，第25册，70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于此文可见一斑。
对落第者不吝称颂之辞，是此类文章的应有之义，也是对落第者的温情安慰。柳开《高铣下第序》云：“乐天者以仁，随时者以智，勤己者以信，顺人者以礼……若渤海高生者，备于四者也。”[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二四，第6册，346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全文都是围绕这四者展开，反复称赞高铣，空泛阔略，夸张过度，令人有华而不实的感受，符合柳开纵横家的作风。多数文章对落第者的称赞都能落到实处。如文彦博《送龙昌期先生归蜀序》云：“先生，陵阳人也，藏器于身，不交世务，闭关却扫，开卷自得，著书数万言，穷经二十载。浮英华而沉道德，先周孔而后黄老。杨墨塞路，辞而辟之。名动士林，高视两蜀。”[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五七，第31册，38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对其著述、学习内容、品行等都有所介绍。赵湘《送周湜下第归宁序》云：“今厥嗣复有其人曰湜，少敏，性直烈，不为儿女子之气。好古，秉笔游学天下。”[注] 叙其性情和志向，言简意赅。
既然落第者品行与才华皆优，送行者对其为何落第又必须有所交代，文章作者对待科举考试的态度就在此处彰显。北宋中前期，作者大致对科举制度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其解释落第原因时多用“未偶知音”之类的借口。赵湘直接引用周湜的话语自我解释：“其未称旨者，得非明天子爱吾兄弟也？励吾文学也？又得非其时也？有命也？今举于礼部，苟一战而称霸，是不能尽险阻艰难之身于场屋之间。其得官也，又恶能尽民之情伪，而终身不辱乎！”[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七○，第8册，354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角度理解，解释得圆满而高尚。欧阳修同样从这样的角度出发解释友人之落第，《送方希则序》云：“以希则之资材识业而沉冥郁堙者，岂非天将张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邅回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后发先至者骥之良。异日垂光虹霓，濯发云汉，使诸儒后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则褚囊中所畜尔，岂假予说言之哉？”[注]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六， 9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刘攽《送焦千之序》则改换一个角度，云：“夫州郡推择之，公也；有司考试之，明也。方将为国得贤，必且精心慎虑，拔士于千万。”[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五○二，第69册，16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坚信科举考试制度的公正与开明，期望焦千之耐心以待将来。也有落第者以此理由自我勉励的。周行己《送刘絜矩序》叙说自己“去年秋，从试于有司，进既不获，固独喜之，谓：天其必有以大畀于我者！则益进吾道以迎受之。古之大有为者，未尝不如是，则吾何为遽戚戚耶！此余之志也，今又将进于子矣。”[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九五二，第137册，10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安慰自己，劝慰他人，皆以此立论。
北宋中期以后，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批评声音增加，有作者就从制度弊病的角度探讨落第原因。苏颂《送杨该下第序》云：“取士之柄不专于有司，旧矣。今天下之为士而进取者以万计，为有司者，既不得素专其任，而与察其能否也。一旦当大比间，则杂沓群至。有司持尺度，糊其名以较其一日之艺。苟用其言合规矩、无甚高论者谓之中程，乃留以充选焉。虽其素所弗能，有司岂得而知之耶？士或恃卓越之才，不能委曲以尽一日之试，小有疵累，则以尺度去之。是昔之所恃者，有司亦不得而采之也。夫有司所恃取士之柄不专若是，将以罄天下之真儒实廉而举之，不亦戾乎！”[注] 苏颂著，王同策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卷六七， 10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在专制社会里，取士之柄专于有司，缺乏监督，弊病更大，这是宋代糊名制出现的根本原因。苏颂所论，乃迂阔之言。然所谓“苟用其言合规矩、无甚高论者谓之中程”，还是切中科举时弊的。
上文引周行己自我解释和安慰，仿佛坚信“天其必有以大畀于我者”。再读周行己《送季商老下第序》，云：
古之所谓士者，其自养也厚，其自待也重，其自信也笃。上之人求之则必知之，知之则必用之，用之则必尽之。卓荦者无不遇之叹，阘茸者无偶得之幸。故在下者，皆自好而可以无疑也。后之世风教不明，沦于流俗，贤既不能自辨，而上之人亦莫之察。朝有混淆之风，下无难进之节。气势一去，风流遂远。故高尚者谓其清劲足以激贪污，节义者谓其气概足以动流俗，乃始见高于当世，而载之传中以为异。后世欲有为之君，又设为科目，以进退天下之士。笼取识拔之术，无所不至，法益密而进者益靡靡。呜呼！士每贱矣。今之由四方举于礼部者几人？由礼部进于天子者几人？其取之不为不详矣，其得之不为不艰矣，然而士之所以自负者如何哉？上之人所以得人者如何哉？古之法至简，取人至寡，而贤者必进，不肖者必退；今之法至密，取人至多，而贤者不必得，不肖者不必黜。[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九五二，第137册，100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再次，送试文时而展现不同时期科举社会风貌。如北宋前期行卷之风甚盛，王禹偁作为文坛知名人物，应接不暇。《送丁谓序》云：“今之举进士者，以文相售，岁不下数百人。朝请之余，历览忘怠。然有视其命题而罢者，有读数句而倦者，有终一篇而止者。或诗可采，其赋则无有也；或赋可称，其文则无有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况宗经树教、著书立言之士乎！”[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五二，第7册，42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丁谓行卷之文体乃“律诗、今体赋、文”，完全对应科举考试科目。北宋前期科举社会风貌与唐代非常相似，原因是科举制度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公安机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第九条规定不得适用继续盘问的人员范围共计九类。继续盘问制度的设立目的是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于在现场经盘问、检查无法排除其违法或者犯罪嫌疑的相对人，可以带到公安机关调查核实，从而达到进一步核实其身份信息或确认其是否存在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只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可以适用继续盘问，否则不能够适用该制度。不可以适用继续盘问的标准就是看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是不是为了核实有违法或者犯罪嫌疑的相对人的身份信息，或者是为了查明相对人是否涉嫌违法或者犯罪。如果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是为了上述目的，适用继续盘问是合法的，否则就不得适用。
文章分为五层：其一，作者极度重视文章之作，将“人之文”与“天之文”“地之文”相提并论，由此肯定了科举文章的崇高地位。其二，概括唐末至北宋前期的文风转变，所谓“圣人之化成矣”。其三，介绍与孙何结交过程，认为孙何作文“服勤古道，钻仰经旨，造次颠沛，不违仁义，拳拳然以立言为己任”，是这一时期“人之文”的代表作。以下举《尊儒》《徐偃王论》等文章为例，称许孙何作文“数千万言，未始以名第为意，何其自待之多也”。其四，写孙何登门拜访，以及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其五，表达对孙何的期望：“宜其在布衣为闻人，登仕宦为循吏，立朝为正臣，载笔为良史，司典谟，备顾问，为一代之名儒。”这也是对所有考生的期待。细读文章，这不是一次具体送试之作，而是登门行卷后的赠别之言。王禹偁对科举文章有自己的核心标准，即“文以载道”；对孙何也有较多的欣赏和称赞，非简短诗篇能表达清楚，故作此文。
1.提出了改善民生的总要求。报告指出：“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1］
澥自魏随计来京师，不利于春官。将北辕以迈，郁郁访仆，谋曰：“澥即归，将卜所以为亲之羞，敢问予何往为可？”仆觞而告之曰：“尝闻河东先生昔守邢，今侍御高公以布衣谒见，先生优礼焉。先生以文章气义盖一时，仕不究其用，天下贤士大夫莫不惜之，矧自其门下出者耶！前此三年，侍御领琴台，不敏尝请见，实辱解榻以待，则是侍御之爱才，其与人博矣。况子河东之犹子，能以奇文懿行继其家声，而欲觏见贤公，动之以诚意者，适邢可哉！”勉旃会宗，酒行无辞，仆亦从此东矣。[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四，第38册，6、7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送人落第文章大抵由三部分思想情感内容构成：劝慰、赞美、勉励。
三、送人荣归或赴官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谷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舍是而称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国家乘五代之末，接千岁之统，创业守文，垂三十载，圣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兴矣。然而服勤古道，钻仰经旨，造次颠沛，不违仁义，拳拳然以立言为己任，盖亦鲜矣。富春孙生有是夫！先是，余自东观移直凤阁，同舍紫微郎广平宋公尝谓余曰：“子知进士孙何者邪？今之擅场而独步者也。”余因征其文，未获。会有以生之编集惠余者，凡数十篇，皆师戴六经，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韩柳之徒也。其间《尊儒》一篇，指班固之失，谓儒家者流非出于司徒之职。使孟坚复生，亦当投杖而拜曰：“吾过矣。”又《徐偃王论》，明君之分，窒僭之萌，足使乱臣贼子闻而知惧。夫《易》之所患者，辨之不早辨也，斯可谓见霜而知冰矣。树教立训，他皆类此。且其数千万言，未始以名第为意，何其自待之多也！余是以喜识其面而愿交其心者，有日矣。今年冬，生再到阙下，即过吾门，博我新文，且先将以书，犹若寻常贡举人，恂恂然执先后礼。何其待我之薄也！观其气和而壮，辞直而温，与夫向之著述相为表里，则五事之言貌，四教之文行，生实具焉。宜其在布衣为闻人，登仕宦为循吏，立朝为正臣，载笔为良史，司典谟，备顾问，为一代之名儒。过此则非吾所知也。岂止一名一第哉！告归许田，序以为赠，余非多可而易与者也。凡百君子，宜贺圣朝得贤，吾道之不坠尔。[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五二，第7册，424、42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王禹偁《送张咏序》是一篇抒情美文，送张咏一段文字，大抵以匀称的四字句组成：
宋天王嗣位之五载，亲选贡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专任县政。尊以廷评之位，重以使者之车。县政有阙，得以擅革；县人有害，得以专易。既革且易，不康何待？诗所谓“能官人”者，岂独美于文王乎？清河张咏，字复之，本宅九河间。少有奇节，钓鱼侍膳外，读书无虚日。秉笔为文，落落有三代风。今春举进士，一上中选，将我王命，莅乎崇阳。分君之忧，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瘼，使人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贤，亦孔之乐。波映鹦洲，烟藏鹤楼，白云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鸣琴，足以振穆若之风；樽有醇醪，足以养浩然之气。维江汤汤，鉴其襟袖；维山峨峨，媚其户牖。鲙得鲂鲈，果多橘柚。吏隐于兹，足保无咎。且优且游，勿为江山羞。复之勉旃云尔。[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五二，第7册，42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张咏登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第。张咏参加省试之前，已经声名鹊起。“太平兴国四年秋，与忠愍寇公同赴大名举，议将首荐公。公以同郡张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书，请以覃为冠。一府钦叹，遂如公言，士论多之。”[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五九，第40册，12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在科举考试未实行弥封制的时代，张咏的登第和时论的称颂，都在意料之中，王禹偁之作即为时论的反映。文章先简述宋太宗当年的科举制度改革，史载“并分第甲乙，赐宴，始有直史馆陪座之制。进士第一等授将作监丞，通判藩郡；次授大理评事，知令、录事”[注]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 47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朝廷重用科举出身者，提高其授官品级，畀予其地方行政专权。由此，中乙科者张咏授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事。张咏“专任县政”，王禹偁因此对其行政上的作为有特别的期待：“分君之忧”“求民之瘼”。作者以优美的文字渲染崇阳之山水、风土秀丽景色，勉励张咏“且优且游”之际，多有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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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篇幅无以容载，出之以文，必定有更加丰富的内容。王禹偁《送张咏序》开篇以“今之县尹，古之诸侯”定调，论述历代县政之弊病，根源在于县邑官员“秩卑禄微”“邑官益卑”，于是特别肯定宋太宗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地方长官、“专任县政”的变革。作者借送张咏的机会，大段发表行政见解，歌颂当代政治，这就不是简洁含蓄的诗体适宜表达的内容。王禹偁乃文坛名家，其文章极富审美韵味。“波映鹦洲，烟藏鹤楼，白云芳草，思古悠悠。”云水楼台辉映，芳草连绵，清淡秀丽，画面感很强。“维江汤汤，鉴其襟袖；维山峨峨，媚其户牖。”山水壮阔，胸襟豁然，古雅工致，寄意深远。王禹偁与张咏皆为一时名流，以名流送名流，更重抒情文采。
司马光则出于一个特殊的原因：“家君与尊谏议景德中同年登第，在朝廷最名相善，余又与景微以荫籍同官，偕举进士，送名于天府，复试于南庙，以至登第，未尝异处。”特意作《送同年郎兄景微归会稽荣觐序》[注] 司马光撰，李文泽等校点：《司马光集》卷六四， 1323、1324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以赠之。父子两代皆为同年进士，在宋代比较罕见，故于其荣归故里之际，特作送行文。文章中盛赞郎景微：“其为人刚不可校，柔不可犯，和易以为乐，节正以为礼。由七品官举进士，一上中选，可谓美矣。然未尝有偃蹇之容，自满之意。或未识者卒然遇之，尚不知其为举人，又焉知其有科级邪？”司马光也是在表达自己中举后的态度，以新科进士送新科进士，强调中第后的胸襟与心态，其思维角度就比较独特。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程珌以礼部尚书知贡举，天台王会龙状元及第。十月，王会龙荣归故里，程珌作文以送之。这是主试官与状元的互动，文曰：
针对在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普查数据中不易获得的数据，如机电井的打井时间、打井深度、水位埋深、水泵的各项指标数据及动态数据等，勃利县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获取：
天台王君，宝庆丙戌进士第一人，佥书威武节度判官公事。其年十月十七日来访，谓期集已事，今将束书而归，念无以寓其卷卷也。于是，为之言曰：方岁孟春，天下之士云集京师，求试于春官者不啻万人，而君以宏才正学，裒然为举首。今归也，天台之山川草木，咸添秀色。而里中父兄子弟连车接袂，相与迎且贺于里门之外。且家诫其子若弟曰：“读书应举，不当若是邪！”嘻！亦荣矣。然尝考建隆迨今凡百一榜，举首百一人，其为台辅者六人、执政十二人，自余登法从者殆不胜算。先正有言：“士之膺是选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哉斯言！万世不易之论也。仆故取而书之，以当赠言。[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七八三，第297册，364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以知贡举送状元，两人身份特殊，所以此处没有对状元及第者的任何恭维之辞，只有对其谆谆教导。于万人之中“裒然为举首”，极其艰难，也极度殊荣。其归故里，当然是“父兄子弟连车接袂，相与迎且贺于里门之外”，也必然成为后来者的学习榜样。状元及第的身份，意味着将来仕途的腾达，故程珌以“自爱重而不肯为非”“爱惜成就”相嘱托。其中对宋代以来状元及第者的仕途荣达统计，又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第一手科举文献。程珌《回丙戌前三名启》云：“读苏公之论，观仁祖之朝。四十二年，凡十三榜。登一二三之鼎甲，得三十九之伟人。不至三台，仅止五士。盖选拔悉孚于人望，故登用不专于科名。”[注]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六七八二，第297册，35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这是对宋仁宗年间科举前三名仕途荣达的统计，可见程珌在这方面特别留意。
正因如此，“侯王”具有特殊的社会作用，这种社会作用的实现在于其处理当前统治问题思维所指导并决定的具体行为上。 所以，老子就必须要使统治者在处理统治所面临的现实威胁时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保证其行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而不应像刘笑敢先生所说，即老子仅仅是以“道”的“无为”进行一种对于理想管理模式的阐述与和现实社会状态的批评。[9] 老子所做的，就是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状况，以辩证思维切合统治者的危机意识，或者可以说是以辩证思维建立统治者正确的危机意识。 他明确指出只有以“道”而行方能解决现有威胁，转化不利趋势，实现其“王天下”的愿望的合理性。
宋代祝贺登第之作与登第者的答谢词，必须是四六骈文。喜庆相送之时，以应酬性为主，或诗歌，或骈文，故少相送登第者的散文。然而，上述三篇送别文，送者身份各异，论说重点亦不同，对照阅读，颇多启示。
科举生活是宋代大多数文人的重要生活组成部分，科举考试则必然与在路上这一话题紧密关联，送别文多方面展现了宋人特殊背景下即将启程之心态、情景、方式，以及他们对待科举考试的态度。依据文章之主旨，与游记类在路上散文比较，其议论性和叙事性增强，抒情性减弱，此类作品数量虽然有限，但同样是观察宋代科举社会的一个重要角度。
The Discussion of Farewell Articles in Song Dynasty’s Imperial Examination
ZHUGE Yibing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 A large number of farewell articles in Song Dynasty,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proces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approximately: sending someone to attend an examination, sending someone who was failed in the examination, sending someone who was passed the examination back to hometown or to go to his post.The number of articles in the first category is twenty-one, the core content of which is to compliment or recommend examinees.Meanwhile, they always contain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r reveal social style and feature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The number of articles in the second category is twelve, most of which start with comfort and then praise the people failed in the examination.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standpoints of criticiz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re increasing in the articles.Some authors sought for the reasons of failing in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lady of system.And the number of the third category is only three, which encourage the winners in examination to create more achievements in the future, express authors’ attitudes about passing the examination, or give the winners some earnest instructions.These three categories of farewell articles reflect the Song people’s evaluation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omplicated mood about attend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etc.
Key words : Imperial examination; farewell; attend examinations; fail in examination;return in glory
[作者简介] 诸葛忆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宋代文学演变与科举制度”(12XNL004)
(责任编辑 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