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背景下外资银行的“迂回策略”——基于汇丰村镇银行的案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镇论文,案例分析论文,汇丰论文,中国农村论文,外资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7年3月，中国首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成立。2007年8月9日，汇丰银行宣布，经监管当局批准，中国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获准筹建成立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为当地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由此，汇丰成为第一家获准进入中国农村地区的外资银行。
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改革最重要的试点之一，4年来经历了试点—提速—趋缓—全面提速的发展历程。2007年政策首度开闸，截至当年年底，开业19家；2008年攀升至91家；2009年末，村镇银行总量仅为148家，增速低于2008年；2010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宣告村镇银行的发展进入全面提速阶段，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设立村镇银行349家。据银监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计划到2011年末全国设立1027家村镇银行。
在全面提速之前，地方中小银行作为村镇银行主要发起人，通过密集布局实现跨区经营；国有银行积极性并不高，通过零星布局以示政策表态；相比之下，向来以高端金融服务著称的外资银行高调布局村镇银行的举措尤为引人注目。全面提速之后，外资银行又通过合资的形式加紧开办村镇银行。其目的是政策表态，还是跨区经营，抑或是意在长远。
本文选取曾都汇丰村镇银行为案例，探索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背景下，外资银行高调布局村镇银行的原因，并结合其发展现状尝试性地指出外资银行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路上的未来走向。
二、汇丰村镇银行设立的原因分析
1.外资银行抢滩中国农村的“迂回策略”汇丰村镇银行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关注，关键在于此举挑战了惯常思维——在华利润率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情况下，外资银行不集中资源发展金融高端市场争取优质客户，反而试图进军中资银行纷纷退出的农村金融市场。笔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外资银行进军中国金融市场的“迂回策略”。而此策略的实施有着深刻的制度渊源。
(1)流动性悖论与中资银行撤离农村。周立(2007)把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与农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农村部门的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的现象，称为流动性悖论。而流动性悖论的背后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规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①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中资银行是在整体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不足的双重胁迫下撤离农村市场的。整体流动性过剩使得中资银行不得不集中优势资源在城市大举扩张巩固核心市场，而农村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不足则使得中资银行不得不裁并效益相对低下的分支机构撤离农村，追求更合理的边际收益以实现整体效益最优。
首先，整体流动性过剩主要表现为金融市场由贷差状态转为存差状态，并使银行的主营业务贷款服务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城市争夺战”就是从这时候掀起的。衡量流动性过剩的指标包括存贷差、贷存比、货币化比率、资金拆借利率、资产价格上涨率等，其中以存贷差和贷存比指标最为直观。图1显示，在1996年之前，中国金融体系一直处于贷差状态。但是，自1996年以来，存差出现并连年大幅攀升，而贷存比则不断下降，到2007年第三季度，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达到了69.5%，存贷差已达120519.7亿元。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吸纳存款的30%，即12万亿元人民币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若再考虑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境外资金流入，为冲销巨额外汇储备而投放的本币等诸多因素，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更为明显。流动性过剩炒高了房价、推高了CPI、影响了证券市场，于是银行也紧锣密鼓地争先到发达地区拓展业务。
图1 中国金融系统资金余缺情况变化(1979-2007)
数据来源：1998年及以前为国有银行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2003为全部金融机构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2004)，2004-2005来自《中国金融年鉴》(2006)，2006年和2007年9月份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统计数据”栏
其次，农村及农村金融部门流动性不足十分严重，“支农主力军”和4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撤离。被定位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遭遇挤兑风潮中得到资金注入，在2004年地方化、商业化改革时得到票据贴现和再贷款支持，一次又一次的资本注入却未使其摆脱流动性危机。更有甚者，伴随着2006年以来为治理流动性过剩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历史高位，农村信用社的流动性危机进一步加剧。事实上，无法克服农村信贷市场4大问题：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特质性成本与风险、非生产性借贷的农村信用社早已将资金投向非农部门。
1990年后期，工商、农业、中国、建设4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开始大规模从农村撤退，急剧收缩乡村机构网点。据统计，1999年至今4大国有银行撤并了31000多家地县以下基层机构，这种趋势甚至到现在仍在继续。农村金融单笔业务量小、成本高、利润微薄，与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目标存在较大的背离。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时，为了改善报表需要剥离不赢利的业务，农村业务自然首当其冲被砍掉，目前国有银行仅在县城保留极少数机构网点用于吸收存款；而在城市金融市场，只要能谈下一家信用级别高的大型国有企业，一笔就可以签下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授信合同，而且贷款利润还很有保障。
这使得“先天不足”②的农村金融市场在遭遇后天培育不足的情况下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客观上也为外资银行进军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广泛的发展空间。
(2)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随着对WTO协议的一步步兑现，中国正在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的管制。但是比起一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大举收购当地银行的状况，中国金融市场放开的步伐③显然没能达到外资银行的预期。于是在2006年末放开人民币业务之后，外资银行开始化被动为主动，一方面在东部发达城市与中资银行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将目光瞄准广袤的农村市场。如果说2007年的曾度汇丰村镇银行只是一个试验、一个进军的态势，那么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在随后不断向银监会提出开办或扩张村镇银行的申请，以及花旗、渣打以各种形式进行新的尝试，则显示了外资银行化“被动等待行政审批”为“主动向农村市场刨土觅食”的决心。
(3)变“有利难图”为“有利可图”。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并非完全无利可图，或许应称为“有利可图”，因为：从需求总量上，农民贷款需求旺盛。清华大学《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村目前有1.2亿农民有贷款需求，每年资金缺口约为10000亿元人民币，现只能满足60%，农村小企业贷款的满足率仅50%。农民难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往往通过非正规金融组织或活动进行融资。从利润率上看，小额信贷有额度小成本高、存贷差高于一般工商业的特点，虽然目前农村金融业务总体利润较低，但是长期来看，利润总量巨大。国际成功的小额信贷的存贷差约为8%～15%，且除了个别国家，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放开了小额贷款的利率限制；在中国，如果利用已布局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由于不需要建立新的金融组织来发放贷款，以5%～7%的利差为基本目标加上约3.5%的资金成本，8%～10%的存贷差对维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基本运营是必要的。但比起10%左右的年贷款利率带来的资金压力，农民更担心的是没有面向他们的贷款渠道。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资料，贵州地区的农户贷款用于养殖，回报率能达到50%以上，河南地区的农户贷款回报率超过40%。据此，农民对于较高的贷款利率的接受程度比一般的工商业高。高利率并不违反支农本意，其与高税费的性质是不同的，高税费具有强制性，而高利率是市场主体双向选择形成的。
外资银行进军农村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的。首先，从战略角度，他们看中的是中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力图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因素。与改革开放初期他们看中国家富裕沿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政策一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破解“三农”困境，归根结底要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必然离不开金融的全面支持，国家在农村金融上一定会出台一些优先发展的政策。在揣摩国家政策意图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外资企业要比中资企业精明和果断。其次，从市场预期角度，“涓滴效应”将为农村金融市场带来无限生机。中国农村拥有9亿农民，其中包含1.8亿流动人口，农民收入正在迅速增加，外出务工的农民每年汇往农村的资金非常庞大；中国农业以及农业关联的产业正在崛起，急需庞大的资金输血；中国县城以及乡镇的工业正在进入新一轮的迸发期，资金需要迫切；随着中西部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的高速上升，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面临劳动力和土地成本重新定价的情况下，正加速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也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尽管全国现有3万多家以独立法人形式存在的农村信用社，其总份额占整个银行业比重极小。一份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农村每年资金需求的缺口大约为10000亿元人民币。仅靠农村信用社目前的资本实力、服务力量显然难以满足9亿农民的金融需求。外资金融机构看准的，正是农村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
2.理想的“根据地”——曾都村镇银行作为新型金融机构，选址对其经营可持续性影响极大。据统计，目前外资村镇银行的选址，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具有良好客户资源的县域地区。汇丰银行作为目前组建村镇银行最多的外资银行，已设立9家村镇银行和5家村镇银行分支机构，但都无一例外的设立在经济相对发达、同业竞争薄弱的地区（表1）。渣打银行、中银富登公司等在村镇银行选址上也采取了相同策略。
曾都作为首家外资村镇银行的根据地，选址特点十分鲜明。首先，决策高效。2006年12月20日，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降低了农村银行准入门槛，向境外金融机构敞开大门，2007年年初明确了6个省的36个试点城市，其中湖北省就有10个地区。湖北省银监局农村合作处有关负责人介绍，银监局曾向花旗、汇丰等多家外资银行发出考察邀请，汇丰出手最果断，最先发来调查函，并在荆门、黄石、公安等地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实地调查后，最终选择了曾都。
其次，选址精准。选择曾都，一则因为曾都农业经济发达，出口需求旺盛，进出口贸易排名湖北省榜首，盛产香菇、木耳等特色农副产品。中国香港从内地进口的蘑菇中，就有一半来自曾都。良好的产业基础为金融机构的生存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与汇丰遍布全球的网点特点非常吻合；二则因为这里还没有成立中资的村镇银行，属于市场空白。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刘爱书介绍，曾都的过去全市农村网点约有300多家，到2010年上半年，已只剩下100多家。随着银行改革选取了商业化经营的方向，邮政储蓄、国有商业银行将经营重心更加向城市偏移。出现网点减少，竞争不足，带来服务水平低、观念落后等弊端。由于观点落后，思想保守，该市主要银行2006年共吸收230亿存款，而贷款仅为70多亿，存贷比高达3∶1。一方面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发展急需大量资金，另一方面银行有钱不敢贷不愿贷。随州的农村金融市场现状只是全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3.全资子公司的形式选择 汇丰村镇银行是总部中国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全资子公司，虽然所辖范围只包括2个县，但并不受限于汇丰武汉分行乃至中国有限公司的商业策略。这可以充分保证村镇银行的决策独立性，而且由于是新成立的子公司，受各种限制较少，灵活性高，创新能力较强，符合急需进行金融产品创新的农村金融市场的需要，同时村镇银行由于有实体存在，有利于培养客户忠诚度。区别于全资子公司的村镇银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农村的典型方式还有以下3种：
(1)采取收购参股的方式进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2007年11月澳新银行宣布收购上海农村商业银行19.9%的股权，而此前荷兰合作银行已购买杭州联合农村合作银行10%的股份，还准备入股天津和辽宁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外资银行认为，通过收购参股的方式可以有效利用本土银行的机构网点和资源优势，更快地进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由于存在参股比例上限，外资银行难以对中方进行有效的重组，因而原来信贷流程不健全、风险控制体系不完善，以及收入流过于单一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改善。它的财务状况程度之复杂，令分析师几乎无法对其价值作出判断。
(2)直接面向农户的小额贷款项目进入农村金融市场。2008年初，渣打银行向新疆阿瓦提县乌鲁却勒镇拜什艾日克村的近20名棉花种植户提供了最长1年、最高1.5万元的贷款。这笔贷款无须任何抵（质）押或担保，仅凭棉农个人信用即可获得。此举使这些棉农购买化肥和种子的钱有了着落。
(3)与国有银行合资的形式。2011年3月，中国银行与战略投资者淡马锡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在湖北合资设立蕲春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这是国内首家中外合资村镇银行。中国银行此次与外资合作，计划5年内在全国范围内选址开设200～400家村镇银行，主要向具有经济发展潜力但金融服务还不充分的中西部县域，提供县域内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工薪阶层和农民国际化的金融服务。
2010年5月《关于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宣布，设立30家或以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主发起人，将允许其探索组建控股公司。这使得以全资子公司形式设立村镇银行的前景更加清晰。随着监管当局对跨区设分行的政策有所收紧，开办村镇银行将成为外资银行实施“迂回策略”的现实选择。
三、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未来动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形势的变化，中国对农村金融体制做了三轮重大的改革，总体来看，三轮改革之后，才算真正开始启动以解决“三农”融资问题为主导的改革。村镇银行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最重要试点，被政策层寄予厚望。但4年的发展历程显示，由于隐性担保缺失，资金和信息的限制和经营规模的约束等困境，村镇银行的经营实践与政策目标仍存在较大距离，经营的可持续性也面临诸多考验。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农村市场的必要前提就是深刻认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历史，把握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动向，并主动投身其中。利用自身在管理、技术和信息方面的优势，加大研发力度，探索出适用于农户的金融产品才是外资银行进军中国农村的首选之道。从渣打银行在新疆棉花生产基地进行小额信贷以及其他外资银行在农村的小额信贷的试验，可以看出，外资银行正在努力寻求创新金融产品以符合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但是基本上都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与中国农村涉农企业与农民合作经济的发展阶段尚待完善高度相关。
可见，外资银行的“迂回策略”不是单纯的政策表态，也不是简单的跨区经营，而是意在长远。在城市全力打造高端金融服务，又在发展潜力良好的县域逐步扩大市场份额，分享中国特色城镇化和现代农业的收益；而选择理想的“根据地”以及厘清理想“根据地”背后的含义是外资银行在进军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要素。
注释：
①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一跃成为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然而这个“世界工厂”的发展始于资本高度稀缺的时代，并在外资（以港资为先）的带动下突飞猛进，资本的相对高度稀缺性决定了其在要素功能分配中的支配地位；外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又必然导致区域非均衡发展（主要出现在东南沿海，占国土面积70%的西部地区外资利用率不及全国的5%）。
②农村金融先天不足是指从经营风险上，由于农业生产受不可控制的自然力影响极大，每次影响都可能使经营者损失惨重，完全丧失还贷能力；从交易成本上，由于农业信贷多而散，使得银行面对分散农户时面临规模不经济；从流动性上，由于农业生产周期性长，季节性强，资金还贷区间集中，农村银行业务开展非均衡，资源利用效率低；从违约风险上，农业生产的抵押品少以及流转困难，导致违约发生率高；从贷款额度和收益上，农村信贷领域呈现不经济的特点。以上5方面是农村金融市场先天不足的主要原因。
③银监会原规定：“外资单独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控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5%。”近期有传言该比例限制将放松，但6月26日，银监会做出澄清，保持原比例不变。
标签：银行论文; 农村金融论文; 金融论文; 外资银行论文; 村镇银行论文; 汇丰香港论文; 流动性过剩论文; 汇丰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