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中国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中苏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4)02-0112-07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路线、时代条件以及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论战对当年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中苏论战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苏论战始发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理论的提出。1958年上半年，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要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在遭到中国严词拒绝后，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步扩大。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停止向中国提供研制核武器的技术。9月，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塔斯社不顾事实，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赫鲁晓夫还在众多场合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内政，致使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表面化。此后，争论不断升级。1963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之争已趋白热化，进入公开大论战阶段。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论战仍持续了一年多时间。196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苏两党虽然没有公开论战，但分歧依旧，两党、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破而不裂的状态，直到1989年才恢复正常。现在看来，中苏论战对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更加明确了必须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新中国诞生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1955年底，通过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暴露了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众多失误。这对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起到了警示作用，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1]1956年2～4月，在中共中央多次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议上，毛泽东一再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并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可见，中苏论战的爆发，对中国共产党人起到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作用，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就有了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和对待敌人应采取不同斗争方式、国营工厂和私营工厂内的基本矛盾是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思想。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连续开会讨论了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并于4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中提出：“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3]1956年下半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罢工、罢课等事件，特别是波匈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警觉。毛泽东等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化、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波兹南事件等之所以发生，重要原因之一是当事者拿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讨论，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把两类矛盾的观点作为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根本立场’，首先提了出来”。文章“不仅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和使用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而且讲了这两类矛盾产生的原因和具体内容，还讲了处理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以及这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等等。”[4]上述两篇文章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就苏共二十大和苏共在处理波匈事件等的一些欠妥做法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其分析问题的基本观点成为毛泽东1957年2月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的重要内容。
第三，推动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执政党自身建设。
吸取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危害的教训，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在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强调指出：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党的监督机制，反对突出个人和为个人歌功颂德，坚决杜绝和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制度在一定历史阶段得到了较好的贯彻。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认为苏联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已经严重“官僚化”，形成了既得利益阶层。今天看来，这一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但中共中央出于吸取教训的考虑，陆续提出并实施了对党员干部进行轮训教育、通过强化党的监察机关以加强对广大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有计划地交流各级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等构想和举措，这无疑对加强执政党建设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催生了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我国“一五”建设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尽管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的工业化道路。1956年3月，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时，张闻天首先提出：“苏联内政错误主要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似乎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农、轻、重如何摆是个大问题，值得从中吸取教训。”[5]1957年2月，毛泽东把如何处理农、轻、重关系上升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并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6]随着中苏论战的展开和升级，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例如，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7]这表明中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1958年6月，毛泽东也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工业化方针，强调要“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6](p.380)可见，中苏论战使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依赖苏联援助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走上了以坚持独立自主、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第五，提出并实施了防止“和平演变”、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和举措。
由于中苏论战的升级和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已经背叛马克思主义，成为修正主义者。从1959年开始，毛泽东等领导人明确提出了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又正式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在国内开展了“反修防修”、学习解放军等运动，还实施了改革教育制度、培养和提拔优秀年轻干部等重大举措。尽管这些运动和举措后来严重偏离了方向和初衷，但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看，毛泽东等领导人防止“和平演变”、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对当年中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国80年代两次平息政治风波、90年代经受苏东剧变的考验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中苏论战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苏论战是一把双刃剑，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作用，尤其是随着论战的升级和激化，其消极影响也日益扩大。主要表现在：
第一，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误区。
由于中苏论战的升级和国际反华活动的猖獗，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了日益严重的估计，认为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必然出修正主义，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已经被修正主义统治，再联系到国内的一些现象，渐渐地把党内存在的分歧和不同意见，如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的对外政策、邓子恢关于发展农业的“三自一包”主张等都看作修正主义在党内的表现，进而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并开展了“四清”、“五反”等一系列“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导致党和国家的工作发生了长时间、全方位的失误。
第二，严重干扰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宣布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会议期间，又发生了赫鲁晓夫在波兰借人民公社问题攻击中国的事件。这些是促使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作出错误判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的重要国际因素。196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对庐山会议后再次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失调现象有了新的认识并试图着手调整，但多次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会议都受到中苏论战的干扰。例如，1960年夏的北戴河会议，本来准备要对1960年下半年的经济计划和1961的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工作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但是，从会议一开始，大家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国际问题上，集中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从开始直到最后，中苏关系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2](p.308)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也是花费了大量精力讨论中苏论战问题，会议虽然制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决定从1961年起集中力量搞好国内工作，不受任何国外事件和国内事件干扰。但是，1961年3月，赫鲁晓夫公开谴责阿尔巴尼亚并停止对其进行援助，后来还拒绝阿尔巴尼亚参加华沙会议，这再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警觉。特别是8月苏共中央发表《苏共纲领草案》和10月苏共二十二大大反斯大林、反阿尔巴尼亚和中国，这些都大大牵制了中共领导人的注意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做书面报告的说明中首先就讲到国际问题，特别是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讲话中也不断讲反修斗争问题。1963年开始的公开大论战对我国正在进行中的各项调整工作影响更大，正如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所说：“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8]另外，中苏论战导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苏联突然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停止技术、设备援助，催逼债务，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延缓了经济调整的步伐，同时也是造成我国1959～1961年三年困难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促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
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了严重影响，加上“左”倾思想的发展和历史的局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中断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虽有缺点，中国不能照搬照抄，但基本方面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坚持。毛泽东一再强调：“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建设的共同道路”。[2](pp.67、68、73)随着中苏论战的进一步升级，到苏共二十二大和中苏两党公开大论战阶段，双方对斯大林评价的分歧也进一步扩大，赫鲁晓夫变本加厉地否定、攻击斯大林，中共则竭力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这使得毛泽东等由基本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进而发展到基本肯定和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并将其推向极端，在有些方面“左”的做法还超过斯大林。
第四，恶化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不仅使中国关门搞建设，而且影响了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
帝国主义长期封锁中国，中苏论战又导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甚至发生边境冲突，且中苏论战后来还扩大到中共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也出现倒退，使得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严重恶化。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错误地认为一国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是列宁和斯大林路线，而南斯拉夫、苏联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搞修正主义，是反列宁和斯大林的路线。因此，既没有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也不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断绝经贸往来，导致中国逐步陷入关门搞建设的局面。
为“赶超”资本主义强国而发动的“大跃进”，实践证明这个发展战略是不切实际的，但这同样是由于对包括中苏关系恶化在内的国际形势作出了过于紧张的判断。1964年5～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将正在制定中的原本想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解决人民“吃、穿、用”的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改为重点建设三线国防工业基地以防止大规模外敌入侵，并正式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战备和“反修防修”双管齐下。毛泽东在会上对此解释说：“这两大问题是从同赫鲁晓夫的多年斗争中引起的。”[8](p.778)“四清”运动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三线”建设虽然对我国内地工业的发展、部分高精尖技术的研发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众多项目仓促上马，摊子铺得过大，严重超出了国力所承受的能力，且浪费严重、效率低下等等，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三、中苏论战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邓小平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中苏论战的亲身经历者，参与了论战的决策、辩论和文稿的起草。毛泽东在1960年曾说：“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2](p.440)后来又说：“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8](p.738)1983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说：“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9]1989年5月，他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还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10]在中苏论战期间，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对中苏论战的深刻反思，对我国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后，邓小平就同毛泽东、刘少奇等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使命，并取得了初步探索的成果。从1959年12月开始，赫鲁晓夫不断荒唐地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要向苏联看齐，同时指责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共产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搞“单干”、“特殊立场”和“派别活动”。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各国共产党仍要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为此，邓小平当年同苏共领导人在会谈中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和基本结论。此后十多年里，任凭国际国内局势怎样变幻，他都教导中国人民必须坚定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动摇、退缩、走回头路。邓小平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自然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就有邓小平对中苏论战的反思。1983年1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到中苏论战时说：“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9](pp.245～246)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仍说：“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10]
第二，不搞争论，善于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苏论战之所以爆发并持续十多年，原因十分复杂。在新的实践中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1989年5月，邓小平对此总结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争论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1]因此，在寻求中国共产党同意大利、南斯拉夫和苏联等国家共产党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一再提出：“两党之间过去的争论一风吹了”，[12](p.319)“向前看”，[9](p.153)不要辩论，将来在发展两党、两国交往方面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11](p.295)1990年3月，东欧和苏联政局发生激烈震荡，邓小平冷静、沉着地指出：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从容地发展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1](p.353)正是在这一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态度的指导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第三，慎重、客观地评价领袖人物的历史功过，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混乱，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一直是中苏论战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共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但就其一生来说，“斯大林的功绩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出现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历史功过的问题。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12](p.299)因此，他指导全党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决地制止了借毛泽东晚年失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行动，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
第四，在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兄弟党的关系，“不当头”，“不扛旗”，尊重各国党和人民选择自己的道路。
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之争实质上就是两党控制与反控制之争、苏联谋求霸权主义利益与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之争。至于论战的具体观点，正如1989年邓小平对此总结时所说：很难说谁对谁错，“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11](pp.294～29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探索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时，邓小平总结历史教训、特别是中苏论战的教训说：“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14]“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12](p.319)进而形成了邓小平关于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等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兄弟党关系的重要思想。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希望中国能当起社会主义的头，扛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11](p.363)
第五，实事求是地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
在中苏论战中，中共和苏共领导人都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作出了过高的估计，甚至为本国进入共产主义设定了时间表，相应地，以此为依据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自然严重脱离实际，难免以失败而告终。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1987年9月，邓小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该发展战略既艰巨宏伟又实事求是，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
［收稿日期］2003-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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