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之二）——边钞问题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甘宁边区论文,抗战时期论文,之二论文,事业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边区银行的任务及其业务
边区银行的任务是根据银行的性质和边区的政治经济特点来确定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相对独立的地方特区政府，有着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这就决定了边区银行具有国家银行的性质。边区银行必须执行边区政府的金融政策，服务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对于边区银行的任务，《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规定：“陕甘宁边区银行，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之枢纽，担负如下任务：（一）维护法币，巩固边钞与敌伪货币斗争。（二）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以支持抗日战争。（三）稳定社会金融，平抑战时物价”。但在不同历史阶段，边区银行的中心任务又有所不同。如1941年的中心任务是“稳定边币，实现边区政府‘稳定金融，稳定物价，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的金融政策”；1942年的基本任务是“发展边币，巩固边币”；1943年的任务是：“1、发展国有及国民经济；2、支持财政预算； 3、发行并调剂货币”；1944年主要实现三个任务：“一是帮助发展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二是周转财政；三是调剂货币”。（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11—13页。）从以上各年任务我们可以看出， 边区银行的核心任务概括起来是：发展经济，支持财政，稳定金融。
边区银行的业务是由其任务规定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规定银行业务如下：“（一）经收各种存款和储蓄。（二）办理下列各种贷款：甲、农贷，如耕牛、农具、植棉、青苗等贷款，乙、合作事业，尤其是生产合作社，丙、公私工业，如长期投资放款，短期借款，丁、公私商业，如小本商人贷款，出入口抵押放款。（三）办理边区及其它有通汇条约之各种汇兑。（四）办理期票汇票等之买卖贴现。（五）办理票据交换及划汇。”对于边区银行业务开展情况我们主要考察以下六个问题。
第一、吸收存款。边区银行成立初，除经营光华商店外，其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按存款的性质分有六个类型：即定期存款，是以时间为转移的；往来存款——即甲种活期存款，主要是各机关、工厂的存款，或无资金时银行的投资转存而来，有透支和不透支两种情况，净存的情况则少；特别往来存款——即乙种活期存款，是不能透支的；储蓄存款，主要是学生存款；暂时存款，是一种临时性质的存款；票据存款，是无利打票的活期存款之一。就存款的社会成分而言，定期与储蓄存款方面，主要是机关、部队、学校；往来存款主要是公营商店、工厂、机关、个别商人。在各项存款中，往来存款所占比重最大，定期存款比重最小，如1941年6月底银行存款总额为1334000元，其中，定期存款2000元，占0.15%；往来存款1130000元，占85.3%；特别往来存款160000 元，占12%；储蓄存款18000元，占1.4%；暂时存款12000元，占0.9%；票据存款12000元，占0.9%。（注：根据《史料摘编·金融》第5 编第371 页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
原资料1941 年6 月底银行存款总额为1324000元，根据各项目计算应为1334000元，今改。）存款中大部分是机关公款，流动的多，而固定长期利用的不多。如1940年10月以前银行存入22022115.55元，取出21303904.54元，余额718211.01元。 （注：根据《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370页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银行存款利息一般的是1分2厘，有的较高。但政府规定最大存款利率不得超过1分5厘。（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372页。）
皖南事变后，随着金融波动，物价上涨，吸收定期存款很困难，银行存款业务主要是（1）信托存款——存款以500元起码，以3 个月或半年为一期，到期自由提取，保证红利起码每月10%，按月支付；（2 ）实物存款——以某种物价为标准，存时照价折成实物，到期仍照实物价格折成现款付还。（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368页。）但这两项存款业务都要在对银行有利的条件下才能举办。
第二、开展汇兑。汇兑是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它是调剂各地筹码、平稳物价、 促进物资交流的重要手段。 边区银行的汇兑业务开始于1937年冬季。皖南事变前，西安与延安之间的汇款业务是边区银行的主要汇兑业务。1938年至1940年，共计汇出588笔，计330余万元，汇入有700笔左右，计270余万元；总计汇出汇入1200多笔，计600余万元， 占三年间全部汇款笔数的80%以上，款额占总数的90%以上。（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91页。）当时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会计科代理拨兑公款，与边区银行建立汇兑往来。奔赴延安学生的汇款，也大多是从西安办事处转汇的。
边区银行总行与下属各地银行也建立起汇兑关系。1938年秋，鉴于延安、三边间商业关系密切，款项调拨极为困难，于是委托三边分库代理汇兑业务，开办三边与延安间公私款项的汇兑。1940年绥德、陇东成立分行，与延安的汇兑业务亦开办，至此，延安与边区各分行全部通汇。1942年，延安与晋西北农民银行建立了通汇关系。皖南事变后，延安与西安通汇关系断绝，边区内部汇兑成为主要业务。如1941年至1942年，延安汇出403笔，给西安只有5笔，仅占1.2 %； 汇出金额 14016583.70元，到西安的只有9800元，占0.07%；外地汇入529笔，均为边区境内汇入，金额24828727.62元。（注：根据《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95页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 ）从这几组数字可以看出皖南事变后边区境内汇兑业务是十分频繁的。
第三、代理金库。《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金库条例》规定：“金库概委托边区银行代理之”（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卷212， 庆阳地区档案馆藏。）。银行代理金库，是执行财政上的统筹统支制度，是实现财政统一的关键。边区金库是由苏维埃中央金库发展而来的。 1937 年秋至1939年6月是委托金库制，会计上单独成立系统；7月至1941年6 月底为银行存款制，会计不独立，附属在银行会计内；1941年7 月又实行委托金库制。银行设金库处，单独成立会计制度，各金库的组织系统相继建立起来。1941年3月10 日边区财政厅颁布《关于各县建立金库组织的训令》之后，各基层金库相继建立起来。分库有陇东、关中、三边、靖边、绥德等5处，支库有神府、志丹、安塞、安定、延川、延长、 固临、甘泉、延安、延市、清涧、吴堡、米脂、曲子、盐池等15个。（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507—508页。）
银行代理金库，使财政上的税收、罚没款及其他一切政府收入，均交金库管理。根据《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金库条例》规定：“一切岁入岁出之款，概由金库收纳或支付，无论任何机关，均不得收款不缴或于未缴金库以前擅自动用，违者金库应加干涉，并报告同级政府、上级金库及边区财政厅处分之”。“一切支出非有财政厅长盖章之支付命令，总金库不得付款，下级金库非有上级金库之支票，不得拨款给任何机关……”（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卷212，庆阳地区档案馆藏。 ）1941年10月29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要求：“尊重金库制度……今后政府一切收款，均必须随时交到金库，不得擅自压下不交金库，在未得上级金库支付命令之前，一概不得动用金库存款。同时，各级政府，对当地银行、贸易机关，亦必须加强领导与帮助，不得强迫借款。”（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521页。）金库制度保证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支配，减少了自收自用现象。抗日战争时期，边区金库在资金的收付和调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有限的财政资源作到了最有效的发挥。
第四、管理“外汇”和金银。1941年2月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后， 边币也不能直接到国统区购物，这样就出现了外汇问题。一方面，边区的一些必需品必须从国统区购来，另一方面，边区和国统区犬牙交错，两区民间也有贸易往来，这样，法币就被当作外汇来使用。为了贸易和对法币斗争的需要，边区在各贸易口岸设有货币交换所，以兑外汇。起初，边区对外汇管理并不严格，基本采取外汇自由兑换制。随着金融波动，物价上涨，1943年3月底，银行开始了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 边区外汇管理的措施，一是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管理外汇办法》，共13条。规定：“凡携带法币在边区境内通行……满二千元及二千元以上者，必须向政府指定的检查机关登记，并领取通行证，违者以破坏金融论罪”。“凡拟向外地采购物资，规定物品之交换所及统购机关等，准按订购的实际需要，兑给法币或外币百分之四十至八十。但必须填具交换所规定之保单，保证于限定时期内将货运到”。“凡运售物资局规定之物品，请求兑换法币或外币之外商，须先呈验进口货物登记证，交易所成交证或存货单，经审查后，得按该外商所售货物额，兑给一部或全部”。“凡携带法币或外币出境者，必须将货币交换单随身携带，遇检查时呈单受验”。（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卷348， 庆阳地区档案馆藏。）二是建立了严格的审批制度。其原则是：对于应得外汇的人，在普通情况下，应保证其如数得到外汇；对于不应得外汇的人，绝不能随便批给一元钱外汇；外汇的批审，必须与贸易政策、物价政策相配合。
在实行外汇管理的同时，边区银行还实行了对生金统一收购的政策，防止生金银外流资敌。为此，1942年2月， 边区银行颁布了《禁止私人收售质押及私运现金出境惩罚条例（草案）》。规定：“本条例所称现金包括金块、金条、元宝、银条以及一切金银器具，首饰和硬币”；各地货币交换所“收进之现金应按期交给边区银行”；“现金所有人，如不愿出售而又急需抵押者，可以到边区银行请求抵押贷款”；如违犯本条例，而“私运现金出境，沿途军警哨卡均可立即将其现金全部没收，并将私运人扭送当地政府”。（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卷287 ，庆阳地区档案馆藏。）
总之，边区银行对外汇和金银的管理，是维护边币稳定、平抑物价、加强对敌经济斗争的重要措施。
第五、建立信用合作社。边区银行建立信用合作社始于1943年3 月的延安南区信用社。1944年6月， 边区合作会议对信用合作社采取大量发展的方针，提出每区建立一个信用社的口号。9月， 延属分区召开信用社联席会时，已普及各县， 共有23 处， 存款120312100 元， 股金44156896元，放款182350625元。（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615页。）至12月，全边区信用社又增至86处，资金5亿元。（注：《史料摘编·互助合作》第7编，第327页。）
信用社是银行帮助建立起来的，因此帮助银行开展业务是信用社的经常工作，如帮助银行收回边币，兑换破旧票子，发放农贷。信用社在银行的指导下从事吸收存款、放款的业务。
信用社在边区的金融事业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1 ）打击高利贷；（2）互助互济，组织新的借贷关系；（3）扶助生产，发展农村经济；（4）奖励储蓄，推动节约。
第六、放款业务。边区银行全部资金的运作，主要分配在放款上，用以支持生产和财政开支。边区的放款可分为五类：（1 ）生产建设放款（包括农贷、工业、盐业、运输业、合作社、机关生产等放款）；（2）财政性放款（包括财政借款、机关借款）；（3）商业放款；（4 ）物资局投资；（5）其他放款（包括短期的暂欠与私人借款）。
抗战时期边区银行放款以1942 年的高干会议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1937年10月至1942年10月为第一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年10月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在这个时期边区财政依赖于外援，银行处于发展阶段，放款业务开展得不够，放款的种类少，主要是财政机关放款，生产建设放款（主要针对公营工厂）和商业贸易放款。在各种放款中，生产建设所占比重较低。 如1938 年放款总额为50524346元，生产建设放款只有1141945元，仅占2.26%；1939 年总额为108278101元，生产建设只有13514472元，仅占12.48%；1940年总额为403699811元，生产建设只有10478258元，仅占2.59%。 （注：根据边区银行《两年来放款工作初步总结》（1943年）中的有关数据计算，见《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392页。）第二阶段从1941年至1942年10月高干会议前。这个阶段一方面财政困难，需要解决；另一方面发展生产以求自给自足，需要资金。银行放款总的方向是围绕着面临的这两个问题进行的。由于边区财政由完全依赖走向自力更生，各机关、部队、学校经费由完全发放转为生产自给，这就决定了银行放款任务为投资机关、 部队、 学校的生产资金， 调剂出入口贸易和弥补财政赤字等。 1941年放款总额为26814316元，1942年为78947234元。其中，1941年财政机关放款12394347元，占总额的46.22%，生产建设放款10896752元， 占40.63%，商业贸易放款3523217元，占13.15%；1942 年财政机关放款27752515元，占35.15%，生产建设放款15075400元，占19.10%，商业贸易放款36119319元，占45.75%。 （注：根据边区银行《两年来放款工作初步总结》（1943年）中的有关数据计算，见《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392页。）在生产建设放款上由单一的公营工业投资转向多方位投资，如农业、纺织、合作社、运输业等。第一个时期放款的成绩在于：（1）在经济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特别是为边区公营工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2）帮助解决了政府的财政困难。（3）帮助了各机关的自给自足生产计划。但也存在一些偏向，主要表现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和私人经济的观点不够明确，这方面的放款工作也做得不够。
第二个时期，从1942年10月高干会议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高干会议确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纠正了过去在财政经济问题上的保守观点，使银行放款方针得以彻底改变。因此，农业及其他生产建设（如盐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等）放款力度加大，成为这一时期放款的最大特点。主要表现在：（1）建立机构， 制定专门贷款办法。农业方面，边区政府委托银行在各县建立农贷办事处，实施贷款，1943年1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三十二年度农贷实施办法》、 《农贷小组暂时组织办法（草案）》等。工商业方面，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定期信用放款暂行章程》、《陕甘宁边区生产合作社贷款及投资暂行办法（草案）》等。（2）贷款形式多种多样，一种是现金贷款， 一种是实物贷款，还有专门贷款，基本都是专款专用，由银行监督。（3 ）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个体工商业者，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也得到贷款。（4）贷款面较广、规模较大，能及时到位。总之， 第二个时期把贷款重点转移到工农业生产上，
为1943 年的经济建设和1944年边区达到自给自足状态发挥了巨大作用。
银行放款利息因行业不同、资金周转期长短不一而有差异。农业的资金周转期长，一般为1年，利息最低为1分。工业资金周转期为3至6个月，利息1分2厘。商业资金周转速度最快，为1至3个月，利息最高，达1分5厘。（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395页。）
因为吸收存款业务成效不大，因此，银行放款资金的唯一来源是靠货币发行，这是边区放款业务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通过对1938年7 月至1943年8月的放款与货币发行的分析就可以反映出来， 请看下表（注：根据《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396页的统计表重新设计。）：
时 期 1938.1939.1940.1940.11
1941. 1942. 1942.
7-12 1-12 1-10 -1941.3.15 3.15-12 1-9 10-1943.8
发行额 99 218
704
4340 22012
30327 475775
放款总 120209
653
5777 17668
2512
489418
放款占 121.2 95.9 92.8 133.180.3 8.3
102.9
通过对上述六个方面银行业务的分析，我们认为边区银行业务的展开始终坚持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支持财政，发展经济，稳定金融，保持出入口平衡和反封锁斗争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
四、边钞的历史作用
边钞发行开始于1938年，结束于1948年1月， 在陕甘宁边区流通了近10年。笔者仅将抗日战争时期边钞在边区所发挥的作用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边钞的发行解决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巩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中央做出英明决策，发行边币，解了边区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1941年共发行边钞24261625元，其中财政机关借款12394347元，占总发行额的51.1%；1942年发行边钞91076835元，财政机关借款27752515元，占发行总额30.5%。（注：根据《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135页《五年来边币发行统计表》和第392页《四一、 四二年放款统计》有关数据计算。）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边钞的发行，边区很难度过当时的财政困难。
第二，边钞的发行为边区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扶持边区工农业生产方面。
1、帮助边区建立起了公营经济。抗战时期， 陕甘宁边区公营经济的主体是公营工业。抗战前，边区工业是一片空白。抗战期间，随着边钞的发行，公营工业和其他公营经济发展起来，先后建立了纺织、造纸、印刷、被服、石油、化学、炼铁、煤炭、机械等工业部门。这些工厂的建立，都得到边区银行不同程度的帮助。如1942年以前，边区银行投资于难民、振华、伟华、交通、新华五厂的金额达600万元左右。 1941年，给军委石油厂、制药厂及各机关投资520万元。 （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53—454页。）1943年， 工业事业费投资总额1000万元，其中纺织390万元，造纸191万元，矿业95万元，榨棉油业30万元，蚕丝业30万元，化学工业65万元，农具工业45万元，准备费154 万元。（注：《边区政府工业投资两千万》，1943年3月15 日《解放日报》。）各分行对地方公营工业的建立也进行投资。如陇东分行1941年给陇东救亡工厂投资2万元，给利民工厂投资5000元，给克己工厂投资5000 元。（注：《陇东分区开办工厂十余处》，1941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1943年2月，三边分区分别投资定边新塞工厂300 万元， 靖边毛织工厂150万元，盐池元华工厂100万元。（注：《三边发展毛织业》，1943年3月3日《解放日报》。）边区银行的投资对公营工业的建立和扩大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2、支持边区手工业及私营经济的发展。 民间手工业和私营经济是抗战时期边区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发展也得到银行的大力支持。如在盐业生产上，1942年贷款103000元；1943年工具贷款313000元，其中铁锹、铁耙384件，合款245000元，镢头15件及浪耙、扁担、 筐子等合款68000元；春季无息贷款30万元，其中老池10万元，苟池8万元，滥泥地7万元，莲花池5万元；临时贷款1644000元， 用来支付工资和买米等。解决了盐业生产上的工具、资金和生活问题，对生产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注：《史料摘编·工业交通》第3编，第304—305页。）在民间纺织生产上，1944年，陇东分行给陇东分区各县发放贷款3300万元，此项贷款发挥了较大作用，一是帮助较穷农户购买纺织工具；二是为已有纺织基础的纺妇解决一部分棉花（注：《边区银行陇东分行发放纺织贷款三千余万》，1944年10月8日《解放日报》。）， 推动了陇东民间纺织业的发展。1945年上半年，三边分行给三边分区72户手工业放款 863000元，用于三边手工业的发展。（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69页。）
3、扶植农业，推动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抗战前期， 边区农业经济一方面有大量可耕地没有开垦，另一方面许多贫困农民虽有人力，却无工具、耕牛，即表现出“不患无地可耕，而患无力去耕”的特点。所以，边区政府就要求银行放款，帮助贫苦农民解决耕牛、农具和籽种问题。1942年，银行把投资重点放到农业上，并收到了显著成效。如延属分区的七县市和南泥湾垦区、蒙民垦区、裴庄、固林等地的8025户农民，得到银行贷款1579393元，自筹资金1036921元，共购买耕牛2672头，农具4980件（套），增加耕地108780亩，可增加粮食26105石。 （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 第416 页。 ）又如1943 年关中分区富县1340户农民得到1245710元的贷款，共买牛292头，驴44头，骡12头，农具1087件（套），用于农业生产。（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26页后插页。）政府不仅发放耕牛、农具贷款， 还发放贷款用于植棉、青苗等方面。植棉贷款用于推广棉花试种和产量的提高，青苗贷款则旨在解决贫苦农民在青黄不接时的困难，用于购粮，以防止高利贷的剥削。由此可见，农贷的发放，既推动了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又解决了贫农、难民的生活困难，稳定了边区社会秩序。
4、扶持了边区合作事业的发展。 合作社是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在边区合作社事业发展中，银行起了扶持作用，如1944 年前8个月，银行给合作社贷款共计27994500元，其中信用社12410000元，占44.33%；运输社6700000元，占23.94%；生产社4402500元，占15.72%；消费社4282000元，占15.3%；卫生社300000元，占0.71%。（注：《史料摘编·金融》第5编，第465页。）有了银行的扶持，边区的合作事业才蓬勃发展起来。总之，边钞的发行和金融事业的发展，使边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了，到1944年时，边区的许多工业品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了。
第三，边钞的发行，在政治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排除了法币，保护了边区人民的利益，使边区人民免遭法币的掠夺，安定了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使边区摆脱了国民党法币的羁绊，进而摆脱了国民党对边区经济命脉的控制，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