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许地山先生与金应熙老师——读《金应熙史学论文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论文集论文,生与论文,老师论文,许地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6—0127—05
1991年6月25日，金应熙教授于香港工作岗位上去世。当时， 笔者正在香港访问研究，有缘为金老师送行。在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期间，又有机会读到金老师尊师许地山先生的著作。这样，1992年6月25～26日在广州举行的“金应熙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笔者遂提出了纪念论文，题为《学兼中外，博古通今——论许地山先生与金应熙老师》①。
今天，当金老师十五周年忌辰之际，由金雨雁学兄整理的三卷本《金应熙史学论文集》，隆重出版。把读大著，深受教益，内心中涌出了写作这篇《再论》的强烈愿望，并籍此和大家分享研读金应熙老师大著的心得。
一、“面壁斋”中的学术传承
《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有《阎罗王考》，1947年10月18日写于广州岭南大学。原载《岭南大学周报》康乐再版第35期。文章题记有云：
此文草成匆促，且篇幅有限，材料未充分使用，他日当另补正。所用书籍，多为面壁斋本，良师益我多多，感谢之意非文字所可以表达②。
考“面壁斋”即许地山先生书斋斋名。许先生夫人周俟松先生撰有《许地山先生生平》一文，明记地山先生“寝室内书籍满堆，名之曰‘面壁斋’”③，以示专心读书。
今见金应熙先生此文，引用英文版佛教有关书籍数种，如Edkins之《中国佛教》、Alice Getty的《北方佛教诸神》、韦廉士的《梵英大典》（1899年）等， 其中当有许地山先生面壁斋藏书。
文章结语处指出：“研究阎王传说，注意者如阎摩兄妹相婚并主冥狱事，可见史前婚姻关系之遗迹；及如犬守冥府通道，同于希腊神话；死人之审判又与埃及‘死人书’所纪有相通之处；治比较宗教之学者，岂可交臂失之”。这里，治宗教比较学的路子，正是出于许地山先生的学术传承。
相信金老师这篇大作，反映了当年在许先生“面壁斋”读书时的收获。此文写作时值许地山先生仙逝的六年之后。而在许先生谢世的半个世纪后之1991年，金应熙先生在香港接受一青年学人采访时，犹回忆起许师当年的教导。今承金雨雁学兄惠贻此一文献之复印件。此件《金应熙教授访问记》，记及许先生1935年之后应聘到香港大学执教的情形时说：“而传授金教授梵文，其实是想他继承这方面的研究”。访问记又记及1960年顷，金应熙先生因在北京的工作需要重温佛教学和印度学，《访问记》写道：
金教授涉足于此，回想在港大就读时的情形，便更感到许地山研究的精深。事缘许氏过世，金教授曾到许府整理遗籍，发现许多不同版本之范典校勘，工作之精细，实令人叹服④。
1978年以后，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再到香港工作期间，金应熙先生有关宗教史研究的文字和回忆，依然洋溢着许地山先生深深的学术影响。
二、从“教义本体”和“比较宗教学”研究宗教史
金应熙先生继承了许地山先生研究宗教史的学术传统，首先表现在研究路子上是继承许先生。在《香港大学回忆录》一文中，金老师回忆道：
“许、陈两位老师对中国宗教史都有精深的研究，而角度稍有不同。用寅恪师的话来说，他研究宗教是‘取以供史事之补证’，较少从宗教哲学方面去探求其‘微言大义’所在，而地山师则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研究各教的‘教义本体’”⑤。
金老师又指出：“不过，在研究方法上他们有个重要的共同点，即常用同一宗教经典的原文和各种文字译本比较阅读和对勘。运用这一方法有个先决条件，即研究人须通晓梵文、巴利文及若干种东、西方语文”⑥。许地山先生曾单独为金先生等二人开设梵文课。有一篇回忆录说“而（许先生）传授金教授梵文，其实是想他继承这方面的研究”⑦。
金先生沿着许地山先生“比较宗教学”和“教义本体”研究路子的一个鲜明例子，是1978年9月在香港发表的《试论印度古代的六师哲学》一文。六师是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大约和佛陀同时的六位思想家。 其中尼犍陀即耆那教的实际创立者大雄。金先生在此文中，比较研究了耆那教与婆罗门教及佛教的不同之外。文章指出了六师中的阿夷多、拘舍罗思想的进步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充分地肯定他们与婆罗门教的神创说，同佛陀、大雄的业报说进行剧烈斗争的进步意义”⑧。
金应熙老师又研究了大藏经汉译文献中的《金七十论》。此书属于印度古代哲学中的数论派，此书七十偈原意为“数论颂”。原作者为自在黑，由南朝印度高僧真谛将其译为汉文⑨。金老师留下注释金七十论的笔记本数十本，惜此一课题未能完成。
三、心仪许地山先生对道教的开创性研究
1927年，许地山先生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道家思想与道教》⑩，这是中国现代道教研究的开山之作。任继愈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许地山著《道教、因明及其他》的序言中说30年代，只有少数独具卓识的专家学者，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有儒、佛、道三大流派，这三大流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又说“发前人所未发，研究道教史及一般宗教史的研究学者中，许地山先生是先驱者”(11)。
许地山先生在这篇开山著作中，指出“道教远源于术数和巫觋的宗教，到后来才采用了道德家的玄学……（汉代）熹平中……其中有张修持太平道，张角持五斗米道是最著……这两派的道教才是现在道教的正祖。”许地山先生的结论是：“中国一般的思想就是道教的晶体，一切可以从其中找出来”(12)。
虽然最近一二十年国内道教研究有长足的进展，但时至1990年前，和国际汉学界道教研究的兴盛相比，国内道教研究仍须大力提倡。这就是1994年重印许地山先生上述大著并由任继愈先生作序的背景，由此也可以得知1990金应熙先生作为许地山先生的学生而写作《国际史坛上的道教研究》一文的现实意义。
金应熙先生的文章开宗名义地指出：“道教，是产生在中国本土的宗教。它的思想和理论，源自战国时代的道家学说，在汉代，道家作为宗教开始形成，以后历经演变，繁衍传承，一直流传到现代”(13)。我们把这里的表述，与前引许地山先生关于中国道教定义的见解相比较，完全可以看出两者是一脉相承的，金先生的表述是与许师的表述相呼应的。
金应熙先生的这篇大文，既从“教义本体”的角度，介绍了国际汉学界的道教研究业绩，又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评解，例如，文章指出：“以道教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是朴实的，人们之所以信仰神，为的是祈求平安、丰收等，政府如不强加干涉，它们便自然是一种社会的安定力量。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讲究宇宙人生大理论的“包容性”（inclusive）宗教不同，中国的传统信仰（如道教、妈祖奉祀等）没有“救主”（Messianism）和“末劫”（Eschatology）观念。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信仰注重的是现世，而不是来生”(14)。
四、“四裔学”研究与世界性历史视野
金雨雁先生在《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序一》中写道：“晚年的许（地山）先生曾有深入研究中国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夙愿，可惜因病辞世而未能够实现。师承许先生的金应熙教授具有在学术上继续完成老师未竟之业的志向。‘四裔学’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一门学问’，着重于各种原始资料的考据”(15)。序文以金先生《读刘郁〈西使记〉劄录》和《吐蕃之兴起》两文为例加以说明。
金著《古代史卷》中，还有一篇别开生面的文章《古代华北的白种人》。文章指出：“我不用‘阿利安人’或‘印度日耳曼种’等名词，因为‘阿利安人’这一名词，并不表示一个纯一的种族，不过是同隶印欧语系的许多部族的共同名称。言语只是文化特征之一，言语的相同不等于就是种族的相同……我采用‘白种人’一词”(16)。
文章引述了王国维认为羯是胡的论点，从而主张羯族也是白种人。又引据蒙文通先生论赤狄的论文和吕思勉先生的《长狄考》，主张“长狄”也可能是白种人(17)。
金先生注意到黄河下游战国初期的屈肢葬，可能与南俄屈肢葬有关系，认为墓葬中的屈肢葬很可能受到狄族文化的影响(18)。这一研究不失为近年来学者们把南西伯利亚遗址与中国半坡及周原的考古发现联系起来观察的一种先驱。
五、后论：薪火相传
金应熙老师在《悼许地山师》一文中指出：许先生在对学生的谈话中，“常常透露着先生对人对事对学问的根本态度。他随时随地以身作则，在这些重要事情上指示我们。他自己说过：‘从师若不注意怎样做人的问题，纵然学有师承，也只能得到老师的死知识，不能得到他的活的能力’。做老师的任务，就在以‘怎样做人’的‘活的能力’，使学生感受，先生对这一点，是充分地做到了”(19)。
我于1955年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当时金老师正值接任系主任之时，他把着手教我们这些刚入学的青年，如何制定每周学习计划？如何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方法？如何通过访问杜国庠先生等学术前辈，向师辈学习？
从那时起直到1991年6月仙逝，30余年间一直有机会感受到金老师的教导。 在60～70年代的经常性的集体写作任务中，一直得到金老师的言传身教。当金老师知道我一直对敦煌文书中的寺院制度与寺院经济的研究有强烈的兴趣时，从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间，一直对我不倦地教诲和指点。我1972年开始写作而于1982年、1985年重订并于1987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五代寺户制度》这一专著的《跋》文中写道：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金应熙教授对宗教史研究长年不渝的神往所给我的濡染。记得当我在资料上一度十分困难时，金老师曾慷慨地拿出自己搜集的国外中国宗教史研究文献摘录卡片供我参考。
《跋》文表达了对金老师深深的谢意，说：“饮水不忘掘井人。在本书草成之际，我首先要对几位启蒙者表示敬意和感谢”(20)。金老师就是我走上献身学术之路的启蒙人。
许地山先生和金应熙先生在学术上的薪火相传，是两岸三地学术史上一则动人的佳话。金老师回忆道：“地山师的父亲南英公在甲午战争时任职台湾，曾先后支持唐景崧、刘永福抵抗日本割占台湾的活动”。“许师于1939年提示我以‘刘永福的生平’为题撰写学年论文”(21)。
许地山先生和金应熙先生，又一脉相承地致力于香港史研究。金老师说：“正是为了‘启发昏朦和摧灭奴性’，许老师在工作最繁杂的生命最后六年（1935～1941年）中挤出时间和精力来进行香港史研究”(22)。金先生继承许先生的未竟之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致力于研究香港史的“当务之急”有关的工作，金先生逝世于香港中华文化中心的工作岗位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为促进省港地区的香港史研究而鞠躬尽瘁。
总之，许地山先生和金应熙先生的薪火相传，无疑是两岸三地瑰丽的学术家园中的一道亮丽的景色。
注释：
① 姜伯勤：《学兼中外，博古通今——论许地山先生和金应熙老师》， 《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广东学术通讯》，1992年第12期。
② 金应熙：《阎罗王考》，《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
③ 周俟松：《许地山先生生平》，见许地山著《道教、因明及其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29页。
④⑦ 《金应熙教授访问记》（1991年2月11日及5月18日），打印稿，承金雨雁先生惠贻。
⑤⑥ 金应熙：《香港大学回忆录》，《金应熙史学论文集·近现代史卷》，2006年，第303、303～304页。
⑧ 金应熙；《试论印度古代的六师哲学》，《金应熙史学论文集·世界史卷》，第9页。原载《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上册， 香港大公报出版，1978年9月，第289～297页。
⑨ 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北京，1988年，第70页。
⑩(12) 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见《道教、因明及其他》，第1～32页。
(11) 任继愈：《序》，见许地山著《道教、因明及其他》，第1页。
(13)(14) 金应熙：《国际史坛的道教研究》， 《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第180、191～192页。
(15) 金雨雁：《教泽长流人共感
且留遗宝耀神州——金应熙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初探》，《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第4页。
(16)(17)(18) 金应熙：《古代华北的白种人》， 《金应熙史学论文集·古代史卷》第252、253、253～254页。
(19) 金应熙：《悼许地山师》，同上书，第296页。
(20)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跋》，中华书局，1987年，第345页。
(21) 金应熙：《香港文学回忆录》，《金应熙史学论文集·近现代史卷》，第304页。
(22) 金应熙：《许地山老师和香港史研究》， 《金应熙史学论文集·近现代史卷》，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