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及其意义——1.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学术成果的出版和学术队伍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对于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用何种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等问题，学术界则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对于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在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曾经引发过激烈的争论。按照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徐崇温先生的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专业的确立，“从一开始就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来的：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不久，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接受任务说，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徐崇温自选集》，第1页)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传入我国的。由于当时主导学术界的研究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反对立足于教科书体系的哲学理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全面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的对立，也就成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但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作相继被翻译成中文，特别是学术界对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以及由此带来的哲学理念的变化，人们又开始重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和理论性质，并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出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西方条件下运用的结果，从而应当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的必然结果。由此引发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三种认识，即非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说和具体人物具体分析说。(参见洪镰德，第3-26页)无论上述三种认识是否恰当，这场争论使学术界得以更加深入地研究和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对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学术界一时难以对它达成共识，因此部分研究者主张绕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直接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问题和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这种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益突出。应当肯定，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深化的必经途径。问题在于，一方面，部分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问题和代表人物的研究，往往是建立在缺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理论特点的把握之基础上的，这就无法分清楚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使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的西方思想家之间在分析具体问题上的本质区别，从而在事实上难以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另一方面，在我国学术界流行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一大背景下，部分研究者无论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选取上看，还是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呈现出越来越转向学院式的趋势。然而，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造就“卢卡奇研究专家”、“鲍德里亚研究专家”等等，而是为了最终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服务于形成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些最终目的要求我们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
所谓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而言是：
第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民族化进程这一宏大历史视野来研究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对于如何把握和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实质，学术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产生的根源就在于研究者所持的不同方法论和评判标准。部分研究者拘泥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观点作简单的对比，其必然的结果是主观的批判代替了科学的研究。如果我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展开研究，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各国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的结合中，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的。20世纪出现的多种流派、多种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历程，也是这一发展历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和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要求我们坚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以及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这三个维度来研究和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探寻其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的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之间的有机结合，是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与基本精神，而不应该将某一种具体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为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理论得失的标准。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各国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难免出现失误，而研究这些失误发生的内在机理，同样应该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有效途径。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旧哲学相比，其突出特点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世界。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从而成为一个民族变革现实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实际上也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这一历史过程。而对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笔者认为至少应该从如下两个方面予以把握。其一，从我国现代化的性质和发展的阶段上看，它标识的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发展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立足于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现代化的的实践，研究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中国现代化的规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表达。其二，从我国现代化实践所处的时空背景看，它标识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是在“全球化”这一大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必须研究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通过和世界哲学展开交流与对话，研究和把握当代世界哲学发展的趋势和最新的积极成果。这也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
第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才能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这突出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总结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在规律和内在机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保证。我们不仅需要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而且需要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它国家民族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社会处于现代化已经基本完成、从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导致了对指导西方现代化实践的理性主义哲学和文化价值体系的批判反思，因而如何在这一转型时期实现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解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点，并由此导向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的追问。这一追问展开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理论形态、理论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这一问题的回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本体论、辩证法、文化观和价值观等理论问题的探索。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们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探索同西方哲学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这种结合创造了形态各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力图回答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时代问题。具体而言，黑格尔的现象学方法、西方的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哲学文化传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流派的影响较大；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特别是近代唯理论哲学、结构主义、分析哲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流派的影响较大。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哲学运思和哲学创造过程，可以为我们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和基本精神拓宽理论视野，为我们探索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提供方法论借鉴，从而构成我们创建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善于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将其展开为对社会正义问题、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消费问题、生态问题和人的自由和解放等问题的探索。它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既包含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特有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包含现代化进程所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因而对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防范和规避现代化的风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不仅明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的何在，而且也明确了应当采取的具体研究方式。关于如何具体运用这一范式，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要求我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和民族化进程来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西方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以说流派众多，目的各异。与那些以反马克思主义和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方法解决西方社会问题为目的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缘起于西方共产党以及党内先进的理论家，其力图摆脱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布尔什维化”运动，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西方道路。但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指导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产生起就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受到批判，他们不得不丧失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联系而在西方共产党之外发展，并导致其理论主题转向了哲学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性问题的研究，其理论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思想上始终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的批判；在理论上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以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为理论归宿；始终关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注重从哲学的高度予以研究和总结。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流派。如果我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这一理论视野，就不可能真正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西方其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理论特质，就无法保证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要求我们破除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越来越学院化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侧重。应该肯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理论问题的学术史研究是必要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当前的时尚和潮流是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在范围上似乎越来越狭窄，研究方式越来越学院化，而且这种研究往往建立在缺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理论特质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不理解这种学术史研究只是第一步，而决非最终目的；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服务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才是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的。这就要求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始终面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也意味着我们对流派众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对象上应该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应该特别注意研究那些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突出意义的流派和代表人物。具体到现阶段，笔者认为应当特别重视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欧美分析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是因为，从理论上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性质、理论形态、理论功能和理论体系等问题的研究，而且它规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理论性质以及理论主题。分析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注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正义、阶级和国家、科技合理性和生态等关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看，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长期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内展开的，缺乏同情的理解和科学的分析，因而有重新展开研究的必要；而对分析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总的看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成果出版和研究力量方面都显得非常薄弱，因而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
第三，在学术界积极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这是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的重要途径；但交流和对话必须以相互了解对方为前提和条件。应该说，虽然当前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研究视域的开拓、研究成果的出版和研究队伍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在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那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一股用西方哲学世界观肢解、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所谓“异端”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看法造成部分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心存戒备，看不到对它们的研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仅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而且应该向学术界大力推介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实现中、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的真正对话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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