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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发生了三个主要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进展，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市场体制的普及。在这些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开放金融市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条款，实行本国货币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发展中国家，从1985年的41个增加到99个（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 年5月，第73页）。据世界银行分析，1985—1987年，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的只有两个发展中国家（韩国和马来西亚）。1992—1994年，增加到13个国家（包括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一体化程度居于中等的从24个国家增加到26个国家（包括中国。见世界银行：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1997年，第19页）。根据历史经验，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发生过多次金融危机。1890年，英国发生过巴林银行危机；1894—1896年，美国发生过汇率危机。1929年，美国发生的严重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经济大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比发达国家更频繁。60年代，发生了英镑和法郎危机；70年代初，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80年代，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外债危机，发达国家经历了股票价格大跌；90年代，发生过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75—1997年共有53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过货币危机或银行危机。其中，货币危机发生过158次，银行危机发生过54次。 发展中国家发生的货币危机比发达国家多一倍，银行危机是发达国家的一倍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8年5月）。历史和现实都说明， 在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此次东亚金融危机规模之大，影响程度之深，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罕见的。发生金融危机的五个东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韩国，都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位于前列。当人们认为东亚出现经济奇迹时，它们是这个奇迹的支柱。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并不太坏。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大进大出， 而东亚发展中国家无力支配国际金融市场
不少人把引发这场危机的国际因素归结为阴谋论，即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故意对其攻击。这个观点的根据是国际资本的投机活动，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被指控为投机的始作俑者。由利益驱动的市场行为，无可非议。这类举动不仅有国外投资者参与，也有国内投资者入市。这类投资行动是有风险的。不但能赚，也会赔。仅仅用个别投资者的行动来分析其爆发的原因，未免过高地估计了这些人的作用。充其量，投机者行为只能算是引发危机的“导火索”，而“火药库”则在于深层次的原因。从国际经济因素看，它不是发达国家政府的蓄意阴谋，而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体制上的差距，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支配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不强。
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但发展中国家却面临金融难题。80年代，发展中国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90年代，发展中国家连续发生金融动荡。那么，后者是不是前者的重演？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数量增长，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经过80年代外资流入下降之后，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迅速增加，1996年是1980年的近两倍。外资来源从以官方资金为主转向以私人资金为主。1996年，私人资金占近90%。外资品种从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主转向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为主。1996年，两者相加占80%。而且，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私人资本主要集中于经济开放程度高、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
外资的投资主体发生变化，机构投资者和跨国公司的作用增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各国（地区）的固定资本投资，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大大超过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7年，第5页）。1985—1994年， 七个主要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退休基金，保险基金和共同基金等）的总资产从5.3 万亿美元增加到17万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97万亿美元（英国《经济学家》1998年6月21日）。机构投资者用于国际投资的比重从1989年的7%增至1994年的11%，从3000亿美元增加到7900亿美元（见世界银行：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1997年，第97页）。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投入也不断增加，从1986年的19亿美元增至1996年的1320亿美元（见世界银行：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1997年，第106页）。
在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度较高，经济增长速度最快。1990—1996年，引进的外资从193亿美元增至1087 亿美元，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45%多。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是不是说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就越容易发生金融危机？
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是导致东亚五国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多，例如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等等。从国际因素看，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一是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与发展中国家参与程度低不匹配；二是全球资本的迅速流动与发展中国家规模很小的金融市场不匹配。
尽管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但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不能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同日而语。金融市场不成熟的表现是，第一，发达国家之间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更高。它们之间的实际利率差逐步缩小。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的利率差较大。第二，发达国家发展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在金融市场发育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信息传播机制。发展中国家多事基础设施不足，信息传播渠道不畅。第三，发达国家的规避金融市场风险的手段较多，金融衍生工具比较普及。发展中国家较少使用这类工具。
由于资金的可交易性增强，国际资本根据利率变化调整资金流向也更容易。国际资本流动的首要目的是谋求最大的收益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差成为它们流动的动力，而证券价格变化与利率变化直接相关。为赚取利差和汇差，国际资本以证券资本形式，频繁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出和流入。当西方国家利率降低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增加；反之，则减少（见世界银行：私人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图2.16，1997年）。经济全球化的标志应该是世界市场的完全统一，这要实现各国（和地区）之间各种价格趋同。金融市场全球化应该是利率的趋同。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出现了趋同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利率却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一是政府作用的结果；二是市场不发达导致市场运作效率较低，融资成本较高；三是金融风险较大，要用高利率吸引外资；因而利率居高不下。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远未与全球金融市场融和。尽管如此，国际资本仍然利用利率差加强了流动。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增长较快，主要是较高的利率具有吸引力。90年代初，发达国家发生经济衰退，利率下降，这种现象就更明显。当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之后，利率升高，外资纷纷流出发展中国家，流回发达国家。墨西哥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都与这个现象有关。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国际资本市场的迅速膨胀，但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很小。国际投资者只要动用其在国际金融市场投资的一小部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光是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就拥有97万亿美元的资产，加上杠杆作用，这些投资者可动用的资本就更多，而新兴股票市场的总资本额只有2万亿美元。 机构投资者只要稍稍调整一下投资结构和方向，新兴市场就要受到严重冲击。目前，全球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额高达1.6万亿美元， 占全球外汇储备的80%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5月）。 发展中国家为稳定汇率而动用外汇储备，更是杯水车薪。如前所述，机构投资者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体，它们主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动。此类资金的流动有一个特点，在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基金的管理者相互模仿，造成资金流动过于集中，更容易发生资金大进大出现象。共同基金在发展中国家的证券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们的流动性很强。1990—1994年，投资急剧增加。1994年底发生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又急剧减少。
东亚五国的国外资金大进大出，主要是日本和西欧所为。到1996年底，欧盟商业银行对东亚五国的贷款累计总额为895亿美元，日本为936亿美元， 美国只有298 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12月）。日本的银行利率过低，欧盟的短期利率也较低，资金必然外流，寻找高收入的投资机会。东亚五国的利率大大高于日本和欧盟，它们的商业银行贷款也大量流向这些国家。出现问题之后，撤出资本也快。日本和西欧的利率过低是政府行为所致。日本过分鼓励生产者投资，过度保护企业，使之减轻债务负担，实行了低利率政策。西欧则过度保护劳动力市场，导致失业增加，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而且，为了启动欧元，实行了谨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些因素都刺激了资本流向东亚国家。
二、在发达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势下， 世界产业结构重组，但东亚发展中国家无力支配国际商品市场
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技术创新加速的时代。新技术迅速出现，让人眼花撩乱；经济变化之快，更让人应接不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国家、地区、企业，甚至个人不但必须适应这个时代特征，更应努力走在时代前列。当发达国家发展知识经济之时，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正处于工业现代化阶段，知识经济还处于落后状态，其主要表现是经受不住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东亚金融危机的具体表现是价格的剧烈波动。一是汇率波动，二是股票价格波动，三是房地产价格下降，四是出口产品价格变化，等等。价格属于微观经济领域的问题。那么，应该如何从微观经济变化认识东亚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呢？
价格变化主要出于三个因素：一是经济效益的变化。要素生产率提高，成本降低，价格随之下降。在新技术进步加快的大形势下，经济效益对价格的作用更加明显。目前，电脑价格只相当于20年前的万分之一。这显然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众所周知，电脑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是价格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因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往往是主要产品价格下跌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进入信息时代之后，电脑成为主要产品，它的价格下降幅度之大，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期，电力价格在40年之内只下降了50%。如果汽车价格能象电脑价格的下降幅度一样，现在每辆轿车的平均价格只有5美元！历史经验说明，价格变化过于剧烈， 就需要进行经济调整。美国较早地看到适应信息革命进行相应经济调整的重要性，它对价格变化的适应能力就比较强。一是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二是在股市波动之后仍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能适应信息技术进步的需要，对价格剧烈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弱。随着电脑价格下跌，半导体芯片和电脑外围设备价格大幅度下降。这些产品是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它们的半导体芯片和电脑外围设备生产的效率比发达国家低。价格大跌几乎使一些厂家血本无归。出口增长速度减慢，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
二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供过于求，价格就下降。黄金价格下降则是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抛售黄金，是黄金跌价的主要原因。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黄金珠宝业因此受到不利影响。更要命的是，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投资手段少，黄金成为重要的保值手段。黄金价格下跌进一步恶化了金融市场。东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出口产品比较集中于全球生产过剩的部门，例如汽车，电子产品和初级产品。据估计，1996年，全球制成品价格下降3.1%， 初级产品价格下降1.3%。1997年降幅更大，制成品价格下降7.3%，初级产品价格下降2.7%。 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产品集中于价格下降的部门，出口增长率降低也是必然的。为了挽回出口疲软的趋势，汇率不得不贬值。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制成品生产过剩导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他们引进的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部门过分集中，如加工产业和房地产。经济开放程度高、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各国几乎同时发展这些部门，加剧了产业结构趋同化。近年来，东南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外资投向房地产。例如，泰国私人部门的700亿美元的外债大部分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用于房地产。 它们大量被闲置，所使用的银行贷款难以偿还，银行坏账增多。在国际资本大进大出的同时，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率下降，经常项目出现严重逆差。在外债增加的形势下，固定汇率受到沉重压力。加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主要靠低廉的价格。当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剧烈波动时，出口价格也随之波动，减少了外汇收入。据计算，1990—1996年，由于美元汇率变动，东亚国家出口收入下降的幅度最高达20%。
三是经济政策的影响。例如，削减关税，降低了本国市场商品价格，使进口增加，导致国际收支逆差。金融政策不当，降低了利率。东南亚一些国家因此刺激了借贷，使经济泡沫化，最终导致房地产价格大跌。东亚发展中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而它们的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出口竞争主要靠成本优势，即价格低廉。由于出口以外币计价，因而出口量对汇率变化十分敏感。近年来，美元对西方主要货币（主要是日元）的汇率升值，与美元挂钩的东南亚货币也升值，出口商品价格随之上升，出口竞争力因此而下降。它们的汇率贬值自然在情理之中。
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过热与产业结构趋同有关。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全球金融危机是生产过剩造成的（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11月10日，第32-35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表明，自1995年以来， 发达国家的实际国内需求增长率与实际国内总产值增长率基本持平，存货基本没有增加。由于发达国家占全球总产值的绝大部分，全球性生产过剩没有发生。但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先是需求增长过快，自1996年以来则出现了需求不足，实际需求增长率低于实际总产值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10月，附表2）。投资增长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个情况。1990 年以来，世界固定资本投资率（固定资本投资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5%的水平上，而亚洲发展中国家从30%增至36%，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从30%增至32%（英国《经济学家》1997年11月15日，第84页）。投资过热导致生产过剩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特有的现象。除了房地产过剩之外，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制成品生产过剩恰恰与美国《商业周刊》文章所说的汽车、钢铁、化工产品和电子产品全球性过剩的情况相一致。由于产业结构趋同，出口商品结构也极为相似。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8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集中于电子产品、电气机械和纺织等行业，而且主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展开竞争（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展望》1998年6月， 第 207-211页）。
三、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普及的条件下， 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体制不够发达，主要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上
东亚金融危机首先表现为汇率危机，这当然与他们对外经济状况的变化有关。例如，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都较高。但是，金融危机首先是本国金融体系出了问题。从国内信贷活动看，泰国的货币供应量一直保持较低的增长率，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由银行系统提供的国内信贷比墨西哥更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40%。由于贷款过度而引发了银行坏账。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 泰国的银行不良债务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高达45%。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数量以及向私人企业的贷款额增长过快。1990—1994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银行资产分别增加400%和550%。1988—1996年，印尼的商业银行数量翻了一番多。1991—1995年，泰国商业银行向私人企业的贷款每年平均增加20%，非银行金融机构向私人企业贷款的增长速度更高，每年平均增加25%，私人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30%多。而且，流动债务比重过高，贷款有相当部分是短期债务。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流向房地产，产生了泡沫经济现象。这说明，泰国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对内经济活动，特别是私人部门引起的国内泡沫经济问题。从外债状况看，泰国的外债主要不是政府债务和政府担保的债务，未经担保的私人外债在外债总额中的比重很高。从股票市场的变化看，流入股票市场的私人外资波动幅度都很大，而且出现了净流出的情况（见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1997年）。可见，国外私人资本对泰国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大。泰国一直实行较为谨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比较稳定。虽然不能认为它的宏观经济政策非常正确，但失误并不严重。因而可以认为，泰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私人部门大量举借贷款。
私人企业债务的积累是企业体制弊病的体现。在泰国，主要是家族垄断大型企业。在十家最大的上市企业中，3 个最大的股东的持股比重就高达47%（见《在亚洲管理全球金融一体化：新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第二章，第44页，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高级研讨会文件，1998年3月，马尼拉）。而且， 家族式的大型企业在股票市场占主导地位。泰国十家最大上市企业的股票资本值占全部市值的35%（同上，第42页）。这种企业体制不能有效保护公众股的权利。因而，企业经营决策主观臆断的成份很重。当盲目追求高速增长时，过热的投资在所难免。尽管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泰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是，从微观经济（即企业行为）的角度看，资金并没有被投向高生产率的项目，而被用于生产率很低，风险又很大的产业，特别是证券和房地产等行业，使投资质量和企业的获利能力下降。世界银行1998年3月25 日发表《全球发展与金融，1998》报告说，虽然东亚储蓄率高（1993年至1996年期间在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投资质量不高。用资本——产出比率可以表明投资质量水平，该比率越高，单位投资的产出就越低。泰国和韩国的这一比率从1990年之前的3比1上升到1996年的5比1。可见，企业滥用资金浪费的程度实在太严重。从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1982—1989年，泰国的投资率为30%，经济增长率达到8%。1990—1996年，投资率升至48%， 但经济增长速度未变。可见，投资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说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反而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年12月）。
企业行为不当与市场发育不健全有直接关系。经济过热导致泡沫经济的深层次原因是长期债券市场不发达，它造成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投资者较少用债券筹资，而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且往往是短期贷款，资金流动性差，不适应长期投资项目的需要。二是信贷结构不合理。银行倾向于提供非生产性用途的贷款。例如，泰国的银行贷款有四分之一是消费性贷款，四分之一是房地产贷款。这类贷款难以产生收益。三是外资结构不合理。由于债券市场不发达，外资往往以短期资本形式流入。当宏观经济发生波动时，外资抽逃，引发股价下跌，汇率贬值。这从上面引用的经济指标的变化可以得到证明。
东亚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关于东亚经济模式和拉美经济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如果说东亚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那么东亚国家政府的宏观经济行为基本是谨慎的，失误较少。这可以说明东亚经济模式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如果说这个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政府与企业、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等各种关系的处理方式，那么家族式企业就必须改造。由泰国引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要彻底克服或避免金融危机，就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体制改革的基础是市场机制的发育。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化程度不够高，特别是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证券市场处于幼稚阶段，融资仍主要靠商业银行贷款。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外债缺乏透明度，许多债务没有记录在案，加重了外债负担。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发达的证券市场，以发行债券的方式融资，自然能够缓解外债负担。而且，债券在市场上公开发行，可以避免举债缺乏透明度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一些国家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援助。其条件是，受援国需要约束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深化市场化改革。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在短短两年内就走出了经济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贷款和经济改革建议起了重要作用。有人指责这种援助的条件是干预一国的内政，是企图搞垮这些国家经济。有的受援国也持这种立场，不愿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例如，印度尼西亚曾经提出了不符合援助条件，违反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调整方案。结果是，方案一出台，投资者信心下降，汇率和股价的波动更剧烈，甚至大大超出了本应实现的正常水平。当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之后，市场才有所恢复。这从反面说明，危机源于市场尚不够发达。
四、继续发育市场是解决东亚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
东亚经济是在赶超发达国家经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借鉴。但是，赶超不能等同于模仿，赶超更不是一切从头做起。亦步亦趋，不可能真正发展。无论经济增长方式和市场体制都是如此。过度发展汽车就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如何从发达国家的先进之处学习经济发展之路，是值得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一轰而起，肯定不是发展经济的好办法。与市场引导相比，政府的激励更容易导致一轰而起。这主要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政府工作人员毕竟是少数人，他们不可能收集到经济发展的全部信息。凭借片断信息作决断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引导与市场导向如何结合，仍值得认真研究和实践。
发育市场，政府也有责任。东亚市场化发育程度低的另一表现是政府对企业融资干预过多，对本国金融机构保护过度，韩国和印度尼西亚都是如此。政府要求银行向它指定的企业贷款，而不顾借贷风险。谈到开放程度，发生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被人们公认为外向型经济，但是它们以保护本国企业为由，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很严，例如对外资的股权比例有严格的限制，对外资进入的产业设置种种障碍。
政府引导企业的方式加剧了东亚经济发展的落后性。投资增长过快（如前所述，1990年以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固定资本投资率从30%增至36%，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从30%增至32%）与产业结构偏差相结合，是政府错误引导与市场扭曲相结合的产物。汽车是最明显的例证。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展民族汽车工业，政府把它作为经济发达的象征，列入产业政策鼓励的重点部门。同时，在市场上，汽车价格偏高，企业有利可得。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激励”的确刺激了汽车生产，但也造成了生产过剩。韩国起亚汽车公司破产，说明韩国政府引导大企业发展的方向很值得反思。
改革金融体制，使之走向市场化，实现金融机构自主经营。但是，东亚一些国家的政府仍对它们的业务活动提供过度的担保，使之有恃无恐，放肆地借贷。例如，1990—1993年，韩国的短期外债比例为37 %；1994—1996年上升到62%。其中，出口信贷翻了7番， 商业银行的短期外国贷款翻了11番。原因是政府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使出口信贷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出口增长速度，多余的贷款挪作他用。政府只放开短期资本流动，却仍严格限制长期资本流动，商业银行钻了政策的“空子”。而且，政府现大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助长了企业借贷的无度行为。
在金融市场自由化过程中，东亚一些国家的外汇市场的交易与政府控制汇率形成矛盾。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政府仍然控制利率和汇率的变化。例如，东亚国家对汇率变化实行限制，对国际金融市场变动反应滞后。例如，泰币汇率波动由中央银行加以限制，幅度过小。14年来，泰币对美元的比价一直保持在25比1的水平上。当美元贬值时， 它对西方主要货币（主要是日元）的汇率也随之贬值，增强了出口竞争力。当美元升值时，泰币随之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发生金融危机之前，东亚一些国家的汇率实际上已经升值，但政府硬要控制，用干预手段不让它升值。投机者预测到这种局面难以长期维持，于是开始操纵外汇市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市场行为，政府操纵汇率的非市场行为最终败在市场行为脚下。
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经济发展仍须政府发挥有益的作用。市场力量不可抗拒，但政府行为更不可忽视。知识经济固然刺激了市场竞争，但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互联网络发源于美国国防部的信息网络就是一个例证。资金流动加强对经济发展有益，但需要政府加强监管。东南亚金融动荡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一次考验。1997年，世界经济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世界银行以此为主题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政府为市场发育提供机构的基础，政府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提高自己的能力。东亚金融动荡的教训表明，政府改革是必要的。根据一些国家的改革经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相对容易，见效也较快。而涉及法律、金融体制、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等的体制改革则是相当困难的。从东南亚的教训看，加强中央政府制定具有战略性的政策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改革内容，使这类政策更具透明度和竞争性，是提高政府经济管理能力的关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年会强调，建立高效而又廉洁的政府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对发挥市场功能有积极作用，东亚金融动荡的缓和需要国际援助。亚太经合组织把培育安全高效的市场作为成员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内容。
东南亚发生金融动荡之后，人们不免要发问：这场动荡会不会波及中国？回答这个问题要从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出发。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过程有三个特点：一是人民币是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之下，尚不可自由兑换。二是股票市场实行双轨制，即国内市场（A股）和海外市场（B股），外资不能全面参与股票市场交易。三是我国还不允许海外机构投资者经营。因此，国际金融市场的可交易性增强和机构投资者成为主体，对我国基本没有影响。但是，我国金融市场不会长期停留在现在的状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融入国际金融市场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既然90年代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资能够体现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有助于平稳国际收支，能够促进受资国的投资。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继续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问题是如何参与这个大市场。东南亚的金融动荡或许会给我们以启示。
第一，应该发挥市场体制的作用， 而不是单纯使用管制和控制手段。
对外经济开放程度越高，越要充分利用市场手段。泰币汇率波动初期，泰国中央银行坚持联系汇率制，试图通过抛售外汇储备稳定汇率，所采取的措施基本是政府行为，着眼于政府对市场的控制，但终于抵挡不住市场的投机力量。最后，决定改革汇率制度，从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变为浮动汇率制。这种制度适应了市场变化，比政府控制更灵活，是实行市场化的国家的必由之路。
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政策应有利于市场竞争。例如，外资银行进入之后，本国银行的竞争力面临考验。泰国反而向外资银行提供低息贷款，有损于公平竞争，进一步削弱了本国银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发生金融动荡后，管制和控制外资流动不一定是有效手段。1998年5月， 泰国对外汇交易采取了控制措施，但未能奏效。如果使用它，也只能是暂时的。金融监管机制和具体措施应逐步以市场体制为基础。
第二，金融市场改革步伐应适应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
为使资金结构合理化，防止短期资本过多，重点发展长期资本市场。在金融市场改革中，一方面应发展多种金融工具，例如，考虑发展金融衍生工具。虽然这类工具是滋生金融投机的温床，但用好了更能分散金融风险，稳定市场。另一方面，要培育多种金融机构。除了商业银行和金融投资公司之外，逐步发展机构投资者。这不但有利于长期资本市场发展，也能够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再强调，发展中国家不可盲目开放本国货币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在完全开放之前，要建立坚实的金融市场基础。
第三，稳定宏观经济是吸引外资的基本要素， 注意汇率变动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的目的是赚取更大的收益和分散风险，决定资金流向的基本要素取决于受资国的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前景，所依据的指标主要有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外汇储备额和资本市场的波动程度。作为受资国，要保持外资的稳定，应着眼于稳定宏观经济，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保持上述经济指标的稳定。港币在外资投机的冲击下保持稳定，就是因为香港的基本经济要素处于健康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汇率贬值将降低出口产品价格，刺激出口增长。今年7月，泰国的出口猛增17%。 但是，更根本的措施是调整产业结构，降低成本，发展产品研究与开发，增强劳动力素质。不过，东南亚国家的汇率纷纷贬值，将引起国际制成品市场更激烈的竞争。这些国家的出口基础较好，势必占领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亚洲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如中国、越南和印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第四，为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有必要加强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开展国际合作。
在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形势下，各国的金融、货币和汇率政策相互影响。在政策互动中，经济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更明显。国际货币组织及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提供的1700亿美元贷款，不但能够增强东亚经济调整的能力，提高东亚金融市场的资信水平，也有利于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尽管贷款条件比较严格，受援国调整经济政策会发生阵痛，但解决金融动荡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因而所提条件有相当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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