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石室中学）
到成都不能不到武候祠，说起成都的名联，首先必说《攻心联》。这幅联蕴含着两层历史，又显出两代忠臣赤心的缘故。悬挂着《攻心联》的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中从来游人络驿不绝，对联研究的著作里也从未少过它。于是，我欲在众作的研究基础上，浅说几言，以发表管见。
《攻心联》全文如下：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联文大体意思是：
能够攻心服人，那么怀有贰心、疑虑不安的对立面就会自然消除，自古以来，深知用兵的军事家都不是好战之人；
如果不能够审时度势，那么其政令无论是宽是严都会产生失误，后来治理蜀地的人应当深思熟虑。
此联作者为赵藩（1851-1927），云南大理府剑川县白族人，字樾村，一字介庵。其书法苍劲，有骨力，此联就很明显地透露出颜体的味道。赵藩在书法和文学上造诣都很深，昆明大观楼长联及金殿牌坊匾额都是他的手笔，昆明昙华寺碑林、都江堰二王庙、乐山凌云寺清音亭等也都有其作品。
此联诞生时正值光绪二十八年，四川连年大旱，清政府以苛税压榨人民，再加上洋人教堂长期的横行霸道，川西义和团聚集揭竿而非起，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成都少女廖观音领导的队伍。岺春煊被任总督入川后接管军权，对义和拳运动展开了血腥镇压。但镇压并没有就此削减义和团的士气，反而是“前都骈诛，后者中踵”，于是岺采取了更疯狂的镇压。
在此之前，赵藩被云贵总督岑毓英邀入幕府做家庭塾师，岑春煊是其三子，岑毓英病逝后曾亲自出面为其请咨，又在经济上支持他进京候选，两人算是师生关系。
赵藩在其先便被急调到成都相辅，镇压之后，赵认为岺此事做的不妥，又不便于直接进谏，在廖观音被杀害后，他才决心要另用他策。他得知岺春煊不久后要游览武侯祠，于是写下这幅著名的《攻心联》，将其悬挂在诸葛亮殿，以暗示岺春煊应放弃武力，采取攻心之术使义和团收敛。
上联“攻心”出自诸葛亮南征时，马谡送行时的建议：“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①这一建议体现在了有名的“七擒孟获”中。《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中记载：诸葛亮对叛乱首领孟获:“七纵七擒”之后，仍然 放走，孟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联中“反侧”语出《后汉书·光武帝上》：“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令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后来“反侧”用来指怀有贰心而疑虑不安的人。
此事充分显示出诸葛亮善纳雅言和以德服人的才智，对诸葛亮是肯定的。上联的典故所指和理解在众多研究中基本没有出入，而争议主要集中在下联。
对于下联的分歧大体可分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指的是岺春煊的镇压政策，应当学习诸葛亮是因审势所以宽严皆不误，对其治蜀持肯定态度。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宽严皆误”指的是诸葛亮的政策，对其治蜀成就持批判态度。
在这一联中，显然 对“宽”、“严”都是否定的，难以读出作者对诸葛亮所实行的“宽”、“严”的肯定态度，再者，若“严”是指对岺春煊的镇压的否定，那么“宽”好像又无所指了。另外，如果审势指的是诸葛亮，那么蜀国似乎就不该是三国中最先灭亡的。
于是对下联的理解，我更认同川大毕业的研究者罗开玉先生的观点，认为下联是在指出蜀汉政权最终失败的原因正是没有“审时度势”，导致“宽严皆误”。
首先，支持第一种观点者常用诸葛亮对法正的纵容说明其当“宽”时宽，用其“威之以法”、“限之以爵”佐其宜“严”则严。但史书中记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由此可见其严法并不很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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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开玉先生认为，更能体现蜀汉政权在“审势”上出了偏差的是其中对土著豪族的政策。
“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到东汉晚期，巴蜀地区的豪族势力已发展到它的顶峰。他们掌握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形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他们通常以‘家’、‘族’、‘宗’等宗族关系为纽带，控制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几千户家族徒附，建立起基本队伍。……故到东汉晚期，蜀中的大豪族可以一呼百应，敢与地方政府、与大规模的起义军相抗衡。”②
由此可风，土著豪族在当时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而蜀汉政权在建国之初，却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是对土著豪族进行打压。诸葛亮不加察证诛杀被诬陷的豪族常房诸子，还将其四弟流徙至越嶲（今西昌）。史学大家裴松辽对此评价“妄杀不辜，以悦奸慝，斯殆亡矣！”③在经济上加大铜钱面额以支持军用开支，对豪族过去的存款造成极大剥削。在人材选拔上沿用了汉代“察举制”和“征辟旧官制”，实际上察举制在东汉时已随着政治腐败，所举之人太多徒有虚名。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说的是察举出来的秀才不通文墨，孝廉之人和父亲分居，凭借某种品质得到赏识的人私下却恰恰相反，正说明了这种情况之严重。蜀汉的察举，征辟官制主要任用刘备从荆州带入的子弟，将土著豪族排挤出实权。东汉晚期豪族经济高度发展，在政治领域也有更多诉求，这样的制度可以说是已经与发展不适应了。
与此相对，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保证了豪族的利益；东吴依靠江南土著豪族管理国家，也得到了豪族的支持。而蜀汉在对待豪族上的“不审势”使得在面临危机时豪族们都作壁上观，不愿为国出力。
关于“不审势”的问题，往深处讲，我认为根本是“兴复汉室”的国策出了问题。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官场腐败，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更显示出汉王朝统治的岌岌可危。从唯物史观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也就是说，汉朝的一切制度已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已到了非破不可的田地。而蜀汉政权以“兴复汉室”作口号，并沿用汉朝旧制，是要逆流而上，显然是“不审势”的。
根本国策的失误导致了一系列的失误，以致于后来姜维北伐时形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但即使是在这情况下，敌强我弱，诸葛亮仍然要选择北伐，并为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也是他“不审势”的表现。
但是，诸葛亮作为一代明相，他全然“不审势”是说不通的，他自己也普著《论让夺》一文说：“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董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霸，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暗者以辱乱也。”以此来说明审时度势的重要性。
那么他为什么最后还会作出这样以卵击石的决定？
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忠臣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辅佐自己的君主，诸葛亮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臣子，为了报先帝知遇之恩，实现其兴复汉室，还都中原的理想，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后“六出祁山”，直到最后病死于五丈原军中。诸葛亮去世后，姜维继承其衣钵与遗志“八伐中原”。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姜维都是在尽忠，也只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仿佛与审不审势已无很大的关系了，因为无论“审势”还是“不审势”，他都会作出这个决定，否则就无法实现他对先主刘备的承诺。
“不审势”就注定“宽严皆误”、注定失败，“审势”又与愿违，诸葛亮果断地选择了前者。岺春煊也选择了“不审势 ”，不过我们无法知晓他的心愿如何。
《攻心联》展示了“审势 ”与“不审势”的矛盾，更展示了“顺势”与心愿相违时的矛盾，这甚至是千古第一相也无法避开的问题。不仅是治蜀，当“势”与愿违，究竟是顺势，还是随愿，这都是要教后来人深思的了。
参考文献
[1]《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
[2]罗开玉《“攻心”联再研究》
[3]《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魏氏春秋》
论文作者:熊艺苏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11/26
标签：豪族论文; 蜀汉论文; 土著论文; 成都论文; 义和团论文; 东汉论文; 的人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月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