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危机#183;知识经济#183;创新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知识经济论文,危机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一场震惊世人的金融危机最初在泰国发生，然后又波及到东亚各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开始迈向知识经济时代。认真总结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和美国发展知识经济的经验，构建我国的知识创新体系是极为重要的。
一、东亚金融危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包括东亚在内的各国学者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是由西方的金融投机分子造成的。最初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泰国进行的投机活动导致了泰铢的贬值，接着，大量的国际游资又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货币进行狙击，除港币外，其它各种货币币值均有所贬值。此后，危机由东南亚延伸到日本、韩国，从金融领域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因此在危机发生之后，东亚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索罗斯等人的投机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强烈谴责道：“我们最近看到了一项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它企图通过造成亚细安国家（注：指东南亚五国联盟。）货币不稳的方式，来破坏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经济基础虽然良好，但任何人只要手上有几十亿美元，就能够摧毁我们的进展。”“我们努力了三四十年来发展自己的国家，才达到今日的水平，突然有人挟着数十亿美元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摧毁了我们的成果”（注：引自马哈蒂尔1997年7 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亚细安外长会议上的讲话。）。痛定思痛，危机之后，东亚各国普遍加强了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和防范措施。
另一种观点则把这场危机归因于东亚各国的政府干预失灵，未能有效控制住本国的“泡沫经济”。此观点认为，近年来，东亚各国政府未能及时调整自身的位置，导致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大潮下，政府未能主动地退出。同时由于政府与大企业、大银行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导致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经济的发展，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泡沫经济”以及国家金融体制上存在的问题难以解决，从而引发了全面的危机。
应当承认，这两种观点从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揭示了东亚各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金融体制不健全，政府干预失灵等等。但是它们并没有触及危机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西方一些金融投机分子和大量国际游资在东亚金融市场上所进行的投机活动，的确是引发这场危机的导火索，但它只是危机产生的外部原因。国际金融投机分子之所以能够在东亚地区兴风作浪，就是因为东亚国家的经济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并且未能建立起金融风险的防范体系。事实上，早在1995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在美国《外交》杂志发表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指出，东亚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勤劳工作，以及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化，而不是靠提高生产率的投资。据说金融大炒家索罗斯就是受这一观点的启发才在东南亚国家进行投机活动的。（注：参见王先庆、吴少平著《东南亚金融风暴——国际游资大冲击》，19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对于东亚国家在金融体制上存在的漏洞，在这次危机中大出风头的索罗斯就幸灾乐祸地指出：“市场中留有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我只能一而再地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
至于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在危机过程中，东亚各国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仅是失灵，而且从根本上可以说是失败。诚然，在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干预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东亚模式”享誉全球。但是，东亚各国近年来的政府干预却步履艰难，失误不断，阻碍了经济发展，直至引发金融危机。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60年代至80年代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经验，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二是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首先，政府的有效干预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升级。60年代～7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增长，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传统的加工制造业，如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相对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加上受到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和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地处美国对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包围圈上的东亚国家，获得了发展这类加工制造业所需要的国际市场以及大量资金，从而从众多落后的农业国中脱颖而出，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东亚经济奇迹”。
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东亚各国采取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廉价劳动力造成其产品成本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国家也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是日本和“四小龙”（即新、韩以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经济腾飞，80年代以后“四小虎”（即泰、马、菲、印尼）继之而起，整个东亚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和发展中心。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已不再是两极对立，而是在发达与不发达之间，形成了东亚国家这一中间层次。东亚国家成为位于欧美工业国家与第三世界农业国家之间的一个新层次——新兴工业国家。同时它们又有效地发挥了自身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与欧美国家产品竞争的能力。
但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东亚国家取得成功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一，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潮流，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将发展经济列为本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且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而这些后起国家所拥有的劳动力成本比东亚国家要低出很多，这就使东亚国家原有的劳动力价格低廉、政府与企业关系密切等优势不再。其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走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迷状态，开始复苏。自1992年以来，美国经济已连续80多个月持续增长，199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9%，是近9年来最强劲的，而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也分别降低到近11年、近25年来的最低点。（注：参见杨福家撰《论知识经济》，载《世界科技》，1998（6）。 ）由于日本等东亚国家与美国之间存在贸易摩擦，欧美国家在进口产品上一方面从其它后起的国家寻找新的货源，另一方面尽量用自己生产的产品来代替从东亚国家进口。于是，东亚国家的传统加工制造业原先依靠的国际市场发生了萎缩，90年代以来，它们在国际贸易方面，出口锐减，大量增加的短期外债和由于进口上升而导致的贸易赤字剧增。如泰国的出口贸易额， 1991 年到1995年还是年均增长18.7%，但1996年骤降为0.1%。（注：参见周力、石杰撰《对东南亚货币危机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策》，1997（10）。）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提供的资料，1996年新加坡的贸易逆差为63亿美元，韩国的贸易逆差为152亿美元，泰国的贸易逆差为123亿美元，菲律宾的贸易逆差为112.13亿美元，除去日本的经济尚有优势之外，只有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对外贸易略有盈余，这次危机的重灾区泰国和韩国的外贸逆差均在100亿美元之上。 （注：参见李长久撰《要开拓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载1998年2月11日《经济参考报》。）
与此同时，东亚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此时政府干预可以对一些重点产业起到保护和支持的作用，有利于国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来发展优势项目，从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的工业化体系建立起来以后，政府就应当根据市场的规律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运作，而只是从宏观层面上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指导。在谈及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政府作用）我想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经济发展还不是那么复杂的时候，适用性显然更大一些。到了更高的阶段，特别是当一国经济开始进入需要自己进行创新或已经能够在‘发展高新科技’这样的领域内参与国际竞争的阶段，其适用性就要大打折扣。”“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越高，也就越要求‘集体行为’或政府直接领导与干预作用越小。”（注：参见《东亚危机后政府何去何从》，载《经济导刊》，1998（4）。）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 当一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之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就应当转向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去干预经济。美国政府自90年代以来，提出了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口号，并积极为企业的创新活动创造条件。然而，东亚国家在经济需要进行创新时，仍然是采取以往的扶持重点企业的办法。林毅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采取人为的方式来提高资本存量，建立起重点产业，但是政府必须对这些产业加以保护，一旦取消保护，这些产业就无法生存，因为在保护伞下的产业缺乏竞争力。”（注：参见《东亚危机后政府何去何从》，载《经济导刊》，1998（4）。）
东亚各国国内原有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高消费、旅游、房地产以及金融市场的运作等等，都是建立在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和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基础之上，现在，面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贸易保护，以及其它的后发国家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巨大压力，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合力夹击下，东亚国家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国民经济和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这个基础一旦动摇，整个经济迅速“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根本不顾职业道德、只讲市场规则的金融投机分子索罗斯之流的“偷袭”，岂有不败之理？
既然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外部环境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可东亚国家为什么未能随机应变，及时地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政府职能的转换呢？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经验主义。东亚国家沉缅于以往成功的经验，用沿袭经验代替分析现实。由于经验主义的错误，东亚国家一直把某些传统产业作为支持本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在高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上，或远远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或政府引导方向上有失误。如日本注重大型电子计算机的研究，而在微型计算机和网络方面的研究不够。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曾对日美竞争中的一些具体做法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以大量的数据指出了日本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同美国之间存在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是日美竞争中美国占据了绝对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参见杨福家撰《论知识经济》，载《世界科技》，1998（6）。）
2.利益障碍。在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这种集团得益于政府与大企业、大银行之间的联系，并因此造成东亚各国“金元政治”泛滥，腐败问题蔓延。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这些集团不愿意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相应的对策，因而政府干预并没有、而且也很难从根本上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而是企图通过为大企业、大银行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和优惠，来保护重点企业，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就使“泡沫经济”和金融风险等问题日趋严重。
二、知识经济时代：面貌全新，威力无比
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宣告人类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根据近几年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知识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科学技术的创新与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越来越明显。据统计，在本世纪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5%依靠科技的进步，现在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已达到70 %～80%，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注：参见冯之浚主编《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6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1959年提出的“知识社会”。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后工业社会”主要是一个知识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信息和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掌握着信息和知识的“能者”将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是双重意义上的一个知识社会：首先，革新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和发展（更直接地说，由于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了一种新型关系）；第二，社会的力量——按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和大部分就业情况来衡量——越来越多地在于知识领域。”“在后工业社会中，专门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出现的人们（或者集团中的杰出人物）是科学家。”（注：【美】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译本，391页， 新华出版社，1997。）
1982年，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趋势》中，提出了“信息社会”和“信息经济”的概念，指出知识的发展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他写道：“知识是我们社会的驱动力”；“信息经济社会是真实的存在，是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的经济社会”。奈斯比特认为在信息社会中，资本不再是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取而代之的是信息知识，劳动也不再是价值增长的主要途径，其地位也将被知识所替代。
199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一书中更是明确地指出，知识将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力量转移的最关键的因素。他写道：“这种新的知识经济的扩展事实上是一种具有爆炸性的新力量，它使先进的经济在全世界进行激烈的竞争，迫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抛弃它们的传统的经济战略，并且现在正在使个人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力量关系都发生严重的混乱。（注：【美】阿尔文·托夫勒著：《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中译本，10～11 页， 新华出版社，1996。）
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并界定了“知识经济”的概念。报告指出：“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的主要标志是以知识、智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知识可以形成产业经济，同时也可以通过对各种产业的渗透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原有的一些传统产业，在进行新的技术改造、注入高科技成份时，就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对于经合组织界定的这个概念，从当前的实际工作出发，应当从两个层次上进行理解。一种是狭义层次上的理解，认为知识经济主要存在于信息业以及相关产业；另一种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认为知识经济就是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龙头，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真正成了第一生产力。我们在本文中谈到知识经济时，是从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讲的。从社会生产所依赖的生产要素的变化来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处于工业革命之前，我们可以将它称为“资源、劳动力经济阶段”，此阶段的生产要素主要是自然资源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在这个阶段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主要依赖于自然界中的资源，同时还需要大量的开采自然资源的体力劳动者。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使这一阶段的人类生产处于一个很不稳定的时期，世界上的人口分布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分布也主要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生产主要依赖于前人积累下来的经验，科学研究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基本得不到运用。
第二阶段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生产发展阶段，我们将它称为“资本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生产活动所依赖的主要要素是资本。只有拥有了大量的资本，才能够获取生产所需的资源、技术和劳动力。资本主义各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都是通过大量的海外殖民活动进行资本积累，为其国内的经济生产提供基础。在这个阶段中，资源、人才等等都是资本的附属物。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不同之处还在于人类的生产活动逐渐开始受到科学研究成果的影响。
第三阶段就是正向人们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一般认为，一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人类的经济发展将更加受到知识经济的挑战。与以往的两个阶段相比，知识经济时代所具有的新特点有：
1.以知识、高科技以及掌握了高科技的人才为主要的生产要素。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曾经指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有三个：“第一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第二是知识的增长及其应用。……第三，增长取决于人均资本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注：【美】W·阿瑟·刘易斯著：《经济增长理论》，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后，知识已经从这三种因素中脱颖而出，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据统计，知识信息可以使产品质量提高200%～500%，可以使生产效率提高40%～70%，可以使设备利用率提高200%～500%，同时却可以使生产周期下降30%～60%，使设计费用下降15%～30%，使人力费用节约5%～20 %。
由于主要生产要素的改变，社会对于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体力劳动者和非熟练工人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生产过程中大量的信息和知识，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者，必须接受程度比较高的教育和职业训练。从目前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知识经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劳动力市场对科技人员和有高度熟练技能的工人需求日益增长，如1974年～1990年间，经合组织（OECD）国家熟练技术工人的就业年均增加1%，而非熟练工人的就业年均下降0.7%。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尤其是那些新兴的信息产业内，对工人素质的要求相当高，其员工队伍基本上是由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或是接受过某种特殊专业训练的人组成。这与传统的企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知识和人才为主要要素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对人才的开发提出了新的挑战。知识型人才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经济时代中的竞争，事实上就是知识型人才的竞争。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2.知识创新的作用日益增大。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能力，是决定它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的重要因素。江泽民一再强调：“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最重要的特点。它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发展观念的创新。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人类必须从传统的经济发展观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建立一种新发展观。传统的发展观可以导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观念和传统的纯粹经济发展观。在传统的纯粹追求经济利益的发展观指导下，生产的发展导致了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人类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因此罗马俱乐部提出要使人类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保持经济、人口的零增长。零增长观念并不能保证避免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只不过是延缓了这个进程而已。从一个国家的利益来讲，也不允许其保持经济的零增长，因为在当前国力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一个国家如果不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知识经济的提出，为人类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途径，既不破坏生态环境，又能够以极少量的自然资源来推动经济的极大发展，从而突破了原先尖锐对立的两派在发展观上无休止的争论，为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立足点。
——增长方式的创新。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不再是传统的以资本、资源大量投入为基础的增长，也不是以往仅仅进行一般的技术改进、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促进的增长。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以及高科技人才成了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因此必须将信息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从而推动人类经济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创新。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从量变和质变两个层次上来看，量变事实上就是在同质技术内部所作的一些改进，是对原有技术的一些小的修补，科技从整体上并没有任何本质性的突破；而质变则是科技整体上有了比较重要的突破，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都相应地产生巨大的变化。在科技进步的量变层次，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因此在90年代之前，日本的一些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但是在人类由传统的资本经济、技术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的时候，这种仅仅停留在原有技术上的改进已经无济于事，必须要有较大的质的突破。这种质的突破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中进行的科学技术创新活动。
3.知识产业在兴起。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出现了大量新的产业，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与信息有关的产业，主要表现为计算机产业以及与它有关的软硬件产业的飞速发展。还包括通信技术的发展，如光纤通信、国际互联网、通讯卫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新技术。另一种类型是运用高科技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而出现的新产业。例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可以在原来人类不能或很难达到的场所进行生产，如开采海洋资源等。
4.人类所接收的信息量剧增。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剧增、信息“爆炸”也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指数增长趋势，在知识经济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据有关资料记载，人类的科技知识，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纪中叶是每10年增加一倍，当前则是每3年～5年增加一倍。曾有人估计，截止1980年，人类社会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其中90%是“二战”之后30年中获得的。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科技情报系统的统计数据表明，自60年代以来，人类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增长得越来越快，60年代时的科学知识年增长率从此前的9.5%上升到10.6%，80年代以来年增长率达到12.5%。据有的未来学家推测，今天的科技知识只不过是2050年的1%。知识的剧增， 是与信息量神速地扩大和信息处理速度令人不可思议地加快分不开的。信息成了知识经济“发动机”的“燃料”。
5.人类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正在走向知识化和职能化。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向人们展示了比以往更丰富、更广泛的生活空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如迅速发展的国际互联网络给人们提供了存取资料、通信、现金拨付和购物等各种服务，使人们能够更加快捷、方便地获得更多的信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以往所向往的“在家里办公”已经成为现实。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智能化产品也将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智能化住宅、智能化家电、智能化汽车等等，这些都将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创新体系：困难重重，势在必行
东亚国家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之际，未能根据形势发展来及时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调整，未能改变经济发展的战略，主要是由于其自身有着制约创新的一些体制性的根源。
1.经济体制根源。知识经济的创新基础，在于一国的经济体制能否为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从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由于它们的经济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企业能够作为市场的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发挥作用。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企业为了能够在竞争中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必须进行创新行为。在企业的创新行为的外部，政府的作用仅仅是为企业的创新行为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而在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政府的干预作用仍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毕竟限制甚至扼杀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在东亚国家，长期以来企业未能真正根据市场的规律、依靠科技的创新来进行运作，在政府干预下，企业与银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比较固定的依赖关系，企业的运作与其说是遵循市场的规律和依靠科技的创新，还不如说主要是靠在政界和金融界“拉关系”、“找靠山”。于是，官商勾结、腐败行为的形式和手段的“创新”大大超过了企业生产经营上的科技创新。
2.科技体制根源。东亚国家的科研体制主要表现为“企业辐射型”，即研究与开发主要是各个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自身现有的产业和技术、工艺进行革新、改进；而欧美国家则表现为“高校辐射型”，各个高校根据国家创造的条件和国家引导的方向进行研究与开发，企业的发展必须以高校的科研为依托，由于这种合理的创新体系，使得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科研成果能够很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美国，现在办公司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与高校有紧密的结合，很多人认为， 在开车30分钟还找不到高校的地方，就不要办公司。 （注：参见顾冠群撰《立志创新，迎接挑战》，载《南京高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这种情况的突出表现就是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所谓高新技术开发区与高校的结合，如美国的硅谷、中国的中关村、日本的筑波科技城等等。美国近年来兴起的一些公司基本上都是代表了新兴产业，如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以及IBM、HP公司等等，而传统的机械、石油、化工、 汽车等等产业只有在注入了新的高科技之后，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
在这次发生危机的东亚国家，科技创新体制都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着创造、传播、应用相脱节的问题。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速度非常快。工业化国家的创新体系，主要存在于市场的真正主体——企业之中，在美国，任何一个较大的企业，都有一个独立的科研部门，实施科技的创新工作，创造出的成果立即可以运用到生产中去。虽然东亚国家从R&D经费、 科研机构与人员构成上与工业化国家之间没有很大的差异，（注：具体数据请参见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体系”课题组撰《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构想》，载《世界科技》，1998（6）。）但是由于东亚国家的科研体系更偏重于对原有的产业、技术、 工艺进行改造；同时，由于国家对一些大企业的保护，造成大企业只注重扩大生产规模，对技术创新缺乏重视，从而导致东亚国家的整个创新体制遭到破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东亚国家创新体系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国家的介入，使得创新活动最重要的基地高等院校在经济发展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首先在科研的大方向上，国家在科研经费等方面更倾向于支持对原有产业的技术改造，或者是对未来的科技发展方向缺乏正确的认识，导致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常常是跟在他人之后亦步亦趋，缺乏革命性的突破；其次，由于国家对整个科研创新体制的直接干预，对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创新活动都进行控制，导致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周期较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东亚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3.教育体制根源。早在6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在其著作《亚洲的戏剧》一书中就指出东亚各国在教育体制上存在着问题，如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等等。虽然30年来，东亚各国政府在教育上进行了巨大的投资，但是从目前的现状看，教育结构仍存在着缺陷，马来西亚、泰国现有的教育机构每年培养的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东亚各国的教育摆脱不了“应试教育”、“文凭教育”的窠臼，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其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应付考试，获得文凭，从而束缚了学生的创造性，也普遍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受教育者学习的内容往往跟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特别是日、韩、新等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较大，教育偏向于追求所谓的“理想人格”，实行“听话教育”，要求人们遵从权威，尊重古人，服从规范。这种思想在现实的教育中主要表现为应试教育、课本教育、规范教育，教育过程中缺乏对创新行为的支持。正如新加坡的一位历史教师所指出的：孔子的思想不鼓励批评其他人和现实，东亚各国教育中都不提倡培养人们的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注：参见1998年8月11日《参考消息》。）
4.传统文化根源。人们在探讨东亚各国经济的腾飞时，往往将东亚经济快速发展与其所特有的儒家文化联系起来。确实，在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儒家文化如东方人民的勤劳、自强不息、强调和谐、群体意识、节俭、诚信等因素，起到了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在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东方的文化，推崇尊敬前人、崇拜权威的“听话文化”，重历史、忽视现实和未来，这就导致了人们对当前的创新问题认识不足。在东方文化中，人们常常将一些标新立异的行为和言论斥为“离经叛道、骄傲自满、喜新厌旧、乱说乱动”。儒家思想追求家庭内部的家长制，在国家范围内则表现为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治现象。这种社会结构的特点为：（1 ）追求稳定，忽视创新，将稳定放在各项工作的第一位，将创新的权力控制在组织的领导者手中，扼杀了千百万老百姓创新的可能性；（2 ）组织内部的信息流向都是纵向的，指示来自上级，情报来自下级，造成了实际工作中的瞎指挥、虚报、蒙骗等等；（3）追求统一性、共性， 抹杀独特性、个性，要求求大同、存小异，这对创新活动也是极为不利的。
大约一百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的新教伦理，而东方的儒家伦理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东方国家在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直至经受长期的殖民统治，似乎证明了韦伯的命题。本世纪60、7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寻找到了“义”和“利”的结合点，又似乎驳倒了韦伯的命题。但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又有一些人对东方儒家文化提出了疑问，似乎又回到了韦伯的命题上。
其实，文化问题并非是最根本的原因。当前一些人提出的“东亚模式”失败的观点，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东亚各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也并不是一无是处，许多发展经验也为世界各国所借鉴。再说，东亚各国虽然遭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但几十年来的发展成果也并没有毁于一旦，况且中国大陆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在这次危机中仍旧保持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对东亚各国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东亚模式”并没有失败，东亚各国不能因噎废食，而是应当结合当前时代的发展，利用传统文化的韧性，适应理性，在创新上做文章，这样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保证再创东亚经济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