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_政治经济学论文

近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综述_政治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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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治经济学领域对资本、剥削、劳动、股份制等基本理论问题和政治经济学重建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理论进展。

一、“资本”是一般范畴还是特殊范畴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把资本当作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范畴来看待的,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本、剩余价值乃至剥削等经济关系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也大量存在,从而引起政治经济学界对资本这一基本理论范畴的探讨。

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范畴,而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简新华、马迪军提出了“资本”中性论点,认为资本的本质特征“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从资本的这一本质特征中得不出资本“姓资”的结论,也得不出资本必然体现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结论。资本是否体现剥削关系,关键在于剩余价值由谁创造又由谁占有,而剩余价值由谁占有又是由资本归谁占有决定的。(注:简新华 马迪军:《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侯廷智也认为资本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不过他认为,用“资本中性论”来分析社会主义也存在“资本”是不对的,而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才是分析资本范畴的科学方法。运用劳动二重性理论可以看出,资本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从生产力的角度讲,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存在于一切市场经济中,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讲,资本在一定社会中必然体现出为谁服务的属性,打上社会烙印,具有社会属性。(注:侯廷智:《也论社会主义“资本”的理论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但是,上述观点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于金富认为,其错误在于,一方面它完全人为地割断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属性与其特定社会属性之间的本质联系,另一方面否定了资本只能是唯一反映资本与雇佣劳动真实关系的特殊范畴,而将其泛化为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的中性范畴。资本的根本属性是私有性、排他性,资本的本质特征是凭借对生产资料排他性的私人所有权来占有他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体现的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因此,资本既不是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也不是不代表某种社会经济制度的中性范畴,更不是广泛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一般范畴。(注:于金富:《资本范畴与我国现阶段资本的基本形式》,《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二、关于剥削

与“资本”、“剩余价值”相联系的一个重要经济范畴是剥削,学术界对剥削的外延和内涵有新的理解。

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解释,剥削是凭借生产资料私有权而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晏智杰对剥削概念进行了拓展,指出:“剥削是指社会上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凭借对经济、政治或其他资源的垄断,无偿占有社会财富或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无偿占有的现象是否能够出现和存在,直接地决定于分配方式是否公平,即是否能够按照生产要素各自的贡献进行分配,而后者又决定于社会经济、政治、行政等多方面的环境和条件,即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性占有和使用,对行政权力的垄断和滥用,以及国家分配政策的性质和作用,等等。”晏智杰进而指出,“按照原先的理论,剥削只能并且必定会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联系,而依照我的看法,公有制下同样可能而且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严重的剥削现象”。(注:晏智杰:《本本主义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思维方式》,《经济评论》2003年第3期。)

胡培兆认为,“从二重劳动价值理论的角度来审视,以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来评价,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取得的收入,和劳动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取得收入一样,是合理的。只要这些非劳动要素在收益分配中‘按贡献’各得其所,取得相应收入,就不能再说是剥削”,并且提出,“现在应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剥削重新下定义”,他的定义是:“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以侵害职工合法劳动权益取得额外收入的行为就是剥削,以此取得的额外收入为剥削收入”。(注:胡培兆:《再论剥削》,《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1期。)而资本取得合理利润就不属于剥削,“只要企业主能按劳动力价值支付工资,使工人劳动力能正常地再生产,就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问题。”他列举了中国现阶段存在的剥削现象:雇佣童工;压低工人特别是女工的工资;少给加班工资;有条件按劳分配而只给劳动力价值;长期拖欠工资;公开侮辱、欺压工人。(注:胡培兆:《有效供给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8、571页。)

三、关于劳动与劳动价值论

劳动与劳动价值理论近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热点,并不断有新观点的交锋。

一派观点强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晏智杰认为,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商品价值惟一地由劳动决定的规律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真理,而不是一般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普遍真理。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分析只适用于原始实物交换、简单劳动以及劳动以外的要素是无偿的这样的情况;同时,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核即两个“二重性学说”存在偏颇,即对“抽象劳动”这个原本属于思维范畴的概念不适当地赋予了实体范畴的意义;再者,劳动价值论的分析逻辑是有缺陷的,它断定两种不同的商品能够交换的“共通物”只能是抽象劳动而不能是其他,这是有问题的。晏智杰进一步认为,通过拓展劳动的内涵与外延来发展劳动价值论是行不通的,应该重新定义经济学价值概念,进而论证价值源泉和价值规律的实现条件,以及依据新价值论对新分配制度进行论证。(注:晏智杰:《劳动价值论:反思与争论》,《经济评论》2004年第3期。)

大多数专家学者仍主张通过拓展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范围来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卫兴华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只承认物质生产范围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只有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这与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与任务相关。他认为,当代需要既重视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又要超越物质生产的范围,拓宽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他认为,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大体分为四类,一是物质生产劳动。二是精神生产劳动。在这类劳动中,有些既提供精神产品,又创造价值;有些只提供精神产品,但不创造价值。三是商业和服务劳动。其中,商业店员的劳动是一身二任的:它既生产和实现相当于劳动力价格的价值,又实现转让来的剩余价值。服务劳动包括非商业性服务和商业性服务两种。非商业性服务,如机关、学校等单位开电梯、运垃圾、搞卫生等服务,不生产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也不生产价值;商业性服务又分为纯粹娱乐、休闲型服务(如歌舞、美容美发)和兼为生产生活服务(如金融、保险、邮政、电信、交通运输)两类,后者创造价值,而前者未必创造价值。四是社会公务劳动,它不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不创造价值。(注:卫兴华:《劳动价值论需要创新与发展》,《经济学家》2004年第1期。)

王克忠认为,科学劳动和经营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但具有不同的特点。科学劳动是一种高复杂性、高质量、高强度的创新劳动,它通过提高现有产品的生产效率、性能或科技含量来创造价值。经营劳动是企业家在管理和经营企业过程中提供的决策劳动和实施这些决策所提供的协调组织劳动,它也是一种典型的创新劳动,生产价值并凝结在经营劳动的产品中。不过,企业家的经营劳动一般不从单个决策活动来考察和计量,而是从企业整体的经济效益及其长远发展的潜力来考察、计量,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要从总体劳动的角度来分析。(注:王克忠:《论科学劳动和经营劳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陈征对现代科学劳动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应该提出“现代科学劳动”这一新的概念。他指出,现代科学劳动这一范畴可以说明高科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论新的本质和一系列现象问题,可以把它作为发展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范畴和核心理论内容来看待。“可以说,现代科学劳动是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枢纽点,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这是因为:运用现代科学劳动范畴可以说明劳动价值论面临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注:陈征:《现代科学劳动探索》,《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

四、关于股份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党的十六大以来,股份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成为政治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厉以宁认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新公有制企业,新公有制企业存在四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经过改制的国家所有制”,第二种形式是“由国家控股或国家参股的股份制企业”,第三种形式是“没有国家投资的公众持股企业”,第四种形式是“公益性基金所办的企业”。厉以宁指出,“严格地说,真正属于私有经济的,只是那些还不准备进行股份制改革,仍然保留个人、家庭或家族所有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从发展趋势上看,民营企业改为股份制和演变为公众所有制是一种趋势,因此,不宜把民营经济一概称为私营经济或非公有经济。(注:厉以宁:《论新公有制企业》,《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期。)

钱津对厉以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公众所有制企业不是公有制企业。“新公有制企业的提法强调公众持股的股份制是公众所有制企业,这无非是又突出了一个公字,以便于将公众混同于公有。”他指出,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而股份制企业(其中有一部分是公众所有制企业)的存在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他认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分两个层次,一是制度层次,二是经营层次。股份制不是所有制的制度实现形式,而只是所有制的经营实现形式。区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核心标准是如何对待资产收益权,而不是公众所有与否。(注:钱津:《当前所有制研究需要澄清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期。)

项启源也对“新公有制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新公有制论”的实质是把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这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当代实际。马克思在论及股份制时,曾多次使用“扬弃”这个范畴,认为股份制企业虽然否定了单个资本形成的私人企业,但在其内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尚未被克服。实行股份制并不会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即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会因此而变成公有制。私人企业和社会企业,私人生产和股份公司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实现形式上的区分、变化。在中国现阶段的股份制企业中,国家或集体处于控股地位的,是公有制;私人资本或外国资本处于控股地位的,是私有制。(注:项启源:《不能把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4期。)

汤在新对股份制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是错误的,但忽视它在所有制关系上发生局部变异也不对。“资本主义私有的股份制中,也存在着‘公有’的因素”。汤在新进一步认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其内含的所有制来说,既有公有制也有非公有制,所以,在股份制企业,不管占支配地位的是国家资本还是私人资本,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汤在新还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一种担忧:如果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革时要保持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那就基本上回到公有制的原有实现形式了。他认为,在当前政府管理职能尚未理清的情况下,如果国家控股,企业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就不可能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他主张用国家不控股的股份制来解决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问题。(注:汤在新:《不要把股份制和公有制对立起来》,《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7期。)

五、政治经济学重建

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经济学被称之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它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在基本结构上分为彼此对立的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资本主义部分,以马克思《资本论》的框架和概念为基础;另一部分是社会主义部分,以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未来社会的一些论述和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主要内容是阐明产品经济和计划体制的逻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越来越差,重建政治经济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反思和酝酿,21世纪初,《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即试图打破“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用统一的框架和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加进资源配置、经济运行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内容。近几年出版了三本影响较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本是吴树青任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任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注:吴树青(顾问),逄锦聚、洪银兴、林岗、刘伟主编:《政治经济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教科书的特点是“部分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同时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有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规律。全书共分三篇:第一篇,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篇,社会主义经济。一本是张维达任主编,宋冬林、谢地任副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注:张维达主编,宋冬林、谢地副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与前一本教材相比,这本教材在“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上做得更为彻底一些,在篇的层次上已没有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的区分了,但在章的层次上仍保留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有经济关系的分析,不过所占篇幅不大。这本教材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分析。全书共分四篇:第一篇,商品经济;第二篇,经济制度;第三篇,经济运行;第四篇,经济发展。一本是程恩富任主编,何玉长、张银杰、马艳任副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注:程恩富主编,何玉长、张银杰、马艳副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本教材的最大特点是“基本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六册写作计划的精神,以社会再生产过程为线索统一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全书共分五篇:第一篇,直接生产过程;第二篇,流通过程;第三篇,生产的总过程;第四篇,国家经济过程;第五篇,国际经济过程。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通过构建转型经济学来重建政治经济学的思路。谷书堂指出,“从中国当前阶段的实际和特点出发,运用实证和规范的研究方法,抓住转型期一些重大的具有经济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用以指导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并逐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独特理论体系。”(注:谷书堂:《政治经济学的困境与出路:我们需要一部〈中国转型经济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胡家勇指出,构建转型经济学是重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环节,“我们完全可以在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系统反思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并将其一般化,在此基础上发展作为基本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注:胡家勇:《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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