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基本特征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特征论文,趋势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3)05－0011－05
习近平同志曾强调，当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我们具有做好工作的许多有利条件，但也面对着许多严峻挑战。全党同志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工作前瞻性、进取性、创造性。2012年，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承受了近几年来罕见的复杂、严峻挑战的冲击。美国战略再平衡战略扎实推进，逐步到位，牵动了周边国家与我国新一轮安全关系的互动。东海、南海几乎同时发生挑战我国领土完整与海洋权益的恶性事件，不但严重威胁着我国利用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也影响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经略周边，塑造有利的安全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战略课题，而首要的问题就是正确认清我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基本特征与趋势，这是制定政策的前提与基础。
一、错综复杂的地缘战略特征
在国家安全中，地理环境是一项重要因素。地缘政治就是“从地理的观点上来考虑一国的安全问题，使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为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政治家们直接和即时采用”。[1]因此，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筹划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把握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
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中国是个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的西北部接近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是通往心脏地带的战略通道。这一地缘条件“是它获取国际政治权力和资源的主要来源，是它能对地缘政治全局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的基本条件”。[2]中国的东部地区是斯皮克曼所称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与外部世界联系紧密，是地缘政治的关键部位。所以，中国既是“心脏地带”之枢纽大国，又是“边缘地带”之关键力量。这一基本的地缘战略条件既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也必然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压力，这就对我们进行国家安全谋划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具体而言，中国的周边地缘战略环境具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特征。
首先，中国的周边国家具有多样性特征。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周边国家多达28个，其中直接接壤的国家就有14个。英国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在国际竞争中，邻国越多，特别是接壤的邻国越多越不利”。[3]而中国恰恰就面临着这样复杂的地缘战略环境。在这些周边国家中，既有军事大国，又有经济大国；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还有新兴工业化国家；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单一民族国家，又有多民族国家；既有传统上的友好国家，又有存在利益冲突和争端的国家。这种复杂的周边形势一方面对形成地区认同和利益协调带来难度，另一方面又为彼此间进行互利、互补合作提供了便利，对中国来说挑战和机遇兼而有之。
其次，中国周边还是大国利益的交汇之地。冷战时期，该地区就是美苏竞争的主要阵地之一。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的不少国家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主要战略力量在该地区都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日本、俄罗斯均是中国的近邻，亚洲的安全和繁荣与它们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利益触角无处不在，同中国的许多邻国都保持着密切交往，2010年奥巴马政府提出“战略再平衡”战略，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印度近年来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其影响力正日益超越南亚次大陆，成为亚太地区又一支重要战略力量。各大国利益相互交织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周边形势的复杂性。
第三，中国的周边环境存在着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交织影响。中国周边热点地区众多、大国战略竞争激烈。朝核问题、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台海问题、中日东海问题、南海争端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都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中国周边日益突出的新问题。“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将军事力量投放到中亚，引发地区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巴基斯坦等国深受困扰，国内局势出现动荡，也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新挑战。而以“东突独”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更是对中国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和国家安全构成现实威胁。
在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构成中，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一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对别国，特别是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必然要以所在区域为依托，积极开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因此，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仅是国内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中国开创新的外交局面的需要，同时也是处理好与大国之间关系的需要。以“睦邻、安邻、富邻”为主要目标的周边外交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平外交在周边中的应用与具体表现，是中国包容兼蓄的传统文化精华在现代外交理念中的反映，是中国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战略基点。
在政治上，中国解决边界和领土主权问题，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离不开与周边国家的磋商、合作，在安全上，中国国内社会的稳定和外部安全状况直接取决于周边安全形势，而为国内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则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在经济上，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从周边国家和地区获得的投资占吸引外资总额的70％以上。[4]
冷战结束后，我们总结建国以来周边外交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稳定周边，立足亚太，放眼世界”的外交战略，并在周边外交中奉行睦邻友好政策。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进一步将睦邻友好政策具体化，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作为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以“睦邻、安邻、富邻”作为这一基本方针的具体化，这是中国外交政策史上的重大突破，意味着中国第一次拥有了明确而具体的周边外交政策。中国经略周边的外交战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较之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初期，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上已经有了重大改善。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周边战略环境高度复杂，来自周边地区的安全压力始终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安全压力有可能转化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构成对中国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制约因素。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估计。
二、日益加剧的周边战略竞争态势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各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战略竞争的态势明显加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些战略竞争背后的驱动因素各有不同，有些是直接出于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的考虑，有些是由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或非传统安全问题引发，有些则是其他大国相互之间的战略竞争。然而，无论这些战略竞争的目标是否直接针对中国，由于其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客观上都形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压力。
首先，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是中国周边最重要的战略力量。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小布什第二任期和2008年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关注与投入明显增强，在中国周边地区不断投棋布子，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加强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美新一轮全球军事调整重点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完善作战指挥体制，加强军事基地建设，提高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反应能力和干预能力。一是改组、整合和完善太平洋美军作战指挥体制，裁撤驻日、驻韩美军指挥部，建立“东北亚司令部”，统一指挥协调美军在东北亚的行动，辖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及台湾海峡，以提升协同和跨区作战能力。二是加强以关岛为核心的战略基地建设，强化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军力量。准备将关岛建成美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空军保障基地、最大的弹药储存基地，并先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泰国、菲律宾等国签署了有关军事基地的使用协定。三是借反恐名义谋求在阿富汗和中亚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强化与中亚各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四是制定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中长期规划，构建美日澳导弹防御系统网，并企图将印度、台湾地区纳入其中。
同时，美国强化与传统盟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并极力扩大盟友队伍。一是强化与日、澳、韩等传统盟友的合作。将美日同盟作为美在亚太战略的基石，强调美日同盟的核心作用，极力推动日成为其全球伙伴，强化军事同盟，建立深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合作机制。拓展和充实美日同盟的领域、内涵和层次，第一次把安全合作范围扩大到台湾地区、南海直至印度洋，明确列出两国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共同战略目标，强调将在同盟框架内加强在国际事务、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将朝鲜半岛、大规模武器扩散、中国军事动向、海上战略通道等作为共同战略目标，大力拓展和提升美日同盟关系。将澳纳入导弹防御计划，在澳建立两国联合军事训练中心，强化美澳同盟。借朝核问题加强与韩国的军事合作。二是极力扩大盟友队伍。加强与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的军事关系，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不断加强与蒙古的军事合作，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日益加强与印度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加大对印军售力度。
其次，日本推行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企图联美制华。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在继续倚重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开始更加积极的战略调整。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日本在“普通国家”的幌子下向“军事大国”迈进，加速“普通国家化”成为日本各派政治力量的战略共识。而这背后的驱动力，除了日本国内社会思潮在冷战后整体趋于保守化、其经济实力上升产生的推动力之外，应对中国的崛起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深层原因。诚如有些舆论指出的那样，“要切实了解美日战略伙伴关系，还必须将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放在更大的地缘战略区来考虑，并要看到中国崛起所造成的力量均势的变化”。[5]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信，日本有许多人感到越来越不安全”。[6]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日本右翼政客利用中日关系的紧张，极力推动日本的政治转型，修改和平宪法，试图使日本名正言顺地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
第三，印度的崛起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中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对中国形成战略压力。对印度来说，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是其崛起的重要动力之一。印度政治家对此并不讳言：“我们必须记住，最大的现实是中印之间的不对称。相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更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印度警觉到，中印关系完全不是基于相互尊重。(对华关系的)目的应是营造一种稳定的氛围，以改变上述不平衡，以及减轻中国政策中的这部分内容，这就是印度政策和战略的关注点。”[7]毋庸讳言，中印两国还缺少互信，其原因一是两国曾发生过战争，中印两国短暂的敌对冲突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给双方都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特别是印方难以走出“战败受辱”的阴影；二是中印两国相邻，在地缘政治上难免有利益关注的交叉点和冲突点；三是在较长时期里，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和欲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思想，使其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力量的增长和强大被视为对印度最大的潜在威胁。这种缺乏互信而导致战略竞争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印度在1998年进行了核试验。尽管印度核试验的直接目标是争取世界大国地位，进一步赢得与邻国巴基斯坦的优势，但其同样重要的借口就是中国已经是一个核大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印度也必须拥有核武器。在印度看来，核试验改变了与中国之间的力量不对称，恢复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特别是因苏联从亚洲抽身而导致的有利于中国的亚洲力量对比局面得到了修正。
此外，印度正逐渐将目光超越南亚次大陆，谋求与其他大国建立战略关系，其中不乏防范中国的考虑。印度在冷战结束伊始就提出“东向”政策，在其初始阶段的目标主要是恢复与东南亚国家的传统关系，将经济合作视为政策的重点，该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显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有印度学者指出，“东向”政策使“印度得以摆脱了次大陆和东南亚之间人为设置的政治壁垒，现已进入了该政策的第二阶段，为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外交战略开启了一扇大门，即跳出严重限制印度战略选择的次大陆政治局限”。[8]印度的这种看法已引起美日等亚太大国的注意，与日本首相安倍着力提出的建设所谓“价值观相同”的“美日印澳”同盟的主张不谋而合。印度与美日等国战略上的接近，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长期趋势。
第四，俄罗斯是中国周边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普京再次执政下的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保持基本稳定。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苏联解体后的贫弱状态。近几年来，俄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俄罗斯综合国力的恢复与提升是俄罗斯敢于同西方针锋相对的重要支撑因素。虽然两国战略竞争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东欧、高加索、中东等地区，但由于俄美双方都是中国周边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中国周边也都有重大利益关切，其战略竞争的态势仍会不可避免地波及中国周边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美俄两国的战略竞争也扩展到了中国周边地区，地处反恐前线、能源丰富的中亚地区成为美俄较量的一个重要舞台。美国为防范俄罗斯对其全球霸权形成挑战，一直希望在素有俄罗斯“软腹部”之称的中亚地区占据战略优势，巩固其东西两翼的战略连接点。“9·11”后凭借反恐旗号，美国军事力量进驻中亚核心区域。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积极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风潮，2005年3月的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以及同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造成了中亚形势的动荡。俄罗斯则利用其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有利地位，提出了美军军事力量撤出中亚地区的要求。2005年9月18日，俄罗斯突然单方面叫停“萨哈林—2”油气项目，使得西方三家公司遭受严重损失。同年11月，俄罗斯又先后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以条约形式加强了能源合作，从而使美国设计的从波罗的海到中亚的“弧形橙色地带”的一端落空。
此外，俄美在军事安全领域的竞争也进一步加剧。为了应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体系而带来的挑战和威胁，俄罗斯方面也积极研究破解之法，大力研发“能穿透任何导弹防御系统”的远程导弹和“高精度杀伤性武器”，不断加强和完善防空系统。美俄战略竞争的态势将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带来长期潜在的不利影响。
三、由发展带来的安全压力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总体改善得益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未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仍然要靠发展、特别是靠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来解决，这也是中国“睦邻、安邻、富邻”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题中之义。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发展、尤其是不平衡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对于中国来说，由发展而带来的安全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安全压力。这里的“不平衡”主要是指中国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周边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一般水平，由此而导致其他国家的不适应乃至恐惧心理，把中国的高速发展视为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威胁。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一问题突出表现为中国崛起面临的安全困境。
美国学者认为：“作为现存国际体系主导者，美国的国家利益又是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就难以避免，甚至认为，中国崛起必将威胁美国，崛起的中国与仍然还处于霸权地位但正在走向衰落的美国必然爆发冲突。这是守成霸权国家与新兴霸权国家之间无法避免的最后摊牌。也就是说，两个‘巨人’之间必然要爆发冲突。”[9]中国近年来迅速崛起而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猜疑和防范心理不断加强，因此而出现要对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进行遏制的趋势，并且这将有可能成为美国和亚洲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背景是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这一客观背景是不会因日本首相更迭而发生根本性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进入长达20多年的低迷期，使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增长，实力明显上升，与国际经济的融入度也不断加深，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大有越来越遥遥领先于日本经济之势。这一实力对比的剧烈变化，让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始终处于亚洲领先地位的日本缺乏思想准备，日本决策层和普通公众很难接受。日本某些政治家既看重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希望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获得实惠，又对中国的发展心存疑惧，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威胁到它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既有地位和利益。
第二，由发展模式而带来的安全压力。就当前中国而言，这主要是指中国的高速发展日益依赖海外的能源，而这种能源依赖型发展模式既使发展过程本身变得日益脆弱、不稳定，同时也带来了高度的外部安全风险。
随着中国能源短缺，对外进口石油依赖度的加强，关系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已是至关重要。2010年以后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的能源安全还取决于能源进口来源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海上通道的安全，但是这两方面的现状却让中国石油安全问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目前，中国的石油能源主要来自于波斯湾、非洲及南美地区。而这些能源是否能够成功安全地运送到中国，关键是要突破所谓的“马六甲困局”。在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近140艘船只中，有60％～70％是中国船只，中国所需80％左右的石油靠这条航道运输。马六甲海峡已经与中国经济安全息息相关。这个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共管的海峡，直接扼住东亚国家的能源咽喉。目前，美、日、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军都在此布防。一方面是为了打击海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扩大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中国对马六甲海峡除了政治与外交影响，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影响能力。在目前中国80％以上的能源运输通道掌握在别国军事力量控制之中的状态下，对这条通道的过度依赖，给中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了重大的潜在威胁。
中国在东海、南海的海洋能源开发问题上，与日本、东盟部分国家存在严重争议。这些争端已经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的重大隐患。中国在中亚的能源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可忽略的是，中国在中亚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的展开都无法忽视俄美的影响。俄美在中亚经营多年，特别是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和经济存在，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有很大影响。
第三，由发展利益而带来的安全压力。一个国家的发展利益是动态延展的，一个国家发展得越快，其利益延伸与拓展范围也就越广。而这种不断延伸拓展的发展利益往往会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利益产生碰撞冲突，从而带来安全压力。当然，发展并不是零和游戏，各国间的发展利益也并不总是相互冲突的，处理得当的话，各国的发展利益交织在一起，有可能成为地区安全的切实保障。然而，在特定时空内，发展利益仍有可能造成相关国家的安全两难困境。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最突出困境就是由发展而带来的海洋权益问题，以及由海洋权益冲突而带来的安全压力。
地缘政治学创始人拉采尔曾说过：“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过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10]我国的周边国家大都高度重视海洋权益的维护和争取。美国2000年通过《海洋法令》，2004年出台《21世纪海洋蓝图》，并在《美国海洋行动计划》中对落实海洋蓝图提出具体措施。俄罗斯2001年制定《俄罗斯联邦至2020年间的海洋政策》，首次公布国家级海洋政策。日本2004年发布第一部海洋白皮书，提出对海洋实施综合管理，并对如何有效地在国际海洋秩序形成过程中维护和扩大本国权益、如何解决海盗、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如何在岛屿主权和海城争端中占据优势等问题表现出极大关注。同时，日本还积极扩充海上自卫队力量，由“近海专守防御”转变为“远洋积极防御”战略。韩国出台《韩国21世纪海洋》国家战略，旨在通过开发和利用海洋使韩国成为超级海洋强国。印度海洋战略强调印度海军不但要保卫漫长的海岸线、岛屿领土及专属经济区，还要控制邻国并对邻国进行有效干预，阻止外部大国的渗透，战时则实施歼敌于海上或进行有效的海上封锁。印度还要求具备控制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印度洋战略要地的能力，其最终目标是将印度洋变成“印度的内湖”。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也都制定了本国的海洋战略。
相比之下，中国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权益保护仍然处在低层次水平，还未提升到战略国策的高度。目前我国存在着资源被掠夺、岛屿被侵占、划界有争议、海洋国土被分割以及多元化威胁的局面。我国有三个海区与邻国在权益上有争议。在南海地区，中国有40多个岛礁被其他国家侵占。美国等大国利用南海问题鼓吹“中国威胁论”，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在东海地区，中日之间在划界问题上的争端更是影响近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钓鱼岛问题也是一颗定时炸弹。如果处理不好，不但会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甚至还会对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形成致命的破坏。
总之，当前应特别关注由于发展而带来的安全压力问题，总结经验，积极地予以防范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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