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号新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号论文,新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解。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学界共识。笔者在研究《辽史·地理志》时发现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与这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合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舍弃《周书》以来契丹源于炎帝之说，确立契丹祖源于黄帝，从而将自己打造成为契丹族的“黄帝”，算是解决了民族起源问题。[1]如果设想辽太祖在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去世，则考虑其王朝的承继之由，必然要承接北魏之衣钵。①因其舍东部鲜卑宇文氏之炎帝说，转而取北部鲜卑之黄帝说②，固然出于托神改制的直接政治需求，也为宣扬王朝传承之由埋下了伏笔。辽太宗初期未有改易国号之举，直至破石晋后始改国号为“辽”，其逐鹿中原之意昭彰耳目。但耶律德光何以不踵其父足迹，取现成之“北魏名号”而转以陌生之“辽”为国号，则因其汉族智囊集团以为“元魏”亦不足以厌服汉人之心，故转而别寻渠径，以“辽”为国号，为契丹进取中原做“正统论”方面的铺垫；其后裔复以“契丹”为国号，此为契丹族保守派与汉族正统派斗争之结果，固无足论。至于辽道宗时复踵辽太宗故智，重改国号为“辽”，则是文化上颇为自信，自觉已能与南朝抗礼，宛如北魏与东晋之关系，故有改易国号之举。兹摭拾旧史，揭其隐覆，求教于方家。
一、辽国号研究综述
辽改易国号一事在《辽史》纪事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清代学者赵翼是通过《东都事略》[2]409－413的相关纪事内容注意及此的[3]583，其后，在《陔余丛考》中也曾用“辽复号改号”一事来批评《通鉴纲目续编》体例的不当。③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注意及此。④但清代学者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现代辽金史学者而言，辽频繁改易国号的原因以及辽放弃习惯的“契丹”国号而改名“大辽”的意义何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呕心沥血破译的历史之谜，也因此产生许多种解释及假说，兹为叙述便利故，简介于下：
(一)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研究
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挖掘，有两方面的研究重点，一是“辽”、“契丹”二号的本义；二是“辽”与“契丹”两国号之间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一般解“辽”为“辽水”，解“契丹”为“镔铁”。20世纪30年代，冯家昇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曾详细考绎“契丹”、“辽”两国号之蕴义，认为“契丹”可解为“镔铁”，乃民族之号；“辽”则国号，得名于辽水。⑤冯家昇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先行者，所做的工作又十分细致，因此，此说一出，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冯家昇的见解，如景爱就提出契丹与辽水的关系并不密切，辽朝统治者数度改易国号皆在本民族实力最强大时，故“辽国”一号，实得名于“辽远”之意。[4]35笔者不认同景爱先生的“辽朝至少九改九复国号”的观点[4]37，也不认同其改国号为“辽”是“辽远”的意思，从而寓托了其疆域扩张之志[4]41。关于契丹的族源地问题，学术界仍存在很大的分歧。⑥但笔者认为景爱反驳冯家昇一派的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即“辽水在东丹国境内，不在辽朝的腹心地区，因此，辽朝以辽水得名一说既不符合事实，又不合情理，是不能成立的”[4]41。但无论是冯说的支持者，还是景爱等的新说，皆不足以惬人意，其以“辽”为国号的秘密仍未破解。尽管景爱等提出质疑，但传统观点仍以冯家昇、姚从吾等前辈提出的主张为正统，对于那些认同者而言，剩下的工作就是补充冯说之不足。冯说的支持者们认同冯家昇对辽国号的解释，认为辽与契丹的关系，正如元与蒙古的关系，前者是用于汉地，后者是用于全体契丹人。姚从吾、岛田正郎等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⑦，但共同的特征都是猜测的成分居多，立论的证据不足。所以，支持者多从找证据弥补前说缺略为主，像刘浦江[5]就把精力放在辽朝国号的改易上，他仔细考察辽代文献中汉语“辽”与契丹语“辽”的内涵，强调辽“双国号制”的意义。刘凤翥也在一篇论文中强调辽朝双国号的意义。[6]像佟家江、刘凤翥两位都曾主张契丹是改“晋”为“大辽”，而非改“契丹”为“大辽”。[7－8]尽管他们都认识到了此次改易国号与汉族有密切关系，但斤斤于辽太宗破晋改号的相关记载，遂得出如上结论。
(二)关于契丹首改国号的时间问题
关于契丹首次改国号为“辽”的时间，一般有937、938和947年三种说法。937年之说的支持者是尚铖。⑧938年之说的支持者是陈述。⑨947年的支持者众多，陈垣《廿二史朔闰表》就定契丹于947年改元。其后，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⑩、翦伯赞《中国史纲要》(11)、张正明《契丹史略》(12)、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1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14)等均如是说。
937年是辽太宗延续其父天显年号的最后一年，也是辽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年，故尚铖认为耶律德光获得建立正统政权的资格，于是年改国号。938年，耶律德光改年号会同，蕴有四海一家之义，故《东都事略》纪其事时称有改元改国号之举，《契丹国志》从之。至于947年，则是辽太宗灭晋之时，《辽史》诸书记载其时有改元改国号之举。笔者的倾向也是947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辽未能颠覆任何一个中原政权，仅取中原数州之地，尚不足认为其有染指中原止统之资格。而灭晋后，完全可以“承晋”之后建立一个正统政权。
(三)辽改国号次数研究
关于辽改国号的次数，一般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见解，即辽太宗时改国号为辽，辽圣宗时复号契丹，至辽道宗时复改国号为辽。[7]25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景爱就认为辽曾九改九复国号，也就是说，辽曾改国号达18次之多。[4]36刘浦江也曾对此做过统计，但契丹、大辽在金石文字中交叉出现是因为民间对国号的使用较为随便所致。笔者将涉及辽朝国号变化的碑记做了比对，发现景爱之说过于偏颇，倒是叶昌炽所说的“间有不书‘大辽’，书‘大契丹’者，犹之拓跋氏代魏兼书，示不忘本之义也”近于平实。(15)作为崛起于朔漠的北方政权，北魏、金、元都曾在族源与王朝承接上反复争论，像传世的《大金德礼》就是这种争论的产物；元代直至末季才修成辽、金、宋三史，延误的原因也是因为这种争议长期无法止息。那么，辽建立封建王朝时也少不了这种争议，与完颜金一样，这种争议都源于智囊团汉族知识分子意见的分歧。由于当代学者都没有认识到辽朝曾炮制“箕子道统”的事实，不了解辽朝树立自己正统观的根源，当然也无法了解辽朝改名“大辽”的真实意图。
二、辽国号的改易
《辽史》中没有多少涉及改易国号的纪事，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及“辽史疏漏处”曾引《东都事略》说：“《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3]583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据《辽史》记载，是在公元907年，《辽史》无建国号、年号之举，只有群臣上尊号之事。(16)辽太祖之建年号在公元916年，是年，亦因群臣上尊号，而改元大赦，年号为神册。(17)其后复有改元天赞(922年)、天显(926年)之举，然无涉于国号。盖自唐以来习惯以契丹为族号，草创之初，诸事简易，因而建国后未考虑国号问题，观《辽史》神册五年有“制契丹大字”记载，益可证其时以“契丹”或“大契丹”为国号。辽太宗即位之初，亦无建国号之举，且仍沿用辽太祖的“天显”年号，尤可证其时“诸事简易”之实情。至破晋之后，始更易国号为“大辽”。由于改国号与灭石晋在时间上有密切的联系，且新年号名为“大同”，这一切让人不得不做政治上的联想与解读，认为辽太宗改国号实际反映的是其逐鹿中原、一统四海的野心。事实上，学者们的研究也都是在做政治上的联想与解读，不过角度不同，结论各异而已。
契丹马上立国，初无文字。耶律阿保机之兴，其智囊团皆由汉族知识分子组成，故典章制度多仿效唐制，定国号事关政权的正统性，自非契丹耶律氏所能为，必有汉族士大夫为之谋主。唯耶律阿保机并未完成破晋的历史使命，也就没有取得正统的资格，直到其子耶律德光时始完成此举，获得燕云十六州，并可以“承晋”的方式获得中央王朝的正统。正因为辽以两代之力始获得此逐鹿中原之资格，则二者之间实现建立正统政权的思想并不一致。从辽太祖时将族源由传统的炎帝改为黄帝，则可知耶律阿保机想采取的是北魏拓跋氏的旧伎，其国号最有可能是“魏”。唯太祖驾崩于扶余府，述律后发动“扶余之变”，改变了辽太祖生前确定的帝位传承方式，拥护太祖政策的重臣将领多数被屠戮。以政策而言，太祖之政策主要由其智囊团决定，而其智囊团的核心人物分别为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与王郁，其中韩知古、康默记皆卒于天显中，死因不明，疑与诸将同罹扶余之祸。而述律后对韩延徽有救命之恩(18)，王郁在太祖去世后对述律后有效忠之举(19)，故得以幸免。则二人虽免于死，且得预新帝之政策，但太祖智囊团的崩溃，势必导致辽太祖的政治理念也无从传承下去，不唯皇太子耶律倍流亡他乡，仿效北魏建立中央封建政权的主张也一并付诸流水。
947年正月，正是耶律德光破晋完胜之时，遂有改国号“大辽”，改年号“大同”之举。其代晋自承之意至为明显。唯何以改国号为“大辽”，众说纷纭，迄未得一正解。盖其时倚重之汉将如赵延寿、杜重威辈，耶律德光皆虚与委蛇，使之抱有统治南土之希望而赴死如归；其所委任之文士如都承旨张浩辈亦皆有以“南人治南土”之政治理念，而不拟推耶律德光为天下共主。至于出身契丹族之将士，其时率以剽掠自资，殊无政治之远见。以述律后之精明练达，亦无久留汉土之意，则其下者可想而知。然则为耶律德光策划者，则别有其人。唯史书阙略，史家稽考不足，遂多望文生义之见。至辽圣宗立，时值童幼，母后柄政，即位之初即改国号“大契丹”，显出萧燕燕之意。后遂举兵南向，与宋结“澶渊之盟”，南北鼎立之势固化。然与宋叙兄弟之谊，仍效法于笼络石晋之意，至于正统之争，似非当时所尚。至辽道宗时，其为辽诸帝中文化水平最高之一人，不唯熟悉儒家，兼工汉文诗词，且于释道两途，亦无碍滞，至有亲制经论，赐碑外国之举。故其复改国号为“大辽”，实因文化上获得自信的结果。从众多辽代墓志中在契丹或辽的国号前都有“大中央”或“南瞻部洲”的字样来看，到辽道宗时，已经俨然以中国自居了。
三、辽太祖改宗黄帝与辽太宗改国号之关系
关于王朝(国号)取名之蕴意，陈学霖曾总结为六点：1)有因封号以为名者；2)有因治地以为名者；3)有稽之姓系以为名者；4)有托之前代以为名者；5)有夸其权力以为名者；6)沿袭宗教迷信以为名者。[9]2
自宇文氏以来，契丹族确立了以炎帝为祖源的传统；至辽太祖时，则改宗黄帝。耶律阿保机以部族军事长官成为本族可汗，进而成为皇帝。而在此称帝建国进程中，由于违背了传统的“世选制”，不但遇到契丹八部的阻碍，也遭到辽太祖本部迭剌部的反对，斗争的结果虽然是辽太祖全面获胜，但对契丹而言，生产力却受到很大破坏。辽太祖采纳汉族臣僚的建议，发起一场造神运动，不但树立黄帝为契丹族祖宗，也把自己打造成契丹族的现代黄帝。这个造神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我们从史籍或辽代碑志看到辽宗室的爵位中都有“漆水”字样，如“漆水郡公”、“漆水郡王”等，即取自黄帝起于漆水之意。至于后族统一改姓萧氏，又与辽太祖自比刘邦，以“萧何”喻后族，后族爵位中恒有“兰陵”字样，即以萧氏郡望为爵号之名有关。需要说明的是，宇文氏与拓跋氏虽皆为鲜卑族，但在族源认定上并不相同。宇文氏以“炎帝”为祖，拓跋氏却以“黄帝”为祖，身为宇文氏后裔的辽太祖改认黄帝为祖，不唯是出于造神运动之需要，也有仿效拓跋氏进军中原、跻身中原政权之意，故其心中之正统国号非“魏”莫属。而辽太宗破晋之后，则以“辽”为国号，显然是以“辽水”为植根之地(21)，这一点颇出人意料，亦遭后人质疑。盖辽水非契丹故乡，在此之前为渤海所有，辽太祖去世前始征服渤海，将今辽东地区收入版图。那么，辽太宗以“辽”为国号，是出于何种正统承接理念呢？笔者认为，是箕子正统理念。
在《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的相关记载中，人为地将古代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集中在辽阳，而这种人为的篡改是出自辽朝本意，并非是元人修志的结果。而辽朝这样篡改历史，实际是想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传承表来。予尝撰文论之[10]，兹概述其意如下：
在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君子国”、“东夷”、“箕子”三个名词相联系的传统。殷商之末，箕子东迁朝鲜，教化一方，遂使箕子朝鲜成为此君子国之代表。其后高句丽、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分别继承了这份历史文化遗产，都以箕子的继承者自居，也都被中原王朝视为海东君子国。箕子国的特征正是《汉书·地理志》中所描述的八条之教、礼义、田蚕、织作、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等(22)，这种来自传统史书的肯定完全是作者站在中原的角度来考虑的，是一个农业文明对另一个农业文明的欣赏。
契丹是我国古代东胡族系的一个游牧民族，曾一度臣附于高句丽。这期间，契丹族懂得获得“君子国”的声誉对成为东北地区霸主的重要性，所以，契丹建国后，也加入到争夺“箕子国继承者”的行列中来。契丹却不屑于以高句丽的继承者身份来承接“君子国”的名号，因为臣附高句丽的那段历史并非契丹族的荣光，以此来与箕子朝鲜攀附未免尴尬。故而，契丹另辟捷径，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承继表来，强调其继承箕子朝鲜之理由是以辽东地区的政权承接，契丹灭掉渤海，从渤海国手里得到箕子故壤，以此获得君子国的身份。
《辽史·地理志》记载了这份独一无二的箕子历史遗产传承表：
东京辽阳府，本朝鲜之地。周武王释箕子囚，去之朝鲜，因以封之。作八条之教，尚礼义，富农桑，外户不闭，人不为盗。传四十余世。燕属真番、朝鲜，始置吏、筑障。秦属辽东外徼。汉初，燕人满王故空地。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后汉出入青、幽二州，辽东、玄菟二郡，沿革不常。汉末为公孙度所据，传子康、孙渊，自称燕王，建元绍汉，魏灭之。晋陷高丽，后归慕容垂；子宝，以勾丽王安为平州牧居之。元魏太武遣使至其所居平壤城，辽东京本此。唐高宗平高丽，于此置安东都护府；后为渤海大氏所有。大氏始保挹娄之东牟山。武后万岁通天中，为契丹尽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辽水自固，武后封为震国公。传子祚荣，建都邑，自称震王，并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中宗赐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僭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盛国。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号中京显德府。太祖建国，攻渤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
，以为东丹王国，立太子图欲为人皇王以主之。神册四年，葺辽阳故城，以渤海、汉户建东平郡，为防御州。天显三年，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23)
由上可以看出，契丹方面列出的继承表是箕子朝鲜→卫氏朝鲜→公孙氏政权→慕容氏政权→渤海政权→东丹国→大辽。这个继承表有很大的勉强成分，为了增加说服力，人为将箕子朝鲜、公孙氏政权、慕容氏政权、高句丽、渤海的统治中心都说成是辽阳。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箕子朝鲜、高句丽公认的首都在平壤，渤海的初期首都在今吉林省敦化市；后期首都忽汗州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的渤海镇，可以说渤海五京，没有一京是在辽阳。除了公孙氏政权外，其他几个政权的统治中心都不在辽东京辽阳府。为了将这几个政权的统治中心迁移到辽东京辽阳府，辽代的史学家已经开始着手篡改历史，因而出现了乐浪郡首府、高句丽首都、渤海首都都在辽阳，辽东郡治所反而迁出辽阳的笑话，至于将《新唐书·渤海传》的“海东盛国”改为“辽东盛国”等涂抹更不足为奇。在辽人的墓志中也有这样的纪事内容，充分反映出此种宣传之深之广，如《萧袍鲁墓志》记载：“国家以殷子古墟，鲜卑别部，风俗桀骜，镇抚实难，式籍沉谋，俾遏乱略，命公为汤河女直详稳”(24)。
《墓志》中的“殷子古墟”一语颇耐人寻味，虽然《辽史·地理志》称辽阳为箕子故国，但辽代王郁家族有先攀附箕子、后攀附微子的事例，而微子是当时公认的辽后族的祖先。所以，“殷子”之辞颇有内涵，这里不妨仍当“箕子”解。
当然，中原王朝肯定朝鲜、高句丽、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箕子国继承者身份，是因其有鲜明的农业文明特征，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建国后其主要经济基础也依然是畜牧业，当然无法获得北宋与王氏高丽的认可。可见，尽管契丹想以“箕子国继承者”的身份自居，但它既与北宋为敌国，复位在正北，不易为宋所承认。高句丽、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君子国正统地位都是由宗主国承认而获得的，而宋、高丽同时视契丹为北狄禽兽之国，不承认其有“箕子余风”，使其无从获得“君子国”的美誉。当然，契丹也未曾设想如何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能为中原王朝——当时的北宋政权——承认的君子国。契丹之所以强烈要求成为箕子继承者，是有其政治企求的。
契丹企图获得“君子国”名号的初衷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标榜自己，退可以使之成为自己作为一方霸主的冠冕，进可以逐鹿中原，一统河山；一方面则是出于领土上的企图，在攻打王氏高丽时就公然以此为由，要求王氏高丽割让平壤以北地区。[10]
如果我们把目光收回到辽太宗改国号的时机，也就是破晋之时，就会认识到改国号为“大辽”不是针对王氏高丽的，也不是以取得东丹国地区而得名，而是针对汉人区域的一种举措，实际上是以汉人正统自居。换言之，契丹实际上是以殷商的继承人自居，展示的是自己逐鹿中原的抱负。从辽太宗“会同”、“大同”的年号上也可以窥见此点，“会同”、“大同”都有一统江山、万国宾服的“天下大同”意味。从这一点来看，学者们认为辽朝改易国号与其“一国两制”密切相关的见解是正确的，但都没有真正认识原因而强作解人。因为河北也曾是殷人故壤(25)，其以箕子继承人的身份是有资格居于此的。正如《萧旻墓志》所称：“圣元皇帝吞二辽以建极，孝武皇帝降三晋以来庭。”[11]113
四、契丹改名“大辽”的谋主
我们知道，辽太祖、辽太宗、辽世宗身边有一大批汉人谋主，为其建国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使契丹从落后的游牧民族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王国。从史书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推知，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王郁是辽太祖身边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韩延徽、王郁是辽太宗身边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高勋则为辽世宗身边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如史籍称韩延徽佐助辽太祖之功勋云：
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12]8810
这些汉族谋臣各有建树，为契丹族迅速建立封建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在契丹改国号一事，是出自哪个谋臣？笔者认为，是王郁父子。
首先，王郁父子具有作为谋主的身份。
炮制箕子道统表，使契丹获得逐鹿中原的资格，这种事是文化上较为落后的契丹人做不来的，只能是其汉人智囊集团的杰作。辽太祖去世后，韩知古、康默记大概皆为述律后所诛杀，只有韩延徽与王郁仍在辽太宗麾下效劳。笔者从墓志上了解到，在改易国号上王郁父子是实际上的谋主，其策略不但谋国，也有谋身的意味在内。
王郁，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之子，也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女婿。王处存为解除成德节度使赵文礼给自己带来的威胁，让王郁投奔契丹，引导契丹南下。(26)当然，这次契丹南下没有遂心如意，史称王郁自此在契丹失势，已经丧失了谋主的资格。(27)但这种说法是立不住脚的。我们知道王郁仍是辽太祖之养子，且在辽太祖不受代一事上仍有进谏之事(28)，在辽太祖征服渤海的过程中立了大功(29)，在辽太祖死后又获得述律后的青睐，《王裕墓志》中也称其为“两朝贵宠”[13]62，所以，在炮制箕子道统表上王郁作为智囊之一仍是有资格的。《辽史》及王郁子孙墓志中所载王郁官职颇不一致，据向南所考，王郁在辽历官次第为：
初授义武军节度使，改授崇义军节度使，进授明殿左相，终任龙化州节度使。王郁为龙化州节度时间，《太宗纪》：天显三年正月“庚午，以王郁为兴国军节度使。”又谓王郁子王庭鹗云：“王鹗，应即是王庭鹗。《太宗纪》：天显十年五月‘癸丑，以舍利王庭鹗为龙化州节度。’据《王郁传》载：‘太祖崩，寻加政事令，还宜州，卒。’从《太宗纪》：天显三年正月‘庚午，以王郁为兴国军节度使(按：兴国军为龙化州军号)、中书令(笔者补)。’五年三月‘壬午，以龙化州节度使刘居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王郁还宜州在五年三月之前，其卒年则在五年之后，此恰与王庭鹗为龙化州节度之时间相合，且知王庭鹗为龙化州节度乃仿中原制度子袭父职。又王氏在唐为强宗大族，其子孙名字均甚讲究。处存、处直，中间皆有一‘处’字。处存子郜、邺，处直子都、郁，其名部首皆从‘邑’。据《王悦墓志》记，王郁尚有一子名廷阮；《旧五代史·王庭胤传》记，王邺有一子名庭胤。其中间均有一‘庭’或‘廷’字。庭、廷古通用、实为一字。此等命名正与中原汉族习惯相合，故可断定王裕之父当是王庭鹗，志作单字鹗，实夺一‘庭’字。”[13]65
当然，王郁是作为太祖时旧臣留用的，辽太宗身边也有一群汉族文臣武将簇拥着，但从各人表现来看，都不是此次谋划之谋主。赵延寿在平晋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之所以如此拼命，是因为辽太宗许诺平晋后立其为南人之主，如辽之立石敬瑭。杜重威拥兵之降，亦因辽太宗有相同的承诺，但辽太宗后来都失信了，导致杜重威郁郁而终，赵延寿在辽太宗去世后即阴谋自立，旋为辽世宗所囚(30)。武将中之赵思温亦力战有功(31)，然破晋后旋与赵延寿安置于中京，可见耶律德光对其人的防范。至于辽太宗身边的汉族谋臣，亦颇有主张册立汉人王汉地者，如王郁。
其次，王郁父子具备炮制箕子道统表的条件。如下事实也表明工郁可以炮制出箕子道统表来。
(1)比干墓在定州，唐太宗亲征高丽时曾祭祀过他。这是义武军节度使的地盘，经过王郁家族长期(王处存、王处直、王郜、王都)盘踞，此中风物，当为王郁父子所熟知。
(2)王郁之祖先是京兆万年人，出身商贾，本非望族，系因巴结宦官而成为一方诸侯。王氏之先祖，或推溯于王子晋(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皆是)(32)，或推溯于秦将王翦。王郁家族作为一个暴发户，攀附到哪一个祖先都不足为异。但在入辽后的王郁后代墓志中，却都将祖先与殷商联系起来。如王郁之孙王悦的墓志中述其祖源时称：“殷王子比干，为纣所害，子孙以王者之后，因而称氏。”[13]112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比干墓在定州而做的攀附，盖王悦之先世，最初只能推溯到王宗，王宗是以军校巴结宦官而逐渐显达的，显非名宗贵族。笔者进而推断，这种攀附是在王郁炮制出箕子道统表后做出的，因为内地王姓子弟发达后，非攀附太原即攀附琅玡，甚少与殷商攀附的事例。正因这种攀附，辽地王姓人家多有从其说者。如《韩绍娣墓志》云：
公本姓王氏，讳绍娣，字仁保，檀州琅耶人也。其先出自王子比干，当纣末之子孙避难于河东，以王者之裔乃命氏焉。高曾祖三世，早坠洪勋，无能备说。昔遭离乱，今致漂流。星散燕南，蓬飞蓟北。因偶妻于韩氏，遂依托于刘公。古琅耶今昌黎，虽上下之郡名各异，奈五音之姓利攸同。[11]63
尤为奇怪的是，这种攀附如果和“辽”国号直接相联系，则子孙宜长相保有此说以固幸邀宠。但是，在王郁后代的墓志中这种姓氏由来还另有衍变。如在王郁另一个孙子王裕墓志中，则将祖先转移到与箕子、比干共列为殷商三仁的“微子”身上：“公讳裕，字伏贞，本素有殷之苗裔。姬周授命封微子为王，遂因以命氏焉”[13]62。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呢？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是王氏家族讨好后族的一种手法。因为辽代后族都以萧何后代自居，而萧何一族则是宋的支子衍变而来，而宋的祖先正是微子。笔者选了一则叙述此支由来较为简明全面的墓志来说明：
微子封宋，乐叔居萧，氏族之始也；相国下秦，大夫师汉，门阀之宗也。大齐以肃竹膺期，践皇帝之位；大梁以木刃兴运，张天地之图：传宝祚于一家，易鸿名于两汉。青盖入洛，重南国之衣冠；白马朝周，盛西雍之宾客。公即梁宣皇帝之元孙，明皇帝之曾孙。大父南海王珣，入隋封梁国公。(33)
由这则墓志可知，萧氏这一支是非常显赫的，微子、乐叔、萧何(即志中之“相国”)、萧齐的建立者萧道成、萧梁的建立者萧衍等人都赫然在列。
辽代萧氏一族显贵之墓志，多直言出自兰陵萧氏，始祖自然直指微子，远祖则指汉初萧何。在太祖去世后，王郁因为述律后青睐而获得进一步的重用，甚至担任了龙化州的最高长官，他去世后，其子王庭鹗也担任了龙化州的最高长官。其后代为加强这种与后族的联系，将祖先由比干转换成微子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崛起于北方草原的契丹族，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产生了入主中原的念头。为了取得正统地位，契丹统治者存汉族臣僚的策划下，将祖源由炎帝改为黄帝，人为地将古代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集中在辽阳，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传承表。耶律阿保机以“箕子国继承者”的身份自居，试图标榜自己，使之成为自己作为一方霸主的冠冕，同时也有领土上的企图。耶律德光破晋后，契丹实际上是以殷商的继承人自居，以“会同”、“大同”为年号，改国号为“大辽”。学者们认为辽朝改易国号与其“一国两制”密切相关的见解是正确的，但都没有真正认识原因而强作解人，以致众说纷纭。
［收稿日期］2013－08－31
注释：
①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120－121页)谓拓跋魏之认黄帝为始祖，始于拓跋珪迁代之际，采纳汉族谋士崔宏之建议，则其攀认祖先之时机与用意，与耶律阿保机实有异曲同工之巧合。
②《魏书》卷1《帝纪》：“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小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③《陔余丛考》卷15《通鉴纲目》之“辽改号复号”条。
④《廿二史考异》卷83：“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
⑤原刊于《燕京学报》第13期，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
⑥传统的观点承自《魏书》和《辽史》，认为是最初在库莫奚之西，后在慕容鲜卑的打击下遁于“松漠之间”。现代学者之解释率立足于此，陈述《契丹政治史稿》认为契丹族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及《略谈对契丹社会性质的看法》一文、林幹《东胡早期历史初探》一文等均认为契丹族的族源地在“松漠之间”，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迁移，中心区域都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反对者也基本以立言为宗旨，多数是以对传统观点做局部调整的面目出现，陈永志《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则提出契丹的族源地在辽泽一带。
⑦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原刊《大陆杂志》4卷4期，1952年2月；又见《姚从吾先生全集》第5集，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35页。岛田正郎：《辽の北面中央官制の特色》，原载《法制史研究》第12号，1962年3月；又见同氏《辽朝官制の研究》，创文社(东京)，1978年，第13－14页。
⑧尚铖《中国历史纲要》：契丹取得十六州，937年改国号为辽。
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认为，契丹于938年改称辽国。
⑩《中国通史》第六册辽代部分说：会同十年(947)二月，建国号大辽，改年号大同。
(1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说：公元947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
(12)张正明《契丹史略》：947年，辽太宗入大梁后，改号大辽。改元大同，有久据中原之意。
(13)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说：“公元947年二月，耶律德光进军开封，晋亡。耶律德光改国号大辽。”
(1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说，947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
(15)叶昌炽《语石》卷1“辽金五则”条。
(16)《辽史》卷1《太祖纪上》：“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
(17)《辽史》卷1《太祖纪上》：“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初，阙地为坛，得金铃，因名其地曰金铃冈，坛侧满林曰册圣林。”
(18)《辽史》卷74《韩延徽传》：“后守光为帅，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谏曰：‘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资治通鉴》卷269：“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马于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19)《辽史》卷75《王郁传》：“太祖崩，郁与妻会葬，其妻泣诉于淳钦皇后，求归乡国，许之。郁奏曰：‘臣本唐主之婿，主已被弑，此行夫妻岂能相保。愿常侍太后。’后喜曰：‘汉人中，惟王郎最忠孝。’以太祖尝与李克用约为兄弟故也。寻加政事令。还宜州，卒。”
(20)向南注谓：按，辽太祖建国初称契丹，太宗大同元年建号大辽。圣宗统和元年又改号契丹。本志撰于保宁二年，似不应称契丹。
(2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引张汇《节要》称：“辽以辽水名国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也说：“辽人以辽水名国也。”
(22)《资治通鉴》卷21亦曾总结说：“昔箕子居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为民设禁八条。”
(23)《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东京道条下。
(24)《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下》之《萧袍鲁墓志》。汤河在辽阳地区，《辽史·百官志》辽阳路诸司有“汤河详稳司，亦曰南女直汤河司”。可见此金石文字正与《辽史·地理志·东京道》所载箕子朝鲜事相契合。
(25)《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巨鹿郡，秦置。属冀州。户十五万五千九百五十一，口八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七。县二十：巨鹿，《禹贡》大陆泽在北。纣所作沙丘台在东北七十里。”又《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
(26)《辽史》卷2《太祖纪下》：“神册六年冬十月癸丑朔，晋新州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丙子，上率大军入居庸关。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众来朝，上呼郁为子，赏赉甚厚，而徙其众于潢水之南。”
(27)见《资治通鉴》与《契丹国志》。《契丹国志》盖取材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卷271：“契丹主责王郁，絷之以归，以王郁误之入寇也。自是不昕其谋。”
(28)赵志忠《虏廷杂记》：“有韩知古、韩颎、康枚、王奏事共劝太祖不受代。”此四人《辽史》均为立传，因文字原因，需要说明的是韩颎即韩延徽，此有墓志可证。康枚，即康默记之脱误，辽代墓志中称之为“康梅棘”，王奏事，即王郁，“奏事”为“政事令”之讹。
(29)《辽史》卷2《太祖纪下》：“天显元年二月庚寅，安边、鄚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慰劳遣之。以所获器币诸物赐将士。壬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显。以平渤海遣使报唐。甲午，复幸忽汗城，阅府库物，赐从臣有差。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
(30)参见《辽史·赵延寿传》及《契丹国志》的相关记载。
(31)赵思温，《辽史》本传称“协谋静乱翊圣功臣”，其孙《赵匡禹墓志》(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上)称其为“叶谋静乱翊圣功臣”。
(32)辽代《王仲福墓志》(辽代石刻文续编第8页)即承此说，言：“其先出自姬姓，周灵王子晋以正谏被黜，时人号为王家子孙，因命氏焉。后升仙于缑岭，今琅玡、太原皆其胤也”。
(33)《全唐文》卷229《赠吏部尚书萧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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