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学论文,朱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一生最重大的学术转向，就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摈弃原来沉迷甚深的唯心主义美学，而转向学习、接受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朱光潜是怎样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美学的过程中取得了哪些成就？留有哪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些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大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在朱光潜的著作里，最早提到马克思的名字，是他在英国留学的1927年。在该年发表的一篇谈论克罗齐的文章里，他说克罗齐早年在罗马大学读书时深受其师赖贝阿拉（Labriola）的影响，而赖贝阿拉正是“欧洲第一个人拿马克思唯物史观到大学里去演讲者。”克罗齐受老师的启发，“早年研究马克思（KarlMarx），而他的经济学说则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极力排斥历史可以用唯物观解释之说（注：《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三）——克罗齐》一文里，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15号，1927年8月出版；另见《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229～23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下同）。）。”这里，朱光潜只是为了评述克罗齐而谈到马克思，虽然将克罗齐对马克思学说的态度清楚地摆了出来，但他自己究竟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从这段话里尚得不到明确的答案。
到了四十年代初（1942年），朱光潜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初步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一文里，这样评述唯物史观：“极端的唯物史观不能使我们满意，就因为它多少是一种定命论，它剥夺了人的意志自由，也就取消了人的道德责任和努力的价值（注：《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38-39页。）”。这表明，1942年左右朱光潜已多少知道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已形成一定的气候和规模。朱光潜作为一位关心时政的敏感的文化人，对于日益高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不可能一无所知，即便是反对它，也要首先了解它。从朱光潜当时的认识看，起码在最根本的唯物史观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是充斥误解并持否定态度的。
可是，随着1949年天安门广场礼炮的轰鸣，朱光潜感到“中国人民革命这个大运动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转变了我个人”。他说：“我跟着同事同学们学习，开始读到一些共产党的书籍，像《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之类。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但在大纲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注：《自我检查》，《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37页。）”。
这段话写于1949年11月，此时可说是朱光潜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之始。
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钻研马克思主义后，朱光潜很快就由否定马克思主义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到了七八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更是信之弥坚，推崇备至。他在1980年出版的《谈美书简》里写道：
研究美学如果不弄通马克思主义，那就会走入死胡同。……就我个人来说，尽管我很晚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近二十多年来一直还在摸索，但已感觉到这方面的学习已给我带来了新生，使我认识到对我的那些唯心主义祖师爷也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批判。（注：《谈美书简》第四封信，《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252页。）
1983年，他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的访问时还说：“经过研究，我发现马克思主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不但不否定人的主观意志，而且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想（注：《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的访问》，《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653页。）。”类似这样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话，在朱光潜晚期著作里俯拾即是。晚年的朱光潜，确如他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所宣称：“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注：转引自胡乔木《记朱光潜先生和我的一些交往》，《朱光潜纪念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那么，朱光潜究竟是怎样从一个唯心主义的信徒，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呢？
二
朱光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既有外界环境压力的客观因素，又有其解决自己学术矛盾的内在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当时政府对朱光潜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著名知识分子，除了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让他们从农村实际斗争生活中受到教育之外，还自1951年起不断掀起声势浩大并深入人心的“思想改造”运动，以通过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使他们转变立场。
对于朱光潜来说，更直接促使他在学术上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则是始于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这场大讨论起于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而讨论和批判的准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全国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形势下，朱光潜要想继续谈论学问（包括继续在大学讲坛授课），其前提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他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以适应在新社会里生存和延续学术生命的需要。就此而言，朱光潜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外界环境压力作用的结果。
然而，从朱光潜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本身所存在的矛盾看，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又并非完全是被动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自觉性和必然性。
朱光潜不属于那种只是阐述一己学说而昧于他人见解的学者，也不取那种只跟从一位大师观点而对别人看法置若罔闻的治学态度。他做学问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平等地看待各种不同意见，善于兼取各家之长而熔炼成自己平正通达的主张。这种在兼容并包的基础上批判综合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使朱光潜面对任何一种新学说时，更易采取宽容的心怀去加以了解，而并非因其生疏或与自己观点相左，就漠然不理或简单排斥。当他经历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新的时代需要其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他一贯的治学态度自然倾向于学习了解，而并非盲目抵制。更何况当时的学习马列与“思想改造”运动相联系，具有很强的政治压力，一贯性格拘谨的朱光潜又怎能违抗呢？
不过，从朱光潜1949年以前的学术思想及其所遇到的学术困境看，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晚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作出突出成绩，又有其内在的必然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他原来倾其心力所倡导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生理想，与马克思学说中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的崇高目标相一致；二、他原来的美学思想虽然卓有成就，但在哲学上却陷入唯心主义“心物二元论”的迷径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恰可帮助他解决矛盾而走出迷径正是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朱光潜的学术本身具备了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通道（注：此处吸收了台湾学者熊自健先生的看法，参见其《朱光潜如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载《中国大陆研究》第33卷第2期（1991年1月）。）。下面，我们就对这两个通道略加检视，以窥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必然性。
其一，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生理想
朱光潜是个对社会和人生有自己一套看法的学者。他不仅写有一系列探讨人生修养的论著，而且在谈论许多美学和文艺理论问题时，都强调人生的艺术化，注重人生境界的提升。他除了在二十年AI写作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结合当时社会实际，给苦闷彷徨的青年规划应付乱世的方略外；更在四十年AI写作成《谈修养》一书，对民国以来的教育现状作了通盘检查，一面针砭积弊，一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和改革之道。他竭力倡导德、智、体、群、美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认为教师必须认定自己是在“造人”，而不只是在“教书”，强调教育的任务不应仅仅把目光放在知识传授上，而在于造就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注：参见《谈修养》中的主要篇章，《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3—152页。）。
朱光潜的这一套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及自我修养的思想，是他“教育立国树人”根本观念的体现，更是其忧国忧民情怀的表露。然而，在那战乱年代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因为人们更需要解决的是救亡图存等生死攸关的紧迫问题，哪有余暇去处理教育树人的百年大计呢？不过，这些人的全面发展及人生艺术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但在他后来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却找到了同调。马克思一系列著作所阐述的“共产主义新人”的观点，正与朱光潜的人生主张和教育理想相合拍。这不仅为朱光潜转向马克思主义架设了桥梁，而且为他后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铺陈其人性的充分展开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埋下了伏笔。
其二，关于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内在矛盾
朱光潜原来的美学思想，是从现代西方唯心主义美学集大成者克罗齐美学入手，博采各家唯心主义美学大师之长，吸收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加以“批判”和“综合”而形成的。综观他1949年以前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首先是恭顺地跟着克罗齐走，《文艺心理学》初稿（约1931年完成）主要是对克罗齐美学观的阐述。继而对克罗齐“艺术即直觉”这个定义所否定的东西，如直觉不带抽象思维，所以与哲学和科学无关；直觉不带实用目的，所以与政治和道德无关等等，开始怀疑和质询，想出一些“调和折衷”的办法来弥补其漏洞，《文艺心理学》修正稿（1936年出版）便体现了这种努力。可由于《文艺心理学》一边在前面竭力坚持“艺术即直觉”的定义，一边又在后面指出它有很严重的漏洞而加以修补，所以弄得全书前后矛盾，自相抵牾。后来，朱光潜由克罗齐的美学涉猎到他的全部哲学，经过一番细心的分析，逐步发现唯心主义哲学本身存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于是朱光潜在1947年写作《克罗齐哲学评述》（该书1948年由正中书局出版）时，表示了对唯心主义哲学本身的疑虑。请看他当时所作的一段内心表白：
作者自己一向醉心于唯心派哲学，经过这一番检讨，发现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论的英雄企图是一个惨败，而康德以来许多哲学家都在一个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心里深深感觉到惋惜与怅惘，犹如发现一位多年的好友终于不可靠一样（注：《克罗齐哲学评述·序》，《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306页。）。
尽管朱光潜此时已认清康德以来的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在打破“心物二元论”上都遭到了惨败，但他自己却没有能力找到新的制胜路径，走出唯心主义的迷径而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美学体系。他发现唯心主义这位“多年的好友”不可靠，却没有和它绝交，只是不时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希望用“补苴罅漏”的方法来挽救这位“好友”。可是，“好友”失败的原因是在唯心主义“迷径里使力绕圈子”，而朱光潜挽救它的立足点仍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自然无法从根本上跳出唯心主义的漩涡。这一点，他后来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即有了清醒的认识：
我现在看清楚了，站在唯心主义的迷径里绕圈子，尽管如何“使力”，始终是不会绕出这个圈子的。要真的绕出这个圈子，就非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照耀不可。像我这样“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的过来人，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它的威力的认识或许比没有在迷径里绕过圈子的人略有不同，我的感觉是“相知恨晚”（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21页。）！
正因为朱光潜对唯心主义“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感到惋惜与怅惘，想用“补苴罅漏”的办法来扭转其打破“心物二元论”的败局，这就为他日后走向马克思主义敞开了大门。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正是为诊治唯心主义病症而开出的良方，正可以帮助他摆脱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的困境。
以上我们简要地描述了朱光潜1949年以前学术思想的一些内在矛盾，指出他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生理想在现实中受到冷遇，他的试图对唯心主义形式派美学补苴罅漏的努力也未获得成功。而正是其学术思想本身存在这些矛盾，使他具备了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因子。五十年代初掀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朱光潜为适应新的时代环境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后，之所以能较快地欣然接受它，并用其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除了外界环境压力的客观因素外，实有其解决自己学术矛盾的内在需求。
三
那么，朱光潜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
众所周知，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带有浓厚的“左”倾教条主义色彩。朱光潜处于那样的时代氛围中，当然难免不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但由于他有着深广的学养和对社会人生的一套定见，因而能在相当程度上自拔于教条主义的流俗而独开清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掌握，并非简单地附随当时盛行的左倾思潮，而是独立地直接阅读马恩原著，有时甚至是将德文原本、英文译本、法文译本和中译本等几种版本放在一起参照研究，以把握马恩思想的原意，挖掘出与流行见解不尽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对其加以自己的阐发，发挥出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
朱光潜美学的核心观点是：“美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注：《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哲学研究》1957年第2期；又见《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79页。）。”他在阐述这一基本美学主张时，理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物甲”、物乙”说。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一文里，他指出：
美感的对象是“物的形象”而不是“物”本身。“物的形象”是“物”在人的既定的主观条件（如意识形态、情趣等）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所以只是一种知识形式。在这个反映的关系上，物是第一性的，物的形象是第二性的。
但是这“物的形象”在形成之中就成了认识的对象，就其为对象来说，它也可以叫做“物”，不过这个“物”（姑简称物乙）不同于原来产生形象的那个“物”（姑简称物甲）。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已经不纯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分的物，换句话说，已经是社会的物了。美感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物的形象的社会的物。美学所研究的也只是这个社会的物如何产生，具有什么性质和价值，发生什么作用；至于自然物（社会现象在未成为艺术形象时，也可以看作自然物）则是科学的对象（注：参见《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43页。）。
这里提出的“物甲”与“物乙”的区分，实际上就是客观自然物（或者就叫作“物”）与作为审美对象的物（或者称“物的形象”）的区别。“物甲”即客观自然物是第一性的，它只提供“美的条件”；与此不同，“物乙”即物的形象，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因而是主客观的统一体，唯有它是美感的对象，才能提供美。为了说明这观点，朱光潜举了“花是红的”和“花是美的”这两个认识为例，对“物甲”、“物乙”说作了进一步论证。当人们说“花是红的”时，是对“花”的一种科学认识，主观条件基本不起什么作用，这种科学认识基本上是客观的；在这种认识形式下，“花”是作为“物甲”即客观自然物本身而存的。当人们说“花是美的”时，是对“花”的一种审美认识，主观条件却起很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审美认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这种认识形式下，“花”是作为“物乙”即物的形象（或者说审美对象）而存在的。
“物甲”、“物乙”说是朱光潜在批评蔡仪美学观点时提出的。蔡仪认为：美完全是客观的，“物的形象是不依赖于鉴赏者的人而存在的，物的形象的美也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注：蔡仪：《评“食利者的美学”》，《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日，收《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集，第9页。）。朱光潜指出：蔡仪观点的失误就在把自然“物”（物甲）和经过美感反映之后的“物的形象”（物乙）混为一事，从“物不依赖于认识的人而存在”这个正确的原则，推衍到“物的形象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这个错误的结论。因此，在蔡仪那里，艺术地掌握世界与科学地掌握世界，认识“花是红的”与认识“花是美的”，被看成没有差异的一回事。美只是自然物的一个属性，完全是客观的，与主观毫无关系。这样一来，蔡仪剥夺了美的主观性，实质上也就剥夺了美的社会性（注：参见《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44页。）。对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来说，提出“物甲”、“物乙”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他通过肯定“物甲”（客观自然物）的存在，通过肯定“物乙”（物的形象）包含客观自然物提供的“美的条件”，维护了“物”的客观性，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基本原则；另方面，他又通过强调“物乙”（物的形象）含有人的主观情趣，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体，同时确认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里的关键在于，他把“物”（物甲）与“物的形象”（物乙）区分开，认为前者是科学的对象，是纯然客观的，而后者则是艺术的对象，包含客观物提供的“美的条件”，又包含人的主观意识。这样就把人的主观作用限制在艺术对象的构成及艺术反映的过程上，并没触动客观物本身——既肯定了美感对象（物的形象）的主观因素，又坚持了它的客观基础。这显示了朱光潜在当时形势下（即以“唯物”、“唯心”作为划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标志的情况下），一面遵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一面艰难坚持以自己的学术观点解决美的本质（美的哲学基础）问题的努力。
在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对于当时学术界四处漫衍的“主观恐惧症”，曾以大无畏的学术勇气只身站出来反驳：
一个最流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在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美学家们对于“主观”这个范畴都怀有极大的疑惧。这本是很自然的。在实际生活和科学推理中，“主观”就等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也使人们一听到“主观”，就联想到“唯心主义”。人们忘记了误事的只是抹煞客观事实的主观，在哲学上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主观”这个范畴都是无法消灭的。蔡仪在美学上走到机械唯物论，病根就在想凭主观去消灭主观。他听说物的存在不随人的意识为转移，便想到“随人的意识为转移”就是“主观”，因此便断定美也是不随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李泽厚承袭了蔡仪的对于“主观”的恐惧。他是这样批评我的“主观与客观统一说”的：“美是主观的便不是客观的，是客观的便不是主观的，这里没有中间的路线，这里不可能有任何的妥协、动摇或调和、折衷，任何中间的路线或动摇调和就必然导致唯心主义”（注：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他说得真是斩钉截铁，立场坚定，可惜也表现了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注：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71页。）
时间是学术是非残酷而又公正的检验者。以今天的眼光来回视当年的美学大讨论，一个最令人心怵的现象是，当时美学界、文艺界以至整个学术领域，都存在着机械教条地片面搬用马列革命词句，“把客观加以绝对化，把主观一脚踢开”的偏向，其结果导致现实生活中处处“见物不见人”，出现了抹煞人情、人性和否定人的价值的时代悲剧。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及其在当时顽强学术挣扎的一个主要贡献，恰恰是在那样严峻的时刻，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和这种偏向作了坚韧不懈的抗争，为当时压抑郁闷的美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吹进了缕缕清新的学术空气，体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勇气和良知。钱伟长和陶大镛在谈到这一点时说：“由于朱老勇于追求真理而又不人云亦云，由于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而不是敷衍了事，使他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中避免了教条主义。”（注：钱伟长、陶大镛：《不厌不倦，风范长存——沉痛悼念朱光潜同志》，《人民日报》1986年3月21日。）这是很中肯且很有分量的评论。
四
以上所述表明，朱光潜所关注、所选择和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极左思潮盛行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确乎颇有差异，有时甚至观点恰相对立。这一点，在他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理解和阐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二十六岁时写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生前没有发表，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为人所知，直到1932年全文才在德国出版面世。这部《手稿》的直接内容，除最后一节探讨黑格尔哲学外，大部分篇幅主要谈论经济学问题，但它所包含的意蕴却异常丰富和重要，可说呈示了马克思设计自己学说大厦之初的宏阔思想格局及众多思考线索。
正是如此，自《手稿》刊布于世后，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战后西方思想界对它进行了持久而热烈的讨论。针对苏联、东欧、中国、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强调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情况，西方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从马克思《手稿》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中，见出超越阶级斗争的所谓“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西方后工业化社会仍有意义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
朱光潜讨论马克思的《手稿》，其社会——政治背景当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不同，但他的根本着眼点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颇有一致之处。这就是他也认为《手稿》最关键和最重要的部分，是其中论异化劳动和共产主义远景两章（注：朱光潜曾依据德文原本，参照英、法、俄、中等多种译本，亲自把这两章主要部分翻译出来（译文首载1980年出版的《美学》第2期上，又见《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438～462页）。）。朱光潜开宗明义地说：“这部手稿是既从人性论又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413、423页。）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里，让人为之一震的是，马克思《手稿》的出发点之一竟然是人性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竟然是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因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在中国长期是官方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名词。朱光潜曾在多处引用马克思的下面一段话作为他谈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理论支持：
共产主义就是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私有制的彻底废除，因而就是通过人而且为着人，来真正占有人的本质；所以共产主义就是人在前此发展出来的全部财富的范围之内，全面地自觉地回到他自己，即回到一种社会性的（即人性的）人的地位。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善化的（完全发展的）的自然主义，就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善化的人道主义，也就等于自然主义（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朱光潜译），《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450页。）。
朱光潜解释，马克思是以人性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分析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对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摧残，并进而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彻底废除，就是人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发展。这里可以促人思考的是，既然马克思不论是批判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弊病，还是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设计蓝图，其着眼点都是人性和人的全面发展；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用阶级斗争去摧残人性呢？又怎能用阶级的观点去否定人性和人道主义呢？从朱光潜这里对《手稿》的阐发，我看到的不只是学问家的劳绩，更有思想家的贡献。
然而，朱光潜研究《手稿》更突出的成就，在于他从中发挥出一套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美学来。
早在美学大讨论开始之初，朱光潜就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一文里，引用了《手稿》里的有关论述（注：参见《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5，又见《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40～50页。），但对于马克思实践观点美学的比较完整的阐发，则主要体现在《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这篇长文中。他指出：以往的西方美学家都是用“直观观点”来研究美学问题，而马克思则用“实践观点”来把握美学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美学所造成的翻天覆地的变革”（注：朱光潜：《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新建设》1960年第4期，另见《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214页。）。比如面对一把茶壶，持直观观点的美学家只是把它当作一件现成的、孤立、只现静止面的客观事物，因而对它所提出的问题不外是：它是否美？如果说它美，究竟美在哪里？有哪些属性和形式的凑合使它美？人们感觉它美究竟是主观作用还是客观影响？如此等等。问题在于，茶壶或其他客观事物，本来不是现成的、孤立的、只现静止面的东西，而直观观点却把它看成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对它就得不到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实践观点却不然，它从全面的、发展的实践观点去看茶壶，把茶壶看作是一件人创造出来的有意义的产品，而人创造这产品，无论在主观认识和主观能力方面，还是在客观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方面，都有人类生活悠久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在起决定作用。所以持实践观点的美学家对这把茶壶所提问题就会是：人在改变自然从而改变自己的长久的生产实践中，为什么要生产这件东西？怎样生产它？人怎样感觉事物的美？人对客观世界的审美关系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取决于那些历史的、社会的、物质的、个人的等等因素？它是怎样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的？这就是把茶壶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具体历史条件的大轮廓里去看，不仅把它看作单纯的认识对象，尤其重要的是把它看作实践的对象。这样来看，美就不是孤立物的静止面的一种属性，而是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既改变客观世界又改变自己主观世界的一种结果（注：参见同上，《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189～190页。）。
说明马克思实践观点给美学带来的革命意义后，朱光潜进一步申论艺术审美活动起于劳动或生产实践的观点。他明确指出：人的生产劳动是一种有目的自觉活动，其所创造的东西体现了他的需要和愿望、情感和思想，以及他驾御自然的力量。人在劳动生产中，一方面改造了自然，使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也改造了自己，使自己的“本质力量”不断在产品中显现出来，并不断得到提高。这里重要的是，人在劳动实践中还根据自己“种族的标准”的需要，和“对象内在标准”的认识，“按照美的规律去制造事物”（注：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朱光潜译），《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448页。）。从这里，朱光潜看到了生产劳动和艺术活动的联系，提出了如下重要观点：
无论是劳动创造，还是艺术创造，基本原则都只有一个：“自然的人化”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基本的感受也只有一种：认识到对象是自己的“作品”，体现了人作为社会人的本质，见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因而感到喜悦和快慰。……劳动生产是人对世界的实践精神的掌握，同时也就是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在劳动生产中人对世界建立了实践的关系，同时也就建立了人对世界的审美的关系。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包括物质生产与艺术创造）都可以使人起美感。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是从劳动生产开始的（注：朱光潜：《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196～197页。）。
这段话是朱光潜阐发马克思实践观点美学的精要。他不仅以此统摄、补充并深化了自己原来的“主客观统一”说，从对唯心主义补苴罅漏的困境中彻底走了出来；还在由此延伸的劳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劳动与艺术活动的统一，是人的各方面本质力量充分展开的论述中，进一步铺陈了自己早年所持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生理想。于是，朱光潜前半生追随从康德到克罗齐一派唯心主义美学而没有得到安顿的心灵，终于在马克思学说里找到了归宿，他也因此诚心服膺于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朱光潜所诠释的这一套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思想，当时就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李泽厚批评他所说的“‘实践’时而指生产实践，时而又是指艺术实践；‘生产’时而指物质生产，时而又是指精神生产”，混淆了生产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区别，“用艺术实践吞并了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劳动）吞并了物质生产（劳动）”（注：李泽厚：《美学三议题——与朱光潜先生继续论辩》，《哲学研究》1962年第2期，又见《美学问题讨论集》第6集，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314～315页。）。洪毅然也指摘他抹煞了审美认识和劳动实践之间的界限，“把在欣赏时的美的认识（审美认识），混同为在实践中的美的创造（创造性生产劳动——包括广义的及狭义的艺术制作）。从而把在实践中的美的创造那种‘主客观的统一’，推广到并转换为在欣赏时的美的认识那种‘主客观的统一。’结果势必取消美的存在的客观性，而陷入美学上二元论形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注：洪毅然：《论“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及其相关问题——对朱光潜先生美学近著的几点质疑》，《学术月刊》1960年第12期，又见《美学问题讨论集》第6集，第218～219页。）。
对于这些质疑，朱光潜又写了《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交美学的底》等文章予以反驳。其核心观点是，劳动活动与艺术活动相脱节，劳动者不能在自己的劳动中见到美，这是由于私有制产生而造成劳动异化的结果。马克思学说的最高目标就是要根本铲除这种“劳动异化”的状况，“使劳动和艺术活动由在阶级社会中的分裂回到两者之间理所应有的统一，使每个人在自己的劳动中都体会到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的美学，其根本立足点就在此。（注：朱光潜：《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交美学的底》，《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又见《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303～304页。）朱光潜这里的解释当然可以自圆其说，但问题是，在私有制和劳动异化尚未消除的情况下，“生产实践”和“艺术实践”毕竟是人的两种不同的实践活动。它们的差异和特点是什么？各自在实践观点的美学中占有什么位置？这仍然是实践观点美学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释的问题。
总之，朱光潜在深入探讨《手稿》等马恩著作中提出的一套实践观点的美学思想，既是他自己学术思想的重要拓展，又是他钻研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收获。历经十年“文革”磨难之后，他在七八十年代以老骥千里之姿重新驰骋文坛时，又在《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看》、《马克思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谈美书简》等许多论著中，从不同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实践观点的美学思想，使其理论更为鲜明，更趋完善。这时，中国美学界也在逐步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渐渐走出了一谈美学问题就陷入“唯物”、“唯心”无谓论争的泥淖，朱光潜提出的实践观点的美学思想及其所体现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观点，也一改过去四面受敌，孤军独战的命运，而是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应和和景从。海外有的学者评论说：“朱光潜作为中国大陆著名知识分子，经历学习和改造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血液，添加了深厚的人道气息，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义理，提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境界”（注：参见熊自健：《朱光潜如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贺麟思想转变探析》，依次见《中国大陆研究》第33卷第2期，第34卷第6期。）。这看法或许点出了朱光潜对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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