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概况、特点、背景及相关诸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概况论文,学者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的中国学开始以来，对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一直是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对这一研究情况的把握，是我们研究美国中国学的重要方面，也是全面认识美国中国学走向和特点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拙文对此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自裨治文的《中国丛报》有个别历史人物的记载以来，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总进程中，没有缺少过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据不甚完全的情况梳理表明，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是相当丰富的。 (1)美国重视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先后完成了明、清、民国传记辞典的编撰，这成为标志性研究成果。 这三部传记辞典分别是《清代人物传略：1644-1912年》、①《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②《明代人物传》。③其中，《清代人物传略：1644-1912年》是最早完成的，从1934年到1942年，费时八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策划，恒慕义主持了全书编撰。全书为三卷，1103页，有800多位清代人物入选。当时一些优秀的学者，如房兆楹、杜联喆、百濑弘、邓嗣禹、费正清、傅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冯家昇等都参加了工作。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为这部著作的实际操作人。该著作在编撰中采集史料广泛，体例严整，受到学术界好评。 《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主编包华德(Howard L.Boorman)。他动员了81位中国研究的前沿学者参加了工作，如何炳棣、孙任以都、薛君度、邓嗣禹、张嘉璈、周策纵、傅吾刚(Wolgang Franke)、萧公权、史扶林(Harold Schiffrin)、施拉姆(Stuart R.Schram)、张光直、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贾祖麟(Jerome B.Grieder)、哈里森(James P.Harrison)等。传记收录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名人传595篇，140万字，分四卷出版。④全书分内政、对外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等几个大类选人，每类再作细分。⑤费正清亲自撰写书评，对这本传记辞典在美国民国史研究中的奠基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相关学者还提到《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对于西方及远东历史学的革命性意义。 傅路德所主持的《明代人物传》⑥编撰从1958年就开始酝酿，起步比《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早，1976年完成出版。编撰队伍是向全世界征集的，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斯里兰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125位学者参加了工作，其中包括像房兆楹、杜联喆等参加过《清代人物传略》、《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编撰的专家学者。全书650个条目，1644页，上起元末，下至明亡，所载人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民族、宗教、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多领域。除皇家贵族、各级官员、文化精英等上层人物外，也出现了对制漆工匠、运河工人等下层人物的记载，对宗教、女性等相关人物也有研究。⑦有评论称，这部书解决了明代历史的研究工具问题，解决了近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研究联结的空缺。当时美国学术界对此项目高度重视，包括美国亚洲协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重要学术团体都给予了资助。其出版也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1977年荣获西方汉学“儒莲奖”，颁奖词称其为“关于中国的最佳作品”。 三大传记辞典犹如三个重要里程碑，奠定了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基石。当然贯穿美国中国学发展始终的，还有一系列的个人传记研究著作和论文。 (2)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中，有深度的还是专著类成果，政治人物传记、文化人物传记曾经是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的两大支柱。 美国的中国研究起步比较晚，经历了由目击实录、职业汉学到现代中国学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中国人物的传记研究出现，其中博士论文算是出现早的。例如，威廉·海尔(William James Hail)《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叛乱时的戎马生涯》(1921)、⑧德效骞《荀子：古代儒家的没落》(1927)，⑨等等。恒慕义《清代人物传略：1644-1912年》以后，又有保罗·昆比(Paul Elmore Quimby)《李鸿章外交政策之研究》(1940)、⑩顾立雅(Herrlee G.Creel)《孔子其人与神话》(1949)(11)等。当然总的数量不多。 中国人物传记著作比较集中地出现，还是在1949年以后。诸种传记又以对中国共产党人物研究为更突出。20世纪50年代初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就是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12)接着有顾立雅(Herrlee G.Creel)《中国思想：从孔子到毛泽东》(1953)、(13)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14)施拉姆《毛泽东》(1966)、(15)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J.Meisner)《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16)等。除白鲁恂(Lucian Pye)《毛泽东：领导中的一员》(1976)、(17)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1973)(18)等毛泽东研究外，还有罗威尔(Lowell Dittmer)的《刘少奇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和群众批评》(1974)、(19)莱蒙德·F.怀利(Raymond Finlay Wylie)《毛泽东、陈伯达和中共党内毛泽东思想的创立(1935-1945)》(1980)(20)等。像这样的对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到今天还在继续，继续进行毛泽东研究的还有如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1980)，(21)当然还有像傅高义(Ezra F.Vogel)《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2011)(22)这样的作品。这类作品中，有的成为过往烟云，有的则有相当的生命力。 在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中，相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人物的研究。这些传记研究一般都比较深入，也基本是1949年以后陆续出现的，撰者大都希望从这些学术人物的研究中把握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走向。这方面的著作要多于政治人物的传记。例如，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23)华兹生(Burton Watson)《司马迁：中国杰出的史学家》(1958)、(24)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25)倪德卫(David S.Nivison)《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1966)、(26)费侠莉(Charlotte Furth)《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1970)、(27)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1971)、(28)施豪德(Laurence A.Schneider)《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1971)、(29)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1972)、(30)黄宗智(Philip C.Huang)《梁启超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1972)、(31)顾立雅《申不害：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政治哲学家》(1974)、(32)萧公权《康有为与大同世界》(1975)，(33)等等。20世纪80年代后这方面著作更丰富了，如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胡适》(1984)、(34)波纳(Joey Bonner)《王国维：一种学术传记》(1986)、(35)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钱穆和七房桥世界》(1988)、(36)费特勒(Demerie Paula Faitler)《儒家史学和司马光思想》(1991)、(37)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1994)、(38)斯泰芬·W.德朗特(Stephen W.Durrant)的《混浊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1995)(39)等。撰写者中颇多学养深厚的大家。有的人撰写时还年轻，但后来终成名宿大师。 哈佛大学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他认为，严复不只是思想家，更是社会活动家，对严复的研究既承担学术研究的使命，又承担政治研究的使命。这就是当时美国中国学界开展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所谓人物研究的两大支柱，就是这样背景下出现的。这两大系统的研究格局也基本延续到现在，成为美国中国人物研究的基本主线。当然由于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对于重要人物的传记研究略受影响，照许倬云的说法，一般的群体人物的研究开始走向中心。这些颇为用心的著作不乏经世价值的考虑，尤富学理内涵的深入探讨，两大支柱基本撑起了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大局。 (3)博士论文成为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重要来源，年轻人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不断产出，确保了这项研究的可持续性。 将近一个世纪里，美国的中国研究博士论文中，关于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一直保持着相当的优势。仅以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物传记论文为例，就可以得出这样深刻的印象。且不把其他学科如中国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放入统计范围，仅明清以来历史人物研究的论文就有很多篇。例如，沃尔特·蒙哥马利(Walter George Montgomery)的《冯桂芬的“抗议”：19世纪中国儒家对变革的追求》(1979)、蒂姆(Tim Sung Wonk Shin)的《晚清“国家”与“民”的概念(1890-1917)：以梁启超、谭嗣同和黄遵宪为例》(1980)、(40)钟武公(Chung-Wu Kung)《最后的儒家政治家：张之洞和清朝复辟(1863-1881)》(1981)、(41)昆顿·普里斯特(Quinton Gwynne Priest)的《18世纪中国的史学和权术：赵翼的生平与时代》(1982)、(42)陈炳雄(Ping-Chen Hsiung)的《唐甄及其无名之作：17世纪中国一位知识分子的生平和思想》(1983)、(43)托马斯·巴特利特(Thomas Carl Bartlett)《顾炎武对“人类社会终止”的反应》(1985)、(44)琼·莫利(Joan Eleanor Molino)的《晚清保守主义的研究：劳乃宣(1843-1921)》(1986)、(45)元路塘(Yen-Lu Tang)的《传统的瓦解：马建忠与中国融入世界》(1987)、(46)查尔斯·德斯诺耶斯(Charles Albert Desnoyers)的《转折中的中国外交政策：陈兰彬在新世界(1872-1882)》(1988)、(47)翟志成(Chi-shing Chak)的《当代新儒学的复兴：熊十力及其道德玄学》(1990)、(48)洪万生(Horng Wann-Sheng)《李善兰：19世纪末西方数学对中国的影响》(1991)、(49)严寿澂(Shoucheng Yan)的《王夫之世界观的一致与矛盾性》(1994)、(50)邵东方《崔述：生平、学术和再发现》(1994)、(51)王湘云(Wang Xiangyun)《清朝宫廷的藏传佛教：章嘉二世阿旺罗桑却丹的生平与事业(1717-1786)》(1995)、(52)莎拉·麦洛伊(Sarah Coles McElory)《教育兴国：严修、张伯苓和办新学(190-1927)》(1996)、(53)瑞盛阳(Jui-Sung Yang)《重释颜元与清初华北的儒学》(1997)、(54)彼得·佩湾(Peter Pei-de Wan)《容闳：批判的描述》(1997)、(55)黄克武《寻求富强与自由：严复和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起源》(2001)、(56)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Platt)的《湖南的民族主义与王夫之的复兴：1839-1923》(2004)、(57)斯图尔特·爱克(Stuart V.Aque)的《皮锡瑞和经学历史》(2004)，(58)等等。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很大来源是博士论文的事实，成为我们观察其人物传记水准的重要窗口。一个国家或一个学科领域博士论文质量如何，从来不以数量多少论英雄，关键看其创新与建树。 二、用心良苦、编撰讲究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国人在研究，美国人也在研究。中国人自己研究的特点，也许大家还清楚，美国人的研究有什么特点，这倒是值得关心的，优点、缺点都应该了如指掌，这样才会对我们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意义。 (1)传记辞典和传记研究著作情况表明，美国学者的中国传记研究，基本面是工作比较扎实，学术态度严谨。 这种研究的严谨，首先表现在他们研究前的准备比较充分，对于传主的史料来源尽可能地全面把握。《清代人物传略：1644-1912年》编撰时，学者们所收集的资料就比较广泛。恒慕义及其工作人员曾查阅正史1100多卷，相关笔记也数百卷。其他资料如《八旗通志》、《历代著录画目》、《晚明·史籍考》等难以计数。当时史料查阅的特点还在于，作者很重视在美国的有关清代资料的利用，包括一些外国杂志如法国《通报》等相关资料，以及国外的档案资料采集等。在写作态度上，他们对传记体例、行文要求也相当严格，格式统一。每位传主写法都有规定，先姓名、号、字，出生年月，籍贯，后写经历事迹，对生平、社会活动作概述。所有人物介绍顺序也都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所有史料引用都要注释，说明出处。 然而大型人物传的研究，不是仅仅掌握好书面资料就能解决问题，还需要好的编撰原则。这方面，包华德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的处理就比较得当。民国人物传记不是那么好写，写哪些人，不写哪些人，情况复杂。一些人还健在，也使处理有难度。这部书的努力，在于广开始就确定若干原则：其一，考虑到是《清代人物传略》的续编，为保持历史的连贯性，20世纪中叶以后成名的人物都不入选；其二，重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资料采集；其三，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特点，分内政、对外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等几个大类选人，每个大类再划分为若干小类，如银行、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教育、学术、宗教、航空、医药等，有针对性地选人入传；其四，高级人物应该入传，如国民党共产党首脑、国民党内阁部长、主要大学校长、重要报纸发行人、中国驻外大使等；其五，照顾尽量广泛。此外，还特别提到注意史料鉴别、不偏不倚叙述、避免流水账等问题。 关于这些人物传记资料搜集的细密程度，可以从《明代人物传》主编傅路德的演讲看出一二。1965年，他在美国东方学会的一次演讲中说，他非常关心自己正“颇费心力”的明代人物传记项目。他说在主持编撰的过程中，注意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名人传记的情况。他说自己注意到《古今图书集成》的影印本，这本1728年问世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有30000个明代人物传记的索引，还有明代人物传索引的草稿，“囊括明代问世的大约300种地方志中近36000个”。(59)他还提及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皇明文海》缩微胶卷，称这部1700年前后汇集的著作，175卷中也包括近3600位人物的传记。他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经常会收集来自北京的珍稀图书的缩微胶卷。 人们对史景迁的传记著作比较看好，认为其文笔优美，把历史上的人物描绘得活灵活现。光鲜亮丽的《王氏之死》有开创平民研究的美誉，同样值得称赞的在于其资料采集的思路和态度。他的史料收集特点在于，注意地方志材料、绅士笔记与小说背景考察的结合。史景迁认为在中国的史书里，穷人和被遗忘的人的生活情况总是难以寻觅的，但至少有三条史料来源。其一，冯可参的编撰于1673年的《郯城县志》，生动地描述了郯城的艰难历程，编撰者对之前几十年的事情记忆犹新，感同身受，似乎也想“真实地保留一部凄惨的记录，而不想加以美化或者粉饰”。其二，官绅黄六鸿于17世纪90年AI写作的有关县府的私人回忆录和笔记。斯人1670年到1672年间当过郯城知县，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能看到社会细微之处并求准确记录，“在他做笔记的时候，常常记下某一特定事件所发生的确切时刻和日期(阴历)，确切的货币额或者人数，以及参与某一交易或对抗双方的人员情况”。其三，散文家、短篇小说家、剧作家蒲松龄的作品。蒲氏曾于17世纪70年代在山东创作小说，1670-1671年经过郯城时有所感受，“决定从他的视角来补充冯可参和黄六鸿较为偏重史实和官府记述的不足”。(60)史景迁认为黄六鸿虽是小县官，但却是社会批评家，同情业已屈死的女子；蒲松龄写的虽然是小说，但他的思想能反映当时中国人的声音，所以利用这样的材料对王氏的描述与历史还原是有力的。 史景迁《胡若望的疑问》(61)的史料也表现出这样的态度。这部书对18世纪中国的一位名叫胡若望的天主教徒在法国的蒙难过程作了研究。材料主要来自梵蒂冈罗马教皇图书馆、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巴黎档案文献馆，而其中的关键资料是胡若望蒙难的主要责任者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提供的，他为保持声名而留下一份“长长的说明”，“解释他与胡先生之间的关系”。这个所谓“真实之叙述”，有三份流传后世，史景迁对此有过认真鉴别。他认为难以苟同傅圣泽对待胡先生的为人之道，但他成功保留了与胡先生关系之文件。(62)他以这样的档案资料撰写了《胡若望的疑问》。像这样的重视档案资料的情况，也是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专家特别看重的。包括魏斐德的戴笠研究，所用资料几乎全是档案局里淘出来的。他所撰写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63)根据纽约大学亨特学院理查德·贝尔斯凯(Richard Belsky)的分析，有中国台湾调查档案局搜集的档案文献、美国国家档案馆军事情报处的资料，还有从中国南京第二国家档案馆搜集的资料，以及欧洲、东亚等其他地区档案馆和研究机构的资料。(64)诸如此类的情况很多，对史料的认真而严谨的采集态度，造就了这些学者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基本水准与成就。 (2)为开展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美国学者重视相关研究史的总结和反思，注意东西方人物传记特点的比较思考。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研究，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史上，有过一次十分重要的学术研讨，相关内容后来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第21卷第4期(1962年8月号)上，反映了美国学者的关切。讨论十分重视中国古代传记人物的撰写，对它的基本状况、发展特征、研究主旨都有分析。倪德卫的题为《传统中国人物传记概观》(65)的论文认为，传记是中国古代史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传记特色基本是所谓的“社会传记”，表述特点主要是精干，但不足是缺乏充满活力的、灵活多变的性格。他认为应该重视章学诚的传记研究及其学术思想。 与倪德卫不同，霍华德(Richard C.Howard)主要探讨近代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问题。他认为中国的传记写作从古代到近代有很大转变。随着对传统德行标准信念的动摇，也开始了对个人行为方式新模式的探讨，这一探索自然也导致对西方著名人物生平的审视，包括对中国历史上先贤生涯的再思考。传记家以及相关作者能更充分地去讨论和重新评估他们所关注的同辈人的职业和成就。这样的情况，以及随着虽然微弱但却在不断发展的城市中产阶级里新阅读公众的出现，不仅支持新的传记写作发展，也造成对新传记写作需求的增长。 艾雅士(William Ayers)主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记进行探讨。他认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记研究的特征是讲究“政治观念”。艾雅士认为，以1958年为界，以后的情况有一定变化，郭沫若的对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倡议是当时历史传记研究有所转折的标志，强调了要根据具体时代背景和对人民的贡献、主要行为来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估。 学者们对由古及今的中国人物传记的全面探讨，分别指出了它们的时代特征及其演变状况。这对美国当时热衷于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中国学界的工作是重要的。他们要做好中国人物的传记研究， 确实需要把对象国同行的研究理清楚。但仅仅这样还不够， 作为国际学界传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外国的传记研究又有什么区别与联系?这是需要探讨的新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贾勒特(John A.Garraty)认为，中国与西方虽然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但中国传记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传记还是有共同点的，至少没有显示出一种形式对另一种形式的本质影响；把一种模式强加于所有传记是不可能的，美国中国学界应该多翻译一些中国的传记研究成果。贾勒特有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不论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中国传记应该保留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及学术特点。当时组织这场讨论的是包华德，他是《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的主编。当时也是美国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传记研究探讨的高潮期，追溯中国传记研究的历史，并与西方的传记著作比较研究，这在当时是重要的，对他们的中国传记研究有积极借鉴意义。从中西传记异同特征的比较分析上把握好正在开展的研究，这在国际中国学研究史上也是不多宽的。 (3)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尤其重视传主思想的研究，注意传主思想所传达的时代信息及其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这个特点也许在三大传记辞典中不那么突出，陈述体例不允许。但在一本本具体的传记研究专著中却相对明显。迄今为止他们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对于传主思想和历史作用有深刻揭示的著作。虽然作者们阐述传主思想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尽一致，但自成体系的研究也反映出一种努力，一份深入的思考。 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就是这样的一部传记成果，1964年出版。作者在全书酝酿时就表示，严复是世纪之交西方思想的伟大传播者和翻译者，他带着自己的时代思考和对西方思想的看法提出很多问题。(66)他十分注意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对西方学术思想的考察和对中国思想的反思，认为研究近代西方思想“反而会使中国古代思想更显得清楚明白”，“近代西方的一些思想不只与中国古代思想相一致，它们实际上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理解”。(67)作为史华慈朋友的路易·哈兹(Louis Hartz)在为这本著作所写的序中也称，(68)这是一本“真正的比较史学的著作”，“并且是在最大范围内进行的比较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最终必然会产生一种关于所有西方国家发展的看法，这一看法比我们已有的看法更广更宽，他与所研究的严复一道，“向西方思想中一些为人熟悉的观点提出挑战”。(69) 在这根中国传记人物研究的长链上，也有研究是打破英语世界相关研究零纪录的。华兹生的《司马迁：中国杰出的史学家》就是其中的一部，是美国中国学史上首本司马迁及其《史记》研究的专著。这本著作成功地向英语世界介绍了这位非凡的东方史学之父。诚然，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华兹生，其翻译过程中的理解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牵强之处，但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汉学家都肯定这一成果。(70)恒慕义说，以前关于《史记》的知识主要来源于法国沙畹的研究成果，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人(即华兹生)做了英语本的重要探讨。(71)牟复礼(Frederick W.Mote)评论道，华兹生的著作是美国汉学界“特别重要的著作”，“向英语世界作了关于这部中国天才著作的极好介绍”。(72)法国学者戴密微(P.Demieville)认为，这一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天才地呈现给西方读者这一关于中国文献的最重要人物——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73) 美国的很多人物传记研究，作者在史料上都精心采集。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史华慈的学生中，多名博士论文的选题为中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如王韬、王国维、费孝通、梁漱溟、蕈仲舒等。当时的这些年轻人都到实地搜集过资料，在理论思考、论文构思、研究方法上与史华慈保持通讯联系，期望有独创性贡献。(74)事实证明他们后来出版的多部成果具有很突出的前沿特色，是美国中国学成果中的重要亮点。 三、背景主轴之探析 在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进展中，背景主轴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没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再好的种子也无法生长。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1)大局上看，美国多部人物传记的研究，出于对华发展战略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需要，开展研究是要了解现实中国。美国三大传记辞典发起初衷就有这样的意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有所调整，他们之所以在华盛顿会议上作出一些有利于中国外交的决策，排挤英国、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就是希望获取在远东和中国的更多利益空间。但这时候，美国却又发现国家的高层与学术界都对中国很不了解，所以鼓动要开展和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美国中国研究促进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促进会成立以后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起编撰《清代人物传略》。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介入合作，整整八年才完成。主编恒慕义就说，“东亚局势的紧张使大家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不对那些著名人物、重大事件以及非凡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有详细了解，作为西方的我们就不可能指望去获得对中国人民的合适理解。”(75)后来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也有这样的目的。包华德认为，人物传记的研究是诸多研究中的一种。他认为“本书编者希望这部著作能够通过民国时期中国名人的生活来说明这一时期的事件、组织结构和变化过程”。(76) 当时美国的多部中共领导人的传记也都有这样明确的政治意图。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虽然不只研究毛泽东，但一直围绕毛泽东政治生涯及其政治思想展开探索。这本出版于1951年的著作，是著者的一篇博士论文。当时美国还在讨论谁丢失中国的问题，也不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成功，其政治思想路线内核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北京是莫斯科的传声筒，把两者捆在一起考虑。史华慈回答了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出现的情况不是共产党现成学说和意图的简单结果，“更有可能是这些学说和意图与这些领导者所处形势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忽略领导人的学说就是“忽略了这一矛盾冲突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77) 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一直是1949年以后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的热门和重点，直到毛泽东去世。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最大遗产就是找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为中国的未来打下了深刻烙印。诚然，由于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对中国国情了解的差异，他们的一些阐述会有谬误和出入，有的学者反华立场鲜明，臆说连篇。但总的看，美国中国学家对毛泽东和其他重要政治人物的研究，都有重大现实利益的考量，他们需要梳理各种线索，协助国家高层确认对华应持的立场和态度。 (2)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过程受学术思潮影响也颇大，撰著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相当程度上被其左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与中国面临巨变，20世纪50年代以后到世纪之交，美国史学界就大体经历过由“西方中心观”、“冲击—反应”论到“中国中心观”、“全球史观”的诸多变化。这些大的历史观念的演变都会很深地影响美国中国学家对中国人物传记的撰写。 20世纪50年代列文森的题为《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的专著就深受“冲击—反应”论的影响。列文森认为西方入侵无情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使之失去了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所以别无选择地要走“西化”道路，中国知识分子也由此注定要承受民族文化失落所带来的内心紧张与冲突。列文森说，儒家文化的回复是不可能的：“仍然挺立着的正统儒家，已经被逐渐淡忘了”，他们曾经是一股势力，是鲜活的社会产物和思想支柱，结果，在产生它并且需要它的社会开始解体之后，便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只在心底像古玩般被珍爱着”。(78)梁启超思想的种种变迁，只是在面对外界变化时，“为了满足内心这一不变的需要所进行的持续调适”。(79)列文森的这些思考被学术界认为是“传统—近代”说，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的翻版，两者异曲同工。 同样是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对“冲击—反应”论有不同意见。他是思想史研究专家，更重视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的视角观察东方文明。他所撰写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实际上是针对“冲击—反应”论的。他说每当谈及与“非西方”的冲突时总把西方假设为已知量，“‘西方冲击’这一比喻使人联想到的情景，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物体在冲撞一个惰性物”。(80)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妥当的思考。之所以选择严复，“是因为他与两种思想的对抗——传统中国与18、19世纪欧洲的思想对抗，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81)他说严复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意味深长。史华慈的严复研究明显也是当时学术思潮影响的重要产物。 “冲击—反应”论对人物传记研究的影响绵延多年，包括后来张灏的专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也与这样的纷争有关。张灏赞同史华慈的观点，认为“西方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强调外部影响容易产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的危险。(82)他认为“冲击—反应”论的最不当地方是过分看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接受这样的概念和说法，会导致对本民族文化内涵的复杂性及其原动力认识的不足。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的冲击没那么可怕，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那么懦弱。真正的相互冲撞是在19世纪末，而这样的交流是双向的，结果是产生新问题、新观念，影响到后来所有的民族文化变迁。 美国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同样也受日常变化的各种学术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美国中国学研究起码受到两次大的学术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一次是法国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的影响，一次是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思潮的影响。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研究，倡导总体史、跨学科合作，关注底层民众研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是美国中国学史上描写底层民众的人物传记。他原来撰写的《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83)都是宫廷人物，一下子把研究对象转向普通老百姓，与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他说他的这项研究就是要把视角集中在“非知识精英阶层的下层社会：农民、农工以及他们的妻子”，“他们没有在朝廷做官的亲戚朋友，遇到麻烦时没人会来帮忙，家族里没有可以依赖的靠山”。魏斐德对他的这一变化评价颇高，称他“把他的笔触从中国的都市的知识精英阶层移到了农村最底层，从康熙皇帝的宫廷转到了山东西部贫穷的乡村”。(84)魏斐德认为史景迁的这本著作在美国当时的中国学界有格外的特殊意义，“他以绝妙的写作技巧消除了对于一般草民百姓的偏见，重现了那些贫穷和无声的人民真实的生活，正如他让茅棚外雪地上王氏无声的尸体又鲜活起来一样”。(85) 包华德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中也有下层民众的条目。他把许多并不是将军、政治家等有代表性职业的对象都放进去了，如银行家、医生、土匪、女演员、工程师，甚至海外华人等，“这在任何传记性的传统著作中都不曾有过”。(86)这本书于1967年出版第一卷，至1979年出版最后一卷(即第四卷)，历时12年之久，这些下层民众的入传显然不是偶然的。 (3)重视学术研究的美国中国学家，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探索中，很多把人物传记撰写作为自己项目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在我们探讨人物传记研究得以进展的两大客观因素即现实社会需要和学术思潮影响外，还需要注意到作为研究者主体主观努力的因素。这也是重要的。客观研究对象的错综复杂，会促使研究者去展开一系列代表人物的探讨，通过系列人物传记的研究，大体展现对客观历史的系统考察。我们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国中国学界的博士论文，很多集中在对中国历史人物的探讨上，如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斯皮克特(Stanley Spector)《李鸿章与淮军》(1953)、(87)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和官办工业》(1958)、(88)张馨保《林则徐与鸦片战争》(1958)、(89)肯尼斯·福尔松(Kenneth Everett Folsom)《李鸿章：朋友、客人与同僚——晚清幕府制度研究》(1964)、(90)史景迁《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1966)、丹尼尔(Daniel Henry Bays)《张之洞和中国的改革政治(1895-1905)》(1971)、(91)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谢正光(Andrew Cheng-Kuang Hsieh)《曾国藩：19世纪的儒将》(1975)、(92)钟苏方(Sue Fawn Chung)《邪恶的太后：1898-1900年慈禧太后研究》(1975)等。(93)大概每几年就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属于学术宝塔尖的工作，会有经世因素的考虑，但更会重视学术前沿的突破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博士候选人会把青春最美好的精力投向对这些异国历史人物的研究?这不是简单的现实需要几字所能解释的。实际上有个学科建设的问题——美国现代中国学学科基础建设的需要问题。它会促进青年学者思考填补空白的问题，以创新的研究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事实上，没有什么学者会几十年如一日的去有意组织这样的系列研究，学术发展的需要孕育、推动了这些传记著作和论文的诞生，涉及到历史上的政治家、文人士大夫、商贾、外交家的方方面面。 在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还是史景迁，他一个人就撰有《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94)《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问》、《毛泽东》、(95)《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等多部作品，焦点集中于明清以来的中国，从皇帝、文人到下层百姓都有。他已经把传记研究作为自己史学研究的主要载体。《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对曹寅这样人物的研究，透视其所生活时代的真实状况，藉此填补西方早期清代史研究的空白。关于贫民王氏的研究，显然是希望对这样的麻雀的解剖，透视整个时代下层民众的生活。史景迁每部人物传的撰写都有特定目的与愿景，这导致他不断生产新的作品。 在美国中国学界，像这样的有强烈探索愿望的作者确实不少，从未间断。倪德卫的《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获得过法国政府“儒莲奖”，在聊起这本著作的初衷时，作者称是出于当时中国研究意义的考量和对章学诚研究价值的斟酌。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划为两个阵营，一是关注中国和西方相互关系的阵营，一是倾心于中国古代研究的阵营，中国学研究和汉学研究有了明显区分，他希望能将这两类研究的视域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说，当相关的探讨在中国研究中还属于一个新问题时，他就已经开始对章学诚产生兴趣了。他说对一些植根于历史的东西，既不忽略其当下的关联，又能将它作为中国伟大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他称自己倾向于将过去带入生活而使它显得切身相关和合乎情理。《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诞生的。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对梁漱溟的研究也呈现这样的特点。(96)他在确定将梁漱溟作为博士论文课题的时候，就觉得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居然“例外地没有像别人那样受到注意”。(97)艾恺称，之所以要用“最后的儒家”去贯穿这一探索，是想说明其坚持儒者的传统和骨气，20世纪的思想家中，梁漱溟是为数不多的能为人们所记住的一位大家。艾恺显然被这样的“兴趣”所驾驭，“兴趣”往往是科学发明的原动力。像这样出于“兴趣”而展开人物传记研究的学者，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又何止于艾恺? 尾声：思考之一二 (1)重视对美国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梳理，不仅要看他们积极的方面，开阔我们的思路，也须注意到其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对他们数十年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成果的探讨，我们会惊讶于他们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不菲，撰述体例的多样，一些成果思考有相当的深度，描述角度和手法也颇有奇特之处，尤其是一些研究资料收集的认真及其全球范围的搜讨。这构成了他们中国学研究中很有特色的表现。但我们在梳理过程中，也感到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相当严峻的就是意识形态差距所造成的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评论的思想观点的出入。美国的中国学家是多派系、多层面的，由于冷战意识的影响，一些学者在对中国若干重要人物或重大历史问题观察上，会远超学术界域；与我们的主流观点有天壤之别。这样的情况下，采取批判的眼光和立场看待他们的人物传记是必要的，需要头脑清醒地看问题。同样，在他们的研究中，由于观察视角的缘故，也会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解读，这也需要注意。异国条件下的资料搜集会有其优势的地方，但局限也许更多。由于他们关于自家的中国人物传记研究的反思工作还不是太多，类似于1962年的讨论后来也没有出现，所以留给我们现成的可以借鉴的文献也不是太多。总的说，这还是刚开始的工作，在逐步推进之中，一味肯定或一味否定都是错误的。所以先要考察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用辩证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的成果才是必要的。 (2)传记人物撰写是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传统，从他者研究中汲取合适的经验，对当今中国史学的建设十分重要。 如上所述，美国学者对中国人物传记的研究实际是很用心的，他们会去做专门的学术史梳理、分别看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传记研究的情况，对撰写动机、撰写目的、研究方法诸问题展开具体的梳理和研究，还将其与西方的传记研究作比较探讨。他们特别重视中国人物传记在官方史书中的地位，重视包括章学诚在内的重要史学理论家关于传记研究理论及其著述实践的探讨。这就使他们的传记研究有了不寻常的认识平台。他们之所以这样重视传记研究，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这些历史人物认识中国的基本历史和文化传承，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这样的对个人及其学术生涯的深入探究，求得与传主相关联的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他们往往通过这样的途径，达到对中国历史问题的若干重要认识。这样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一本好的传记，不应只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学术思潮的千变万化，会使传记研究从史学的中心区域转移到边缘，但曾经是中国史书半壁江山的传记研究，终究还是宝刀不老的。既然我们的先辈把传记研究看得那样重，传记研究的内涵价值又如此殷实，中国史学在面对再发展的问题上，还是应该重视与强化它的再建设问题。虽然传记研究已经从史坛中心退居到边缘，但还是应该发掘与弘扬它的长处。 新世纪的传记研究会迎来它的高潮机遇，不过研究的要求会更高。根据人物研究的需要，有些史料搜集应该是国际范围的，包括档案与文献的尽情搜讨。对于传主及其思想的研究，要求有更深度的理论思考及学术反思。撰者的学术智慧、知识结构应能充分融汇世界文明的诸种成就；应对国际史学的前沿理论与方法了然于胸，不局限于地域范围的情况把握。相信多方面努力下的人物传记会是面貌崭新的，老树新芽，底气足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