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昊[1]2001年在《庄子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融通》文中指出庄子思想直接来源于老子，但也与儒家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主要从文献本身出发，钩稽了庄、儒的相通之处，并重点探讨了庄子思想对儒家内在精神的融通。 全文由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庄子与儒家的联系考辨 首先综述“庄出于儒”的几种观点，然后从庄子对儒家经典内涵的昭示，《庄子》寓言对孔子的借重，以及庄子同颜回的相似、相通之处叁个方面进行考稽、分析，指出庄子与儒家有密切关系，并认为“庄出于颜氏之儒”说有一定根据。 第二部分：庄子对儒家内在精神的融通 1、儒家的天命观中，“天”有自然之义，也有不可知的必然性之义；“命”则包含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含义。庄子的自然之“天”既来源于老子，又吸收了儒家；而具有必然性意义之“天”与包含必然性与偶然性双重含义的“命”，则直接来自儒家思想。 2、孔子设计了士人的两种生活模式。其入世思想丰富完整，出世思想也初具轮廓。庄子继承儒家的入世精神，但将其隐于深层；更在儒家出世理论的基础上吸取老子，进一步拓展和建构了一套完整的隐逸理论。 3、孔子和老子都有“无为”的社会政治思想，庄子沿着这一思路加以发展，而形成了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
郭珺[2]2014年在《《庄子》“援儒入庄”考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庄子》中的儒家人物与儒家思想为研究对象,重点论述《庄子》中对儒家思想的援用,以及这一援用对于建构《庄子》思想体系的重要意义。文章首先交代《庄子》思想产生的背景,包括当时诸侯混战、礼崩乐坏的时代特征以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观念格局。第二部分从《庄子》一书的作者,成书时间以及各篇成书先后这叁个方面上澄清《庄子》的文本问题,并对学术界热议的“庄出于儒”说进行考辨,最终赞成崔大华先生的思想观念背景说,从而得出“援儒入庄”的结论。然后分别对《庄子》中依次出现的儒家人物及其言论进行汇考,辨明庄子对他们的形象设定以及对他们言论的态度与评价,继而概述《庄子》中的儒家思想。本文的主体部分进一步将“援儒入庄”细分为叁个方式,即“引儒归庄”、“假儒说庄”和“破儒立庄”。其中“引儒归庄”强调对儒家理念的吸收与发挥,庄子的天命观,处世态度以及政治思想中的不少观念是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发挥；“假儒说庄”是就《庄子》中借儒家人物来立道家之论这一现象来说的,着名的“心斋”、“坐忘”说便是通过这种途径提出来的；而“破儒立庄”则主要强调对儒家基本范畴的批判与创新,包括对儒家仁义礼乐观念的重新界定和对儒家生死观、修养论的摒弃。最后是论述“援儒入庄”对于建构《庄子》思想的意义,包括被作为“援儒入庄”之方法的“叁言”对《庄子》的文本构架及思想表达的意义,以及文本中所援引的儒家思想部分在整个《庄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蔺熙民[3]2009年在《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汉魏以降素有“叁教”之说,儒、释、道叁教并存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研究儒、释、道叁教关系,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叁教之间的深刻差异、各自的基本特质和各自思想演变的轨迹,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基本走向、精神动力以及总趋势、总规律。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历史上叁教关系的展现以及政权处理叁教的成败得失,亦可为当下处理叁种新的文化——西方科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也能为全球多元文化的竞争、交融提供有益的启示。这种格局形成的特点在于叁教不是各自独立存在与发展的,而是一方面不断互相冲突、排斥与论争,力图寻求各自在中国政治与社会中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在冲突中相互吸收、借鉴,从而共同促进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融合和发展。这种现象是两汉以降思想文化发展的总景观。因此,叁教关系的总特点就是叁教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也就是说,通过揭示叁教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可以对叁教关系进行基本而全面地把握。而隋唐时期是叁教冲突由产生、展开到初步消解最充分最明显的变化时期,同时也是其融合逐步产生、展开和基本完成的时期,这一时期叁教的互动最能彰显出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及价值取向,也为宋元明清的叁教关系格局做出重要铺垫。鉴于此,本论文立足于隋唐时期,力求完整深入地揭示隋唐时期叁教冲突和融合的历程,探究其内在发展脉络,着眼点主要解决叁教如何真正在国家一统之下发生交流、碰撞和融汇,叁教如何在冲突与融汇中寻求新的契机和条件而彰显出各自的理论创造力,叁教如何在相互刺激之下理论发生突变与转型,并孕育着更博大精深的宋明儒学的各种因子。这些是本文期望解决的问题,以试图对隋唐叁教关系有整体把握与深刻揭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论文按照时间的顺序,将整个隋唐叁教关系细分为隋代、初唐、盛唐、中晚唐四个时段,故而分作四章,加以论述。我们发现,从冲突与融合的特点来看,前两章的隋代与唐初部分主要表现为冲突,第叁章的盛唐部分主要为叁教之间冲突的消解与融合的酝酿,第四章的中后唐部分主要是叁教的融合。为了更好地把握隋唐叁教关系,本文在揭示隋唐儒释道叁教的冲突与融合的历程时,还突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线索：一是叁教在隋唐的发展演化过程中,每个分段叁教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可以概括其大致的突出特色,具体就是前两章的隋代与唐初部分突出叁教的国家化(政治化),盛唐一章突出叁教的理论化,中后唐一章突出其社会化,这是对各个分段叁教及其关系所主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和总体特点的揭示,此线索相当清晰。二是借鉴学界研究成果,认为叁教鼎立可以作为隋唐叁教关系的总特点,为此,围绕隋唐儒释道叁教的冲突与融合,认为隋代借鉴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经验,是叁教鼎立的初露端倪阶段,中经唐王朝几代的调整与叁教各自的发展,而最终叁教鼎立在盛唐的唐玄宗时期基本完成。其中贯穿着官方化鼎立、理论化鼎立,而中晚唐时期叁教鼎立的突出表现,则是叁教在被政权接纳并构建成适应中土的理论的基础上,逐步走向社会化与民间化,使得叁教在民众的精神心理上同时扎下根来,从此中华民族的生存模式是由叁教共同作用。同时在论述过程中,尽量站在大量的叁教史料上,不致使叁教鼎立落空。这也是一个明显的发展线索。叁是不管是从冲突与融合上,还是从叁教鼎立上看,隋唐叁教在理论倾向与义理构建上的最大特点是共同走向“修心养性”,因而心性问题是叁教关系的最为关键的理论问题,各家共同的理论诉求是相互借鉴建构成自身的心性修炼模式。以上是对隋唐叁教关系的整体认识,下面再具体就每个分段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作以揭不：第一章探讨了隋代叁教关系。主要围绕隋政权是如何在统一的政权之内将南北朝末期叁教并存的经验积淀下来,做到了叁教的初步国家化,初创了叁教鼎立的新格局。在探究中力求从以下方面创新：一是通过大量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叁教鼎立的种种表现,使得叁教鼎立这一总趋势没有落空。二是将公元594年与595年之交的东巡泰山当作隋代叁教关系的重要关节点。叁是突出隋炀帝时期的叁教关系成果,把它作为整个隋代叁教关系的总成果：就儒家而言,王通从儒家立场提出“叁教可一”的明确主张,以及南北初步融合(二刘)的玄学化经学逐渐占有主导权；道教方面出现了融佛明显的重玄思想的结晶——《本际经》,极大推动了南北道教融佛的进程；佛教方面,叁论宗形成,并与天台宗共同铸就了佛教独立发展的趋向。四是南北文化交流是叁教关系的重大背景,错综复杂的南北文化差异的融合需要到唐代才得以消解,而隋代已做了诸多探索性的铺垫。第二章探讨了唐初(唐高祖与唐太宗时期)叁教关系。在隋代叁教鼎立格局初露端倪的基础上,叁教并行的文化政策继续巩固,突出的是儒家经学继汉代之后再一次一统化与国家化；但是重道的文化政策,也引起了叁教之间(尤其是佛道)激烈的大冲突,尤其也促发了佛道之间的理论之争,并在冲突中道教开始了巨大的理论转型,开启了重老的潮流,使得重玄学蔚然兴起。创新点在于：一是此部分突出叁教的国家化冲突这一总特点。二是政权对于叁教的调整十分理性,善于寻求平衡点。叁是全面揭示重玄学的诞生背景与历史演化,并将重玄学的代表人物成玄英分为前后两期,重点探讨了成玄英前期重玄学的融佛特点与本位色彩的独特表现。第叁章主要探讨盛唐叁教关系(从唐高宗650年到唐玄宗755年),它是本论文的重点部分。集中反映了唐代叁教关系的特点,叁教鼎立真正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社会从叁国魏晋以降从儒道互补模式转入到叁教模式,并最终完成。这是既保持着冲突(此时主要是理论冲突),又集中转移到理论上开始积极融合,是叁教冲突减少而融通最富创造力的阶段。按照高宗、武后和玄宗叁个统治段分为叁节：第一节是高宗时期,叁教都被政权纳入其内,都有自己的位置与角色,叁种文化力量相互鼎足,而后期又积极促发了道教社会地位的提高与道教学术的发展。突出的是叁教的理论创造：从儒学上而言,是将几百年形成的南北儒学综合起来,使孔颖达《五经义疏》为代表的玄学化经学得以通过国家化而固定下来；从佛教上而言,玄奘的法相唯识宗的盛行以及道宣《广弘明集》总结叁教冲突与融合的历程,进一步推动佛教的独立与佛教社会影响的扩大；从道教而言,在激烈的论辩中以成玄英《庄子疏》和《海空经》为代表分别从老庄学与经学方面促发并推进了道教的经教历程,其核心是运用重玄学构建道教的心性(道性)论。第二节是武后时期,叁教并行继续深入,但是佛教更被提到突出位置,从而引起叁教关系的变动。儒学在佛道的挤压下,一些士大夫一方面从佛道的流弊上对佛道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还出现了从经学本身进行反省与史学上(刘知几《史通》)掀起疑古与惑经思潮。而道教积极容纳佛教的理论长处,出现了王玄览《玄珠录》与孟安排《道教义疏》,达到了道教吸纳佛教理论的高潮,解决了道教许多重大理论难题。佛教两大宗派华严宗与禅宗,积极吸纳传统儒道文化的某些因子,成为中国化程度最深的两个佛教宗派,并开始风行中土。第叁节是唐玄宗时期,叁教都得到扶持与利用,尤其是突出道教理国与治世功能的提升,以及道教学术的飞跃性发展。这标示着叁教鼎立最终完成,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结构从叁国魏晋以降玄、道、佛兴起并形成叁教并存的一次大的转调整换的完成。本部分突出的创新点在于：一是道教基本完成心性论转向,及如何明显摆脱佛教影响,回复到老庄,走向本位色彩；二是叁教鼎立局面如何真正形成,有何重要体现,这也是本论文前半部分一个重点线索；叁是集中探讨佛教宗派的中国化特点与表现,逐步彰显出重大的理论转向。第四章主要探讨唐代中后期叁教关系。安史之乱的巨大社会变动使得叁教关系有了新的转向,其中政权对于叁教的管理与限制放松,而依赖性增强；叁教之间的关系总特点是冲突明显减少,融合得到彰显,并且叁教在如此大背景下,自身进行着各自艰难的裂变,寻求着新的探索。具体而言,儒家方面,大批儒者进行着救世的努力,并积极借鉴佛教来构建自己的道统论、心性论,同时大批儒士投身佛教,其精神人格与内心世界颇受佛禅的影响；佛教方面,禅宗风靡,佛教的中国化程度加深,《百丈清规》成为佛教本士化的新的重要契机,同时再加上禅宗的老庄化,使得禅宗本身成为叁教融合的新的佛教形态,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生活之中；道教处于低落状态,但亦然有儒学化的趋向(陆希声),也出现了道教的总结者杜光庭,其道教学术突出的特点是叁教融合色彩浓厚,并进一步走向心性化。以上这些都在昭示着叁教逐渐走入中国社会,具有世俗化、心学化、社会化、个体化、民间化特点。另外,论文还包括一个较长的概说,对叁教关系进行整体论述,尤其是围绕叁教的冲突与融合,对叁教关系的演化历程进行了揭示,以期望对整个叁教关系有一个全面把握以及对隋唐部分叁教关系有更清晰的了解。隋唐叁教的冲突与融合,其给予我们的启示丰赡而深刻,主要提供了叁个方面的丰富滋润：一是文化的发展成熟是在交融中进行的,善于在交流中吸纳与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开拓创新是学术创造和学术进步的灵魂。二是开放阔大的胸襟和心态,与自由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是文化创造的前提和基础,是叁教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前提。叁是和谐的文化精神追求是一切中国学问的主流价值取向。我们吸取和借鉴这些,定会收益无穷,这也是本论文的最终目的和追求的价值所在。
李制[4]2018年在《苏轼艺术思想中的文图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苏轼在梳理宋前艺术史的基础上,思考北宋文学、美术、音乐等门类艺术及其关系的具体问题,逐渐建构起“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艺术思想体系;苏轼文图关系理论是在其艺术思想体系之下,围绕文学与美术两种门类而论。苏轼之所以要思考艺术问题,有其现实的考量。在他看来,诗、文、书发展到北宋,总体已呈“衰颓”之势,绘画则是“微有俗气”。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挖掘和借鉴宋前典范:北宋的诗、文、书、画,各应以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为典范,向着“触类而长”的方向发展;在融通诗画方面,他奉王维“诗画互有”的作品为典范。“诗画本一律”和“士人画”的提出,从理论上打通诗、文、画等门类,并在当时和后世的艺术实践之中不断得以充实,成为影响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论点。探讨苏轼文图关系理论,应在宋代艺术发展进程之中去体会他思考和阐述艺术问题的方式,亦即体会其论艺逻辑。细读苏轼论艺诗文,发现他在思考北宋艺术现象时注重梳理宋前艺术史,从而形成了“集大成”而“出新意”的艺术发展观,文图关系的重要论点往往内蕴着这样的艺术发展观。苏轼提出文图关系论点的文本,多为题跋诗文;他创作题跋诗文的缘由,有时是交游酬唱的需要,有时是对其所游访名胜的记述,因此,“游于艺”成为他思考和阐述艺术问题的起点。应指出,苏轼的交游、游访虽然源于孔子,但又融汇了庄学之游,是对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苏轼论艺诗文在描述作品的基础上,往往有所议论,文图关系诸论点即由议论生发而来。他在品评、议论所见作品时所用的语汇——如提出“诗画本一律”时所用的“赋诗”,又如提出士人画时所用的“天下马”——往往是文学传统、哲学传统之中的典故:“赋诗”是对先秦“赋诗断章”的继创,内蕴了诗、画创作固然应该有所依据,但更应超越所据的思想;“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是用《庄子·徐无鬼》和《庄子·马蹄》中的语典,从而将绘画对“似”“真”“神”的追求归结到呈现物象的“自然天真”。这些典故对理解相关论点的意涵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具体论点的探讨,最终可以聚焦于苏轼“用事当以故为新”的用典方式。考察苏轼“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的实践,发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依据真实物象,而又有所超越的艺术创作。“诗中有画”的画面感,多是在审美空间之中对物象做多层次描述。审美空间的营造,有时是源于苏轼眼前实景,如《赤壁赋》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有时是源于他想象中的虚景,如《书临皋亭》的“白云左缭,清江右洄”;有时则是源于文学典故,如《后赤壁赋》的“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泝流光”。“画中有诗”的诗意,则体现于笔墨造型对文学意象的视觉传达上。传为苏轼所作的《枯木怪石图》,以“枯木”造型引涉若干诗赋和题跋,而将视觉图像的意义与《诗经》《庄子》的诗学传统和哲学传统建构起内在联系;由苏文而生的历代赤壁图,因文取象,其中,各家对“鹤”的呈现和再释,也勾连《诗经》传统和易学思想,体现了主客、时空、意境的融合。苏轼依托宋前典范,以“用事当以故为新”的方式将自己的论述和实践沉浸于艺术传统之中。因此,其文图关系论点既因具备了艺术史的内在逻辑关联而成为中国画的“基因”;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星散、含混的表征。这对后人的接受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一方面,后世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往往绕不开苏轼的作品和论点,甚至出现直接套用、化用其论艺言语的情形;另一方面,后人对其“诗画本一律”“士人画”等经典论述的探讨,也曾出现因不熟悉苏轼所用之典故而造成误读的情形。综合地看,苏轼艺论对中国艺术发展产生较深远的影响,它上承宋前艺术传统,下启宋后诗、书、画叁绝的经典形态,在历时性和融通门类两个层面把握了艺术共性,因而可以说其文图关系理论已超脱出具体的艺术现象而进入艺术规律的层面。
张艳玲[5]2016年在《王安石《庄周论》影响下的北宋中期注庄特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安石是北宋中期注庄解庄的主要人物,为适应时代学术潮流与其变法运动的需要,王安石从知人论世、善求庄意等新的角度研究《庄子》,将原本的《庄子》脱胎换骨,使其新意迭出。这种解庄方法在当时注《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有选择地挑出了以下四人来一探王安石庄学思想影响下的北宋中期注庄特色:王安石之子王雱,在其父的治学方面可谓耳濡目染,庄学思想与其父一脉相承;吕惠卿、陈详道、林自叁人同长于闽地,成年之后吕惠卿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副帅,陈详道成为王安石的门客,林自在恩师蔡卞影响下大力推崇王安石,他们与王安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庄学思想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他们追随其后并发展出各自的注庄特色,形成北宋中期庄学研究领域的主力军,为《庄子》研究开拓出了新的道路。为方便论文称谓撰写,我们暂且将王安石与这四人并称为王安石学派。研究王安石及其学派成员的注《庄》特色,能够让我们在了解王门庄学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发掘庄子思想的各项价值,甚至能够一窥北宋中期注庄特色以至北宋整个学术领域的时代特点与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文章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王安石的庄学思想。王安石在其《庄周论》一书中首先阐述了庄子矫弊之观点,认为礼崩乐坏的环境激发了庄子的批判精神,体现了其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并以善求庄意之说解释《庄子》中诋訾儒家之语,儒化庄子、圣化孔子,为庄学研究开拓了新方向。第二部分总结了王雱《南华真经新传》的注庄特色。从制名寓意、逻辑结构、尊儒尊孔叁个方面分析了王雱对《庄子》的注解用意。第叁部分将王派成员吕惠卿、陈详道、林自叁人的注庄特色综合而论,从引用儒、道经典着作与尊儒尊孔等方面分析了叁人的注文。第四部分从标举字句大意、以《老》注《庄》阐明庄意、如何改造《庄》文思想以声援变法叁个方面入手,分析了王氏学派的共同注庄特色。第五部分分析了王安石及其学派成员的注《庄》思想对庄学、儒学及变法活动叁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文章最后简要概括了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并指出了以后继续钻研的内容与方向。
刘明辉[6]2010年在《魏晋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东汉末年开始儒学、经学逐渐衰落,到魏晋之际兴起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学界通常称之为“玄学”或“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基本特征是融合儒道,反映在士人身上则是徘徊于儒道之间。近二十年来,魏晋玄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既有对玄学命题的深入分析,也有对玄学人物的专门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玄学并不足以概括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在玄学之外还有非玄学思想；第二,玄学思想本身也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在不同的玄学家身上,儒道两家思想要素所占的比重不同,其政治立场和学术观念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的宗旨是,从宏观上和总体上对魏晋思想作鸟瞰式的概括和描述,并勾勒出魏晋士人的不同类型。根据我们的研究,魏晋士人的政治心态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传统儒家型。此种类型以傅玄、袁准为代表。传统儒家型士人乃因革儒学、救时补弊的通变之儒,他们积极借用其他学派的思想改铸儒学以适应社会现实的突变,儒学由此获得革新并得以延续。傅、袁二人思想的主流是传统儒家,然而,受社会思潮影响,他们还带有叁国时期名法思潮余波之意味,也沾染了一些玄学色彩。傅玄诗文中便透露出玄学思想的印迹,袁准本人与玄学名士阮籍私交甚笃且亲自参与才性之辩的大讨论。第二种类型,以道反儒型。此种类型以阮籍为代表。阮籍乃徘徊儒道、外达内忧的玄学名士,其放达任诞之行为多与儒学和名教相悖,完全是一副以道反儒的派头。然而,阮籍放达的表象之下掩藏着深重的忧惧,其放诞既蕴含着自污以自保的意味,又借此表达对时政的强烈愤慨,由此可见阮籍思想之根基仍然是儒家。阮籍对个体生命和现实社会都抱有强烈的关怀,这种双向度的价值取向是其思想矛盾、精神痛苦的根本原因。第叁种类型,儒道调和型。此种类型以山涛、魏舒、羊祜、张华、王戎、王衍等人为代表。这些士人并不逃避政治,他们为官或尽职尽责或仕不事事,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能够在他们身上得到和洽的统一。此类士人虽无玄学理论着述传世,但是其兼得入世与心达的实际表现说明他们“受用”了玄学。魏晋之际许多世家大族属于儒道调和型,他们主动成为玄学思潮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玄学化是其融入上流社会阶层、保持家族兴旺的必由之途。第四种类型,隐而不仕型。此种类型以陶潜为代表。魏晋时期出现规模较大的隐士群体,陶潜便是以隐逸田园而着称的士人。魏晋隐士群体从愤政抗争而隐逐渐转变为顺性保真而隐,陶潜本人屡仕而终隐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便是魏晋隐逸发展史的缩影。陶潜原本将人生价值寄寓儒家政治理想的实现之中,无奈处处碰壁的窘境迫使他从社会关怀转入生命关怀,隐而不仕遂成为官场失意者普遍选择的生活方式。以上四种类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就对儒家学说的态度看,从第一种类型到第四种类型之间显示出逐渐疏离儒家思想的倾向。傅玄、袁准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改革者,其坚守儒学的立场和观点自不待言；阮籍“以道反儒”亦可视为用道家之“自然”矫儒学与名教之偏,徘徊于儒道之间的阮氏有悖儒之名而无远儒之实；山涛等庙堂之士将儒道二家思想调和于己身,他们不像阮籍那样执着于儒家政治理想和价值理念,也就比阮籍更加离儒而向道；陶潜身上的儒道因素不构成明显而尖锐的矛盾,陶氏只是保持儒家伦理底色而已,他将生命关怀置于社会关怀之上,儒家政治理想在其心中大幅消解而道家全性保真意识颇为增强。与此同时,上述思想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时间关系,即从第一种类型向第四种类型演变的倾向,而不是相反。虽然在特定历史横切面上来看,以上四大类型共时性存在,但是,从长时段发展来看,他们有着历时性的演进关系。士人身上儒道要素的构成比重和相互关系不同,由此外化而产生的社会关怀和生命关怀的向度和力度也就不同,因而便产生了多种不同类型的士人政治心态。
刘兵[7]2010年在《游于边际》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是提供一个解释庄子的新模型,提出庄子的基本方式是以纵破横,即以个人内在心灵超离来化解多元价值冲突,最终归结为游于边际的智慧。这一模型的提出是通过对现代庄学的反省实现的。现代庄学是在中国思想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其基本特征就是中国思想的西化式整理。这种方式是中国思想进入现代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但是它的铺展也是中国思想中国性丧失和掩蔽的过程。如何面对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双重要求,是当代经典解释的根本课题。本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庄子为对象,展开这样一种解释工作的。本文不是对庄子思想体系的逻辑解析,也不是一种比较研究,而是力图通过以庄子为中心的思想流程的描述,前后映照,以勾勒庄子这部经典的基本特质。本论文分为引言,上篇,下篇和结语四部分。引言介绍庄子研究的基本状况,并且提出本论文的目的和基本方法。上篇分为叁章,集中于庄子与其思想前辈及其后学的关系上,希望勾勒庄子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一章讨论孔子和老子及惠施对庄子的影响。孔子和老子对庄子都有影响,庄子对孔、老都有批判。他不满孔子过于世俗,老子耽于道论,而是走出一条以内在通天地的路子。对惠施的批判则是庄子超越名辩思路的源头。第二章分析庄子的问题与方式。庄子有其独特的洞见,那就是对多元价值冲突性的发现,这就是《齐物论》中彼此是非问题的本质。庄子内在超离之路就是要面对这一问题,以开出一个新的存有世界出来。这是庄子以纵向超离方式破解横向的价值冲突的努力。第叁章介绍庄子后学对庄子问题的进一步发展,指出由庄子到后学,再到郭象的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下篇分为四章,集中于庄子与其最重要的解释者郭象之间,分析后者在那些地方修正了庄子,希望藉此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庄子思想的内在脉络。第四章对庄子和郭象的异同做总的说明。认为庄子是一个追寻以纵破横的思想家,而郭象则对庄子的模式进行了改造,先肯定横向的多元存有,然后又肯定文明的意义。第五章以庄子和郭象的道论和玄冥之境说为中心,讨论二者的异同。郭象的玄冥之境说是对庄子道论的有力推进,试图以一种本体境界论的方式修正道论的内在化倾向。第六章讨论庄子和郭象的伦理观念。庄子伦理观念的核心是圣人,而郭象则把这一问题扩展开了,把人的社会性考虑进去,这是其玄冥之论的自然延伸,也是其政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第七章讨论庄子和郭象的政治、历史观念。庄子基本上是对政治失望的思想家,他从根本上拒绝政治。不过,这也留下了一些基本困惑。郭象则力图在庄学的基本思路上,解决这一困惑。他以性分为基点,以历史本体和历史迹象的区分为关键,力图在儒家和庄子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结语则指出,庄子思想既具有中国思想的基本特质,也具有其独特的洞见。庄子既指出了一条生命之路,也展开了对多元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他的基本智慧就是游于边际,即通过内在生命的提升自由游走于多元存有之间,这一洞见有独特的政治意蕴。
张江波[8]2017年在《儒家仁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薪火相传、连绵不绝,儒家学说已经成为国人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内在尺度,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动力来源,探索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精神支撑,已经成为当下需要迫切回答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儒家仁学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积极回应了这一时代问题。面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层面和现实层面出现的问题,儒家仁学思想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以“仁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实用的教化模式,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构建做出了理论建构和实践策略方面的有益尝试。由此,本文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展开了对儒家仁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及相关学科理论,对儒家仁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分为叁个部分:“何以德”、“何以能”、“何以解”。“何以德”,即儒家仁学思想以何价值内涵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的思想资源。第一章,系统地展现儒家仁学思想的历史演进。对先秦时期孔子仁学思想的创立、孟子的“仁义”思想和荀子的“仁礼”思想的发展,以及汉代董仲舒仁学思想的新实践、唐代韩愈的“仁义”思想的新阐释、宋代程朱仁学思想的新境界、明代王阳明的“心性”仁学的新特质、清代“维新”仁学的近代性和叁代新儒家仁学思想的新流变作出详细阐述,展现了儒家仁学思想探求“人之为人”的历史脉络;第二章,清晰地呈现儒家仁学思想的理论构造。儒家仁学思想以人性向善为理论预设,“孝”为出发原点,“爱人”为主体精神,“德性”为价值核心,“内圣外王”为价值目标,“仁、义、礼、智、信”为基本要素,实现了儒家仁学思想在超越层面形而上和现实层面形而下的统一,体现了儒家仁学思想追求“人之为仁”的理论特质。“何以能”,即儒家仁学思想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相通相合。第叁章从价值论域(即理念、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和现实论域(即主体、载体、环境、运行机制等方面)探索儒家仁学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通点”,分析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价值层面和现实层面的问题及原因,进一步明确二者“契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何以解”,即儒家仁学思想如何实现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当代价值。第四章,主要针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层面的问题,展现儒家仁学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启示。具体包括:坚持主旋律下“以人为本”的多样性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实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等。应当说,儒家仁学思想在价值层面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理论启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长宽高”的立体构筑;第五章,主要针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层面的问题,显现儒家仁学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意义。具体包括:塑造个人理想人格、强化家庭学校教育载体功能、优化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等。应当说,儒家仁学思想在现实层面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实践意义,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真善美”的全景展现。
周瑾[9]2003年在《多元文化视野中的身体》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种生命之学，中国哲学既是“心的学问”，又是体之于“身”的实修之学，“变化气质”、“得其受用”云云，无论如何不能与“身”无关。因此，对中国哲学作“身心”整全的观照，可能更为真切。在多元文化视野中以早期中国身心观为中心，兼及印度文化、希腊—希伯来文化身体观的考察，不仅能从“身体”角度突显各文化的特性。更能藉着异质文化的参照。增进对中国文化特质的理解，还可以更为切身地理解人的处境、意义。 现象学区分了躯体与身体，身体并不等同于物质性的肉体。对中国思想来说，更是身不离心、言身必及心，因此所谓的身体实为身心整体——身心互渗的共同体。中国思想中身、心为一体两面的关系，气居中起着绾合、沟通的作用，这一理解已渐成共识。在这活的身心结构中，身与心的互通、气的居间联络是如何可能、怎样进行的，本文的研究表明，身、心、气在最深的层次上是相通的，其异在象、其同在性，在根本上身可说是气之凝实、固结，而气之神妙、虚灵就通于心。将这一身心整体落实到天地大生命流的终极境域中，更展现出一气所涵的身心全息叁态：始源层面的相通；经验层面的有别；境界层面的合一。涉及到身心各个具体方面，儒道思想尽有歧异，但对气化身心整体的体认却无不同，而落实到身心转化的实修工夫上，又因着两家的旨趣、门径的相异，而表现出如下区别：在交互主体性中“充养”、“推扩”；舍弃关系性而孤离地“减损”、“逆觉”。圣俗不二是中国思想与印度宗教的共识，在小我与大我的相通上有着深刻的一致。肯认一己的身心修证能够超凡入圣，则是中、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不同。在神造万物的两离景观下，希腊传统与希伯来传统为灵肉、身心的分裂所纠缠，但步入现代以来西方哲学与基督宗教身体观的自我更新，值得中国文化借鉴。在对话中反思，在比较中自省，才能为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契机和动力。 论文分为十章，加上绪论、余论共计十二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研究综述、思想背景与理论构架。绪论在人类精神追求的视野中牵引出作为问题的身体，并交待定位、框架、取材与方法；第一章是对中国身体观研究成果的综述和评价，这是本文得以有所推进的平台；第二章展现出早期中国身心思想的基本景观，将论题落实到具体的思想脉络中，并采纳了“形—气—心”身心结构的理想类型，以为现象的检视、理路的勘寻提供有效的基型。 第二部分的六章是本文主干。通过形、心、气叁方面的探讨，从早期中国思想中勾勒出整全身心的基本面貌，进而对身心转化的实证工夫作动态的考察。第叁章从身体的形塑、形躯之身的内与外、感官功能等诸方面，讨论早期中国思想对形躯之身的认知和态度；第四、五、六叁章围绕心而展开，通过“家族类似”这一理论范型，将知、情、志、性、魂魄诸方面有机地整合到“心”的论域下，并联系着身体性的内容而展开论述；在中国思想中，活络的身心整体绝非精神、物质的简单搭配，其间实有气的流动，在此基础上的身心沟通是第七章着力探讨的内容；第八章重点考察儒道两家的身心修行观，把身心与修行结合起来，从静态的描述上升到动态的展现，落实到体之于身的实修工夫，这一思路是合乎中国思想特质的。 第叁部分探讨作为中国文化“他者”的印度宗教、犹太—基督宗教和西方哲学的身体观，并在跨文化研究的格局中进行初步比较。有关印度宗教的内容放在第九章讨论，侧重点在宗教修行方面；第十章是两希文化中的身体观，主要讨论灵肉关系、身心关系；余论则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抽取一些主要的方面展开对话和比较，试图通过这一工作带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掘发中国身心思想在现时代的意义。
焦桂美[10]2006年在《南北朝经学史》文中研究表明南北朝经学是中国经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汉唐经学之桥梁，不深入了解南北朝经学，就无法合理解释唐代经学的诸多现象。然迄今为止，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段经学史的研究仍极为薄弱。本文欲立足原始材料，通过对该时期诸多经学现象的宏观考察及对现存经学着作、佚文的深入分析，以期对该时期经学的特色、贡献及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等做出一个较为符合历史史实的客观评价。 因为经学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上下代之间往往存在着密切的继承与演变关系，隋代作为南北朝经学向唐代经学的过渡，这一特点尤为鲜明。因此，为更清楚地揭示南北朝经学与唐代经学之间的关系，本文沿严可均《全六朝文》，丁福保、逯钦立《全南北朝诗》的做法，将对南北朝经学的考察延及有隋。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对南北朝经学的宏观考察，分九个专题，力求通过对南北朝经学自身及与经学相关的诸多现象的分析，探讨该时期经学的发展轨迹及历史地位。这九个专题涉及到师学与家学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经学传播的地域性特点、经学家的迁徙对南北朝经学产生的影响、经学与玄学、佛教及其他学术的关系、诸经传播的不平衡现象及其原因、南北朝经学之异同等诸多方面。第二、叁、四章在分别介绍南朝、北朝及隋代经学发展概况与基本走向的基础上，着重对各时期重要经学家及经学着作进行分析，以辨别诸家之学术渊源、抽绎诸家之治经特色、综括诸家之治经方法，兼辨其得失，评其贡献。南朝经学家以雷次宗、庾蔚之、何胤、贺埸、崔灵恩、皇侃、沈文阿，北朝以卢景裕、卢辩、苏宽、贾思同、熊安生、徐彦，隋代以何妥、陆德明、刘焯、顾彪、刘炫等为论述重点。对现存佚文较少的刘瓛、沈麟士、梁武帝、太史叔明、周弘正、张讥、褚仲都等则散入相关章节，通过举例等形式以见其大概。考察的最终目的在不惟明一人之风格，且明一朝一代之走向；不惟明叁朝之异同，且由此总结南北朝及隋代经学的发展规律。第五章论述南北朝经学对唐代经学之影响，分注疏形式、经学风尚、注疏内容叁个层面进行论述，力求将影响不但落到实处，而且由此昭示南北朝经学之贡献。五章中，二、叁、四章是首章与末章立论的重要依据，也是以往的经学史重视不够、做得不够或根本未做的部分，本文结合史传记载与现存着作、佚文探讨南北朝经学的发展状况、性格特点及历史贡献，以期较全面、较清楚、较准确地对这一段经学做出评价，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前人论述之不足或纠正前人观点之偏颇。 本论文力求打破以往研究该时期经学偏重史传记载而轻视个案研究的不足，努力将二者有机结合，并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 1、对该时期重要经学家的学术倾向、治经特色、经学贡献等做出了较为全面的
参考文献：
[1]. 庄子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融通[D]. 彭昊. 湖南师范大学. 2001
[2]. 《庄子》“援儒入庄”考论[D]. 郭珺.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3]. 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D]. 蔺熙民. 陕西师范大学. 2009
[4]. 苏轼艺术思想中的文图关系研究[D]. 李制. 东南大学. 2018
[5]. 王安石《庄周论》影响下的北宋中期注庄特色[D]. 张艳玲. 山西大学. 2016
[6]. 魏晋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D]. 刘明辉. 南开大学. 2010
[7]. 游于边际[D]. 刘兵.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8]. 儒家仁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张江波. 兰州大学. 2017
[9].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身体[D]. 周瑾. 浙江大学. 2003
[10]. 南北朝经学史[D]. 焦桂美. 山东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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