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知识的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科学技术论文,人文论文,社会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9)04-0035-08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把工程仅视为科学、技术的应用，工程知识也就相应被视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形态，尤其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工程知识本质上不过是科学知识的不充分、不确定、不严密的退化形式。这种流行的观点近些年来不断遭到批判，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的提出，为我们将工程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形态来进行研讨，提供了逻辑起点。本文试图通过对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分析批判来确立工程知识的独立地位，进而对工程知识构成的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进行尝试性的讨论。
一、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工程知识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本身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它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日益增长的巨大作用，科学知识在人类的全部知识中取得了绝对的“优越”与“霸主”的地位。20世纪上半叶，作为西方知识论主流的逻辑实证主义，不仅为科学知识的这种“霸主”地位进行了辩护，而且把知识论推向了唯科学主义的道路。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的本性作了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客观的、普遍的、统一的知识体系，任何科学命题都要经受得住实验和事实的考验，要符合可证实性原则，否则就是没有意义的，是形而上学。整个科学就是一个存在意义关联的命题集，是一个严密的、前后一致的逻辑体系和公理系统。由于经验世界是统一的，因而表述经验世界的科学语言也是统一的。正如卡尔纳普所说：“物理语言是一种普通科学语言……，科学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没有根本不同的对象或领域，这就是关于科学统一的理论。”[2]尽管实证主义知识论涉及的人物和思想众多，但其根本观点和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科学限制于经验范围之内，满足于对经验的描述和整理，唯有这样，科学知识才构成了客观、确切和有用的知识。
实证主义者普遍认为，科学是最恰当的人类知识的表达形式，甚至认为科学知识是人类唯一具有真理性的知识，科学方法论是获取知识惟一正确的方法。主张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一切人类的知识领域，并以自然科学的知识标准衡量、裁定人类的其它知识。人类的其它知识要么是无意义的，需要加以拒斥，要么就归结于科学知识或者是科学知识的应用。
在实证主义知识论的影响下，正如卡尔·米切姆所说，许多对技术(工程)知识进行研究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恰当的被称为应用科学’。一般来说，这些尝试代表了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传统。他们已经在论证技术是应用科学，并且还试图在所涵盖的关于科学解释的法则模式基础上创造关于技术的认识论。”[3]其代表人物M·邦格为了论证这种观点，不惜将“技艺”排出于现代技术与工程之外，“工程实践与技艺不同，它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从而无疑也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即使用科学来指导人类制作的。”[4]邦格认为，技术理论有实质性的和操作性的两种。“实质性的技术理论本质上是科学理论在近乎实际的情形中的应用”。例如，空气动力学或飞行理论就是流体动力学的应用。实质性的理论构成了所谓的“工程科学”，它们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应用科学。“操作性的”技术理论“从一开始就涉及在近乎实际情形中的人的操作和人机综合体”。例如决策论和运筹学。实质性的理论同时运用科学的内容和方法，而操作性的理论则只需要把科学方法应用于行动问题中，从而形成“关于行动的科学理论”。实质性的技术理论通常与制造相联系，而操作的技术理论则与使用相联系。这样，技术知识被视为科学知识的应用，而工程知识更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技术知识、科学知识的应用，工程知识仅由科学维度与技术维度构成，它本质上不过是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的不充分、不确定、不严密的退化形式，从根本上讲，并不构成独立形态的知识。
这种唯科学的实证主义知识论，已经广泛渗透于公众意识，深深地影响着公众乃至于知识界对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以及人类其它知识的整体理解。然而，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意见。”[5]
早在20世纪30年代，实证主义知识论就遭到了来自现象学的批判，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就指出：“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实证主义、怀疑论、非理性主义等错误的哲学思潮排挤了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精髓。”[6]从20世纪中叶起，它更遭受了来自科学哲学内部与外部的各种批判，几乎成为各种思潮打击的“靶子”。持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持历史主义的库恩、费耶阿本德等，持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罗蒂、利奥塔等，还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布鲁尔、拉图尔等，以及强调“个人知识”的波兰尼等，他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知识论立场上，对实证主义知识论进行了剧烈的批判。在这些思潮看来，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并非科学家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并且通过各种修辞手段使之得以认定为普遍真理的局部知识，是负载着社会利益或受到特定社会因素塑造的。费耶阿本德更是认为科学本质上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对科学的研究可以采用任何方法，各种巫术、神话都与科学一样在文化上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任何思想，不管是多么古旧和荒谬，都有可能改善我们的知识”，[7]彻底地反对实证主义知识论赋予科学知识的唯一霸权。
在笔者看来，这些反实证主义思潮的功绩在于极大地削弱了唯科学主义知识论的“霸主”地位，为人类的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等其它知识争取了存在空间。但由此反过来否定科学知识的实在性、客观性与普遍性，认为科学知识仅仅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却走过了头。相比之下，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知识论的批判更是点到了要害之处，他认为实证科学“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8]由此，造成了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造成了人类文化的危机。人类的任何实践都是嵌入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之中的，科学实践也不例外。实证主义知识论排除主体、排除价值、排除历史文化主张，必然造成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笔者主张让科学知识回归生活世界，在立足于生活世界的实践中把被实证主义分裂的主体与客体重新结合起来，反对实证主义知识论唯科学主义的主张，反对将一切知识都归结为科学知识或科学知识的应用，主张从生活实践的各种类型来探讨各类知识独特的价值。
虽然反实证主义思潮为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等其它知识争得了存在空间，但由于人们普遍仍然将工程视为科学、技术的应用，将它们视为同类知识，工程知识并没有被当作一种独立的知识形态来进行研究。任何具体的科学研究实践都是在一定的地域、时域中现实发生的，地方性的各种社会因素、实验室情境都显示了科学家日常实践的鲜活性。科学知识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客观性与普遍性，正是通过抽象化、模型化、符号化、理想化、逻辑化、数学化、理论化等去情境的实践方式来建构的，科学知识就是通过实验操作与思维操作来进行去情境的建构，从而建构起来的适合于客观世界现象的理想化的理论模型，科学实践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建构这种能够解释存在、预言未来的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的理论知识体系。而工程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建造人工物，而不在于工程知识本身的创造，工程活动本质上不是创造知识的活动。工程知识在此仅仅是作为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环节、要素而被创造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工程知识不是工程活动的目的，而是实现工程目的的手段，它的创造由目的决定，是中介性的实践性知识。因而，工程知识是伴随着具体的工程实践而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独立知识形式，具有鲜明的情境性。如果把工程知识理解为科学知识的不充分、不确定、不严密的退化形式，就意味着它必然是去情境的、客观的、普遍的。然而，工程知识必须是实践性、情境性的，否则它将是毫无意义的。正如皮特所说：“工程知识和一般的技术知识，组成了一种不同于科学知识普遍性的离散(discrete)的知识形式。工程知识是工程师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殊类别的知识(而不具备普适性)。”[9]
因此，从立足于生活实践的知识论立场看，必须把工程知识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实践性知识来进行研究，才能探明其构成、本质与特征。
二、工程知识的复杂构成
工程知识作为引导工程实践活动得以顺利开展，最终建造出某种人工物的中介性、情境性的特殊知识，它贯穿于工程行动的全部过程。在工程行动中，人工物不是已经存在的事态，而是通过有目的的干预而带来的事态。显然，工程活动属于人类的目的行为。但它不是个体化的目的性行为，而是群体化的、有目的性的社会行动。
在现代行动理论中，梅洛-庞蒂、A·许茨(Alfred Schutz)、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对人的行为做出了有代表性的研究。梅洛-庞蒂在其《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指出：“行为既不是物质实在，也不是精神实在，而是结构，真正说来，它不属于外部世界，也不属于内部生活。”[10]他既反对把行为视为刺激-反应的生理学行为主义解释，也反对将行为视为纯粹意识活动的心理主义解释。他认为行为就是一种结构，是把从笛卡尔开始的主客体的二元分裂对立重新弥合起来的结构。按照这种观点，工程行动的结构与过程正是工程主体在一定的场域情境中，何以创建出人工物的方式与过程。其结构可用下图表示：
从图中可见，工程行动的结构包括三个层次：1)工程的行动结构：它指工程主体直接建造出人工物的行动结构，包括工程主体、人工物、决策行动、设计行动、实施操作行动和评价行动等子结构；2)工程的场域与情境条件：它指工程主体、人工物以及直接的造物行动与其所存在和发生的特殊的空间场域与时间情境结构：3)工程的环境：它指整个工程活动及其特殊的场域与情境条件所依存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11]工程主体建造某种特定人工物以满足社会各种需要的“目的动机”，与工程主体现有的知识经验储备、资源储备、环境条件等“原因动机”相结合，构成了工程行动展开的根本动力。工程的决策行动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激励下进行的。工程行动的过程就是工程的行动结构在其场域与情境条件及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动态运行的过程，它展开为计划、设计、实施、运行等阶段与环节。可以说，工程知识的建构，存在于工程行动结构的各个层次，并随着工程行动过程的展开而持续不断地发生。
从以上分析可见，工程知识具有如下的本质特征：
1、从本质上讲，工程知识是中介性、情境性的实践知识。工程知识的建构不是工程活动的根本目的，它仅是实现工程目的的中介手段。工程开展的地域性与情境性，决定了工程知识的情境性与现场发生性，主要表现为：1)现场发生性，它指的是由具有一定知识经验储备、带有一定的工程意图的工程主体，或者说处于以往历史形成的情境之中的工程主体，与工程活动发生的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当下产生的各种经验、知识。它们不是预先既定的、现成自在的，而是随着工程行动者的出场、造物行动的发生才涌现出来的；2)主体间性，地域与情境条件不仅是工程行动主体与客观自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工程共同体内个体之间交往、沟通、争执、协商的结果，任何个体都从自身出发，存在视界的差异，正是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带来了视界的融合，形成了对工程行动共通共识的主体间性的情境性知识；3)境域约束性，地域与情境条件一旦产生，又与工程行动者已有的知识经验储备相结合，共同构成约束工程行动者视界及行为的境域性知识与经验；4)随机的变异性，地域与情境条件构成因素的不确定变化，都可能带来它的随机变异。它会随着工程行动的展开而不可完全预期地发生着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工程的行动变化。工程知识也必须具有这种随机变异性，才能确保工程实践的成功。
2、从内容上讲，由于我们将工程知识的范围界定在整个工程行动中所产生的、用于指导工程行动的全部知识，因而工程知识具有极为复杂的构成，它至少应包含四个方面：1)决策的知识；2)设计的知识；3)实施、操作的知识；4)评价的知识。在工程活动中，掌握和创造工程知识的主体具有十分复杂的构成：它包括决策者、投资人、企业家、管理者、工程家、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技术人员、经济师、会计师、工人等等。我们把直接参与到某项工程行动中来的人员总体，称之为工程共同体。这些工程共同体的成员以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参与到某项工程中来，由此决定了工程知识总体构成上的复杂性。在工程的决策、设计、实施操作、运行、评价、管理等行动过程中，共同体的成员各司其职，各显其能，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工程展开的具体情境中，他们之间必须通过交往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来进行沟通，消除观念上、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达成目标认同、行动协调、紧密配合、利益共享，才能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由此又决定了工程知识还应包括修辞、商谈等促进交往沟通的协调性知识。
3、从知识的性质上讲，工程知识既不具有纯粹的科学性质、技术性质，也不具有纯粹的社会性质、人文性质，而是众多种类知识的综合集成。工程知识要集成多种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知识、技术发明、技术诀窍，但不能仅仅是它们的单纯应用或集成，还必须集成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但是，工程知识仅集成这些知识还不够，还必须集成相关的已有经验，尤为重要的是，必须集成工程本身的独特性与地域性所带来的具体的情境性知识与经验。这就要求工程知识的建构不仅要有高度的综合性，而且还必须具有深入细微的具体性与可靠性，
4、从形式上讲，工程知识与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相比较，是更难于形式化、体系化的零散知识。工程知识中综合集成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可以进行编码，属于明言性知识。而在工程中随机发生的情境性知识是难于编码的，属于难言知识。工程知识的难言性、独特性、地域性等特征决定了它的难以复制性，致使它不能共享，更不能直接移植，简单套用。
通过对工程知识特征的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工程知识的复杂构成可从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两个维度来展开深入讨论。
三、工程知识的科学技术维度
前面我们讲到工程知识的复杂构成，至少应包含四个方面：1)决策的知识；2)设计的知识；3)实施、操作的知识；4)评价的知识。可以说，每一个方面都存在着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的交织。但是从总体上讲，设计与实施操作的方面更加体现了科学技术维度的主导作用，而决策与评价的方面则更体现了人文社会维度的主导作用。下面我们先从设计与实施操作的方面来讨论工程知识的科学技术维度。
1、工程设计与科学知识
在工程活动中，设计既指建造某种人工物的方案即设计知识，也指该方案形成的行动过程。美国学者文森蒂(Vincenti)将设计分为五个层次：1)项目界定；2)总体设计；3)主要成分设计；4)按照工程学原则的要求对第三层次的成分设计区域进一步细分；5)进一步将第四层次上的类别细分成高度具体的问题。他认为“完整的设计过程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地、上下纵横地穿越各个层次而进行的。”[12]这样的设计过程及其结果在怎样的意义上“应用”了科学知识呢？
历史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思辨的(即理论的)科学是关于具有“内在性”和“自主性”的自然之物存在的第一原因和可理解的形式的知识(theoria)，它只能被无功利的冥想与沉思，而不包含在“制作”行动中，而制造知识(poiesis)仅与技艺或技巧(techne)相关，与理论无关，这种看法一直延续到近代，与工程、技术史是基本一致的。近代以后，弗兰西斯·培根等人才推动了“理论”与“制造”的联系，以实验技术为基础的近代实证科学的兴起，为科学知识能够应用于工程实践提供了理论准备。这里暗藏着一种看法，即近现代的科学知识之所以能有效应地用于技术与工程，乃在于这种科学知识本身产生于一定的工程、技术的基础。
那么工程设计究竟如何“应用”科学知识？我们这里所说的“应用”，当然不是指实证主义“应用科学”的意义上，即从科学原理直接推演出工程知识意义上的“应用”，而是反过来，工程设计从工程本身的目的出发，把科学知识当作设计欲加使用的各种资源中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不是唯一的资源)，在现有的科学知识中进行搜寻与选择，综合与集成，创造出能实现该工程目的的可行的、可操作的工程知识(方案)，并用工程图纸、表格、文字等将它们表达出来。但即使把科学知识视为工程设计欲加使用的一种资源，由于科学知识本身是去情境的、抽象的、普遍性的知识，决定了它并不能直接被使用，必须要有把科学知识的抽象性、普遍性转换还原为工程知识的情境性、特殊性的中间过渡形式，这就是工程科学。钱学森认为：“在现代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这就是现代工程科学。”“工程科学一般是从工程的整体特征和总体目标开始，然后通过解析-集成，集成-解析等反复的优化过程不断的探索结构功能的依赖关系，揭示出工程系统构成的本质特征、运行模式及其规律。”[13]正是通过工程科学，工程知识的科学维度得以体现出来。
2、工程设计与技术知识
技术知识作为“怎么做”的程序性知识，如何“应用”于工程设计，与具有普遍性、统一性的科学知识相比，更加具体、多样而复杂。我们可将技术知识分为如下七个层次：1)技术理论原理(通常称为技术科学)；2)技术规范；3)技术的工作原理；4)技术方案；5)工艺流程；6)操作规则；7)诀窍与技能。第一个层次与科学知识联系密切，具有科学知识一样的普适性，它是将因果关系转换成目的-手段关系，也即科学知识转换成技术知识的中介；第二个层次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约定，对于受该规范制约的技术活动而言，具有普适性；第三个层次进入具体项目，其工作原理的构思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往下的层次特殊性越来越强，直至难言。可以说，这些层次从上而下，技术知识的普遍性、明言性、社会性不断减弱，特殊性、难言性、个体性不断增强。在文森蒂关于工程设计的五个层次中，主要贯穿着对上述前五个层次的技术知识的搜寻与选择，综合与集成，优化与创新。
任何工程不可能仅使用某个单项技术，往往是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工程设计以工程目标为中心，在工程欲展开的场域、情境条件与环境条件的约束下，搜寻与选择多种现有技术知识(在现有技术知识不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还可能研发新的技术知识)，将它们协同、组织起来，创造性地综合集成为系统化的、优化的、稳定的整体方案，由此构成以技术知识为主导因素，包含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知识因素在内的工程知识。可见，设计知识也存在着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的交织。
工程设计过程具有这样的时间结构，即以想象的方式把未来才能建造完成的人工物置于当下的想象之中，并将其具体化，以此为出发点，在现有知识经验和当下场域与情境条件下，去展开设计的过程，工程决策者的思路与意图、设计主体的知识经验、场域与情境条件及环境等等的随机变化，同样会造成工程设计过程的不确定性。“设计过程像其他任何预期一样具有各种空洞的视界，这些空洞视界只能由这种被预期的事件的具体化来填补。这一点构成了所有各种形式的设计过程所内在固有的不确定性”。[14]即使是已完成的工程设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场域与情境条件及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随机变异而被要求变更，根据现场情境进行设计。实际工程活动中设计变更、反复设计、甚至重新设计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美国学者布西亚瑞利(Bucciarelli)认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真正的设计过程，就必须敏感地认识到社会背景和历史框架的广度和深度。……最好把设计看作是社会协商的过程。”[15]从工程设计的现实过程可以看到，不能将它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的维度，封闭于文森蒂的五个层次的设计模式之内，应该认识到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工程设计的开放性、协商性、妥协性，认识到设计是建构工程知识的社会过程。
3、工程的实施、操作与科学技术知识
工程的实施、操作行动，既包括人工物建造的实施、操作行动，也包括人造物建成后使用的操作行动。在建造过程中，负责实施、操作的人员或组织，根据工程设计施工图纸和说明的要求，首先要进行施工组织设计，即对实施操作行动在空间-时间结构中进行组织与安排。合理地组织安排各专业劳动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机械设备，合理地选择各类施工工艺，创造确保工程顺利进行的各种条件；有计划地安排好施工阶段与周期，安排好各工种、各专业的施工工序；有计划地组织原材料的供应等等。无论采用多么先进的机械设备，在特定场域与情境条件下，都必须通过实施操作者的身体活动来实现，俗谚曰：“工艺，工艺，三分理论，七分手艺”，就是强调了身体的技能活动在实施操作行动中的重要意义。
这个阶段的工程知识形式主要体现为组织管理、工艺流程、操作规则、诀窍与技能等方面。可以说，如何根据工程实施的实际情境，来“应用”好管理科学知识，体现了实施、操作的科学维度。而工艺流程、操作规则、诀窍与技能则直接体现了上述技术知识的后三个层次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这些工程知识更加显现了人类的实践智慧。工程的实施、操作过程不仅是按计划、按设计实施造物的过程，而且是在当下情境不断的变化中，通过上手的反复操作展现出实践智慧的过程。同样应该看到，工程的实施、操作过程更是一个充满协同性、协商性、冲突性、竞争性、妥协性等等的社会过程。工程知识的构成除了包括上述科学技术维度之外，还必然交织着交往、协调、激励等人文社会维度。
四、工程知识的人文社会维度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工程知识的决策与评价方面体现了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为主导的构成维度，在此我们将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皮特把决策视为一种“输入/输出转化模型”，并将它用于对技术活动的解释，形成了MT模型(Model of Technology)。由于他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将它们视为一体，因而该模型自然也适宜于工程。在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的情形下，MT模型其实更适宜于对工程决策的解释，笔者将其改称为ME模型(Model of Engineering)。ME/MT模型包含三个要素：1)一阶输入/输出转化；2)二阶输入/输出转化；3)评价反馈。皮特之所以使用这个模型，意在强调技术/工程决策与评价是一个社会过程。
把ME模型与我们前面提出的工程行动的结构相对照，不难发现，“一阶输入/输出转化”过程即是决策行动，通过它转化出工程的总目标；一阶过程的输出(即工程总目标)作为“二阶输入/输出转化”过程的输入，由此启动工程的设计行动与实施操作行动，其中须进行二阶决策，二阶过程的输出指的是达到工程目标的人工物；“评价反馈”机制则与评价行动相对应，通过对一阶、二阶过程的状况进行评估，形成一种特殊的评价决策，并反馈给一阶、二阶过程，与一阶、二阶决策融合在一起，来达到对工程的调控。可见，工程决策存在一阶、二阶和评价反馈三个层次。而工程评价既包括一阶、二阶评价，也包括对工程发生的场域与情境条件及环境的评价。决策模型牵涉输入、输出、决策规则等三个方面，而评价模型则牵涉输入、输出、评价准则等三个方面。“输入”指决策者、评价者所能掌握的各种信息、知识、资源；“输出”则指决策者、评价者在工程发生的场域与情境条件及环境下，通过决策行动与评价行动，创造性地转换生成的工程理念、工程目标、工程计划、实施方案、评价报告等形式的工程知识；而“决策规则”、“评价准则”主要由决策者、评价者的认知能力、知识水平、情感因素、意志力、主观偏好，以及制度化的各种规范、规则等构成，它们一起决定了决策者、评价者的决策、评价能力与水平。
1、工程的一阶决策与人文社会知识
工程一阶决策行动的主要任务是确立工程理念、制定工程总目标。决策者根据对特殊的场域与情境条件的知觉、认知，以及对满足市场或各种社会需求而欲获取利益或促进社会发展形成的意图，从可供选择的多种工程目标集合中进行抉择，由此构成工程行动的总目标决策。按照决策理论，工程决策行动与如下因素关联：决策者的意图与偏好、备选的多种目标方案、对特殊的场域与情境条件的认知与界定、对工程投入产出的预期、对行动过程与结果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的预期、决策规则等等，决策者必须对各种事实与价值因素及其冲突与矛盾进行分别体认、综合考量，才能做到整体协调、整体筹划、综合决策。
工程的一阶决策过程所产出的工程知识，充分显现了这类工程知识的人文社会维度。因为仅靠科学技术知识是无法形成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合理的工程理念与工程目的的。工程理念的形成往往与高层决策者拥有的人文社会知识高度相关，哲学首先提供了某种世界观的基本框架，伦理学、历史学、美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知识与素养决定着工程理念的具体内容与价值取向。以工程的人文理念为导向，在场域与情境条件及环境条件的约束下，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军事学、环境学、人文地理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知识的“应用”，主导着工程总目标的选择与形成。而决策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管理科学技术作为有力的手段，服务于工程决策，体现出一阶决策知识构成的科学技术维度。
2、工程的二阶决策与人文社会知识
在一阶决策确定的工程理念、工程目标的指导和指令下，工程决策行动将推进到二阶决策的具体层次，即在设计行动、实施操作行动中进行更具体的决策。在设计行动中，选择何种主导技术？选择何种方案来集成工程知识？选择何种能源、何种材料来实施工程？在实施操作行动中，选择什么样的施工单位？采用何种方式、程序、工艺组织施工？采用何种方式供应能源与材料？遇到不确定因素或随机情境事件严重影响施工时，设计是否需要变更？如何变更？等等。在工程二阶决策确定了这些具体的目标之后，必须通过工程计划的编制来执行决策，以保障工程目标的最终实现。然而，计划总是面向未来行动的筹划，事物变化的不确定性、场域与情境条件的随机变异性，都是计划不可能完全预期的，因此，计划必须根据工程行动展开的实际过程中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来进行修订、调整，否则，不但对工程行动起不到规约作用，反过来甚至会严重影响工程目标的实现。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都是一系列的社会过程，从决策的角度看，虽然各种技术方案、施工工艺、施工材料等的选择与集成占据了二阶决策的主导地位，但这种选择与集成的决策并不仅仅是纯技术的过程。近年来一些研究技术/工程的学者力主破除“工程师神话”，即把二阶过程完全视为工程师自主决策的技术过程。实际上，参与到二阶过程决策中来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员或组织，他们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决策规则的构成，除了专业的科技知识之外，还必然牵涉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环境学、伦理学、美学等广泛的人文社会知识的维度。再加上他们之间存在着认知、利益、权力等的冲突与竞争，协商、妥协、折中势必成为二阶决策的最终选择。
3、工程的一阶、二阶评价与人文社会知识
任何评价行动都存在三个结构性因素：评价的主体是谁？评价的对象为何？评价的标准尺度是什么？工程评价行动也不例外。从评价的主体看，工程评价可分为工程主体的内部自我评价，和工程主体之外的政府、其它社会利益集团、社会非利益团体、公众等对工程活动的过程与成果带来影响的外部社会评价；从评价的对象与过程看，工程评价又可分为一阶、二阶过程评价，场域、情境条件及环境评价，和人工物运行使用的评价；从评价的标准看，工程评价可分为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生态的、环境的、伦理的、宗教的、文化的、科学的、技术的、艺术的、审美的等科学技术维度的事实评价与人文社会维度的价值评价。
按照ME模型，对工程的一阶评价，主要是对一阶决策过程及其产生的工程理念、工程总目标进行评价，属于事前观念评价。这种评价既存在工程主体(尤其是高层决策者)的内部自我评价，也存在来自社会的各种外部评价。尤其是大型工程项目，后者在当今越来越受到重视：“今天评估和反馈回路机制的重要性正越来越被人们认同——当然是由于某些技术风险和它们潜在的巨大后果导致的。甚至评估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价值并支配着人类的工作。”[16]显然，这种评价是以人文社会维度为主导的价值评价。把这些评价反馈给工程的决策者，形成特殊的评价反馈决策，与一阶决策融合起来，修正甚至取消原来的一阶决策。
按照ME模型，对于工程的二阶评价，主要是对二阶过程及其结果进行评价。它包括对二阶过程中工程主体的构成、决策行动、设计行动、实施操作行动、人工物及其使用运行等多方面内容的评判。它同样存在工程主体的内部自我评价和来自社会的各种外部评价。对二阶过程本身的评价，主要以内部自我评价为主导，以科学技术维度的事实评价为主，充分结合人文社会维度的价值评价。而对二阶过程结果的评价，则主要是以价值评价为核心的外部社会评价为主导。前者反馈回二阶决策，甚至一阶决策，来改变二阶决策甚至一阶决策，从而调节、控制二阶过程的顺利进行。因此，这种评价不仅是获取工程二阶过程活动内部具体信息的机制，同时也利用这些信息来对具体的工程活动进行调节、控制的重要机制。后者一般反馈回一阶决策，当人工物的使用带来重大的负面效应时，迫使工程主体对已经建成的人工物进行必要的改造，甚至停运、销毁。
4、工程的场域、情境条件及环境评价与人文社会知识
工程行动并不是直接在客观自在的自然物理世界和客观自在社会环境中发生的，它必须以境域化的场域、情境为中介条件，才能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变革环境。因此，要想让工程活动在空间场域与时间情境中顺利展开其一阶、二阶过程，必须要对工程发生的场域与情境条件及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进行综合的、系统的评价。按照ME模型，这些评价也将反馈给一阶、二阶决策，对它们产生重大影响。
日常生活世界的场域与情境结构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自然科学理论描述的客观化的、标准化的空间与时间结构，它是与人的行动、知觉相关联并由此建构起来的结构，是人类既往生活经验历史地积淀起来的类型化结构，它以普遍有效性的历史形式和文化形式呈现给所有嵌入其中的人。工程主体必须从自身的知觉、体验出发，对工程发生的场域与情境条件有所评判，有所把握，才能保证工程行动的有效开展。这种评价是工程主体以人文社会维度的知识为主导所展开的价值评价。
工程一阶、二阶行动发生的特定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特殊的自然因素，以及该地区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政治生态、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习俗、宗教关系等社会因素，构成了工程行动发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工程主体对于这些环境的深入认知与客观评价，直接影响着工程一阶决策的正确性与方向性，也直接影响着二阶过程的各种决策与行动的顺利开展。尤其是对大型工程可能给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带来的近期的、长期的正负面影响所进行评价，更是关系着人们生活环境的优劣，关系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不仅工程主体，而且社会公众、各种组织乃至于政府，都必须高度重视这种把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融合起来的综合评价。
综上所述，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工程知识，虽然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构成，但总体上鲜明地显现了科学技术维度与人文社会维度的深度交织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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