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发展与地域性社会存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存在论文,地域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4-0005-09
全球化在今天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引起了极大的社会争议，而学术界对此趋势的立场也不尽相同。沃尔夫(Martin Wolf)是对全球化持赞同观点的学者之一，他以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为例，反驳了那种认为20世纪末的自由贸易没有带来经济进步的观点，指出那些经济情况恶化的国家，问题不在于全球化，而是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专制①。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在《为全球化辩护》一书中也认为，全球化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对减少童工、文盲、提高妇女地位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反驳了那种认为全球化会导致麦当劳式的文化霸权主义的观点②。从目前已出版的论著看，西方主流观点是肯定这一趋势的，认为它推动了效率提高和经济的发展③。然而，反全球化的声音也很强烈。法克斯(Jeff Faux)认为，全球经济造就了一个全球特权阶层，代表着资本拥有者和跨国公司的利益，与美国上层结合成一跨越党派的联盟，在世界各地与统治阶层形成利益集团。他们推行的自由经济政策导致了美国社会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那是对人民和社会契约的背叛④。佛里登(Jefffry A.Frieden)也认为，全球化伤害了弱势群体，激化了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他在《全球资本主义：它在20世纪的兴衰》一书中指出，随着商品、投资、金融等的流动增加，人们觉得国境似乎已不重要，全球化已是不可改变的现实；但这只是假象，因为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一期间，跨国经济也曾迅速发展，全球化来势凶猛，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终止了这一趋势，直到20世纪后期它才势头再现。所以，他认为，全球化不过是人为选择，它的发展是可以被阻挡的⑤。由此，引发了全球化是“选择”还是“趋势”的辩论。克莱恩(Naomi Klein)的《不要标识：瞄准品牌恶霸》一书更是严厉地批判了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扩张⑥。这本书之所以能畅销，产生较大的影响力，显示出反全球化思潮的强大社会基础。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西雅图举行会议时，爆发了大规模游行；此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历次国际会议期间，一再出现类似的抗议和游行活动。而且，反全球化运动也成为了多种政治势力的联盟，保守派是为了反国外移民，环境保护者为了抵制跨国公司，而工会势力则担心工作外移，他们在反全球化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
这一奇特现象不禁使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全球化——这一看起来能够带来众多益处的大潮流——会带来如此大的争议性呢？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对此解释道：“问题不是全球化好还是坏：全球化是个巨大力量，带来了无穷利益；但由于经营不善，数以百万的人们并没有受益，还有更多人的处境变得更糟了。”⑦所以，他认为，矛盾加剧的根本在于它没有带来利益均享。虽然20世纪的经济发展，使得全球人均产值提高了，但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区经济没有发展，甚至人均收入的绝对值也降低了，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⑧。《世界经济观察》杂志调查了全球42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⑨。但是，分配不均只是冲突的原因之一，而不是根本原因。以中东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为例，它们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什么却与西方国家矛盾尖锐呢？看起来，还有更深层次矛盾，即全球化带来的是新体制对传统的社会存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等的冲击和挑战。所以，要客观地评估全球化的战略影响，首先要认清它的本质，明确它的原动力。从已发表的研究文献看，无论是那些支持全球化还是反对全球化的观点，都忽略了它的起源和本质，那样的讨论往往也就是隔靴搔痒了。
一、什么是全球化的本质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导致了商品、资本、信息和人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的流动，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更加息息相关。全球化也代表着超越国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形成，它对现有社会结构的发展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西方学者把1870-1914年的世界经济发展称之为“第一次全球化”阶段，也有学者在“9·11”事件后就宣称全球化的历史已经终结⑩。这些说法都带有误导性。尽管全球化在发展中历经波折，其进程也受到偶然性历史事件的影响，它所代表的却是一个大趋势(11)。20世纪后期，全球化又异军突起了，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扩张，给世界面貌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
全球化既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扩张，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的国际流动最早是从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开始的。早期的经济活动，从七百多年前的马可·波罗时期的东西方贸易，到三百多年前英帝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扩张，再到殖民主义的海外市场拓展，都不过是全球化过程的前奏曲。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则是全球经营的活跃期。例如，1913年的贸易额已达到了世界GDP产值的9%。贸易和国际投资都在急剧地增加。公司通过国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而控制了海外的生产经营(12)，而这一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达到显著规模了。
但是，那次全球化热潮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挫，国际经济发展也因之进入了缓慢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国际经济秩序，世界才又进入了全球化的快车道，至20世纪 70年代，贸易发展又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13)。自此以后，它就以不断加速的步伐在前进。
图1显示，从1970年至今，世界GDP总产值增加了13.7倍，而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则是35.1倍。贸易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经济的增长，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贸易了。
图1 世界贸易和GDP的增长指数
（1970年为1.00）
图2反映了世界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总额与世界 GDP总值的比值。它显示，国外直接投资直到20世纪 80年代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1980年，跨国公司国外资产占世界GDP的17.7%，超过了1914年的水平；而到90年代，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扩展；2002年，已达到世界GDP的56.8%(14)。近二十年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量的增加，国际经济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图2 所有公司的国外资产／世界GDP(%)
表1反映了世界的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从投资金额来看，在90年代末是高速增长期。从所占份额来看，投资主要发生在经济发达国家，不过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也逐渐获得了较大的份额，但落后国家在全球资本的流动中所占比重仍然是微不足道。
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它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图3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编制，2004年，美国的GDP是11.7万亿美元，是1960年总值的22.3倍。在此期间，贸易的增长则是44.4倍，而国外直接投资更是增加了85倍。美国经济也是更紧密地结合于世界经济了。
图3 美国GDP出口与直接投资的增长指数
（以1960年指数为1.00）
显然，在全球化的发展中，经济势力的作用是根本性的。更具体地说，贸易和国外投资的增长，才是全球化发展的强劲动力，使世界经济更加相互依赖。而且，这一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丝毫没有放缓的趋势。它将冲破国界、地理、法律、语言、文化等一切障碍，把地域性国家纳入全球经济的怀抱。
二、为什么会全球化
现有文献把全球化的发展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通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全球交易的成本；二是世界各地消费群体的需求和口味变得越来越类同；三是世界组织及各个国家所推行的自由经济贸易政策(15)。这三种概括只是对全球化表象的归纳，并没有触及其实质。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因素，从历史的发展看运输、通讯、信息处理等活动的成本，的确是呈现下降趋势。表2（见下页）列出了1920-1990年海运和空运的成本，它们在1990年的水平分别只是1920年的30%和11%。而电讯、电子和信息行业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了。随着新技术产品的不断涌现，手机、传真机、个人电脑、卫星通讯、光缆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极大地增加了通讯和数据处理能力。信息行业在其发展中仍是体现着摩尔定律(Moore's Law)——计算能力以每18月翻番的速度在提高。技术进步也带来了成本的迅速下降，而表3的数据所反映的是通讯和电脑设备的历史成本。
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带来的是应用的推广。随着通讯成本的下降，国际通讯的流量也在急剧地增加。表 4列出了美国1991年和2001年打往世界主要国家电话的数量和增长百分比。数据显示，在十年间，美国的国际电话数量激增，特别是打往印度的电话增加了23.5倍，这显然也是因为美国信息行业公司把大量业务外包到了印度的公司。
科技进步犹如经济的润滑剂，它降低组织各种国际活动的费用，减少了跨国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全球化发展。但这不是全球化的根本解释，因为国际交易也还存在着“额外成本”(Additional costs)——这里引入此概念，以考虑国际公司与地方公司竞争中所处的不利条件，包括因运输、通讯、语言和文化障碍、对当地市场和制度了解不够等。很多学者以科技发展来解释全球化，说明他们意识到这一额外成本的存在。但科技发展论不足以解释全球化，因为它只能减少额外成本，却无法杜绝此成本。全球化要想发展，就得有抵消此障碍的优势，可那是什么呢？
额外成本的概念首先是海默(Stephen Hymer)提出的，因为公司从事国外生产，必然有额外成本发生。他进而又解释它们是以公司特有优势(Firm-specific advantages)去克服这一不利条件(16)的。全球化的讨论也应引进额外成本的概念，因为它在跨国交易中也普遍存在着，即使贸易也有额外成本发生。但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概念，为贸易提供了理性解释(17)。
然而，数据显示，贸易主要已不是为了互通有无，比较优势也不再重要。初级产品（农牧、矿产原材料等）的贸易在1913年占到世界贸易的64.1%，到1994年只占25.1%，而同期制造品的贸易比重则不断增加，特别是机器和交通设备从6.3%增加到38.3%(18)。
而且，现代贸易的两个现象是古典经济学所无法充分解释的：一是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即一个国家同时进口和出口同一行业的产品，此类贸易是贸易的主要部分，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如制造业的贸易，美国的68.5%、法国的77.5%、日本的47.5%都已是产业内贸易（见表5）；二是企业内贸易(Intra-firm Trade)——指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贸易，在贸易总量中已是举足轻重。如表6所示，美国1990年出口总额的32.8%是企业内贸易，1999年则是36.2%；日本1990年出口总额的16.6%是企业内贸易，1999年增加到30.8%。这样一来，只有新古典经济学才能为贸易提供更好的解释：原因在于不完善的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在于市场不完善(Market imperfections)的存在，表现为技术、品牌、产品差异化等因素(20)。而这些不完善，实质上是以知识产品的存在为基础，从而推动了贸易发展，也带来了消费的多样化。
再来看对全球化的第二种解释，说它的发展是因为世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趋于类同。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了。的确，世界消费需求和观念都不断趋于大同，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这是全球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跨国公司经营的后果。比如，三十年前，中国消费者并不知道美国的“可口可乐”饮料，是该公司的广告推销培养起了中国的市场需求。
最后来讨论第三种解释，把全球化归咎于众多国家的政府推行自由经济政策的结果。这也不合适。固然，众多国家的政府的政策都更倾向于接受和容纳全球化，但这也只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两者不适应时，生产力最终将冲破生产关系的阻碍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接受全球化已成为众多国家政府的主流政策。
总之，当前对全球化的主要解释，所阐明的只是它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s)。我们若接受这样的解释，也就还要同意佛里登的观点：“全球化只是可选方案，而不是现实，它的发展是政策和政治的人为支持的结果。”
那么，全球化到底是人为选择还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呢？我们还是要先回答更本质的问题，即全球化形成如此规模，到底什么是它的内在动力？这可从现代跨国公司的理论中寻求答案。
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它以直接投资方式积极向海外扩张。海默在1960年就提出：“为什么这一经济组织能在竞争中崛起，尽管它有着经营的不利条件（额外成本）?”(21)由对此问题的讨论，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旨在解释直接投资的发生。
根据主流研究文献，是市场的不完善导致了国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崛起(22)。金德尔伯格 (Charles P.Kindleberger)提到了产成品、生产要素、规模经济和政府政策四个方面的市场不完善，而公司则以直接投资为手段去克服市场不完善(23)。内部化理论(Internalization Theory)的解释，更强调了知识产品市场的不完善，所以公司要以直接投资来控制知识产权和知识产品的使用(24)。而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又为跨国公司在不同入场方式间的选择作出了解释(25)。
所谓的“知识产品”(Knowledge goods)，是指无形产品。它包括技术和管理的专门知识，如流程工艺、制造技术、质量控制、管理技能等等。它是生产要素之一，能带来成本、性能、质量等方面的优势，是今天生产效率的主要推动力。知识产品本身已具有了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一些特征。
公共产品与私有产品(Private goods)的不同在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ness)和“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它“可使大众共同受益，即一方的占有并不妨碍他人的享用”(26)；而“非排他性”，则是指产品所有者很难阻止他人享用产品的益处。以家用小汽车为例，它是私有产品，不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别人若占用我的车，我就无法使用；它也不具有“非排他性”，我能以上锁、置于车库等措施来保护财产权。但公共产品就不同了。以提供导航功能的灯塔为例，它具有“非竞争性”——过往船舶都可使用，不会因共同的使用而相互妨碍；它又具有“非排他性”，因为灯塔所有者很难阻止他人的使用。其他一些行业如国防、教育、基础设施等都呈现公共产品的性质，从而就产生“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情况，即市场不再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有效手段。所以，亚当·斯密当年就提出，公共产品的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
之所以说知识产品也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27)，首先在于它具有“非竞争性”。一项新技术开发出来后就能重复使用，所有者除了自己受益，尚可与别人分享，因那不妨碍自己的使用权。但若大家都采用了此技术，所有者就没有优势，也就无法实现其价值。所以，他又要防止他人拥有，或以收费来提供使用。但这不容易做到，因为知识产品还具有“非排他性”，产权的保护比较困难，这就导致了所谓的“剽窃问题”(Appropriability Problem)，创造者很难获得知识产品的所有价值(28)。
若从社会角度考虑，知识产品既然具有“非竞争性”，就应对大众开放，使整个社会受益。可那样一来，知识产品的创造者就得不到充分的回报，也就没有创造的积极性了，这又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权衡的结果，政府就只得承认知识产权，并以法律来克服“非排他性”问题，如给予一定的专利保护期，允许知识产权拥有者在此期间享受垄断利润等(29)。
通过对知识产品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跨国公司的行为：(1)知识产品的创造往往需要大量的投资，但它的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很低。比如，微软公司投入大量技术人工，开发出了微软视窗操作系统。但那是知识产品，成本主要发生在制作第一个产品上，再生产的成本就很低，那只是简单的复制。再如电影制作，《泰坦尼克号》的拍摄耗资2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历史上此艘船的建造成本（当年的150万英镑，转化成现值约为1.2亿～1.5亿美元），但影片的主要成本发生在制造第一个产品，而继续生产的成本（拷贝）就微不足道了。(2)这给予了公司去创造知识产品的巨大动力，然后重复使用或复制。它们为了实现最大利润，要尽最大可能、在最大范围内销售知识含量高的产品。如果视窗软件的主要成本发生在第一个产品，那么，卖多少才是公司销售的最佳点呢？——当然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了。拥有了可口可乐或肯德基的秘密配方的公司也一样，会尽力地寻求最大市场，那也就有了向海外扩张的激励因素。(3)公司的最大价值在于克服知识产品的“非排他性”。假如盗版软件、影碟到处泛滥，竞争的结果使正版产品只能以几近于光碟成本的价格出售。那么，它们就必然要采取种种防范手段了，如制药厂是通过申请专利，美国的可口可乐、肯德基公司则严格保护它们的秘密配方，而高科技公司则是以技术保密来保护它的垄断性。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要完全克服“非排他性”问题，就如同根绝盗版的影碟一样，是极为困难的。(4)公司为了更好地保护知识产品，就要直接掌控它的使用。当它们向海外扩张时，就会去建立国外生产基地，以有效地保护技术的秘密性和商业价值。所以，尽管公司可以通过出口（销售包含知识的产成品）和技术特许（转让知识产品的使用权）在海外谋利，但它们还是更愿意直接投资。且越是先进科技（或稀罕的知识产品），就越愿意如此。
综上所述，国外投资以及全球化的解释在于知识产品的特征：是知识产品带来的经济优势，使国际公司得以克服与当地公司竞争中的不利条件；是知识产品的“非竞争性”，鼓励公司向海外扩张，以重复使用而获得最大利益；是知识产品的“非排他性”，使公司不得不寻求直接控制海外生产，从而产生了跨国公司的组织。归根结底，是知识产品的性质导致了公司经营的国际化，促进了贸易、技术、金融、人员的跨国流动，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国际交流。所以，知识产品的存在和发展是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
三、全球化将如何影响地域性存在
根据全球化的原动力来自于知识产品复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以下的假设：(1)公司产成品的知识含量越高，产品复制的利益就越大，公司也就会更加积极地寻求向海外扩展，而大量实证研究都显示公司的跨国经营程度是与其知识产品密集成正比的。(2)一个行业的经营越是依赖于知识产品，也就越呈现出全球化行业的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如电讯、制药、金融、电影制作等知识密集行业走到了全球行业前列。(3)当一种经济越是以知识产品为基础，它也就越是紧密地结合于全球经济。这也解释了今天的现实：从横向看，那些技术越是先进的国家，经济也就越是与全球经济整合；从纵向看，今天因为知识产品越来越密集，世界才加快了走向全球化的步伐。
既然全球化的基础是知识产品复制的经济优势，而这一优势的最大化来自于最大范围的统一标准，那么，全球化就不仅仅是寻求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更是寻求在扩张中的标准化、同一化、一体化。例如，今天好莱坞的畅销影片已占据世界电影市场相当大的份额，导演在制作大片时，必然要考虑在最大范围满足世界消费者的口味，因为，他生产的是全球产品。其它如微软、戴尔、摩托罗拉、索尼、三星、西门子等公司，它们要把自己产品推向全球市场，就要寻求标准化，最大程度的格式同一，以谋取最大利润。
今天，市场的世界性整合趋势已愈加明显，一些知名品牌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了：“麦当劳”在100多个国家经营着30000多家快餐店，它在“M”标志下把汉堡快餐的概念推广到世界；“星巴克”在37个国家的9700家咖啡店，不仅是在卖咖啡，也是在推销美国的生活方式；微软公司要在世界各地90多个国家同时推出以不同语言为平台的视窗软件新版本；“路易·威登”、“香奈尔”、“耐克”、“奔驰”等都成为跨国界的品牌标志。全球化所寻求的就是最大程度的同一——同一的技术，同一的品牌，同一的口味，同一消费行为……以产生最大经济效益。
当年，电视机和录像机进入中国家庭时，世界市场尚区隔为NTSC、PAL、SECAM等不同的地区制式，可今天的电脑影视却已是全球化的标准制式；过去的电影市场曾经被民族和国界所区隔，如今好莱坞不仅在为世界的影院和影视提供产品，也在塑造全球性的电影明星。在法国，1985年，国产影片还拥有本国的主要市场；可仅仅过了十年时间，好莱坞影片已占据了法国票房总收入的80%(30)。
既然全球化的优势在于同一性，那么它所寻求的就不是共存和互补，而是征服和统一。正如克莱恩所指出的：“全球化尽管会扮演出多种族的形象，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并声称不以一元化为方向。事实恰恰相反，它的最大挑战是地方国民的习惯，当地的品牌，和区域性的特有口味。”(31)她认为，跨国公司以品牌主宰世界，从而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
然而，根据安德森(Chris Anderson)的“长尾” (The Long Tail)理论，今天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已突破资源有限性的传统经济概念，使市场销售超越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从而促成了更加多样化的商业和文化(32)。但科文(Tyler Cowen)的《创造性的摧毁：全球化如何改变世界文化？》提供了更好的解释。他认为，全球化不会摧毁多元化——指多样性文化仍将存在，但那更多的是世界范围的类似群体(33)。也就是说，今天也许有更多的品牌，但那更多的是世界性的品牌，更多的是全球性的细分市场，它们拥有的跨越国界的目标顾客群。所以，它所反映的也只是全球同一性的另一表现形式。
全球性整合还体现在国际间的公司的强强联手上，如汽车业的戴姆勒—奔驰与克莱斯勒、传媒的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药业的Glaxo-Wellcome与 Smith Kline Beecham等，它们的联合产生了规模更大的公司。此外，尚不能忽略的还有公共会计行业，一系列的联合产生了全球性“四大”会计公司，客户包括美国上市公司的78%，销售总额占美国所有公司的99%。今天的强强联合所寻求的主要不是规模经济，而是全球统一的战略优势。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必然要寻求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势必会影响到世界政治组织、法律政策、交换机构、人才教育等的发展，也会推动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的发展。
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处于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是知识产品的主要创造基地。所以，全球化的主趋势是知识产品从西方国家流向其他地区，而全球文化的发展也主要表现为西方的意识、理念和价值观向世界输出。由于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领袖，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起，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美国化(Americanization)(34)，是世界“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是“可口可乐”殖民化(Coca-colonization)，是源于美国土壤的意识形态向世界的普及，是它的价值体系影响世界主流文化的形成。罗斯柯夫(David Rothkop)是基辛格咨询公司的主管、全球文化的倡导者，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且为了自身利益美国也要鼓励全球文化的发展，要利用美国的科技优势发展起以英语及美国的娱乐文化、价值观、电讯标准、信息基础为准则的世界统一标准(35)。
这样一来，我们的讨论又回到了前面提出的问题：全球化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天使还是魔鬼，或是两者的结合？
从经济上来说，全球化能够且已带来了巨大益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只是指整体效益而言，不同区域经济、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和结果则是不一样的，有些受益众多，有些受益较小，有些甚至还利益受损。以跨国公司为例，它推行全球策略，利用转移价格(Transfer price)来寻求经营中的最优化，其结果是公司利润最大化，有些国家（通常是公司总部所在国）的税收会增加，但有些（通常是外资接收国）税收则减少了。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不是利益均享，人们的立场态度也各尽不同。
再从社会意识看，全球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当世界各国的文化、价值、社会体更加接近时，就更有了国际交流的共同语言，更增大了跨国性组织存在的空间，有利于它们功能的发挥，也就降低了武力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
但必须看到，全球化也是冲突的根源。因为它寻求的是以标准化的体系来改造世界，这势必会冲击到区域性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化体系、道德价值观甚至是国民认同性(National Identity)。矛盾之所以产生，因为它试图改变的是在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地域性存在。这一社会存在——通常以广义上的“文化”称之，包括工具、语言、艺术以及生活方式、习惯和价值观，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面对着与生俱来的客观环境，受自然选择法则支配，在生存斗争中改造了自然也改变了自己，逐步地发展起来的(36)。因为各民族所在的气候、地域、食物来源、生存环境的差异极大，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也各有不同，从而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也就千差万别了。
如果把全球化看作是同一性的扩张，那么地域性社会存在则是因地制宜的产物，当两大势力相交时，就表现为错综复杂的改造与反改造、包容与妥协、互相冲突的过程。这一碰撞过程可以发生在多个方面，表现为种种不同形式。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全球化和对它的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认为它们强硬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t)政策，加剧了地区性的经济动荡，使阿根廷、泰国、俄国和非洲贫困国家的人民承受了更大的痛苦。他强调，那里所体现的是自由经济的标准模式的局限性，是一式通用(one size fits all)方式的失败。他还提到，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走了一条自己设计的改革之路(37)。
当微软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市场时，首次推出的汉化软件是以台湾地区的Big5字体为基础，而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是GB字体，这一做法在中国官方和民间引起很大反感，也使微软在中国市场首次受挫。那么，GB和Big5这两种字体哪一种更好？海峡两岸各有说法，这是没有结果的争议。其实结果也不重要——今天微软在中国大陆推出的软件是GB版本，而在台湾推出的则是Big5版本。
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GE)与霍尼韦尔公司 (Honeywell)的未遂兼并又是个例子。“通用”是一家巨型集团公司，2000年的销售额为1300亿美元。 2001年，它欲以4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霍尼韦尔”这一销售额达250亿的电子仪器企业。“通用”作为世界飞机发动机制造业的三巨头之一，是看中了对方的航空电子仪器业务。美国司法部在评估时，认为两公司的主业务并不相关，不会对市场竞争有很大影响，有条件地批准了这一合并，前提是霍尼韦尔公司须卖掉它的直升飞机制造业务。然而，这一合并案结果却被欧盟委员会否决，理由是不利于竞争——两家公司最终不得不接受境外政府机构的意见，因为它们在欧洲都有重要业务。
在今后的很长时期内，全球化与地域性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将继续存在，而这一矛盾的交汇将影响到未来的存在。但可以肯定，最终结果不会是全球势力的完全主宰，也不会是地域性社会存在的彻底保存，而是两者的结合。这也类似于俞可平提出的“文化现代化”的概念(38)。不过，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众多因素：全球化的大环境、全球化优势的威力、地方民众的选择、地方政府的策略抉择，等等。
全球化以其自身法则改变着世界，寻求着全球经济的最优化，这是无可避免的。而主权国家更关注的是地域利益的最大化。面对全球化的来势汹汹，一些主权国家通过政策的制定，既要从全球化中寻求最大益处，又试图限制它的弊端。比如，在意识形态方面，加拿大政府因担心本国出版业受到美国出版物的冲击，而限制美国大型连锁书店鲍德斯 (Borders)进入本国市场；它还补贴本国电影的发行，并规定电台要播放一定比重的本国音乐。法国政府每年要花费30亿美元，聘用1.2万名文化官员，以保存和发扬特殊性的法国文化。西班牙、韩国、巴西的电影院上映影片都有“当地含量”(Local content)的规定，法国和西班牙在电视节目内容上也有“当地含量”的规定。而且，不仅是伊朗和叙利亚那样的中东国家，就连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在试图抵制西方的影响力。其实，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明智的国策就是以行政力量为杠杆，推行各种积极措施，包括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完善教育制度以提高国民文化教育水平，保护知识产权（以减少知识产品“非排他性”问题）以造就一个鼓励竞争和创新的环境，有效地分配和利用社会资源以推动知识产品的创造。从长远看，这不仅可以在经济上实现后来者居上的目标，也有助于消除以美国文化主导“全球文化”发展的隐忧。
注释：
①Martin Wolf,Why Globalization Work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②Jagdish Bhagwati,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③S.Edward,Openness,Productivity and Growth:What Do We Really Know? Economic Journal.Vol.12,pp.1-43,1995.
④Jeff Faux,The Global Class War:How America's Bipartisan Elite Lost Our Future-and What It Will Take to Win It Back.NJ:Wiley,2006.
⑤Jeffry A.Frieden,Global Capitalism: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W.W.Norton,2006.
⑥Klein Naomi,No Logo: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Toronto:Knopf Canada,2000.
⑦Joseph E.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New York:W.W.Norton.p.253,2002.
⑧D.Rodrik,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
⑨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Internet:www.imf.org/external,2004.
⑩Alan Rugman,The End of Globalization.New York:Amacom,2001; J.Gray,The End of Globalization.Resurgence 212,May-June,2002.
(11)全球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过程，讨论见：Robbie Robertson,The Three Waves of Globalization:A History of a Developing Global Consciousness.London & New York:Zed Books,2003。
(12)国外直接投资以跨国控制为主要特征，是公司通过投资而控制境外的生产经营活动，它不仅是资金的投入，往往也带来国际间的技术、设备、半成品、管理人员的转移。
(13)世界贸易占世界产出的百分比，一直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又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见Paul R.Krugman,Pop Internationalism.1996.Cambridge:MIT Press:Malcolm Waters,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1995。
(14)Nicholas Crafts,Globalization and Grow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MF working paper,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2.
(15)Michael Mussa,Factors Driving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presented at Globa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August 25,2000.IMF paper; Patrick Mendis,Americanization of Globalization.Public Manager.Fall.pp.4-8,2005; Joseph E.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New York:W.W.Norton.p.9,2002.
(16)Stephen Hymer,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1976.Cambridge,Mass:MIT Press(previousl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1960).
(17)比较优势的讨论，最早见：David Ricardo,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London:John Murray),1817。
(18)见UNCTD,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Statistics.NY:New York,1983,1997; P.L.Yates,Forty Years of Foreign Trade.Longdon:Allen and Unwin,1959。
(19)J.H.Lowe,An Ownership Based Framework of the U.S.Current Account-1992-1998.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2001.
(20)概况性讨论，见P.Krugmann,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69-479,1979。
(21)Stephen Hymer,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6.
(22)Stephen P.Magee,Inform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An Appropriability Theor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The North-South Debate,edited by Jagdish Bhagati.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77.
(23)Charles P.Kindleberger,American Business Abroad:Six Lectures on Direct Investm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
(24)对国外直接投资文献的概括，见Scott X.Liu,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n Re-examination Using Signaling Theory.Westport,Connecticut:Fraeger,1997。
(25)此领域的文献众多，主要见：Ronald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s.4(November):386-405,1937; Oliver Williamson,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5; David Teece,Transactions cost economics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An assessment.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7:21-45,1986; Jean-Francois Hennart,A Theor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nn Arbor,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
(26)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6(4):387-389,1954.
(27)K.J.Arrow,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s,in Nelson,R.R.(ed.),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28)Stephen P.Magee,Inform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An Appropriability Theor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The North-South Debate,edited by Jagdish Bhagati.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7.
(29)Johnson,Harry G.,The Efficiency and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In Charles P.Kindleberger editor.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A Symposium.Cambridge,MA:MIT Press:33-56,1970.
(30)Kerry Segrave,American Films Abroad:Hollywood's Domination of the World's Movie Screens.Jefferson,NC:McFarland & Co,1997.
(31)Naomi Klein,No Logo: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Toronto:Knopf Canada,2000.
(32)该理论在西方已很有影响力，见：Chris Anderson,The Long Tail: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elling Less of More.New York:Hyperion,2006。
(33)Tyler Cowen,Creative Destruction:How Globalization Is changing the World's cultur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34)Patrick Mendis,Americanization of Globalization.Public Manager.Fall:34,pp.3-8,2005.
(35)David Rothkop,In Prai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Culture.Foreign Policy.June 22,pp.1-8,1997.
(36)Peter J.Richerson and Robert Boyd,Not by Genes Alone:How Culture Transformed Human 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37)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在克林顿政府和世界银行担任高职，他以亲身经历出发，写了《全球化和对它的不满》一书，披露了全球化对世界不发达地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并把此归咎于西方国家的自私自利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错误政策。此书在2003年出版后，很快便成为畅销书。
(38)俞可平：《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载《学术月刊》，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