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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8)01-0050-06
这几年，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迅速崛起，西方国家开始盛行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论调。如果我们不能在理论上提出一套可以规范实践、解释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原则和论述，就会在国际上处于道德和外交的被动地位，削弱我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的积极作用，影响我国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最终不利于我国的崛起和和平发展。
一、西方“中国责任论”的缘起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作了《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此后，许多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开始连篇累牍地引用他的发明——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这个表述，从而掀起了这一轮的“中国责任论”。佐利克的主要意思是，中国虽然影响越来越大，正在成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但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在军事发展方面均难与一个有责任的大国称号相匹配。为避免中国走过去崛起大国的老路和在美国面临巨大挑战时再进一步增加美国的负荷，美国希冀把中国纳入到以其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共同担负起与美国等国要求和利益一致的责任，重塑未来的国际体系。[1]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佐利克对中国在国际上潜在的作用、呈现的机会和现在国家的行为特性带有更正面性的解读，但更多地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劝诱、引导、期望和拉拢。虽然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上的行为、国内政治的治理以及市场的开放性仍有不满，但他们认为是可以通过对话和规劝让中国修正的。这就是说，它不强调、不突出威胁，而是以共同利益、大国的义务与道德性、对话与协商解决问题的手段、[2]世界体系的利益分享者为维系点的“入股与结伙论”。
另有一种从学理上和世界治理的角度对中国责任论进行归纳的论点，具体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由于中国力量已经壮大，地位已经提高，中国已不能再“搭便车”了，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中国必须负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如在国际救灾、扶贫、维和和承担国际组织的经费方面更多地出钱出力。第二，西方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还很不够。中国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让外国资本自由地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第三，道义上的责任。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应该逐步按照普世的价值理念和国际体系的博弈规则来行事。①在扩大对外经济合作时，要以现代的人权、劳工环境和道德标准规范企业行为。第四，作为二氧化碳第二大排放国，中国需要对控制世界的温室效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另外，欧洲提出了欧洲版本的“中国责任论”，其中心意思是，中国要全面履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义务，向其成员国全方位地开放货物、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市场，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解决好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问题和加大对“倾销商品”的惩罚力度等。②他们还批评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是“新殖民主义”，维持了当地“邪恶政权”的生存。③
二、对责任论的客观辨析
对于西方国家提出的责任论，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来评价，即它有着符合西方内在逻辑的合理性，也有其私利的意图和制约中国的战略和策略因素。其合理性包括：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与软实力的扩散，其影响确实已延伸到了许多国家的传统势力范围内，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它们国内市场的运行惯例及资源分配的过程。④而全球化又使它们的传统优势产业和贸易处于不利的竞争境地。其二，中国影响在淡化、削弱和改变着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和观念，以及已经固定化的依赖关系、力量结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等。同时，美欧等国已感到无法完全用高压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力量增长与权力运用的意志和方式。⑤其三，世界性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增多，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与难度在增加，而美国的战略与资源分配的重心在伊拉克，使其无暇和无充分的能力去全面、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对于欧盟和日本来说，由于先天的局限性和对承担世界性公共物品的私利考虑，它们也希望有国家来分担责任。而中国正从现行国际安排的制度和西方的市场中大幅度地获利，因此，西方国家心理上已无法容忍中国再成为“搭便车者”和“袖手旁观者”。其四，中国被美国列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⑥认为中国战略上的不确定性在增加，再加上中国在价值观和权力运用的意图和方式上与欧美大国有距离，美欧国家在战略上非常担心中国会成为颠覆现行国际体系的国家。为此，它们从预防的角度出发，引诱中国以建设性的态度维护目前的国际秩序。其五，它们认为中国的挑战是多样性的，不单单是硬力量的威胁，因此，美欧要力争避免以硬力量直接围堵中国。另外，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增加，中国已一定程度上融入了现行国际体系的规范中，并在该体系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它的发展也需要西方经济和技术上的合作。所以，以“责任论”及荣誉、地位来塑造中国的行为，套住中国可能脱轨的发展势头，被视为是最有效、最可行和最不太可能造成中国反感和抵触的策略。其内在的意图可能有：通过过分抬高中国的能力与影响，分享中国的利益；以政府行为干预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合理的商业竞争，阻遏中国的力量拓展势头；削弱中国的处理国与国关系新模式对它们主导性模式的侵蚀；把中国纳入其控制的规制中去。另外，他们也希望通过中国“责任”的提升，来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朝着所谓“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中国不确定论”给全球经济、资本和安全带来的冲击。[3]
但是，西方责任论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并不等于完全的一律性、公正性和必要性。因为责任论是在先验性地认定中国与西方国家内在价值观、外交政策与行动的主要依靠力量、对外行事风格、国家力量水平等要素趋同的前提下提出的笼统性概念。
其一，它回避了双方的力量并不等量齐观的事实。目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能力衡量往往是按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的总量及外汇储备与经济发展速度计算的，回避了人均要素、中国庞大的贫穷人口、东西发展差距及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所以，它是不科学和不全面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三或第四大经济体，有必要在其实力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地更多的承担国际社会公共物品的份额。⑦但是，中国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很低，国内贫富差距悬殊，一般民众受教育的水平仍然很低，法治观念缺乏。所以，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中，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承担同样水平的责任。
其二，它忽视了双方价值观、文化传统和基本利益的不一致性。美国维持的是强权政治、普世价值观、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旧国际秩序，以及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源分配格局。而中国强调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和谐世界”等思想理念，反对以武力、高压、威胁、制裁等方式让一个国家屈服和改弦易辙。中国虽然反对具有不平等性、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特征的现行国际权力运行模式和决策程序，但是，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又力争要维护“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化的世界秩序”，即传统的国际体系特征——不希望主权销蚀；强调国家中心地位。[4](pp.206-207)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及向中国外交官所作的暗示——开展类似战后美、苏、英在建立新世界秩序过程中的合作，均证明美国是国际体系的修正者，而中国是现状维护者。中国显然不会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成为美国构建新世界秩序的同路人。
其三，承担大国的责任，即承担超越本国狭隘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国际性义务，作为一个抽象和广义的道德性概念，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责任的映像点又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国际与地区制度的构建、义务的承担与依从；⑧对各种热点和双边问题采取的符合道义性、法理性、公平性、贡献性、分担性和正义性的政策和行动。从目前的外交实践看，国际上对责任的评价往往是强调后者，即通过具体的问题，有关国家在事件上的作用、行为、担负的成本比例、道德的趋向来体现的，而且不同时代有不同特点。[2]它的难点是在许多问题上对大国的责任要求是非一律性的，是矛盾的或模糊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目前没有一个权威的国际性机构可以对一个利益交织的问题作出明确的责任定位，对各国的行为和政策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即使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对某些问题提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和要求，但在具体操作中，各大国的解释、行动的力度和方式仍然会有差异。另一方面，因国家的性质、利益的关联性、道德观、实际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问题发生原因与性质的判别差异等，使各大国对具体问题的应对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
其四，美欧对中国提出责任论的私利性和非公平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在知识产权的盗版问题上，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称，加拿大被认为是“全球盗版最严重的国家”，该国的人均盗版损失率几乎是中国的10倍，美国政府因为加拿大缺乏强制性知识产权保护，已经连续三年把加拿大列入“观察名单”。[5]但是，美国并没有对加拿大采取高压政策。在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美国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美国对遏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并没有采取负责任的立场，而是拒绝承诺具体的减排比例。在非洲问题上，由于过去殖民主义的原因，美国和欧洲国家一直把非洲视为它们传统的势力范围。正因为如此，它们不愿看到具有战略竞争性的中国迅猛地进入非洲，“染指”并分享这块宝地，削弱它们久已存在的政治、体制、价值观、文化和经济影响及其相关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开始激烈批评，中国的“重商主义”就是对非洲新的殖民主义，是资源掠夺；谴责中国不利用其在苏丹的经济影响来解决达尔富尔危机。但是，西方国家对于以下基本事实却采取了故意回避的立场：原西方宗主国在非洲独立后，继续将其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对非洲实行单一经济政策，维持依附性殖民经济体系。它们提供给非洲的经济援助既条件苛刻又不促进非洲独立的经济体系建设，造成了非洲长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单一的经济结构和巨额的外债。与此同时，2006年非洲出口的石油中，中国只占了8.7％，欧洲占36％，美国占33％，日本是苏丹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一些大型美国石油公司，自2003年以来在西非的投资额年均达100亿美元，2006年非洲对美原油日出口量约为223万桶，超过中东地区222万桶的日出口量。中国确实对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军事援助，但这种军事援助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6]
另外，美国建立非洲司令部(AFRICOM)的行动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它对中国的批评更多地是反映其战略上对中国的牵制和保持它传统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出于人道主义、道义性和正义性的目的，因为组建非洲司令部的真实意图被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赢得对非洲地区石油资源的控制权，监控非洲资源及运输通道，给美国在非洲的能源安全上加了一把“大锁”。二是对抗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在军事上控制整个非洲大陆，在政治上继续推行它的民主制度。
三、责任论对中国的消极影响
可以说，威胁论和责任论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两面，它以交替的方式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当威胁论作用不大时就转化为责任论；当中国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承担责任时，“中国威胁论”又会盛行。
责任论与威胁论一样，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内外政策、行动和形象带来了消极影响，主要反映在六个方面：美国和欧盟内部对我国的政治和战略压力及要求会升高，原先对我国宽松的政策会收缩，它们会与日本等国合作在国际贸易组织内部对我国采取联合政治与法律行动，我国贸易、金融和市场将面临加快改革和开放的新压力；国际舆论、非政府组织对我国的批评会增加；第三世界和周边国家对我国的合作方式与规模会显示警惕并附加条件；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会显著增加，对一些过去曾回避的地区与世界性矛盾，我们将不得不与发达国家共同联手解决，这将引起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具体地讲主要有：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议员准备对进口中国的商品施以惩罚性的关税；2006年11月到2007年7月，美国反常地连续四次在贸易领域向中国施压，包括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指责中国为一些出口行业提供政府补贴；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铜版纸产品征收临时反补贴税等；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政客利用我国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鼓噪抵制北京2008年奥运会；由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列全球第二，“中国污染输出威胁论”和“中国气候变化责任论”的论调在蔓延，发达国家和国际舆论倾向于让我国承担减排的量化指标，这对我们目前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理论与实践上的应对之道
责任论是西方国家新增生的对华牵制和施压的筹码和工具，使我国在道德上处于被动的地位。鉴于它的消极影响，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探寻出应对之道。
首先，对责任要有一个合适的定位。目前国际上提出责任论的法理性要素是国际制度、国际法、人权和人的尊严高于主权、普世价值观、全球治理、经济互惠性、自由经济等。显然，它是不同于中国政府自己认定的国际责任的，因为它没有把中国政府要考虑的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传统文化、国家的性质、中国在国与国关系中的价值基础和身份等因素纳入其中。因此，中国要承担国际责任，必须首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及国际等级结构中的不同力量要求。[7]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既要由外及里，也要由里及外地考虑问题。承担国际责任是指对整个国际社会或地区负起责任，而不是仅仅对特定的国家群负责。责任的基本目标是：使全球和特定地区更安全、经济上保持繁荣、政治上稳定；促进人权和人的尊严及人的基本生存权的保障及政府的良治；推动中国和各国的经济合作能够在互惠和互补的基础上发展；积极配合国际社会应对影响人类生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当然，上述不同的责任目标之间也有可能存在冲突和不一致的地方，这就需要平衡和相互协调。平衡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把基本国家利益实现纳入到国际道德和国际规范的框架内，并确保中国良好的大国形象和声望。
其次，从中国承担责任需考虑的因素看，它须以大国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国际制度对各国的规范，国际承诺，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国家利益，本国的发展水平、发展能力、价值观等诸要件的组合作为基础。其中，前面五种属于外部要素，后四种属于国内要素(也可称本土责任)。[8]目前在确定责任时，主要重心仍然以国内为主，因为超越阶段的“承担国际责任，很有可能造成超负荷运转，最终和平发展受阻，崛起受挫”。[7]作为一个总体上仍然是地区性的强国，中国的责任首先是地区性的。[8]但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和延伸，其责任应越来越重视国际要素，力争国内和国际要素的平衡。
其三，由于责任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其政治制度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同一程度、经济的持续发展的要求、外交中的政治文化和传统的内在性及在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中追求的国家利益等要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原则上我们只能在我们能力允许的范围和国情与舆论认同的前提下，沿袭中国人特有的传统风格，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参考国际上普遍的先例，形成我们的有限责任。我们承认责任并不意味着亦步亦趋地去全面承担西方国家指定的责任，被纳入以它们的价值观和利益需求为导向的轨道。因为一旦这样做了，整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与行动就会陷入迷途，我们外交上依靠的基础就会动摇，就要无穷无尽地去应对西方国家提出的配合承担责任的要求。
其四，我们对责任要具体问题具体定位，按照纵向和横向的多国对照的方法，确定相应的尺度。在每一个我们和西方国家及国际社会发生歧见的问题上，我们都需要按照国内外国家利益的平衡、国家形象、国际舆论的主流倾向、大国自律性的道德标准、欧美承担的相应责任的情况(包括历史上的)来对我们的责任作出具体定位，包括区分责任的大小、限度、目标、主次性和承担的阶段性，需要时间过渡的要列出大致的时间表。
对于经济责任，在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贸易平衡和知识产权变化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在不严重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在扩大承担相关责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需要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批评，同时也要让美欧承担一定的责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各种困难。如人民币过度增值和美国提高关税，将使中国企业出口贸易变得薄利，甚至无利；2007年，受我国对2268项商品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影响的就业人数惊人，仅纺织业就有2000万人；中国近年来已成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打击对象，多年成为反倾销措施的最多应诉国。其中欧美的限制措施更直接影响了中国8000多家企业及50多万职工生产与生计。[9]在对非洲、拉美和东南亚等地的对外经济合作项目方面，总体上属于互惠互补的合作和合理的商业竞争，我们不需要画地为牢。但在经营的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资源开发的适度性与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及其个人权益、传播文明和政府良治的理念、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西方公司协调关系、规避对具有种族冲突潜在升级和国际势力插手的复杂政治环境的地区进行投资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时间和运用新思维来逐步调整。如我们对苏丹进行大规模投资前，没有政治风险评估机制；当达尔富尔危机升级时，我们又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性，仍然以传统的不介入和否定事态严重性的套路去应变，低估了其对我们形象和利益造成的消极影响。
对于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我们要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对我们子孙生存环境负责的态度去积极承担。节能减排已是世界性的趋势，而我们国内高污染和高能耗的经济发展也确实已经给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及城市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在承担这个责任方面，我们需要强调三个要求：第一，作为主要工业化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必要优先履行《京都议定书》的义务；第二，美、欧、日等国家及地区应采取积极的姿态向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转让高效利用化学燃料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第三，我们原则上不接受强制性和量化减排指标，但应该自觉参照国际标准，通过内部调控、政府的技术援助和制定强制性的达标要求来逐步向国际指标靠拢。
对于政治与外交责任，我们既要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特性，根据利益的攸关程度和大国的战略关系综合考量，以韬光养晦的要求决定承担责任的方式和程度；同时，在必要时，也要根据国际社会的总体判断与要求、事件的是非曲直及危急程度，采取积极地与大国同步的责任措施，包括适度地介入与干预。
总之，对于我们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问题上承担责任的状况，我们要有客观与全面的评价，对于承担国际责任方面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绩，要进一步突出宣传，争取我们的道德优势。同时，也要加强与西方英语和法语媒体的沟通，对一些误导性的报道要进行及时辩驳和匡正。对于欧美等国在国际上不同形式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要列为外交交涉、国际论坛讨论和新闻报道的议题，使“责任论”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并力求使“道德论”和“责任论”成为各国追求人道主义、平等利益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公平合理的手段。
五、和谐世界与“新责任观”
建设和谐世界与我国承担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责任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建设和谐世界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是表明了我们的战略抉择，要处理好我国与大国和周边国家及它们之间的各种矛盾，化解或缓和冲突；力争经济合作的互利双赢和实现全球经济和谐发展，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二是确立新的价值取向，推广世界文明与价值观的多样性及国际政治的多极化与民主化理念，促进爱好和平、讲求正义、尊重秩序的大国责任意识的扩展，探寻世界各国价值观的共鸣点，推动不同文明和谐进步、共同发展的新安全观。
从和谐世界方面来看，如果对责任论处理不当或忽视其中的合理诉求，只强调自己的安全与发展利益，不考虑全球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忽视与别国利益的平衡，低估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人类生存需要，就有可能使我们同一些国家的矛盾尖锐化，不利于对外经济合作的持续发展和良好国际环境的形成。宣传和谐世界的理念，必定需要相应的实践作呼应，需要作出与全球治理、经济相互依赖和安全共同体的趋势相一致的奉献和牺牲，否则不利于和谐世界与和谐地区的建立。而从责任论方面来审视，现在西方国家所宣传的责任观带有国际旧秩序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色彩，具有极大的不合理性。我们在强调调整政策的同时，要适时地倡导以我们的价值观为核心的新责任观及其大国的行为准则，推动相应的和谐世界的国际制度建设，逐步让西方国家改变完全以它们的强权政治、优势利益和单一的文明价值观为基础的狭隘的责任意识和要求。对于新责任观，逐步扩大在国际组织中的政治作用和经济责任是新责任的重点；把对第三世界人民、家园、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热爱、尊重作为新责任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力所能及地参与安全热点问题的解决，并争取取得看得见的效果是责任提升的保障；逐步、有限地开放国内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和品牌是责任的利益性体现；平衡与不同大国的利益与责任是责任的关键。
总之，我们要在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上，成为“新责任观”的共同定义者，维护世界秩序责任的分配者、共担者，国际利益分享者，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注释：
①参见黄靖：《西方不断传来叹服之声警惕有人“捧杀”中国》，《环球时报》，2006年2月9日。
②参见2006年10月24日欧盟发表的《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的责任》对华新政策文件和《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经济文件。另见贸易代表曼德尔森2006年6月访问中国时的一系列讲话。
③参见安东尼·哈尔夫：《“中国是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吗？”》，http：//finance.sina.com.cn，2006-10-27。
④美国学者提出，中国是以“多面权力(multidimensional power)”的增长方式崛起的。参见Harry Harding's presentation at Stanley Foundation Conference on National and Global Security，December 7，2006，Washington，transcript，p.10.The conference title was "A World Remade:the United States and Rising Powers in the 21st Century".
⑤2005年佐利克发表讲话后，美国就相继与中国举行了“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其目的之一就是想与中国讨论广泛的世界问题，把中国纳入到“大国协调”中来。参见Daniel Drezner，"The New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7.
⑥See US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2006，Department of Defense，pp.27-30.
⑦以2005年为例，中国人均收入为1740美元，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4％，日本的4.8％。中国贫困人口还有1.3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0.4％，占世界绝对贫困人口7.5亿中的18％。参见《西方热捧中国官方媒体提醒警惕糖衣炮弹》，2007年2月《半月谈》。
⑧这里主要是强调大国参与和建设机制中的领导责任，其目的是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另一个隐含的效用是维持本国的国际声誉和信用。参见刘宏松：《声誉、责任与公正：中国多边外交的三种需求》，《国际观察》2004年第4期；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