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模式的挑战：“纵向民主”与中产阶层发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论文,纵向论文,中国论文,阶层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4-0068-06
1982年美国约翰·奈斯比特所著《大趋势》一书，预言了未来社会十大趋势，至今大部分已成为现实。2009年，奈斯比特在经过多年的对中国社会的组织考察与研究后，又推出了《中国大趋势》，该书中强调的核心观点是：“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他指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我们称之为‘纵向民主’。”[1]《中国大趋势》所提出的纵向民主以及“一个新体制的崛起”，[2]实际上就是指当前国内外学者所热议的“中国式民主”与“中国模式”。然而，当下中国社会在政府主导与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兴起的中产阶层，其发育、发展如何适应这一中国模式与纵向民主，后者又如何引导、培育与扶持中产阶层健康壮大，这不仅是两者皆必须应对的严峻挑战，而且也关系到中国模式发展的价值意义。
（一）
苏联东欧社会发生剧变后，西方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在其名著《历史的终结》中提出：“我们在见证的或许不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战后某个历史阶段的过去，而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然而经过改革与发展后“中国模式”的崛起，却证明了福山“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或论断未免下得太早了。
对于“中国模式”的发展，西方社会已表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甚至不适的心态。因为这种模式与西方的民主价值与发展模式背道而驰。这促使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往往从不同的视角来诠解中国模式的内涵。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提出“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模式，而美国学者布莱克则用“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来解读，这两个观点在西方均颇具代表性。按当下中国一些政治精英和学者的阐释，中国已形成了较为独特“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然而如何诠解中国模式，如何体悟这一“举国体制”的动员力与高效率，以及如何区别其与其他模式之间的不同，我们认为还有几个层面的关键因素。
首先，思想意识形态是重要因素。美国学者舒曼(Franz Schurmann)认为：“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无论伟大的人物，还是平庸之辈，都在用组织化了的政治权力达到不同的目的，演出人类的戏剧。他们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的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糅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糅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3]舒曼所说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因素，也即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中国式表述，从而为中国社会确立统一的指导思想，成为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维系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
其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是“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倡导司法独立的法治理念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坚持共产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这充分反映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体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和政治思想。
再次，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体现的是“增量式”发展。这一方面推行的是选举民主加协商民主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与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以及政党“一切为了竞选”是有所不同的。另一方面，中国政治模式的最明显特征以及中国现代政治走向是增量民主，即政治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或者说是渐进改革。因此，中国模式不是静态模式，而应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动态的模式。
其四，在社会建设方面，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分离、社会以自治原则、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社群主义为要素的市民社会。这是当前中国民主政治稳中渐进发展的战略选择，其需要从纵向上以一种新视角去审视与研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发展成果，而避免脱离国情去盲目与西方国家进行横向比较。
显而易见，中国式纵向民主同西方式横向民主，不仅具有历史路径的不同，而且存在内涵特质的差异。从价值取向而论，中国政府基于自身国情追求的是和谐、稳定与发展，而西方政府根据政治文化传统，追求的是自由、权利与公义；前者注重维护国家利益、全局利益与集体利益，而后者则侧重维护个人权益；前者倡导家国一体，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而后者则认为家是家来国是国，国家与社会是分立的。当前西方社会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如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公布对27国民众调查表明，仅有11%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在正常运行，而有23%受访者认为资本主义存在致命弱点（法国人有43%表示对之完全失去信心），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中国模式与本国国情特点紧密联系，其价值内核是集中高效，是负责任的威权体制。然而我们对中国模式也必须有问题意识，也必须考量其存在的风险挑战。如在政治层面，就有着明显的政党国家化趋势、过度意识形态化问题、缺乏有效的对公权力的制衡机制以及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等。在经济层面，“自上而下”式的增长已产生巨大的环境成本与资源浪费等问题。这些问题挑战的关键与核心，是中国模式与纵向民主是否能可持续发展，国家、政府与社会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机制与管道是否畅通，不使体制性瓶颈、制度性“肠梗阻”郁积滞留在中间环节，而成为社会“亚稳定”症结。同时，现代化社会走向成熟的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中产阶层的健康发育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壮大。如果受“外源性”影响的中国中产阶层与纵向民主存在矛盾与冲突、纵向民主存在着上下双向管道的瓶颈与梗阻，那么不仅使当前的中国中产阶层发育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成为社会紧张与张力的动因，而且会酿成改革停滞或者后退，成为社会失序的隐患，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也将受到置疑。
（二）
纵向民主要成为一种令世人瞩目并称道的中国模式，其关键之一就在于如何使现代社会推动民主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与之相互适应与融契；中国中产阶层应成为纵向民主发展的主体与主干。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又比社会发展缓慢的态势下，纵向民主功能的优越性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中产阶层在政府与社会中承上启下的作用逐渐迟钝。很显然，如果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不能健康发展，其功能作用不能正常发挥，这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势必将出现“系统性故障”与“结构性问题”。因此，这不得不使人们从政治性根源与制度性成因来深入考虑问题。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发育已出现“亚健康”病状，而这一状况正是社会道德滑坡、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矛盾凸显与各种冲突增长、人们心理承受力降低等所构成的社会“亚稳定”的主要症结。
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人数约占总人口的22%。据调查表明，58.5%的人认为新社会阶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大”或者“比较大”的同时，也有近半数的人觉得这个群体缺少归属感，对他们“心存顾虑”。企业家“原罪论”、“中间过程利益集团”、“权钱交易”、“权力寻租”、部门行业中的“潜规则”、“非典型性腐败”、滥用公共权力等腐败现象，指的是他们；甚至收入差距拉大的矛头，也对准了这个群体。从各方舆论中可以看到，中国大众对这股中坚力量并“不买账”。当前中产阶层发育之“亚健康”病态已比较严重，生命攸关的医疗医药和食品安全问题暂且不论，从以下三个领域即可略见一斑。如大学是公认的“制造中产阶级的机器”，然而在当下却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近年高校院士、校长、教授学术不端抄袭丑闻层出不穷，“论文造假流水线”、“论文经济”令人瞠目结舌；一批校长、院长、书记在学校基建中受贿腐败案迭出；钱学交易、权学交易泛滥，导致教授、博士学位“官员化”、“资本化”，以及乱收费、招生腐败等乱象丛生。2009年竟爆出湖北教育学院颁发上万本科假文凭事件；燕山大学竟将学校扩建时每亩6万元征收的教育用地以每亩130万元倒卖473亩！据调查显示，56.5%的人对当下教育现状认为“越来越不公平”，择校费、大学高学费和高考加分政策分别有75.8%、69.3%和58.7%的人认为是最严重的教育不公平现象。对于高校学术良知下滑，对名利却趋之若鹜之现象，一个著名大学党委书记愤怒地指出，大学“越来越呈现堕落的轨迹”。[4]而一个大学校长则撰著《中国教育怎么了？》，发出深刻的忧思。又如，中介组织腐败日益严重。中介组织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大类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是典型的中产阶层聚集领域。然据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介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中介市场秩序和执业环境的紊乱，不仅成为一部分中产阶层蝇营狗苟、追逐利益之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市场社会秩序失范。一些有影响的媒体甚至指出“中产阶级与权贵一起堕落”。再如，“体制内阶层”腐败泛滥。所谓“体制内阶层”，指的是由依靠与享受现行体制资源获既得利益的群体。主要包括公务员群体、国有垄断企业、事业单位等等（全国公务员约800多万人，事业单位约3000万人），他们都是中产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公认受益最多的群体。但他们却被网民们称为“黑领”。近几年以来，在这一掌握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源的群体中，因灰色收入、“潜规则”、官僚衙门作风、“吃空额”、高管薪酬、财产浪费、市场垄断、决策失误等受到诟病抨击最多，而且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违法乱纪、贪污贿赂、损公肥私、买卖官职、公权暴力化、司法腐败、公权寻租等等腐败大案、串案、窝案已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每年全国“两会”代表提出整顿议案，却都不了了之。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最大威胁的腐败现象也是主要发生在这一阶层身上，对于社会政治稳定来说，这个阶层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理不讲自明。”[5]
上述三个领域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如高校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校“行政化”、“官僚化”，行政权力压制了学术权力；中介组织问题主要是公共权力侵蚀中介市场、“政社不分”，形成寻租行为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为其违规腐败提供了条件；“体制内阶层”问题的症结在于权力不受监督与约束，权力进入市场寻租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的结果。总而论之，公共权力对资源配置的纵向体系垄断性支配，是腐败产生的政治性根源和制度性成因。从经验与理论而言，中产阶层是能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文化资本与专业技术，是市场的主要力量。然而一旦他们利用这些能量走向反面，即便是个体也会造成社会极大危害。从历史与现实考察，中产阶层是社会秩序关系的一种“矛盾与变量”，[6]中产阶层的社会行为有时就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健全与完善的制度与法治环境的规范，没有正确的引导、扶持与培育，他们的社会行为也会使社会秩序失范、失序。中产阶层不健康，社会就必然问题化！
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特征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已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和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利益诉求、行为模式的多元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这一社会变迁中，促使原有的社会矛盾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各种新社会矛盾凸显。“各个社会阶层要稳定、协调发展，就要建立阶级阶层的利益整合机制，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机制。”[7]当下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如何塑造与提炼中产阶层。如依深层次的原因，将社会矛盾总结概括为以下四大类[8]来分析，在这些社会矛盾中，中产阶层都是这一充满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舞台上的主角。
一是贫富分化（包括劳资、城乡等矛盾），当前中国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已达4.7，已超过国际公认的社会风险警戒线4.0（欧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社会张力已经积累到令人警觉的程度。而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之一，就是中产阶层难以拓展，社会冲突必然扩大。贫富矛盾不但激起社会仇富心理，而且引起中产阶层的分化。如一部分专家学者成为上层阶层利益摇唇鼓舌、煽动、辩护与游说的吹鼓手；一部分知识精英“愤青化”，推波助澜民粹主义潮流；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慷慨激昂、摇旗呐喊，成为下层民众的代言人。如薛涌的著作《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9]就从实际与理论上论证当下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基本合理，即为典型范例。
二是官民矛盾，也即干群矛盾。当前社会变迁时期的干群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有腐败问题、国企改制问题、官僚衙门作风、司法不公、特权现象、以公谋私、乱用公权以及公权暴力化等等，已致使当前干群矛盾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突出性问题，并存在着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三是政社矛盾。这是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矛盾。目前全国有400多万社会团体，其中80%由于无挂靠单位而不能通过社团登记管理条例设置的门槛，处于“非法生存”状态。最典型的事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来，由刘猛担任领队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一直驻守都江堰，为灾民提供援助志愿服务，曾被国内各大媒体封为“最牛志愿者”。然而由于找不到体制内的部门作为主管单位，竟使其遭遇生存危机。在市场经济下，没有社会组织之中介作用，必将致使国家与社会关系紧张。
四是文化矛盾。邓伟志总结概括至少有五类文化矛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有神论与无神论之矛盾。这些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中产阶层都扮演着主角。实际上，任何社会运动或社会思潮，没有中产人士的组织、宣传、推动都是难成气候。一方面，中产人士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他们成为社会左、中、右各种思想观念与理论的代表者。另一方面，正因为价值观多元化和价值选择的自由性，以及中产阶层发育心态不够成熟，缺乏中产阶层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中产阶层也易迷失于西方五光十色的价值观中。而各种文化矛盾与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演变为价值对抗与政治冲突。故引领与整合各种社会思潮也已成为执政党既艰巨又繁重之任务。
从上述四大类社会矛盾与冲突考量，中产阶层如果不能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不能同其他阶层协调、合作、互利共赢；不能同国家、社会良性互动、互构；不能被塑造成维系社会秩序的结构性要素，那么社会矛盾与冲突必然会扩大，并势必产生社会风险与危机！
（三）
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社会和谐稳定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故当下中产阶层的“亚健康”状况以及在社会矛盾中的“冲突与变数”，应该促使我们倍加警觉。中产阶层要成为理论假设中的社会秩序“稳定器”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没有执政党与政府正确的引导、扶持与培育，没有健全的制度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由异质群体组成、内部又良莠不齐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也会异化呈现负面作用，导致社会秩序的“亚稳定”。
一是社会诚信危机。社会诚信在现代社会，既反映一种社会形态下主体道德情操，又展现了精神价值世界。社会诚信、政府公信不仅是契约社会、法制社会和市场社会的前提，而且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然而由于当下中产阶层“亚健康”状态，导致社会诚信危机，使市场社会秩序失范，假冒伪劣泛滥、欺蒙诈骗充斥的现状已令人担忧。据2009年4月28日《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哪些职业失去操守的现象最严重？公众的排序依次为：医生(74.2%)、公安干警(57.8%)、教师(51.5%)、法律工作者(48.4%)、新闻工作者(37.6%)、会计师(30.7%)、学者(20.3%)、社会工作者(10.9%)，这些职业全是中产阶层群体。这使52.3%的人认为整个社会大环境道德滑坡，而73%的人认为职业操守底线一再被突破的首要原因是“人们过于注重对于利益的追逐，忽略了职业信用的重要性”。据调查显示，全国经济合同竟然有50%都带有欺诈性；每年中国因诚信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10]当前诚信社会建设，不仅要依靠制度安排与价值建构，而且必须培育中产阶层市场社会行为的理性、规范与“道德自觉”。
二是公民精神与社会责任缺失。现代公民精神不仅是民主政治体系中的一种政治文化精神，而且是国家与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内在精神价值向度。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中产阶层对政治权力的依附、再分配体制的依赖、缺乏群体意识和参加公共事务的管道和能力等，并不能承担社会治理的重任。以中产阶层最集中的上海市为例：据调查目前在社区事务方面，无论是自发性群团活动还是组织性活动，经常参加的人仅占5%，有时参加的人占15%，从未参加的人却达到80%以上；对社区公共事务认为由政府部门或居委会处理就足够了，“居民没有必要关心”，达38%。[11]世界近现代史发展的经验已表明，法制社会离不开公民文化精神的支撑及其功能的内在驱动，故中产阶层缺乏公民精神，社会建设必将缺少内涵，难以可持续发展。
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难以形成。作为现代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如果只会依附体制权贵、缺乏群体意识和批判思维以及创新想像力，那么社会价值判断势必产生变化；构成一个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荣辱观、权力观、名利观、知识观都会异化，社会就会缺乏凝聚力、向心力，出现价值无序。以体现社会时代文化内涵之电影大片而论，即为最好事例。如当每年西方电影大片在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权利等价值秩序表现出令人热血沸腾、奋斗牺牲、勇往直前时；在为国家、民族乃至全球人类长远利益不断以新的视野进行深刻思考，显示出一种艰苦卓绝、开拓进取、智慧与无畏的精神时，就会使人观后发人深省，感受到思想冲击、精神震撼。而我们的电影大片审美情趣往往热衷表现的是：扭曲价值以及人性阴暗晦涩、情欲变态、虚伪丑陋和勾心斗角，一派低下媚俗的心态，观后使人觉得胸闷倒胃，缺乏一种激情奋发、昂扬向上的理念、价值。这与西方电影价值取向鲜明，形成强烈反差。难怪有媒体称中国导演在观看了《2012》、《阿凡达》电影后，会出现集体失语。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出现断裂，新的价值观又难以形成，市场经济不断影响思想意识，西方社会各种文化思潮与理论不断浸淫、渗透、抢滩中国之时，一些中产精英却放弃价值选择与评判、崇尚无可无不可的文化犬儒主义。因此，当下中产阶层要从“理论自觉”过渡到“文化自觉”，不仅对其自身是个难题，而且对纵向民主也是一种严峻挑战。
四是政府行政部门权力缺乏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力量的多元监督制约，将使干群矛盾、官民冲突的事件日益增多。这一方面是现行组织制度中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分离所导致的政府制度设计的非预期结果。一些在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处于中间或最终环节的基层政府或行政部门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共谋行为”，[12]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中偏离政策的结果，激起群体性事件或社会情绪指向政府。另一方面是在市场社会与政绩考核制度下，基层政府或行政部门往往在地方或部门利益诉求的诱惑与冲动下，乱用公权，引起社会矛盾与冲突。在当前中国政治格局中，地方性问题随时会将社会情绪指向中央，使中央付出一系列隐形的政治信用成本，最终在政治上买单的是中央政府和制度。
五是公民参与能力培养艰难。中产阶层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中坚力量，没有中产阶层的积极政治参与，不仅国家与社会的不均衡发展会导致社会失序、失范，而且不受监控与制约的特殊利益集团会更加强势霸道。在市场竞争的博弈中，他们就会操纵掌控民生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社会资源会更加聚集于其手中，社会天平就会倾斜、社会不公与两极分化就会越演越烈，社会就会产生动荡不安。然而政治参与、社会参与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更应是一种有效表达自己的能力。公民参与能力培养，既需要文化素质作为内涵基础，又取决于公民的法治信仰、宪政理念、社群意识、政治认同以及制度支撑；参与意识和技巧需要每个团体自己养成，需要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来自己发现渠道，建立渠道。[13]否则，囿于参与能力限制，偏执、过激、与暴力等非理性与非制度方式的参与就会出现，并将对民主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四）
奈斯比特认为纵向民主与横向民主比较有许多优点，如：能使政治家们从选举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订长期战略计划；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在不颠覆现行体制的前提下逐步提升社会的自由度，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可能造成的资源浪费与政治动荡等等。然而我们认为纵向民主与横向民主的关键比较，还应关注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制度生态，二是中产阶层。然中国模式的纵向民主发展并不成熟，其还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与严峻挑战。尤其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又比社会发展缓慢。这种不平衡状态，既造成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以及资源分配不公等而导致社会失衡，又致中国政治难以避免内卷化倾向。这不仅会使社会的政治信任流失、政府合法性基础动摇，而且会使一般性社会利益诉求上升或转化为价值性对抗。要改变这种态势，要化解当前凸显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其关键就是要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纵向民主上下畅通，在国家主导下政府与社会、市场要有健康的良性互动。这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纵向民主上下运行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化的通道；二是中产阶层必须发展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中坚力量，发展成为驱动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力量。只有减少中产阶层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才能缓解或化解其与社会的“冲突与变数”。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然如何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既要必须维护与保障国家主导、政府权威与能力，又要满足个体独立与社会自主发展所形成的民主化要求，使中国模式下发育的中产阶层适应纵向民主，则是执政党与政府必须倾力关注的重大问题。
首先，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必须采用“制度优先”模式。世界现代化历程表明，制度优先就是“后发型”、“外生型”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路径，该模式注重制度的先行，“以制度建设为开端和保障，带动文化观念的现代化，再以现代化的文化观念促进制度的不断完善。在制度选择文化，文化生产制度的循环往复中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变”。[14]因此，“制度优先”模式实际应是纵向民主的原则。其特点如下：一是该模式与维护和保障国家主导、政府权威与能力的改革原则相匹配，因为制度与国家意志相联系，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基础。二是当下中国中产阶层的发育成熟必须由政府引导、扶持和培育，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三是先有制度基础，后有民主政治，[15]“制度是政治参与的重要依托。”[16]以建立民主成为培育中产阶级的条件。四是控制转型社会风险离不开制度保障，推行纵向民主以及政治改革必须依靠制度支撑。制度是社会秩序的核心，也是一个社会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因素。因此，要在国家、政府与市场、社会良性互动与互构的基础上，建立体现民主与公平正义的制度生态环境，使制度系统不仅要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管治”向治理、自治转变的机制，要将全能政府转型为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有限政府，而且要构建民主决策机制、多元社会监督与制衡公共权力的机制等。在政治改革中要健全与完善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资源配置、干部选任与考核、政府信息公开、廉政勤政建设以及领导干部财产公布的制度与机制。总而言之，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供给与创新不仅要与时俱进，体现公平正义，而且要积极推动与促进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加强其心理上对政府与制度产生认同感。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取决于公民参与程度，没有中产阶层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纵向民主的健康发展，中国自上而下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式也必然会导致“体制性迟钝”、体制性问题。
其次，积极发展社会团体与组织，发挥其作用。现代社会应是组织化社会。在这一方面，政府必须转变以往对社会组织的限制、疑虑甚至排斥观念。社会组织的出现，是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一部分，其有利于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合作，有利于避免利益表达的激进化倾向和非理性局面。而缺乏组织资源、又个性张扬的中产阶层不仅是一盘散沙，而且会加强社会原子化的危机。纵向民主建构应是上下两头相互联动推进的发展路径，其中轴应是组织化的社会团体。政府观念上必须对其从消极的监督控制转变为积极扶持培育。因此，社会组织作为纵向民主的“系统枢纽”，中国模式中的国家与社会的新形式联结，发挥其社会功能与平衡杠杆作用，即可以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纽带或传动带，作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通道：自上而下输送的是执政党与政府的政策措施，自下而上传递的是基层的权利诉求。为此，健全与完善社会组织体系，加强政府与之分工与合作，既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防范社会风险，又有利于政府在社会转型中对民主政治的主导，维护现代化民主政治成长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以及对社会治理结构的创新。
再次，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社会价值观体系。现代多元社会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多元价值观的合理性存在。因此，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整合不能再用单一化的行政控制手段。政府一方面要制定政策与措施包容与推进文化多元发展；另一方面要以制度安排和思想意识形态建设作为调适与整合机制，缓解和化解冲突；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引领、培育与塑造中产阶层的文化内涵以及公民精神，推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补、互构与互动。这不仅要促成文化秩序的和谐，而且要使中产阶层健康发展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支积极中坚力量。
综上而论，中国中产阶层健康发育与成熟应是纵向民主成熟的标志，是中国政治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而这一过程，最终考验的是执政党和政府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有无重新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能否在风险社会中发挥政治智慧与制度想象力，有无协调社会阶层利益矛盾与冲突的能力，以及领导各阶层力量在社会发展中互利共赢的能力。总而言之，纵向民主与中产阶层的成熟发展，应是政治文明与制度正义的坚实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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