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序文论文,宋代论文,视野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0)05-0096-10
在中国文体学史上，“序”是源远流长的文体之一，而“记”则是“小老弟”，发展较晚，真正的记体文盖产生于唐代。中唐以后，特别是有宋，这两种文体十分盛行，不仅作者众多，而且流传至今的作品也相当丰富。北宋绍圣二年(1095)朝廷立宏词科，考试科目中就有记、序。大观四年(1110)改为词学兼茂科，南宋绍兴三年(1133)又改为博学宏词科（三者统称词科）同，如绍兴法规定以“十二体”（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考试，记、序包括在其中。这是因为词科开设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词臣”，也就是朝廷和官府的应用文作手，而朝廷、官府的各项工程建设、典籍编纂，都需要镌记冠序，以记叙其事迹并歌功颂德，故两体便“有幸”入选为考试科目；而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印刷术的普及，民间兴造和著述刊行也相当普遍，记、序于是成为朝野上下广泛应用的文体。在词科考试中，规定记、序必须用古文写作，这大约是因为古文典雅宜于立言的缘故，而记、序列为考试科目，又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文写作的发展。
正因为记、序是考试科目，于是与诗赋、策论等一样，引起南宋后文章学家们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一面强调这两种文体“不可稍类时文”（真德秀语，见下引），同时又用场屋程序的眼光解构作为古文的记、序，从而使古文写作有“法”可依。本文从文章学（而不是文艺学）的视角，考察宋代（少数涉及元代）学者对记、序文体式、作法与写作技巧等的研究，而宋代记、序文的思想性、艺术性之类，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记、序两体虽用途不同，但因它们同入词科考试，同样规定用古文，写作方法又大致相近，故本文将它们组合起来论述。
一、记序的起源及宋代“变体”
“序”的历史悠久，“记”则“资历”较浅，但到宋代，却都朝议论化方向发展，称之为“变体”。宋代文章学家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这对我们认识宋代序、记文的特点相当重要。
1、“序”的起源
“序”（或作“叙”）这种文体，我们并不陌生，《诗经》有所谓大、小序，读书人都耳熟能详。王应麟曰：“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又引真德秀论“序”曰：“序多以典籍文书为题，序所以作之意。”则序有个明确的题材范围，即主要是“序典籍”。元代作家卢挚指出：
夫序者，次序其语。前之说勿施于后，后之说勿施于前。其语次第不可颠倒，故次序其语曰序。《尚书序》、《毛诗序》，古今作序大格样。[1]（《文章宗旨》）
卢氏这里主要是解释“序”的本意。明代学者徐师曾谓《诗经》“小序”乃“序其篇章之所由作”，“司马迁以下诸儒，著书自为之序，然后己意了然而无误耳”[2]（《文体明辨序说·小序》）。这就将序分为两类：序他人所由作和序自己所以作。以上是溯其源，若考其流，则后代除编集时偶有自序外，更多的是请他人（名家、师友、同僚等）为之序，且每刻必有序，论诗衡文，吹拂表彰，以为门庭之光，因此又不局限于序“所由作”，更不在乎“勿施于后”、“勿施于前”的所谓“次第其语”了。序一般置于典籍之首，也有列于书后的，叫“后序”。唐以后又有“引”，徐师曾谓“大略如序而稍为短简，盖序之滥觞也”[2]（《文体明辨序说·小序》）。
这里顺便说说“跋”，因为人们常常以“序跋”连称，而元代文章学家也论及“跋”。其实篇章、典籍的序、跋，是两种功能不相同的文体。“跋”的出现较“序”要晚得多。元人潘昂霄《金石例》卷九曰：“跋者，随题以赞语于后者也。或前有序引，当掇其有关大体者立论以表章之。须要明白简严，不可堕入窠臼。古人跋语不多见，至宋始盛，观欧、苏、曾、王诸作则可知矣。”据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序跋》考证，“至唐韩、柳始有读某书及读某文题其后之名。迨宋欧、曾而后，始有跋语，然其辞意亦无大相远也，此《文鉴》、《文类》总编之曰‘题跋’而已。”徐师曾谓题跋可细分为四类：“跋”、“题”、“书”、“读”，其解说更详明：“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题、读始于唐，跋、书始于宋，曰题跋者，举类以该之也。其词考古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各有所为，而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2]（《文体明辨序说·题跋》）要之，题跋或应人之求而书，或读后有感而作，或记重刊缘起、版本等，与序引自述“所以作”有区别，而与后人所作序相近。
除文籍序外，中唐以后又流行所谓“赠序”、“送序”、“字序”之类。吴讷《文体明辨序说·序》引东莱（吕祖谦）曰：“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时以序其实也。……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故赠送之序，也就是次序其事的意思。至于某人之字序、名序，与字说、字解没有多少区别，不过是寓以“丁宁训诫之义”，离“序”的原意越发远了。这些可看作是序的“衍生品”。
2、“记”的起源
“记”者，顾名思义，即记事之文。其产生较晚，王应麟《词学指南》卷四引真德秀语，谓其“至唐始盛”；又曰：“记以善叙事为主。前辈谓《禹贡》、《顾命》乃记之祖，以其叙事有法故也。”卢挚曰：
夫记者，所以记日月之远近，工费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叙事如史，书法如《尚书·顾命》是也。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然不可多，盖记者，以备不忘也。[1]（《文章宗旨》）
卢氏所指为兴造记。唐宋时代，以兴造、厅壁记最多。《封氏闻见记》云：“然则壁记之由，当是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明初学者吴讷曰：“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2]（《文体明辨序说·记》
3、宋代记、序的“变体”
记体文自然应以记事为主，但并不排斥议论。如吴讷《文体明辨序说·记》所说，即便是营造记，“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但到宋代，随着文化的转型，就不仅是“略作议论以结之”，而是议论的成分大为增加，面貌与唐代很不相同，形成所谓“变体”，吴讷接着说：“至若范文正公《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宋人重理性，喜议论，原因也许很多，而策论在科举考试中地位的上升，至少是重要因素之一。《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五引《西清诗话》云：“王文公（安石）见东坡《醉白堂记》，云：‘此乃《韩白优劣论》。’东坡闻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从他们的相互调侃嘲讽中，不难窥知个中消息。宋人喜议论不仅影响到记、序等散文，连诗赋也以议论为特色，形成学者们所称的“宋型文化”。
如何评价记、序之“变体”？上引王安石、苏轼显然相互含有贬义。金代作家王若虚尝为之辩护，曰：“陈后山曰：‘退之（韩愈）之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予谓不然。唐人本短于议论，故每如此，议论虽多，何害为记？盖文之大体，固有不同，而其理则一。殆后山妄为分别，正犹评东坡以诗为词也。且宋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而后山独怪其一二，何邪？”[3]（《卷三四》）“宋视汉唐百体皆异”，说明宋人为文喜“破体”，喜打通文体间的严格界限，形成各体文（包括诗词赋等韵文）鲜明的“宋代特色”。王若虚认为宋体“开廓横放”，于文无害，没必要强为优劣。王若虚是有道理的，叙、议有时其实难以严格分开，夹叙夹议是表达的常态。况记、序增加了议论成分，较之单纯的记事，内容无疑显得更深刻、厚重。不过，与其他文体一样，“变体”之“变”应该有个限度，“体”的基本特征应予保留。宋代有的记体文几乎全篇议论，记事相当简略，甚至连基本事实也不记，这就未免有些“过”了，像诗赋变得如策论或干脆为语录不能不招来批评一样，议论太多的记、序，也必然为人诟病，不应因其“足以垂世而立教”就加以赞美。如果记与论体文没有多少区别，那不是记的发展方向，而是其特色的消泯，甚至是文体的衰落。
由于宋代的记体文多说理，故方颐孙《百段锦》卷下立“说理格”，举杨万里《带经轩记》、唐庚《卓锡泉记》。《带经轩记》记曰：
杨子将辟斋于南溪之北涯，其地甚肥而美，可为畦以蔬，而朝夕挟书于斯，一日与客观之，且夸其地。
客曰：美则美矣。然今之人目辨红紫者，其口不能应答问之是非；手捉方圆者，其耳不能听英茎之节奏。子于此乎书，则芜子之蔬；子于此乎蔬，则芜子之书，又焉在于带经而锄？
予曰：不然。书者所以为吾事，蔬者所以寓吾意也。早夜孜孜，披阅古今，非徒为是譊譊者，而其在乎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业，故谓之吾之事。然既藏焉，必游息也。由是寓形于韭菘葵菊之间，而忘言于韭菘葵菊之外，非意矣乎？虽事者本也，意则末矣，乌在乎其意也？然学道自洒扫、应对、进退皆足入乎道，虽末也无害其为本，故说者谓君子不当忘乎意。况畦而列之，横邪有径，高卑有陈，则君子之公庭坛宇也；种植有时，采掇有方，芬馨辛烈，有族有类，则君子之陈立经纪也。灌之溉之，由是得涵养之术；锄之棱之，由是得修慝之理。（方颐孙批：此意由粗达精，乃是文惠君见庖丁说养刀而悟养生。）如是，则荷锄而趑趄，不害其为书；带经而嗫嚅，不害其为蔬。吾岂若樊迟哉，规规然专务为老圃之事，而董仲舒又为不窥之勤。彼二子者，所谓楚失而齐亦未得也。①
记体文本是记事之文，本文题目是建造记，但全文只字未着“带经轩”的建造过程，而是言“杨子将辟斋于南溪之北涯”，“一日与客观之，且夸其地”，并设主客辩难，说明带经而锄的可行。这与本色的记体文已相去甚远，而更近于赋体（文赋）。这就是“变”得过头之例。
唐庚《卓锡泉记》，记罗浮山宝积寺之卓锡泉，大部篇幅在论述只要“全吾之神”，一切奇迹皆可能出现。不过从全篇看，记事成分多于《带经轩记》，这种“变体”尚在可接受的范围。从两文可以看出，在体制上，南宋作家较北宋“变”得更为厉害。
“序”的作法与记体文基本相同（详下），故序也有说理。不过在宋人眼里，序说理似乎唐已如此，如韩愈《送王含秀才序》，谢枋得点评道：“王含之祖王绩字无功，尝作《醉乡记》。此序以‘醉乡记’三字生一篇议论，下字影状，可见其巧。此序只从‘醉乡记’三字得意变化成一篇议论，此文公（韩愈）最巧处，凡作论可以为法。”（《文章轨范》卷五）送序竟“作论可以为法”，知在古文家手里，序及其衍生的送序之类，早在中唐就已开始议论化了。
二、记序文的体式与作法
宋、元文章学家对记、序文的体式与作法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他们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指导词科考试，但也正是这种带有功利性的动因，才促进了人们对这两种文体的重视和深度的理性认识，并将它们的作法上升到文章学的高度。就文体发展史而论，“序”虽远早于“记”，但记体文一般结体较复杂，内容较丰富，实用面较宽，而“序则相对较简，用场有限，故学者们给予记以更多的关注，讨论的问题也较广，而序的作法与记大致相同，因此我们为了方便，论述时便先记而后序。
宋元学者们的研究，有从篇章宏观着眼的，也有从字词或局部行文着眼的，故这里分为两节，本节论体式与作法，下节论技法。
1、记的体式与作法
记体文因是用古文写作，故不像时文那样有个固定的“套子”，也就是没有太严格的程序，但基本的格式仍是有的，《词学指南》卷四载记体文的“今题式”（即宋代词科的题式）为：
曾子开（肇）《重修御史台记》首云：“元祐三年新作御史台，有诏臣某为之记”，云云。末云：“辄因承诏诵其所闻，以告在位者，使有以仰称列圣褒大崇显之意焉。”
东莱（吕祖谦）《隆儒殿记》首云：“仁宗皇帝皇祐纪元之三载”，云云。末云：“臣既述其事，谨待制旨而勒之石。”
周益公（必大）《选德殿记》首云：“皇帝践阼以来，宫室苑囿无所增修，独辟便殿于禁垣之东，名之曰选德”，云云。“一日命臣：‘汝为之记。’臣愚学不足以推广圣意，词不足以铺陈盛美，谨采《诗》、《礼》云云，次第其说。”末云：“陛下神圣，必于此有得焉，而臣何足以知之！”
从上引“今体式”可知，记体文有两种格式，一种是将“记”分为序与记两部分，一种是一笔到底。吕祖谦《隆儒殿记》即所谓“一笔到底”，中间没有区隔。曾肇《重修御史台记》则先叙作序之原委，然后才是“记”。分为两节的，分隔处往往有“为之记曰”之类的过渡语。周必大《选德殿记》也是两部分，但与《隆德殿记》略有不同：首叙选德殿的用途，但没有记年月，也没有记该殿的修建过程②，全文“论”多于“记”，突显出南宋记体文的特色。
王应麟《词学指南》卷四引吕祖谦曰：“记、序有混作一段说者（引者按：即上所谓“一笔到底”），有分两节说者。如未央宫，先略说高帝、萧何定天下作宫一段，乃说‘为之记曰’。”王应麟解释道：
作记，有叙其事于首者，如宫殿经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之类，先说在头一段，然后入“为之记曰”云云。周子充（必大）《汉未央宫记》首云“汉高帝……云云。八年，萧何始治未央宫”云云是也。有叙其事于尾者，如詹叔羲《汉城长安记》云：“城肇功于元年正月，已事于五年九月”，云云。“为门者十有二，南北则象斗形”，云云。洪景伯（适）《唐勤政务本楼记》末云“楼成于开元二年之九月”云云是也。
以上所述“今题式”的记体格式，基本上是合理的，与古文的行文自由并不冲突。
关于记体文的写作，宋、元学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各角度、对各部位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主要有：
(1)就题立意
立意是作好任何文章的前提。记体文如何立意？王应麟以为应“就题立意”，他说：
所谓立意，如学记（按：指学校修建记）泛说尚文，是无意也。须就题立意，方为亲切。柳子厚《柳州学记》说“仲尼之道，与王化远弥”，此两句便见岭外立学，不可移于中州学校也。
他是说记体文立意必须有特色，要选好、选准切入点，如某建造记，只能用在某地某建筑，不能写成无施而不可的浮泛之文。所举《柳州学记》，王氏盖误记题目，实为《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5]（卷五），不过碑往往也分序和记事两部分，记体文很可能即由碑演变而来，《词学指南》卷四《记》曰：“《古文苑》载后汉樊毅《修西岳庙记》，其未有铭，亦碑文之类。”所引柳文，为该碑首两句。因柳州地远，故“就”文宣王（孔子）庙之题，用“仲尼之道，与王化远弥”开篇立意，为下文“至于有国”（指唐有天下）方“进用文事”选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颇具地方特色。紧扣题目的写法，不仅科场文字特别强调（即要“体贴”题目），也是一般作文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2)文字要“简重严整”
作为记体文格式之一种，是分“序”和“记”为两部分。如何写好“序”呢？王应麟《指南》曰：
记序用散文，须拣择韩柳及前辈文与此科（按：指词科）之文相类者熟读。（韩《南海神庙碑》、柳《兴州江运记》、苏《储祥宫碑》之类，凡文体严整者皆是。又曰：取典则严整者皆是。）作文贵乎严整，不可少类时文。（须忌之、乎、者、也虚字、重字太多。）多字痛自裁节……
记序以简重严整为主，而忌堆叠窒塞；以清新华润为工，而忌浮靡纤丽。（《文心雕龙》曰：“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字删而意缺则短，辞敷而意重则芜。”“综学在博，取事贵约。”）
他首先强调向韩、柳及前辈古文大家的典范学习，使记体“不可稍类时文”。学什么他没有说，“须忌之、乎、者、也虚字、重字太多”，应当只是当学的一点而已。这我们可以联想南宋学者如吕祖谦等大力倡导的“以古文为法”，此不具述[5]。记体文是作为历史留给后人看的，故前引卢贽说应“叙事如史”，所以“简重严整”应当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3)要“善叙事”
《词学指南》卷四引西山先生（真德秀）曰：
记以善叙事为主。前辈谓《禹贡》、《顾命》乃记之祖，以其叙事有法故也。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论体。词科所试，唯南渡前《元丰尚书省飞白堂记》及《绍兴新修太学记》犹是记体，皆可为法，后来所不逮。须多读前辈叙事之文，则下笔方有法度。盖有出处事多如唐折冲府者，出处事少如汉步寿宫者。事多，贵乎善剪截，不然则繁冗矣；事少，贵乎铺张，不然则枯瘠矣。（事多者，笔端自为融化，不全用古人本语；事少者，自作一规模，不使局促，则得之矣。）
真德秀尝编《文章正宗》，所收要求“其体本乎古”（《文章正宗纲目序》），故他对“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论体”（也就是所谓“变体”）很不以为然，不过要求记体文“善叙事”则是对的。如何才算“善叙事”呢？真氏提出两点：善于剪裁，善于铺张，是为“有法度”。这也是对的。
(4)语赡
王应麟又提出“语赡”说：
所谓“语赡”，如韩退之《南海神庙文》“乾端坤倪，轩豁呈露”一段、老苏（苏洵）《兄涣字序》说风水一段是也。虽欲语赡，而不可太长（谓专事言语），不可近俗（如青编中对圣贤语、黄卷上从古人游之语皆是），不可多用难字（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
所举韩愈《南海神庙文》，即《南海神庙碑》，该段写祭神后将离开时的情景：“阖庙旋舻，祥飚送颿。旗纛旄麾，飞扬晻蔼。铙鼓嘲轰，高管噭噪。武夫奋棹，工师唱和。穹龟长鱼，踊跃后先。干端坤倪，轩豁呈露。”苏洵“微风动水”的比喻，为人们所熟知。因知王氏所谓“语赡”，当指抓住某一场景全方位地形容刻画，或用形象性的譬喻将道理说深说透，且要文字丰赡，内容精彩。
(5)碎语如画
元俞琰《席上腐谈》曰：
作记之法，《禹贡》是祖。自是而下，《汉官仪》载马第伯《封禅记仪》为第一，其体式雄浑庄雅，碎语如画，不可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记，法度似出于《封禅仪》中，虽能曲折回旋作碎语，然文字止于清俊峭刻，其体便觉卑薄。③
所称记文“第一”的东汉人马第伯《封禅仪记》，原文已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九由《续汉书·祭祀志上》注等多书“合录成篇”。审所谓“曲折回旋作碎语”，知所谓“碎语”，就是细节。《封禅仪记》记光武帝刘秀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封禅的全过程，细节刻画甚多，如写封泰山结束后的情景：
封毕有顷，诏百官以次下，国家随后，数百人维持行，相逢推。百官连延二十馀里，道多迫小，深溪高岸数百丈，步从匍匐邪上。起近距火，止亦骆驿。步从触击大石，石声正欢，但欢石见相应合者。肠不能已，口不能默。百官后到，明日乃讫。其中老者，气劣不能行，卧岩石下。
由于辗转辑录，文字或有讹夺，但封山散场后人流混乱拥挤的狼狈相，犹能“如画”般呈现在近两千年后的读者眼前。记体文的功能就是记事，只有鲜明的细节刻画，才能让所记事生动形象，否则难免空洞抽象。俞氏盖以为柳宗元只记山水而不及朝廷大事，故“其体卑薄”，固是儒生“腐谈”，但“碎语如画”的“作记之法”，洵可谓高识卓见。
2、序的体式与作法
王应麟《词学指南》卷四《序》述序的“今题式”为：
周必大《皇朝文鉴序》，首云“臣闻”云云，“赐名《皇朝文鉴》，而命臣为之序”云云。末云“臣虽不肖，尚当执笔，以颂作成之效云”。
韩驹《国朝会要序》，首云“臣闻”云云。末云“若其条贯舛谬，辞语浅薄，臣之罪也，无所逃戾。冒昧圣览，惟陛下幸赦之。”
元代学者潘昂霄《金石例》卷九有《序式》，列举了韩愈、柳宗元二人所作序的末句或结尾数句。兹各举三例（原书未注出处，文字有替代或省略。兹用小号字补篇名，文字不再恢复），以见其大概。
韩愈：
故其赠行，不以序而以规。（《送许郢州序》末）
作送某序。（《送窦从事序》末）
公于是作歌诗以美之，命属官咸作之，命某序之。（《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末）
柳宗元：
遂述其制作之所诣，以系于后。（《杨评事文集后序》末）
于其序也，载之其末云。（《送崔群序》末）
某直而甚文，乐君之道，作诗以言。予犹某也，故于是乎序焉。（《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末）
从例文可以看出，这不能算是完整的序之“格式”，只可说是“结尾式”，但也说明“序”这种文体，其实没有严格的格式。就文体而论，《指南》引西山先生（真德秀）曰：“序多以典籍文书为题，序所以作之意。此科（指词科）所试，其体颇与记相类，姑当以程文为式，而措词立意，则以古文为法可也。”序因其体与记相似，故作法也多见于上文论“记”。又引东莱先生（吕祖谦）曰：
作记、序，若要起头省力，且就题说起。谓如《太宗金鉴书序》，则便说“太宗皇帝云云”，说鉴治乱、贤不肖之意；若《花萼相映楼记》，则便说“唐玄宗皇帝云云”，说兄弟友悌之意，不可泛说功德，须便入题意。
吕氏的意思是，记、序的起头最好是从题目说起（前述王应麟“就题立意”说与此同），不可泛说，这样一下笔便直接入题，显得“省力”。词科中“序”是用古文，与“记”一样，也应以前辈古文大家的作品为典范。
由于序原本是序典籍，故王应麟在《指南》中指出了一些有关典籍的“技术性”处理方法。他说：“书目有异同者，如南丰《战国策目录序》末云：‘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云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这是说书序要记明该书卷数，有异同可略作辨析。他又说：“卷数有序于首者，如《唐开元礼序》云‘明皇帝之十四年’云云，‘为《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是也。有序于末者，如《唐大衍历序》云：‘其书有《历术》七篇，《历议》十篇，《例略》一篇云’是也。”这是说述卷数可在首，也可在末。
不少序作者要在文中说明作序缘起，金代作家王若虚认为这是“序之序”，属赘文，是一种“病”。他说：“凡作序而并言‘作之’之故者，此乃序之序，而非本序也。若记、若诗、若志、铭皆然，人少能免此病者。退之《原道》等篇末云‘作《原道》’、‘（作）《原性》’、‘（作）《原毁》’；欧公《本论》云‘作《本论》’，犹赘也。”[3]（卷三五）交代“作之故”，使读者明白写作背景，不仅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而且有利于理解文意，很有好处，今人作序亦如此。王若虚太拘泥文体，反倒有些偏颇，“序之序”未必是赘文。
三、记序文的写作技法
王应麟《词学指南》卷四《记》引朱文公（熹）曰：“记文当考欧、曾遗法，料简刮摩，使清明峻洁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态。”又曰：“欧文敷腴温润，南丰文峻洁，坡文雄健。”又引水心（叶适）曰：“如欧公《吉州学》、《丰乐亭》，南丰《拟岘台》、《道山亭》，荆公《信州兴造》、《桂州修城记》。”朱熹简论了北宋几位著名作家的记体文风格，叶适则举了他们的代表作篇名，但都极简略。前节从整体上宏观地考察了记、序文的体式与作法，而南宋、元代的文章学家，还对具体的记、序作品作过深入的研究，归纳了一些带有可操作性的技法。本节仍从文章学的视角，择要考察他们的研究成果。由于记、序在写法上相近或相同，故叙述时不再分别。
1、助词用法
欧阳修《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一个“也”字结句，南宋人朱翌(1097-1167)《猗觉寮杂记》卷上谓“《醉翁亭记》终始用‘也’字结局（按《爱日斋杂记》卷四引，‘局’作‘句’，当是），议者或纷纷，不知古有此例”，下举《易·离卦》、《庄子·大宗师》。可见欧公此文的虚词用法，曾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洪迈《容斋五笔》卷八曰：“欧阳公《醉翁亭记》、东坡公《酒经》，皆以‘也’字为绝句。欧阳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欧《记》人人能读，至于《酒经》，知之者盖无几。坡公尝云：‘欧阳作此记，其词玩易，盖戏云耳，不自以为奇特也。’……”[6]（卷六）费衮不太赞成多用助词，他说：“文字中用语助太多，或令文气卑弱。……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后欧阳公作《醉翁亭记》继之，又特尽纡徐不迫之态。二公固以为游戏，然非大手笔不能也。”（《梁谿漫志》卷六）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七、《爱日斋丛钞》卷四举了大量例子，说明欧公用“也”字并非创体，是“古已有之”④，如《周易》、《庄子》、《左传》等，皆有此等用法。陈鹄《耆旧续闻》卷一○曰：“少游（秦观）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余谓文忠公此记之作，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莫不传诵，盖用杜牧《阿房赋》体游戏于文者也，但以记号‘醉翁’之故耳。”又《黄氏日钞》卷六一亦曰：“以文为戏者也。”宋末学者陈模则持无保留的赞赏态度，认为欧公用得好：“欧阳《醉翁亭记》‘也’字深得其体，虽只是叠‘也’字，却落落地一气相属，不觉藏得许多功夫。”（《怀古录》卷下）总之，虽学者们“议论纷纷”，归纳起来盖不过两种意见（或一人同时持两见）：一是古已有之，不足为怪；二是乃欧公以文为戏。前者以“也”字运用合乎传统为之辩护，后者则略有贬意，以为不够严肃，且有破体之嫌。从总的倾向看，宋代学者们虽肯定欧公此记，但多有所保留，认为有以文为“戏”的成份，使记体成了赋体。
王若虚谓《醉翁亭记》“何害为佳，但不可为法耳”[3]（卷三六）。“不可为法”，是说一般作者若用得过多，可能会有泛滥之弊。上节论记体文作法时，曾引王应麟语，认为记体“序”要严整，“须忌之、乎、者、也虚字、重字太多”。他指的是科场所作，官场所用，那自然不能为“戏”。助词运用较难，虽语法有规律可循，但用与不用，用多用少，则不可能、也不必有定法。这里除作者的感情表达与读者有距离，故或是或非外，还有个习惯问题，所以即便是大手笔，也难免时有瑕疵，王若虚就曾指出欧阳修“多错下‘其’字”，苏轼的记、碑文“用‘矣’字有不妥者”，等等[3]（卷三六）。一般说来，文章不必排斥助词，运用虚字以增加文势，正是古文写作中常用的方法。
2、假借相形法
《有美堂记》，是欧阳修应梅挚之请而作，乃记体文名篇之一。梅挚出守杭州，仁宗赐诗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之句，故建“有美堂”。欧公自谓杭州山水“目所不见，勉强而成”（《欧阳文忠公集》卷一四九），故只好虚写。《崇古文诀》卷一九楼防评曰：“将他州外郡宛转假借，比并形容，而钱塘之美自见，此别是一格。”所谓“别是一格”，即他并不实写杭州，而用他处相较，尽着虚景，不是作记的正法。这种“假借”、“比并”法，明代学者孙琮又称之为“相形法”，他在《山晓阁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卷三评论道：“读此记者，须学他一篇相形之法。如第一段说山水富丽，不可得兼，第二段说佳山水必生于穷州僻邑，皆是极力相形。第三段说钱塘、金陵兼有其美，第四段说金陵残破，虽是撇去金陵，实是形出第五段钱塘独擅其美。第六段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亦是形起第七段梅公今日独兼其美。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正意”与“相形”，形成主、客关系，明末学者李腾芳称之为“扭”，他在《文字法三十五则》中举例分析道：
扭者，将客主意交互相扭也。其法亦用之不同，有前面立两个议头，作两扇门了却，即从门下将两意卸定一扭，然后去一边，独重一边入题。如欧阳《有美堂记》云：“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衢、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可得而兼也。”此开二门了，下扭云：“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下又将金陵、钱塘扭云“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云云。此文字得此两扭，妙不可言。
则所谓“扭”指绾结、绞缠，即把本不相关的事物拧在一起的意思。
3、级级递进法
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是其送序中的得意之作。此文是先达送后进，故以《左传》所谓“三不朽”相勉。《古文关键》卷上评曰：“此篇文字象一个阶级，自下说上，一级进一级。”又曰：“转折、过换妙。”所谓“一级进一级”，孙琮分析得颇为精彩、准确，他在评《山晓阁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卷三此文时道：
通篇大指，只是劝勉徐生修身立行，却不一语说破。起处提出修身、行事、立言三件，下文以立言、行事相较，驳去“言”字；又以修身、行事相较，驳去“事”字。驳去“言”字，正是修身之可贵；驳去“事”字，亦是见修身之可贵。通篇劝勉修身，不曾一字实说，全在言外得之。至其文情高旷卓越，则固欧公所独擅也。
因为是“一级进一级”，故转折、过换就显得十分重要，这些关系到全篇的成败。
4、化无为有、化有为无法
李淦《文章精义》曰：“子瞻《喜雨亭记》结云：‘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是化无为有。”又《凌虚阁记》，《黄氏日抄》卷六二评曰：“《凌虚阁记》末句云：‘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其论甚高，其文尤妙，终篇收拾，尽在此句，而意在言外，讽咏不尽。昔王师席所谓文之韵者，此类。”《文章精义》则曰：“《凌虚阁记》结云：‘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是化有为无。”
按《喜雨亭记》原文很短，作者述其为官扶风（签书凤翔府）的第二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逢久旱后大雨，上下相庆，“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因以“喜雨”名亭。“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6]（卷一一）
喜雨亭于是成了“太空”的象征，“不可得而名”也就成了可以“名”的实体。通过“化无为有”，抽象的概念遂化为具体的事物。
《凌虚台记》也不长，先述扶风太守陈公（弼）凿池筑台，命台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轼复于公曰”：
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公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祚，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彷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以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6]（卷一一）
此记结尾之所以高、妙，黄震说到其表，李淦说到其里，——正是“化有为无”增加了全文的韵致。“化无为有”是变抽象为具体，“化有为无”则反之。过于抽象则缺乏形象性，给人恍惚迷离之感；过于具体又显得平庸无奇，缺少理性高度。苏轼吸收了吴起对魏武侯“在德不在险”和张载《剑阁铭》的思想⑤，道出世之足恃“不在乎台之存亡”的道理，从而“化有为无”，增加了台记的哲理和思想深度，文章的思想性和审美价值也随之大为提升。
朱熹尝曰：“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东坡如《灵壁张氏园亭记》最好，亦是靠实。秦少游（观）《龙井记》之类，全是架空说去，殊不起发人意思。”（《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今读《张氏园亭记》及《龙井记》⑥，知朱熹所谓“靠实”和“架空”，盖指作者对所记对象应有实实在在的描写，不能如《龙井记》那样，对该实写的“龙井”反而写得很空泛，因此不能“起发人”。如此说来，记体文该实写处当很实，这是全文主体，而“虚”（即化有为无）处也应“虚”得起来，方是好文章。在写作实践中，何处需实写，化无为有，何处又该虚写，化有为无，全靠作者点化，并可由此分别作者艺术修养的高低，文章社会价值的大小。
5、形容法
方颐孙《百段锦》卷下立“妆点格”，他所谓“妆点”，就是常说的形容、描写，而形容又分“想象形容”和“形状风景”两类，乃形容的两种方法，——前者举欧阳修《昼锦堂记》和司马光《魏公祠堂记》为例⑦，后者举欧阳修《真州东园记》为例。所谓想象形容，就是所形容或描写的事物并非亲历亲见，而是出于想象，在修辞学上叫“示现”或“摹状”。如《昼锦堂记》形容昔人富贵归故乡时的情景：
盖士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旌旗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嗟咨，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
所述苏秦（季子）、朱买臣“高车驷马”归故乡事，已过去了千多年，作者不可能亲见，但写得却像亲见似的。这完全出于“想象”，当然是“合理”的想象。
《真州东园记》曰：
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此浸其右，高台超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燕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芙蕖芰荷之的历，幽兰白芷之芬芳，与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阴：此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影，动摇而上下，其宽闲深靓，可以答远响而生清风：此前日之颓垣断堑而荒墟也。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此前日之晦冥风雨、鼪鼯鸟兽之嗥鸣也。吾于斯园有力焉，凡图之所载，盖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远近；嬉于水，而逐鱼鸟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凡工之不能画，吾亦不能言也。
作者从东园的前、右、北和中、后五个视角，分别写了台、池、流水及堂、圃以及花木之状，并前后对比，又写“登临之乐”，充分展现了东园风景之美，十分生动而精彩。
《百段锦》卷上，方颐孙另立“状情格”，也是“形容”，不过此类所形容的是情感，对象较抽象。其中“形容志向”一项，举吕祖谦《汉舆地图序》，略曰：
自古合天下为一者，必以拨乱之志以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开金石，一念之烈，无能御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岖于封豕长蛇之间，瞋目裂眦，更相长雄，积甲成山，积血成川，积气成云，积声成雷。九流混淆，三纲反易，虽十家之市无宁居者，则光武果何恃哉？亦恃其拨乱之志而已。
通过“排山岳，倒江海”以及“崎岖于封豕长蛇之间”、“积甲成山”等一系列比喻和颇带夸张的描写，将十分抽象的“拨乱之志”，写得仿佛看得见、摸得着。
在古代散文中，记、序文（特别是“记”）是文学性、可读性较强的文体，原因在它们的主体是叙事，为了把事“叙”得更形象生动些，作者往往比其他文体更多地使用想象、形容、描写等艺术手法，并借此驰骋才华，从而赋予了记、序更多的文学元素。虽然“宋体”记、序多了些论说成份，但内容也较单纯的记事显得深厚。
如何写好记、序文？对兴趣长期集中在诗赋的学者们来说，于此似乎有些不屑或无暇顾及，只有到北宋末南宋初，当记、序文成为考试科目被注入功利性、从而进入文章学家的视野之后，才开始得到较全面的探讨和论述，包括体式及文法技巧等，尽管系统性不是很强，但若将各家论述或只言片语集中起来并加以归纳总结，仍然相当可观，这从上文已可看出。应该说，由于记、序是实用性文体，虽被注入功利性，但词科所涉及的面远没有进士科大，故文章学家对它们研究的投入也许不如对其他科举时文（如论体文之类）高，但也算颇用力了。宋代学者对记之“变体”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文学的特点；而关于记、序作法和技法的总结，不仅丰富了古文理论，而且对发展古文创作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2010-06-16
注释：
①又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二一、《山堂肆考》卷一七三，此文杨万里《诚斋集》未载，《全宋文》亦失载。
②按《选德殿记》于淳熙五年闰六月进呈，见《周文忠公集》卷一○四，随后刻石，则该记并非拟作。
③按：见《说郛》卷二五下引《席上腐谈》，传本《席上腐谈》无此条。
④此语出董弅《闲燕常谈》引尹洙语，见《爱日斋丛抄》卷四。
⑤吴起对魏武侯事，见《史记·吴起传》；《剑阁铭》见《文选》卷五六。
⑥前文见《苏轼文集》卷一一，后文见《淮海居士集》卷三八。
⑦按：所引《魏公祠堂记》，仅前数句出自该文，余为曾巩《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文字（见《元丰类稿》卷三○），盖编者疏误，此不举以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