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动荡到协调--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_世界经济论文

从动荡到协调--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_世界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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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七十年代全国动荡与滞胀,以八十年代中期为转折,当代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以多边协调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本文拟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过渡性时期入手分析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时期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

一、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动荡与过渡时期

六十年代末,战后世界经济逐步进入一个全面动荡的过渡性时期。主要表现为:

(一)“滞胀”的西方经济危机频繁。“滞胀”是这一时期西方经济的首要特征。以美国为例1970—1982年,其GNP与工业生产这13年中共有5年是负增长,其它年份的增长率也普遍较低,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仅有2.44%与1.99%。而同期竟爆发了四次经济危机。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7.8%。除日本外的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情形也大致类似。

(二)群雄逐鹿的西方经济各理论流派展开激烈较量。虽然大多数西方经济流派早已存在并有发展、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同凯恩斯主义相抗衡,因此战后世界经济稳固发展时期亦被称为“全球凯恩斯主义时期”,进入七十年代,随着西方经济陷入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面对滞胀亦难以自圆其说,这样以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众多传统上的非主流派开始向凯恩斯主义发起猛烈挑战。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亦不甘心其地位的削弱,又冒出了“新凯恩斯主义”。西方经济流派呈群雄逐鹿之势。

(三)“无制度”的国际货币制度下汇率剧烈波动。自1968年美国于黄金市场实行双价制后,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固定汇率制度迅速走向瓦解,1973年尼克松政府正式宣布布雷顿森林的时代结束,国际货币进入自由浮动的“无制度”时期,1978年“牙买加协定”则从法律上认可了各国自由选择汇率制度的权力,这一时期国际货币出现了战后从未有过的剧烈动荡,且国际货币制度本身的发展也前景不明,难以预料。汇率的剧烈波动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四)非关税贸易壁垒迅速兴起严重侵蚀战后GATT组织下国际贸易谈判的成果。以非关税贸易壁垒层出不穷为主要特征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自七十年代初兴起并在八十年代初不断蔓延,成为这一时期国际贸易领域备受关注的焦点。面对这种情况GATT既不能有效地促成非关税壁垒的拆除,也不能促成各方在谈判中作出切实的让步,历时六年的GATT东京回合谈判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于非关税壁垒方面还只是刚刚涉及。这一时期世界贸易实际增长速度明显放慢,1973年至1982年仅仅增长29.8%,年均不足3%。

(五)国际经济协调明显呈“非合作性”。虽然战后初期国际经济协调(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创建)曾为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固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进入七十年代随资本主义经济滞胀时期的到来,各国纷纷加强了对本国利益的保护。浮动汇率制下IMF要么穷于应付,要么放任自由;面对非关税壁垒GATT则显得力不从心;美国再也不如从前那样可以发号施令了;虽然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早在1975年便开始召开,并雄心勃勃,但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依然未见什么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付诸实施。协调始终是“义务性的多,强制性的少”,协调的可操作性差,针对性弱。当然这一时期国际经济协调亦有其成功合作的一面,但相比而言,非合作性则更为普遍,更具代表性。

(六)世界经济格局的“不定型”。其一表现为美国、日本、欧洲三极格局的不定型。至七十年代初,日本及欧洲经济已取得了全面的恢复与发展,客观上战后初期美国于世界经济中的绝对霸主地位现已丧失,但是主观上美国并不情愿接受这一现实而放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部分权力,反而企图继续借助其政治上的优势来维持其经济上的地位;其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定型,如果说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已经给世界政治格局造成了很大震动的话,那么七十年代两次石油涨价更是从经济上强烈冲击了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同时拉美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前景难以预料,因此当时来讲,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形象不可低估;其三,世界经济格局的不定型还表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方面,特别是欧共体的发展将来会到什么程度?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未知数。“不定型”是世界经济新格局最终定格前的当然表现。

以上世界经济六个主要方面的特征,无不刻画出世界经济的动荡与过渡性色彩,决定了国际经济加强多边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世界经济方方面面在激烈碰撞与对抗后终将形成新一轮的均衡,动荡不定的世界经济终将过渡到新的相对稳定时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多边协调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得到加强。

二、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之体系

历经七十年代全面动荡与滞胀,以1985年9月西方五国财长纽约会议为转折点,当代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以多边协调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体系具有如下特征:

(一)多层次多边协调。其多层次性,首先是全球性多边协调,包括联合国名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发会议等有关国际经济协调机构、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含前关贸总协定)下的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它是世界经济多边协调名义上的最高层次,它就有关全球性经济、贸易、金融问题展开讨论,其协调成果具有全球适用性。其次是以美、日、欧为核心,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为主体的大国协调,它是当今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实力派。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多边主要经济协调中,它们都自始至终担当着关键角色,定期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则是美日欧三边协调的常规形式。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第三个层次是区域化集团之间的协调,并且国与国之间的协调将越来越多地为集团之间的协调所取代,而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重要特征。1996年4月份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则是这一层次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典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美日欧三方的激烈竞争,各自为加强自身国际经济竞争地位,纷纷寻求区域经济的联合(一体化),以支持其同另两方的抗衡。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步伐明显加快,迫于压力美国首先同加拿大联合形成“美加自由贸易区”,接着又匆忙联合墨西哥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日本则不断提出“亚太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等一系列一体化设想,其用心显而易见,虽然东亚经济一体化尚未正式形成,但亚洲“四小”、东盟、甚至是中国的存在始终都对日本在同美、欧的对抗中发挥极大的支撑作用。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第四个层次是区域化集团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协调。一体化的形成从客观上要求了成员国之间经济协调与合作的加强,也要求了成员国作出更多强制性而非仅仅是义务性的承诺,这有利于保证协调的效果。同时弱小国家透过联合后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集团,而得以参加更高层次国际经济协调,保护并争取更多的自身利益。

多层次性虽然为国际经济问题的磋商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场合与机会,但也增加了协调的复杂性,如美欧农产品贸易争端解决的困难,显然同欧共体内部成员国情况的差异密切相关。

(二)全方位多边协调。世界经济多边协调在多层次发展的同时,其协调范围也大幅度扩大,正涉足当代世界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进入一个全方位多边协调新时期。贸易领域:从关税到非关税壁垒、农产品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再到知识产权问题等均被纳入WTO全球多边谈判的范畴;国际金融协调则包括汇率目标安排、主要国家金融、利率(贴现率为主)政策协调、国际债务安排及一些突发性国际金融、货币危机的解决等;1988年“巴塞尔协议”更是开始了对国际银行业的统一监管。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既有综合性问题的协调,也有专题性问题的讨论,既有经常性会议,也有临时性磋商。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为例,其经常性协调范围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国际收支平衡、政府赤字、货币目标与汇率等,1996年就业问题则成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主要内容,西方经济主要内容差不多都包含在其中了。

(三)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一起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三大支柱。GATT乌拉圭回合其谈判难度、内容及其所达成的协议均是战后历次谈判所不能及的。同战后初期世界贸易组织的流产相比,依据乌拉圭回合协议,1995年1月1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地位的WTO顺利诞生,从中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经济多边协调之广度、深度直至有效性。正如当初GATT的生效极大地推动了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一样,可以预料WTO同样将大大有利于当今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WTO加上早已法人化,并且其业绩已得到普遍认同的IMF、世界银行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框架的三大支柱,支撑着当今全球性多边经济协调体系,它们就一些全球性贸易、经济、金融问题组织讨论,其成果具有全球适用性。

(四)以美、日、德为核心,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为主体构成当今世界经济多边协调之实力派。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呈大国协调之特色。一方面,美、日、欧三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更高的协调需求、协调诚意与务实态度,虽然美日、日欧、美欧其经济、贸易、金融摩擦与争端表面上时有一触即发之险,但每每都在协调中化险为夷。国际货币制度实际上也因西方七国首脑、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而进入一个受寡头协调操纵的管理浮动货币制度时代,汇率市场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西方大国所确定的“目标区”及其联手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同时西方主要国家也加强了其它经济政策的协调。另一方面,虽然声势上全球性多边谈判(IMF及GATT组织下)要大得多,但无论在过去的GATT、现在的WTO还是IMF中,西方少数大国在世界经济多边协调几乎所有层次、所有领域都凭借其政治经济影响扮演着关键角色,决定着国际经济多边协调的内容、决议,甚至是其实施之全过程等等,其它国家,特别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呼声往往得不到重视,当代世界经济呈大国协调之特色。

(五)国际货币协调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焦点对象,国际汇市变化成为衡量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成效的“晴雨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日益严重威胁世界经济的发展,合理的国际货币汇率安排既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问题与矛盾的集中要求,也将对世界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国际汇率协调的焦点地位不容置疑。另一方面,当今国际汇率安排必须多边进行,实际上自七十年代开始,日元及德国马克国际货币地位的不断上升,美元的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国际借贷等领域的地位不断削弱,至八十年代后期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已初显端倪。国际汇率市场对各种因素变动的高度敏感性决定了其在国际经济多边协调中的“晴雨表”形象,1985年、1987年西方七国联手对国际汇率市场的干预取得了公认的效果,这也被认为是西方七国加强多边经济协调决心与能力的重要标志。进入九十年代西方主要大国联手行动的诚意与成效均在国际汇率市场变化中得到明显的反映。

三、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之形成

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及动因:

(一)富有成效的世界政治协调迅速加强是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形成并发展的政治大气候。综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形势的发展;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中东和平进程开始启动;虽然八十年代末前苏联和东欧解体,使世界政治潜在不稳定性急速上升,但实际发展却较平稳,即使是前南危机也最终在国际社会全力帮助下获得了和平的希望;伊拉克问题、朝鲜核问题的解决等等,无不得力于国际社会强而有力的多边协调与努力。

(二)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的最终确立是决定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基础。至八十年代中期,美、日、欧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三极格局最终确立。1985年,美国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则成为最大债权国;联合后实力大增的欧洲(欧共体)更是于1985年提出了雄心勃勃的1992年成立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并最终梦想成真。回顾历史,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得不到认可,则各方冲突加剧,利益受到损失。展望未来,世界经济三极化格局必将进一步朝均势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三极间除加强合作与协调外别无选择。

(三)全球经济国际化加速发展是世界经济多边协调加强的内在动力。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日益加速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成为世界经济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此间在商品、资本、生产国际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受现代通讯技术的改善、全球性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衍生商品快速发展等因素的推动,全球金融国际化程度也迅速加深。经济国际化的加速使得各国,特别是少数经济大国,其经济活动(特别是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显著增强,为了避免由于各国内外政策配合不当而造成对别国的不利影响,世界各国势必要通过各种超国家的经济组织或渠道加强磋商、协调和合作。同时受经济国际化加速发展的影响,世界经济一体化、集团化发展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得以加速,欧洲统一大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分别从弱到强,从无到有。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经常性的、强而有效的区域内部多边协调。

(四)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则从外部要求世界经济多边协调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中美国、日本、欧洲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剧,具体表现为美国难以摆脱内外债务,贸易、财政双赤字,经济的缓胀等经济难题,使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不断削弱,而同期欧共体因成员国的增加,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日本则因其对外贸易、对外债权、日元升值等方面的强势而双双于国际经济舞台上获得了更巩固的地位。与此相反,在美国国际经济地位下降的同时,其世界政治及军事地位则因前苏联及东欧的解体而迅速增强。这就使得美国或借助其政治军事优势而谋求从日本、欧洲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或者经济上与日本、欧洲形成妥协,放弃美国于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部分权力与利益,而同时日本及欧洲或者通过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争得一定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或者迫于美国的政治压力而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可见利益的交错决定了“协调”才是唯一理想的选择,近十多年来,美日贸易摩擦、美欧农产品争端等一系列国际经济主要争端的缓和无不显示上述分析的痕迹。

四、当代世界经济多边协调之影响

多边协调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活动之主要特征,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世界经济的方方面面,多边协调已成为处理当代世界经济主要矛盾(特别是一些国际经济突发危机)、解释当代世界经济新现象新发展的有力工具。

首先,多边协调使世界经济富有弹性因而相对稳定,世界经济危机程度减弱,周期拉长。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在经历八十年代初期严重的经济危机以来,出现了战后从未有过的持续增长,此间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发展明显呈稳定增长的特征,直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轻度衰退才缓慢来临,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同步陷入危机,首先是美国于八十年代末陷入轻度危机,而后是日本,不过1996年日本经济有望走出低谷。此间虽然美日、日欧、美欧其经济、贸易、金融摩擦与争端表面上时有一触即发之险,但每每都在协调中化险为夷,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之富有弹性还表现在世界经济在承受一些突发性国际经济事件与危机时,客观上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平稳,例如1987年10月10日纽约股市大暴跌并未引起经济危机。

其次,多边协调使得各方利害得以中和,世界经济从而增长低速。1、协调使美、日、欧三方利害得以中和,具体表现为美国借助其政治军事优势压迫日本与欧洲(特别是日本)从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如美国为解决其巨额贸易逆差迫使日本在美日贸易谈判、美元对日元汇率安排等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样为维护其国内经济利益,美国经常在财政政策、利率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等方面仗势欺人,要挟欧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日元的大幅度、长时期升值,美国对日贸易争端中的强硬立场,日本经济也许不至于到今天这般疲软;同样欧洲的联合也在相当程度上中和了成员国之间经济利益与发展的差别,这也许是欧共体经济持续低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GDP)增长率最高的是1984年为4.7%,蕞低是1990年为-1.39%,其它国家情况大致如此。2、大国协调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首先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经贸活动将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与市场不确定性,其有限的国际储备实际价值受损严重,国际债务进一步加重,其次发展中国家往往沦为大国协调之牺牲品,发达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操纵着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中国家出口难度不断扩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方面深受其害:日元升值是我国外债负担加重,又使我国美元外汇储备实际价值大幅度下落。

第三,国际经济多边协调在解决国际经济危机与困难中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早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国际社会在解决拉美债务危机过程中就成功地进行了合作,进入九十年代国际社会在联手处理国际经济危机与困难时更是突出了协调与合作的一面,在涉足如美元兑日元比价等一些根本性难题时,国际多边协调的作用是相当大的,效果显著,1986年美元对日元汇率为1∶250日元,至1987年初为1∶150,至1995年4月再降为1∶80/90日元,其间西方七大国联合对国际汇市的干预是决定美元兑日元及其它主要货币汇价走势的重要因素;较近的例子是墨西哥金融危机,虽然说墨西哥政府也采取了紧急措施,但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通力协调与帮助,后果难以设想,在帮助墨西哥的500亿美元一揽子计划中,美国提供了200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178亿,国际清算银行承担100亿,同时拉美数国也计划向墨西哥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提供贷款的国家为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和智利。最近的例子是1996年4月爆发的英国“疯牛病”事件,国际社会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一致性,特别是欧盟内部成员国均一致要求禁止英国出口牛肉,可见即使是象英国这样的大国也难以逃脱国际多边协调的干预。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世界经济多边协调之广度与深度将进一步发展。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之影响也将进一步加强,同时参与世界经济多边协调之利益集团将越来越大,从而世界经济多边协调将向高层次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通过自身利益集团而参与世界经济协调,大国协调仍将继续决定世界经济协调之走向,虽然世界经济协调之难度将越来越大,但是在一个相互依存迅速加深,利益冲突日益复杂化的当今世界中,唯有协调才是正确的选择,当今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协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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