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诗性：从散文看金斯伯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格论文,金斯论文,散文论文,理性论文,和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正当以克鲁亚克、金斯伯格为代表的BG运动（注：本文中，“the Beat Generation”用其缩语BC替代“垮掉一代”这一源于误读的称谓。）发轫之时，美国主流批评家诺曼·波德霍兹曾经毫不客气地说，所谓BG文学是对文明社会的敌视，BG作家崇拜野蛮、疯狂、性和毒品。[1]其文章的标题就是《什么也不懂的波西米亚》。事实上，很长一段时期，备受争议的金斯伯格等作家一直被放逐于主流文学之外。但不可否认的是，金斯伯格已经奠定了其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诗人之一的地位。（注：1973年，金斯伯格的诗集《美国的衰落》(The Fall of America)获美国文学最高荣誉全国图书奖；也在这一年，金斯伯格成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2003年，美国《图书》(Book)杂志在其7～8月合刊中，公布了该刊评选出的“改变美国的20本书”，金斯伯格的《嚎叫》名列其中。）从跨越时空的历时意义上看，金斯伯格诗作中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包括生与死意义的探寻，明显地同所有古典乃至现当代伟大作家，从莎士比亚、雪莱、波德莱尔、惠特曼到叶芝、艾略特等作品中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和执着的人文关怀一脉相承，虽然在金斯伯格那儿，这些思想往往表露得更为直白、坦率（如《美国》、《维奇塔箴言》等），而且疯狂、荒诞（如《嚎叫》、《卡迪什》、《白色的尸衣》等名篇）。
要解读金斯伯格，当然应借助于其诗作，他去世三年后出版的《深思熟虑的散文：金斯伯格文选(1952～1995)》（注：本文以下所引自此书的文字只标明页码，不另加注，译文皆为笔者所译。）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对于了解金斯伯格其人和BG具有不可忽视的认识意义和价值。
一
《深思熟虑的散文》是金斯伯格“除书信集、访谈录、旅游杂记外唯一的散文结集——收入作者在1952～1995年间的代表性文学／文化／政治批评论文、传记片断、报刊文章等等，表达了他在几乎每一重大问题上的独立思考：从越南战争、言论自由、同性恋、毒品到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对克鲁亚克和巴勒斯等BG作家或与BG有关的文化人／艺术家其人和作品的评论。是研究20世纪美国文学／文化史，尤其是BG运动的重要文献”[2]。
散文这一文体的构思和写作有更多的自由度，涉及内容更为广泛，往往最能表达作家的思绪。金斯伯格早年迫于生计干过市场调查之类的差使，结果培养了其出色的“攻关”社交能力。成名后成为社会活动家，从动荡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始一直到晚年，频繁接受访问，常常奔走于大学校园，出现在世界各地演讲或朗诵诗歌，应邀撰文发表。要全面解读金斯伯格，他的散文作品不可不读。权威BG编年史家——本书编者比尔·摩根(Bill Morgan)说，早在离世前20年，金就在策划出版这本书，而且早就确定好了这一书名。在诗歌创作中，金斯伯格一直主张并身体力行“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绪”[3]这一自发性写作理念，可写散文也要深思熟虑难道不是一大悖论吗？金斯伯格的秘书鲍勃·罗森塔尔(Bob Rosenthal)对此的回答是：“金斯伯格之所以称他的文章‘深思熟虑’就在于每一篇文章都是有感而发，不但有其目的，而且希望它们能够产生一定的作用。他把他自己意识到的真实／真理告诉人们。他恳求政治领袖从监狱中释放思想家和艺术家；他为他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写介绍性文章，要人们相信这些作品值得买；他记录下他的精神历程好让读者追随。他写作的目的并不只是要人们看看他是如何思考的。他从不抽象地空发议论，每一次写作都有明确的目的。”（注：鲍勃·罗森塔尔2003年10月30日给笔者的信，将作为此书的中文版序言。）显然，自发性是写作方法，可并不意味着不“深思熟虑”。
按美国体制和主流价值观所要求的“政治正确性”来看，金斯伯格是彻头彻尾的“反叛者”。他对军事—工业—体化、对被他在《嚎叫》中称为恶魔“摩洛克”的美国“霸权主义”的鞭挞是何等无情：
我们冠冕堂皇的口号“保卫自由世界”只是一个侵略性的伪君子口号，它破坏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存机会。几十年以来，我们在侵略性战争上花费了成千上万亿美元，可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口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现在，我们得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我借此公开场合大声揭露这一不辩的事实：我们的军队在国外肆意强奸民意，而且，如有必要，他们在这个国家也会这样做。他们制造混乱，由军队掌管国家，自称是公共秩序的卫士。正如他们在过去十年所干的那样，我们的警察网络会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公众和诗人头上。(p.10)
特别要指出，这些话引自他在1974年接受其诗集《美国的衰落》获美国图书奖时的演说。即使在这样的场合，他也实话实说。金斯伯格希望听众最好把他的获奖诗集看作是一个预言，正如沃尔特·惠特曼一百年前就预示过的那样，美国是一个“可恶的国家”。难怪，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保存有他的档案，称他是“具有颠覆性思想……潜在性的危险分子”[4](P326)，并不是因为某些批评家指责的金“举止不雅”、“文字污秽”等，而是因为他敢于公开大胆地“攻击”政府体制，而且是几十年如一日，并没有因为被主流认同而被“招安”。不论在其诗歌作品还是在文章中，他所揭示的美国所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读起来都振聋发聩，仿佛就是针对当今现实而言似的。
对于上世纪60年代“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肆虐，金斯伯格对“红色恐怖”有绝妙的描述：政府精心设置一整套便衣和密探制度，扭曲宪法对个人隐私的保障，明目张胆地搜捕美国进步人士；他把这种精神折磨、公众普遍被强行洗脑称之为“公共／集体孤独(public solitude)”。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政府“不得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5]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可美国的检查制度无孔不入，金对此深恶痛绝。1956年，旧金山法院就曾经指控“城市之光出版社出版的《嚎叫》为淫秽作品”[5]，成为西方文坛轰动一时的大案。迄止今日，根据法律，《嚎叫》仍然是受到禁播的文学作品之一。金斯伯格说：“人们对这一国家机器冷漠无情的官僚暴力的恐惧认识日益强烈，而这个国家机器已把大量营养充足的人变成机器人。”(p.47)他进而在《给华尔街杂志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现在的趋势就是感觉的机械化，或者就是压制我们的感觉。人们按时在大楼里进进出出，成为这些没有生命的机器的奴隶。媒体成了食人兽……这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鼓励竞争而非合作，因而只会造成非人性的反应。”(p.145)正是基于这一现状，金斯伯格认为，美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应该致力于为把人民的灵魂从大众化的、贪婪的物质商业和情感麻木中解救出来而进行一场精神意义上的战争。而他本人一直用他的笔和声音投身于这一斗争，直到离开人世。
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是思想家，这正是有些诗人的作品能够不朽地流传下来，而大多数诗歌作品最终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一个原因。当然，诗人不是政治家，诗人并没有如政治家那样肩负改造／进行社会革命的重任，可诗人却应该揭示除开自我之外的那些涉及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金斯伯格从一开始写作，如同他所效法的雪莱、布莱克、惠特曼等一样，不论是在诗歌或这些“深思熟虑的散文”中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考，而且为此不遗余力：争取世界和平、民权／自由／民主包括黑人／妇女解放、反战、生态环境保护等等——“政治和预言”和“审查制度与性法律”中的文章足以让我们看到他在上述问题上的执着和大无畏的坚定立场；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在他的祖国，作为“美国最勇敢的人”（诺曼·梅勒语）、著名的“异端分子”以及他惊人的坦率而被列入了中央情报局的黑名单；在国外，因为他站在“不同政见者”一边，他不止一次地被驱除出境。可以这样说，金斯伯格在很多方面闪耀着为我们所崇敬的那些卓越思想家、正直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
二
金斯伯格有关BG的论述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可信文本。从上世纪5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开始，学界普遍使用“垮掉一代”（加上了引号）这一概念，其导致的误读、曲解显而易见。因为中文贬义词组“垮掉一代”涵盖了诸多字面和联想意义：堕落、颓废、没落、腐朽、败坏等等。如此误读以及进一步的“误译”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6]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吧。可对于英语世界读者来说BG所传达的内容不是用简单的“垮掉”一词就能表示的。这中文命名的不可取随着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入更加明显，因此才有其他一些译法：大陆有“鄙德”、“痞子”等，台湾则有“敲打”、“披头”、“比特”、“疲惫求解脱”等称谓。但显然都不理想。我则主张用其简缩语BG代之。毕竟，为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学／文化／社会思潮命名绝不是小事。收入本书的“The Beat Generation的界定”（1981年）一文其实足以让我们明白中文“垮掉”之名是如何有悖于其真正的意义。
金斯伯格如此阐述Beat Generation的五个意义：
最初的街头用语“beat”的意思是精疲力竭(exhausted)……指在心灵的黑夜和无知的迷雾中(in 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 or in the cloud of unknowing.)表现出的状况——死了的／完蛋的／无希望的／用完的；未完成的／破灭的／毁灭的／破落的；结束的／完成的／了结的。(finished、undone、eompleted)也如同惠特曼笔下使用的“Openness”那样的意义，指“坦诚直率”（“Open”），相当于谦恭／谦逊／谦卑(humility)，所以，不同阶层／圈子的人对此词有不同的解释，诸如——耗尽(emptied out)、疲惫不堪(exhausted)，同时也有心胸坦荡(wide-open)之意味——自觉敏锐易于幻念……1959年克鲁亚克指出，这术语的第三个含义是极乐至福（beatific以回击媒体对该词的歪曲滥用辱骂（被解释为“已被彻底击败、丧失人的智力的‘失意者’”）(being beat complete)，或者“击打”(Beat)比如“击鼓”(the beat of drums)和“继续击打”(the beat goes on)等等各种曲解和错误的词源描述。(pp.236-237)
第四个意义是指整个“BG文学运动”；第五个含义“源于诗人、电影制片商、画家、作家和小说家在文艺活动中的影响（他们在文集里、出版社、独立制片以及其它媒体中通力合作）……重新激活了波西米亚文化”。金斯伯格的界定无疑是权威的。中国用“垮掉”一词不可取，不是很明白了吗？
倘若诗歌让读者在感性上接近作为诗人的金斯伯格，那么本书中《自传片断》、《文学技巧与BG》、《作家论》、《文学／文化杂感》等则让我们接触到的一个高度理性化的金斯伯格：惊人的渊博（从古典文学作品到当代作品，艺术门类从音乐、绘画、摄影几乎无所不晓），思维清晰严密，论述深刻，幽默机智，慧语连珠，依然保持着他那天真坦率、爱憎分明的个性，不是学院派批评家写得出来的。金斯伯格最为关注的是准确地传达出自己思想，他锤炼出了适合于大众媒介的文体风格。
他评论惠特曼的语言极富感染力：如同爱伦·坡，惠特曼拒绝官方认可的传统民族主义者身份，是一个具有自我个性、主观意识／主观性、十分坦率真诚的人。(p.332)
他三言两语就阐释了威廉斯著名诗学原则“理念存在于事物中”：“诗中不应出现概括性的思想。”“别抽象地去思想事物，而应呈现出那使你产生思想的事物本身的样子。”(p.334)
他对巴勒斯的评价格外犀利，称巴勒斯是“城市和灵魂的探寻者和还不为人所知的隐匿者。其小说《吸毒者》描写了警察国家化学药品制理过程。经典作品《赤裸的午餐》冲破了法律阻碍，消除了面对毁灭世界的‘新星暴徒’，由独裁主义文字控制所实施的强烈重金属行星催眠术导致的条件反应……其《野小子》和《扑灭者》对文学意义上的世界性愚钝意识的探索，创作了极具独特性和个性化的美国密教经典”(p.379)。
他如此谈到克鲁亚克诗歌的独特性：“在精神空间有运动变化，有引导其运动的系统。你可以感受到克鲁亚克思维的流动，在组成一首伟大的宗教诗歌的同时，该系统也跟着其精神思维运动……《墨西哥城市布鲁斯》就像生活一样，像鲜活的生命……毫无矫揉造作，非常优美雅致。”(p.375)
对金斯伯格一知半解的批评家也许会认为金斯伯格只凭情感冲动，靠所谓的“无意识”写诗，有时简直是“胡言乱语”。阅读他关于诗歌创作的文章将会解除这些误解。金斯伯格得益于西方古典、美国超验主义／现当代文学的浸染，尤其是吸收了东方宗教、哲学的营养，从理论、技巧、实践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诗学观，扼要举几点：
(1)金斯伯格理想中的诗集应该是“一部庄严又崇高的宣言”(p.179)。他认为自己诗歌体现了美国语言的优点：“习语丰富、应用方言、措辞取材于生活语言、发音清晰。”(p.179)他认为诗歌应回归其本义——诗与歌唱（音乐）朗诵密不可分。从早年在旧金山六画廊朗诵《嚎叫》始，他就把诵读看成艺术，看成事业。也是从那以后，美国诗歌开始走出高贵的“象牙之塔”，融入爵士摇滚、布鲁斯的节奏和力量，进入酒吧、书店、集会。可以说，金斯伯格继承并发展了西方古典行吟诗人以及从惠特曼到威廉·卡洛斯再到鲍勃·迪伦的传统。凡是听过他朗诵的人都无不感受到这一点，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在用“思想、喉和心去诵读”(p.179)。这种集诗人、表演者一身的做法是当今行为艺术的先声，极大地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诗人。
(2)何谓好诗？金斯伯格认为：“‘好的诗，给人以视觉享受，音律优美，或语言丰富有趣，加上一些理性的严肃和情感——这种情感通常是通过作品的视觉、声音或智慧来表现的——最后，还要反映作者想要减轻人民大众苦痛的意愿。”(p.183)看来，除了强调诗歌这一特殊文学形式的视觉、音律、语言审美效果，就文学作品的功用而言，东方和西方有某种共通性：诗歌并不是言外之物，而要“文以载道”。
(3)诗歌创作与诗人个性：“诗歌唯一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模式是诗人独有的，具有他自己个性的，对诗人来说是具有特别瞬间意义的那些东西，于是诗歌便在（诗人的）头脑中被发现，被付诸笔端纸页，如随笔、抄本，这些都是在写作时刻用恰到好处、准确无误的形式复制而成的。”(p.248)所以他提出了为后来诗人所称道并效法的著名诗学观：“思绪美好，艺术亦美好。”(p.254)这不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吗？不过，“Mind"对于他并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思想”，而是指在创作时的某种精神意义上的颇有点神秘的自发性形态（甚至是下意识的）。只有在这种情势下，诗人才有可能自发地寻找到最好的艺术表达形式，这亦可以用他推崇并遵循的另一创作原则“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绪”来解释。
(4)主张“一切可以入诗”。新闻事件、广告语汇（如其代表诗作之一的《维基塔中心箴言》），甚至为传统诗歌所不齿的性爱内容、粗话和俚语等，如广为传颂的《美国》一开始就诅咒，“美国，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停止人类间的战争？／用你自己的原子弹去操你自己吧”。显然，在这儿，粗俗语“fuck”的使用并不突兀、怪异，反而同诗人恨爱交加的情绪、愤懑的基调相吻合，真是呼之欲出。这些俗语粗话甚至还出现在诸如《卡迪什》、《嚎叫》等这样的重要作品中，以释放诗人在特定的语境下的情感，并非滥用。公允地说，这样做时并非每次都很成功。不过，他的确拓展了诗歌话语和表现形式的疆界，为后来的诗人所效仿。他说过：“我打破常规，以一种其他人都认可的方式坦率地写出我自己生活中的真实的事情时，我感到特别满足，同时这唤起了读者对自己隐私生活的回忆，对那些害怕明确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人来说，我的诗就像是面镜子。”(p.182)
三
《深思熟虑的散文》第二部分“毒品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了解BG与吸毒这样一个相当复杂、令我们困惑的问题。他谈到自己服用LSD、大麻等致幻剂的经历与写作有关。不过，吸毒不完全是个人自由问题，吸毒合法化对社会无益。我们有理由不苟同金斯伯格的看法。不过值得称道的是，金斯伯格反对的是美国政府把毒品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比如，上世纪60年代末，出于精神心理学、生物化学医学研究的目的，哈佛大学教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博士曾经进行毒品实验。利里被控告监禁一案就是典型。包括罗伯特·洛厄尔、诺曼·梅勒、查尔斯·奥尔森、加里·斯奈德、苏珊·桑塔格、艾伦·瓦茨、彼得·达、菲利普·惠伦等数十名各界著名人士集体在起诉书签名，要求释放利里。他们认为对利里的监禁是对科学与常识、民主与自由的侮辱，亵渎了哲学与医学、作为艺术的心理学和人类意识传统的诗学。虽然，为谋求巨大利润或其它政治、经济目的，美国政府私下参与世界范围贩毒走私并不是什么秘密，可被政府视为“异己”的金斯伯格仍然敢揭露美国体制的阴暗面，无疑是需要勇气的。
令我们格外注意的是，本书中的《中国记行(1985)》(pp.53-56)记述了金1984年作为美国作家代表团一员在中国的见闻和感想。可以说，这是除了他写于访问期间的《中国组诗》之外了解金斯伯格如何看待中国的唯一文本，有特别意义。与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介还仍然受“冷战思维”影响对于中国的反面宜传不同，金斯伯格发现“在中国处处洋溢着一种开放、改革以及仿佛如同呼吸到新鲜空气似的那种氛围”。而且相信，“他们正是依靠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避免国家倒退到人剥削人的时代，那时欧洲国家的自由市场——包括西方国家的鸦片推销——主宰着中国的政治生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皈依了佛教的金斯伯格不但在人生理念方面（比如生与死等问题）而且就革新英语诗歌方面，从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佛道禅那儿也大受启发。就英语诗歌写作而言，他赞同费罗诺萨和庞德要借鉴汉语文字的观点。前者的论文《作为诗歌载体的汉语文字》在西方有一定影响；而后者翻译过汉语诗歌，在1912年提出了“直接对待‘事物’，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名言。两人都认为“因为汉语是象形文字，所以使用汉语时你能够对客体采取‘直接处理办法’”。金斯伯格说：“庞德建议人们接受同样的观点：汉语诗歌的创作法可以弥补西方诗歌中概念模糊、情感抽象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呼吁把佛教诗文中的‘菩萨’请到西方诗学中以帮他们走出困境。”(p.266)难怪他虽不懂中文，却仍然喜欢阅读中国古典诗歌译本（比如白居易的诗）。在当下经济乃至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金斯伯格的这些见解无疑是对于西方文化优越论和东方主义的反拨，其启示是：就文学实践而言，东方和西方实在应该相互学习，彼此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