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思想与执政为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本位论文,执政为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政体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官与民的关系问题，并在处理这一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一些比较固定的思想原则和思想观念，其中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原则就是官本位原则和民本位原则，其中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想观念就是执政为私和执政为民。
所谓官本位原则就是在处理官与民的关系时将官与民对立起来，其中官为主，民为仆，官为尊，民为贱，官为贤，民为愚。官的职责是治民、驭民，官对民的态度是敌视、鄙视，官治民、驭民的手段则是骗民、愚民。而民的职责是做一个顺民，老老实实地接受官的统治。
所谓民本位原则就是在处理官与民的关系时将官与民的关系看成是平等的关系，其中官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代表着人民实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管理职能，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将官称作“公仆”。作为“公仆”的官，其职责是安民、护民和富民。在民本位原则统领下，官对民的态度是敬民、亲民、爱民，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情感。其工作方法是密切联系群众，遇事主动同群众商量，并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虚心接受来自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而民对官则有督促监察之责。
上述官本位思想原则与民本位思想原则体现的都是执政者的思想，二者间的尖锐对立体现的是性质截然不同的政体的对立，即剥削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专治政体与人民大众居于统治地位的民主政体的对立。
一、官本位思想与民本位思想的历史沿革
官本位思想和民本位思想的历史沿革则源远流长，或者独占鳌头，或者双峰并峙，时而此消彼涨，时而彼消此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历史态势。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夏朝至战国时期。这是官本位思想产生并居于统治地位的阶段，也是民本位思想刚开始诞生的阶段。
在夏代之前，中国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阶段。部落联盟中除了联盟的首领之外，还有协助首领的办事人员。联盟下面各氏族部落也都设有酋长管理其内部事务，并有协助酋长处理事务的人员。当时中国尚未进入阶级社会，联盟的首领、氏族酋长以及各种办事人员都是为族众服务的公仆而已。但是当夏启用暴力夺取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并运用军队来迫使联盟成员在政治上臣服、在经济上纳贡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即由原始社会步入了阶级社会，原来的部落联盟首领成了奴隶制国家的首脑，原来的氏族酋长以及各种办事人员则成了奴隶制国家的政府官员。这些官员凭借其政治地位、特殊身份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享有各种特权。这种特权是建筑在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上的，是建筑在对权力的不公平分配的基础上的。随着原来那些为族众服务的公仆质变为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官员，官本位思想便随之而生。也就是说特权是官本位思想产生的条件和土壤，官本位思想则是特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二者之间如影随形，有着必然的联系。
应该注意的是，此时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并没有消亡，新的奴隶制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把各个具有从属关系的部落联系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并逐渐形成了以宗子世袭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政府官员职位的高低、地位的贵贱受其在宗法系统中的地位所控制。因此，这一时期的官本位思想一直处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本位思想的掩蔽之下。商、周两代亦是如此。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状况才有根本的转变。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原有的以血缘纽带组成的氏族部落逐渐解体，从其中分裂出来的小家庭按地域关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原有的部落兵制也逐渐地由征兵制和常备兵制所取代，原有的官爵分封制和官职世袭制也逐渐地由选拔和任免制所取代。这就使官本位思想从家族本位思想的遮蔽中摆脱了出来，从而成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民本位思想的产生则比官本位思想要晚的多。虽然原始社会存在着为族众服务的公仆，但原始社会尚无政治活动，政治活动乃是国家和阶级社会诞生以后的事情，而民本位思想属于政治范畴，所以原始社会的公仆意识和为族众服务的思想与民本位思想和执政为民的思想并不能等同，最多只能算是其前身罢了。
中国步入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部落议事会转变为贵族议事会，氏族成员大会转变为族众会议或国人会议。贵族议事会对于国家事务有决策权，国家首脑作为贵族中的一员要受贵族议事会的制约。夏、商时期的族众会议和周朝的国人会议则有议事权而无决策权。这是由于这一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原始民主制以相类似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在一个氏族部落被另一个氏族部落进行统治和压迫的时候，处于统治和压迫地位的“族众”或“国人”都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所以这一时期所存在的执政为族众、执政为国人的思想与原始社会的为族众服务的思想在性质上已经有所不同，与民本位思想和执政为民思想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注：参考张秉楠所著：《商周政体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那么民本位思想究竟产生于何时呢？最早阐述这一思想应当是战国时期的墨子。墨子是学术界公认的我国第一位平民政治思想家。他在《墨子·经上》中曾明确提出了“君，臣萌通约也”这一命题，其中“萌”借为“氓”，意思是国君是大臣、人民共同约定的。在《墨子·天志上》中，墨子提出了“天之爱天下之百姓”的观点，认为顺从这一天意的是“义政”，违反这一天意的是“力政”。在《墨子·尚贤中》中，墨子将“爱利万民”者称作“圣王”，将“贼傲万民”者称作“暴王”。这些观点都体现了民本位思想和执政为民的思想。其后，《吕氏春秋》的作者于战国末期提出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观点，应当是对墨子民本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阶段：秦朝至清朝。这是一个官本位思想居于统治地位，民本位思想则寥若晨星的历史阶段。
秦汉迄明清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政权统治时期。尽管这一时期朝代更迭频繁，但其政权的性质如一。在这种政体中，皇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的意志通过庞大严密的官僚系统达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并实现其对每一个人的人身占有和支配。所以这一时期的官僚系统具有主奴二重性。对于人民大众，整个官僚系统则以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对于至高无上的皇帝，整个官僚系统则以奴婢的身份和地位卑颜屈膝，俯首听命。这种状况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官本位思想尽管在封建社会居于统治地位，但仍然被掩蔽在王权本位的阴影之下。
这一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本位思想始终未能彻底根除，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的选任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家族本位思想曾一度蔓延，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仍是官本位制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对于家族本位思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科举制度把广大士人纳入官僚体系之中，进一步导致士人的臣仆化和学术的御用化，使得士人成为维护“三纲五常”的卫道士和宣传圣主明君的急先锋，成为带有封建等级制特征的官文化的缔造者和维护者。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官本位思想的巩固和拓展。
至于民本位思想，虽然也时有灵光之显现，如晋段灼提出：“夫天下者盖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晋书·段灼传》）但在封建专制的政治高压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陷入于比较沉寂的状态。直到明清之际，这种状况才渐有改变。例如，李贽提出：“天之立君，所以为民。”（《温陵集》卷十九《道古录》）黄宗羲提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明夷待访录·原君》）王夫之提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这些论说都体现出一种民本位、民至上的思想内涵。到了晚清时期，随着资产阶级民权理论的传入，民本位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阶段：辛亥革命至蒋介石集团的覆灭。这一时期在形式上民本位思想居于中华民国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官本位思想仍在左右着政局的发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民本位思想才真正居于统治地位。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作为建国纲领，规定：“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实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之方式，以五权分立为之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分立是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他看来，人民只要有了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就可以有效地控制政府，使其按照人民的意愿治理政务，使其成为“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政治的复杂性和腐朽势力的强大使得三民主义徒具虚名。由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及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旧有的阶级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以及寄生于土地之上的一切大小权势人物，仍然是凌驾于小民之上的特殊统治阶层，人民大众仍然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官民对立的局面，官绅以特殊社会身份凌于一般农民之上的社会阶级生产关系仍旧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页。）所以辛亥革命后，官本位思想仍然居于中国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
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官本位思想进一步蔓延，为祸多端，而孙中山倡导的民本位思想已是荡然无存。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是官僚阶层尤其是上层加速了官僚资本化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官僚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将土地占有权作为主要的财产，而是将资本作为主要的财产，由此引发政治资本化的热潮。各级官僚争先恐后地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来搜刮民脂民膏。他们或者受贿、贪污，或者利用官位来保护自家企业的垄断性经营，或者在政府公共建筑、水利工程等的投标中大做手脚，收取回扣，或者利用方便的信息渠道，在股票、房地产投机中大发横财。这种官僚资本的积累过程不仅促进了官僚权力的资本化，而且还助长了将官职、官位视为资本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原因是这一时期基层普行保甲制。由于各乡各区的保甲干部基本上仍然由那些旧式士绅来担任。所以基层仍然是豪强土霸的天下。这些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也加剧了官民之间的对立。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解放区，则民本位思想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建党宗旨是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取利益，这一点《共产党宣言》早就阐述的十分清楚：“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把民本位思想和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概括为“为人民服务”，并通过张思德等英雄形象的宣传使民本位思想和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深入人心，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与人民鱼水交融，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就为最终推翻蒋家王朝提供了根本保证。
第四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民本位思想居于统治地位，但官本位思想死而不僵的历史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人民大众真正地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这种国家的公共权力，国家的行政、司法、检察机关也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一政治制度为民本位思想居于全国的统治地位提供了根本保障。
但是也应看到，这一时期官本位思想并没有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因为思想意识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又无时无刻不在为官本位思想提供着滋生的土壤。此外，由于国家的公共权力除了最基层的公共权力外，都还不可能由公众直接管理，只能通过公众的代表间接地管理。这便导致了公共财产的所有者与公共财产的支配者的分离，公共权力的所有者与公共权力的运用者的分离。这就使公共财产的支配者有对手中掌握的公共财产的非公共支配的可能性，使公共权力的运用者有对手中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的可能性，也就是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那么人民的公仆就会成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官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们看到了这种危险性，所以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预防这种危险性的发生。例如1951年政府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政治运动。60年代开展的几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有这些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官本位思想的滋生和扩展。所以这一时期民本位思想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充分的展示。
第五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这是一个民本位思想与官本位思想进行激烈斗争的历史时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但原来对官本位思想进行有效控制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监督机制有所削弱。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长期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虽然有所恢复，但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实行的程度和效果远未达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水平，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良好作风也未能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程度。其次是出现了信仰危机。“文化大革命”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精神支柱。“文化大革命”后，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淡化使许多人陷入思想上的茫然状态，对于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抵抗力有所降低。再次是社会风气发生逆转。“文化大革命”前，集体主义精神和大公无私的思想行为蔚然成风。“文化大革命”后，自私自利的思想有所抬头，“一切向钱看”成为不少人的行为准则。社会风气的滑坡对一部分党员干部起到了消极的影响。上述这些条件的变化削弱了对官本位思想的控制，于是改革开放以来官本位思想又沉渣泛起，兴风作浪，其表现不仅体现在长官意识和等级观念的流行上，政治特殊化的追求上，更体现在“官倒”、贪污等以权谋私的行为上。官本位思想的蔓延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信。破坏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廉洁形象，阻断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破坏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浓厚情感。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苏联的解体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支具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曾以自己的献身精神与苏联人民建立起密切的血肉联系，赢得了广大苏联人民的衷心尊敬和爱戴。然而由于在执政的过程中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导致官本位思想泛滥，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变成了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者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使得苏联共产党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之旅，引起苏联人民的强烈不满，并最终被苏联人民所遗弃。苏联的解体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滥用权力就是对人民的背叛，而背叛了人民的政党就会被人民所唾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例如针对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的严重经济犯罪问题，邓小平同志就曾明确地警告说：“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引起注意，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7-358页。）江泽民同志也曾深刻指出：“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毁灭。”（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也曾告诫全党，“如果不坚决遏制和克服腐败现象，任其滋长蔓延，就会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动摇党的执政地位。”（注：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训话》2003年2月19日。）正是由于对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一直坚持贯彻民本位思想，一直坚持宏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一直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为彻底铲除腐败之源——官本位思想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二、铲除官本位是一个长期的政治任务
从以上官本位思想与民本位思想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来看，官本位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时期较长，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众心理的消极影响根深蒂固，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彻底消除的，不断地出现反复是正常的。因此，铲除官本位思想将是一个长期性的政治任务，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今后我们还要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中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这里需要着重谈一谈。
第一，铲除官僚政治。所谓官僚政治，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教授曾在塞利格曼教授主编的《社会科学大辞典》中指出：“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全把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注：转引自王亚南所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官僚政治问题。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其对国家公共权力的运用，除最基层的单位之外，全都是间接性的，全都是通过其代表来进行。这些工人阶级的代表逐渐地由共产主义者变成了追求权力的升官发财者，逐渐地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分化了出来，形成官僚集团，这是一个“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己有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注：［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一书中给官僚集团下了这样的定义：“官僚集团是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己有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反对把官僚集团看作新阶级，认为它并不具备一个统治阶级所具备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由官僚集团进行统治的国家，原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蜕变成官僚集团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对于这种蜕变，匈牙利政治家纳吉·伊姆雷曾经沉痛地指出：
“权力的蜕变严重危及社会主义的命运和我们社会制度的民主基础。权力被不断地从工人手中攫取并转而反对他们。人民民主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其权力由工人阶级行使，并依赖于两个大的群体——工人和农民——的伙伴关系。很明显，人民民主专政正在被党的专政所取代，这种党的专政并不依靠党员，而是依靠个人独裁，并力图把党的机关，并通过这些机关把党员变成这一专政的工具。它的权力毫无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精神，体现的是少数人独裁的波拿巴主义的精神。”（注：转引自［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所以如何铲除官僚政治，如何避免官僚集团的形成，如何避免无产阶级专政的蜕化，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彻底清除官本位思想的必由之路。
在铲除官僚政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握住关键环节，就是打破官僚政治的森严壁垒，让人民大众拥有政务的知情权，把官僚集团所剥夺的人民的权力再还给人民。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说：“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度，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于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所以，打破官僚政治的森严壁垒，就必须揭示其秘密，就必须实行政务公开化。1998年，中国政府在农村普遍推行了村务公开制度，继而一些省份在省、市、县、乡四级政府机关全面推行了政务公开制度。这些制度涵盖面非常广泛，凡是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政务，在不违反保密规定的条件下都在公开之列。目前政务公开正在由政府机关向厂务公开、警务公开、税务公开、校务公开、医务公开等方面拓展。中国政府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彻底铲除官僚政治的决心，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铲除官僚政治的过程中的确抓住了关键环节。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把政务公开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如何使政务公开切有实效而不流于形式，这样才能为彻底铲除官僚政治、彻底根除官本位思想提供可靠的保证。
第二，改造小农意识。所谓小农意识是指小农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家族血缘为本位的环境中形成并积淀于小农思想中的认知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评价方式、情感方式和宗教意识的总和。就其功能而言，小农意识既是认知、解释、评价、体验世界的一种方式，又是处理社会事务的理想图式、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人格标准。（注：参见袁银传所著《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30至31页。）中国的小农意识具有许多鲜明的特征，这里仅想讨论其中的一个，即非主体性特征。所谓非主体性特征就是历史主体缺乏自我意识。这一特征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建筑在家族血缘关系上的宗法性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宗法血缘关系是小农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关系，家族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家族内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家族整体的利益要求。在这种重群体、轻个体的社会氛围中，小农必然会形成“非主体意识”。此外，非主体性特征的形成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息息相关。在中国封建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这种学说强调的是封建礼制，是人们之间的等级尊卑秩序，是三纲五常，是下级对上级，臣民对皇上的绝对服从。官方的意识形态通过教化、舆论等各种途径向小农灌输，力图把小农造就成个性泯灭、人身依附的人，即所谓“顺民”。这也必然会导致小农形成“非主体意识”。正是这种非主体意识驱使小农去接受官本位思想，去认同官僚政治。在这种非主体意识的制约下，小农渴望的是有个好皇帝能保护自己的利益，盼望的是能有清官替自己主持正义，申冤昭雪，而不是期待自己当家作主。所以小农“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是非，至多只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善恶。事实上，即使是在伦理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得明白。”（注：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小农意识的这种特征为官本位思想的传播和蔓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可以说，官本位思想的长期存在与小农意识的非主体性特征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要与官本位思想进行斗争，要彻底铲除官僚政治，就必须对小农意识进行改造，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公民意识、主人意识、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目前，小农意识的存在和影响仍然具有普遍性，在我们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中随时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这是一股不可轻视的保守势力。所以改造小农意识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切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澄清思想观念上的混乱。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如“父母官”、“打天下、坐江山”、“为纳税人服务”、“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等。这些思想观念都是官本位思想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和体现。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将会有助于我们与官本位思想所进行的斗争。
“父母官”这几个字常常可以从一些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听到。这些人在自诩为“父母官”时往往寓有一种高居于百姓之上的优越意识，这就颠倒了民为主人、官为公仆的基本关系。“父母官”一称是从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以孝治国。在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纲常的制约下，皇帝被称作“君父”，各级官僚则被称作“父母官”。这些称呼的实质是要人民像子孝父那样臣对君忠，民对官顺，体现的是王权本位和官体位的思想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本位原则和执政为民的思想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打天下，坐江山”的思想在建国前后曾一度流行。一些人把革命成功看作是“改朝换代”，认为到了自己“坐江山”的时候了，到了自己当官向人民发号施令的时候了。这实际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歪曲，是官本位思想的翻版。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为了统治人民。当前这种思想并未彻底地根除，仍以各种方式显露出来，尤其是在一些追求特殊化的干部及其子女的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
“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这种观念认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是纳税人出钱养活的，所以，政府要为纳税人服务。这种观念貌似有理，其实与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因为纳税人只占全国人口的一部分。例如我国各级学校的学生和部分教师是不纳税的，贫困地区的农民不交农业税，还要年年吃救济粮，那么这些人还要不要为之服务呢？再说纳税人当中有人纳税多，有人纳税少，那么是否谁纳的税多，政府就应当多为他服务，谁纳的税少，政府就应当少为他服务呢？说这种话的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其目的是抬高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其目的如果实现的话，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资产阶级专政所取代。（注：参见喻权域：《为人民服务，还是“为纳税人服务？”》，收入余征主编：《真理的追求：十年文萃》，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
“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的观点也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这是一些所谓精英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例如有人认为，“改革中的许多变通措施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由腐败和贿赂行为涉足，再由正式的安排加以确认，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注：转引自卢周来：《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另一种看法》，收入余征主编：《真理的追求：十年文萃》，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腐败能促进改革的论调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人民痛恨腐败。试想改革要以腐败为其开路，那么这种改革还是人民所期待的改革吗？这种改革还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吗？离开人民的支持，那么改革还会成功吗？这种腐败能促进改革的论调实质上代表了当代暴富群体的利益，因为这些暴富者正是以腐败的行为为其寻利活动鸣锣开道的，他们的利益与深化改革是根本对立的。如果任其腐败行为发展下去，不仅不会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公平平等的社会，还会导致人民政权的变质。
所以，我们的改革绝不能以腐败行为为其润滑剂，只能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其开路先锋。十六大曾明确强调：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在反腐败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来不得半点含糊。
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一种腐朽思想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官本位思想也是如此。所以民本位思想与官本位思想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彻底铲除官本位思想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长期性的政治任务，任重而道远。虽然会有层层阻力，但民本位思想最终将彻底战胜官本位思想，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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