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黎波[1]2007年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文中认为90年代以来，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成为批评这个日渐冷寂的领域里一个热门话题。笔者认为，目前文学批评困境的主要表征即是文学批评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丧失了自己本应具有的判断能力，无法对文学的现状和走向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文学批评的这种“阐释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时期“启蒙共识”的破裂所致。本论文从“启蒙”这个关键词入手，立足于90年代前后两个时期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变革，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整体转型和当下的价值危机进行分析，试图为文学批评走出困境寻求一种可能性。文章的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分析了启蒙话语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主流话语的成因。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思想解放大潮影响、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推动、知识分子启蒙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创作中的启蒙色彩等。第二章：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无疑是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聚焦点。本章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论述了人道主义之所以成为启蒙话语的理论资源的原因，并具体分析了文学批评中人道主义话语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构建上的不足。第三章：“现代化”是新时期启蒙思潮的核心命题，新时期启蒙话语策略性地借用“五四”的启蒙资源，从而接续了被“中断”的现代化历史使命。本章以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主题批评”为例，分析了启蒙话语的这种现代化特征，在肯定了这种现代化命题合理性的前提下，指出了由这种“现代化”迷思带来的启蒙者思维的偏激，它使得此时的文学批评不仅潜在地规约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丰富内涵，从而为启蒙话语和文学批评在90年代的合法性危机埋下了伏笔。第四章：在大规模的“反思现代性”浪潮中，启蒙作为一个与“现代性”相关的命题被质疑，“启蒙话语”在90年代重新遭遇困境。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成为反思启蒙最为强劲的三种文化思潮，这标志着新时期文学批评启蒙立场的分化。本章批判性地解读了后现代主义批评“启蒙终结论”，重申了启蒙话语的合理性及其意义。同时指出，后现代批评这种对启蒙话语的解构和对消费文化的认同，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出现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个人性”、“消费化”、“市场化”特征的出现。第五章：本章主要分析“新左派”思潮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对80年代启蒙话语“合法性”的解构。指出这些文学批评在呈现80年代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盲视”和“偏见”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一种从方法论到价值论的误区。另外文章以当前的“底层写作”批评为例，论述了在“新左派”思潮及其他底层研究理论的影响下，一些批评者将“底层写作”批评的重点从80年代的“启蒙”转移到如今的“如何表述”的层面上，这种倾向潜在地解构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启蒙倾向，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对启蒙民众的合法性地位，也致使目前的“底层写作”陷入一种两难境地。第六章：上述从不同方面的解构使得文学批评中启蒙话语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本章进一步指出，文学批评中启蒙话语的这种危机不仅与知识分子在目前启蒙身份的丧失有关，文学及文学批评在当前的边缘性处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文学批评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启蒙话语丧失后出现的价值取向上的危机。目前，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是90年代启蒙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文学批评走出价值危机的一种可行性选择。文章肯定了90年代以来坚守启蒙话语的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但同时认为，这些批评暴露出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启蒙思想资源的薄弱。在目前的语境中，启蒙是一项未完成但又遭遇重重困难的命题，所以在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之后，文学批评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针对中国目前的现实，在反思启蒙话语的同时，寻找捍卫和坚持启蒙立场的思想资源。
杨逾涵[2]2013年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现象回顾与理论反思》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于19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与理论，对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加以回顾和反思。1980年代，“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复兴，文学批评开始关注文学的内部规律和本体属性，文学批评打破了政治功利的长期禁锢，为文学寻找自身品格提供了理论依托，一时间“方法论热”、“主体性”等问题成为了理论热点，文学走向了审美回归的道路；1990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批评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批评价值和主体精神的双重迷失；进入新世纪，文学批评面对全球化、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三大浪潮的影响，迎来了全面的创新与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媒介的兴盛使得媒介批评的地位得以突显，因此在批评界内部，理论家们开始进行反省，思考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转型，试图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因此，本文通过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的现象与理论发展进行回顾和总结，对文学批评的现实语境性、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文学批评的功能以及当下批评标准等问题进行动态的扫描，深入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及走向；同时，通过对理论争论焦点进行个案细读，力求反思文学批评的问题式发展态势，进而阐释当代文学批评的具体特征。论文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1章：绪论。主要包括论文选题的缘起、研究现状、研究目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和创新点等问题。第2章：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语境性发展。本章从文学批评的存在方式入手，以英美新批评派代表理论家瑞恰兹的“语境论”为理论基点，考察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语境更迭，采用历史维度的梳理，探索三十余年批评现象的发展脉络问题。本章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角度探索批评语境的内涵。第二部分梳理新时期三十余年文学批评的语境性发展。第3章：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问题式展开。本章着重阐发文学批评的发展总是围绕理论焦点和问题争论展开这一事实，该章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阐发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正面角度，以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生存语境导致的焦点争论为例，反面角度，阐发当下文学批评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导致不达痛的种种问题，从而确定新时期文学批评发展的标志性身份特征。第4章：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功能实践。这一章重点讨论的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功能实践，在第一部分，甄别和阐发批评的几种功能，为论述新时期批评功能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准备；第二部分阐发文学批评在新时期的功能生成形态，这一部分重点阐释两个问题，即文学批评立法地位的消隐和阐释功能的突显；第三部分论述新时期批评话语的危机与变革，力图解释批评的内在价值追求。第5章：新时期批评标准多元化的探索。本章主要思考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标准演化问题，本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多元观念，为论述新时期批评批评标准多元化提供理论上的准备；第二部分，论述多元批评标准下的批评景观；第三部分，对文学批评标准多元化的问题进行反思，从而分析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多重性和开放性。总之，本文通过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现象回顾与理论反思，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价值，首先，通过历时与共时的结合，审视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不同阶段，从历史视野分析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形态与标准的变化，进而论述文学批评语境研究的重要意义。其次，回顾新时期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的问题和几次重大理论论争。这种对文学批评问题意识的探索，深达文学批评困境的根源，敞亮问题的症结，突显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并从文学研究与文本问题的关系出发，综合论证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其三，阐发批评的功能和价值追求，来展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功能变革，从而突出批评话语在历史选择和历史转换之中的生成性展开和批评主体的内在价值诉求。最后，论述文学批评在新时期的标准多元化问题，展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标准的变革，反思多元标准与理论重建的困惑和问题。
孙士聪[3]2007年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视阈下西马意识形态批评研究》文中认为在影响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西方理论话语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下简称西马文论)不仅因其理论本身的魅力而且因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说所独具的亲和力而占有重要地位。考察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系，既可以是平行研究，也可以是影响研究，本文属于后者，即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视阈下考察西马意识形态批评在中国当代文论中的影响及效应。西马文论对我国新时期文论产生了深层次影响，然而影响并非单向的，本文在历时性梳理西马文论在我国语境中接受和研究的同时，论证了中国戏曲传统和思想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资源分别在布莱希特、阿尔都塞、马舍雷等西马理论家理论话语中的存在，强调西马文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具体化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受到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反过来又给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以启示。本文对作为核心概念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概念史的梳理，指出马克思理论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并非仅仅是否定性的、批判性的，西马理论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将其由作为虚假意识的阶级向度扩展到心理、语言和日常生活等向度，而这种多元化理解则成为西马文论影响新时期文论的重要支点之一。从新时期文论发展实际以及西马接受和研究状况出发，本文从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意识形态与艺术生产、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与审美乌托邦等三个论域切入对西马意识形态批评之中国影响和效应的考察。艺术生产论不仅是西马意识形态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域，中西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共同根植于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经典论述之中，并由此确立沟通和对话的基础。本文分别对包括从本雅明到伊格尔顿在内的西马艺术生产论以及中国现代文论视域中的艺术生产论进行了梳理，并立足于新时期语境考察了中西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沟通和对话，阐述了西马艺术生产论之中国影响和效应的动力机制、展开过程以及效应点所在，指出西马艺术生产论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中淡化了其原本对于艺术与资本、审美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的重视，转而拓展了新时期文艺本质论问题的理论视野，并成为观察和思考当文化产业以及展开文化产业研究的理论依据。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论域。本文分别进行了考察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各自不同的历史语境对此的思考和探索，并通过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阐述的理论渊源而讨论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关联域，指出新时期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伴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转型以及西马文论研究的深入，意识形态与审美问题自90年代后期起受到了重新审视，本文集中讨论了对于文艺的政治维度以及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认为反思表明了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在认识文艺本质问题上的深化，但应警惕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方式的陷阱。西马审美乌托邦倾向无可否认，但不应以其虚妄性、非现实性等负面认识遮蔽了对于其正面价值的发掘。本文考察了作为西马审美乌托邦倾向之文化和理论根源的西方文化乌托邦传统、审美本身的超越性维度以及近代思想家的理论探索，阐述了西马审美乌托邦倾向中所内含的人学视野、批判精神和超越性维度，讨论了他们在中国新时期语境中之被遮蔽的根源。本文在考察西马审美乌托邦倾向正负面因素的基础上以新时期文论关于“人”的思考以及对于审美超越性的认识为中心，讨论了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对话中的错位，阐述了在消费意识形态蔓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西马审美乌托邦倾向对于新时期文论建设的影响和启示。
李倩[4]2016年在《新时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于“文革”结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的状貌,对至今为止的工业题材小说的众多评论加以回顾和反思。“文革”的终结促使了文艺的复苏,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得以打破长时间的政治功利和思想禁锢,一时间百家争鸣。但是,“拨乱反正”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评论,多少残留“文革”的余毒,属于亟待过渡和转变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开始关注其内部规律和本体属性,为工业题材小说批评话语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方法热”、“主体性”成为了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家们探讨的热点问题,工业题材小说批评逐渐向审美回归;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出现了价值取向的迷失与主体精神失落,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的“失语”与“话语重建”成了批评的关注焦点;新世纪以来,批评者们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结合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底层叙事”模式来探讨该题材文学批评的话语转型,努力构建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的理论体系。总之,本文围绕“文革”结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的众多评论,分为以下三部分对这些批评文本进行研究。第一,通过历时的研究视角,审视“文革”结束后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的不同发展阶段,历史性地着眼于“拨乱反正”阶段、“改革”时期、“社会转型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工业题材小说批评争论的热点现象,进而呈现批评视角的转变与审美标准的嬗变,突显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与批评者们的价值追求。第二,共时性地概述新时期以来的工业题材小说批评所取得的成绩,包括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主体、创作对象主体、内在美学规律、精神内涵的积极探索以及不断反省批评自身的自觉性,说明工业题材小说批评一直在努力地建构具有工业题材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第三,反思“文革”结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批评存在的问题,结合对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困境的根源的挖掘,敞亮问题的症结,综合论证对工业题材小说评论的研究确实是有必要的,并且体现出对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研究的现实意义。
何依伊[5]2014年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标准研究述评》文中指出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标准则是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之一。从1978年至2013年，我国对于文学批评标准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研究态势，文学批评标准也从一元主导发展为多元共生。根据文学批评标准研究的主要问题与阶段性特点的差异，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标准研究可划分为如下四个时期：批判反思期、审美主导期、综合创新期、多元发展期。在文学批评标准的不同历史阶段，皆可从文学活动中的文学批评标准研究以及文学批评标准研究的主要问题，这显隐两条线索窥得文学批评标准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研究状况。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研究在中国占有主流地位，关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研究、人性标准、以及标准客观性等问题的探讨贯穿整个新时期。未来文学批评标准研究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要切合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还需要面向现实、关注现实、要关注和回应新的现实和文学现象中出现的新的问题。
黄崇超[6]2010年在《从与文化、艺术关系的演进看中国文学理论建构》文中指出一、总体考虑当前,文学理论建构的参照域是多谱系的。有的侧重从认识论角度开展,有的侧重反映论,有的侧重实践论；有的侧重史学视野,有的侧重人学视野,有的侧重美学视野；有的站在本土的立场,有的借鉴西方理论话语体系；有的则主张多角度、多视域的调和创新,等等。其中提出从文化角度、艺术审美角度进行理论建构的亦大有人在。但,统观之,对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阐释多是概念化、浅层化的,或文化与艺术是其理论的常态内容之一,没有或很少触及到文化的价值系统,亦很少从文化价值系统变化的角度考虑其与文学理论的内生关系,盛行的文化研究基本上是西方话语体系内的方案。而文学理论对艺术因素、艺术标准的研究、坚持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本论文从系统的视野出发,回归文学及其理论发展的本真,从对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演进考察出发,揭示分析文学理论在不同时期与文化、艺术关系的特征、变化及其内在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展开以文化、艺术为主要维度的文学理论建构思考,提出了以文化、艺术为主要参照坐标的文学理论建构的初步设想。二、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本论文共有导论及第一至第五章。导论亦是正文的重要补充,主要是对正文涉及的文化、艺术两个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及,进一步明确其内涵。文化方面：从价值体系出发,更看重文化的系统性、民族性、整体性,以及其对群体的恒久的软体影响。艺术方面：更注重从艺术品的精神独创性、审美独立性出发来理解艺术的本质,并延伸至文学。在对两个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的发展进行快速扫描,论证了文化、艺术两个因素在文学理论发展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关联性。之后,对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的基本关系,以及与文学补充性关系进行了解读,提出了本论文纲领性的主旨思路。第一章主要通过对文化传统与古代文论演进关系的分析,勾画出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古典形态及其总体特征,以及对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启示。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具体表现为文化传统与古代文论、艺术传统的关系,其主要特征是：以文化传统的强势规约为主要表征,中国“载道”的文化传统使与史、哲等学科区分不清晰的古典文学,以诗话为主要形态的古代文论,传统艺术认识三者均成为传达文化核心价值的教化载体,文论的发展总体上在这一大的背景下进行。文化的强势地位虽然限制了文学与文论相对自由的发展,但是却衍生出与文化内质相符合的具有独特审美气质与美学境界的中国文学与艺术,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古代文论。古代文论与主导文化传统的内生关联是其保持本土化、常态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并以自己独具特色的诗话语言体系发挥着对古典文学的阐释、引导等文学理论的恒常作用,这是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古典形态分析的现代启示。第二到第四章大致为一个整体,主要是对晚清至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发生、建立、发展过程进行文化与艺术特定视域的考察,描述其主要演进状态及特征。第二章主要考察1840至1919年中国社会发生现代性转型的关键时期内,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所发生的现代转型。文化方面：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引进,导致传统文化硬体解体,并由于西学的强盛使来自西方的现代意识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艺术(文学)方面：主要是现代西方艺术认识的引入、确立,以及以白话文学为主体的新文学在传统杂文学体系中的分离、萌生及发展；文学理论方面：主要是伴随西方文化价值引入,参照西方理论范式初步建立起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形态。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亦随三个要素各自的转型而完成现代性调整。但是由于处在发生期,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三要素并没有迅速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这一时期,在西学东渐笼罩下,由西方文化价值输入、确立而引起的文学理论、文学、艺术的现代转型是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演进的主要特征。第三章把1919至2000年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中,1919至1949年,是文学理论发展的奠基时期。其主要特征是西方文学理论资源持续引进,并与对中国新文学实践的阐释、批评相结合,不断深入。其间,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现代形态渐次建立,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正面影响。1949至1978年,属于当代三十年,尽管“一元”语境特征突出,但是文学理论在学科建设、系统化、规范化等方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演进在此期间呈现相对“失语”状态,但是文学创作、评价的艺术标准始终没有放弃。1978至2000年,是新时期前二十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辉煌的二十年。文化上：因经济发展带来对物质生活的极大向往,新一轮西学东渐由是发生,西方新的价值观输入,引起人们精神世界的巨大改变；艺术上：理论研究不断拓展、深入,生发出美学、文艺美学等学科的发展壮大；文学上：以个体解放为表征的新时期文学蓬勃发展,主要以“寻根文学”、“伤痕文学”、“朦胧诗”等为代表；文学理论方面：与文化上的崇外相一致,参照西方理论的学术方式、逻辑体系等,推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创新,在理论认识上、学理深度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对西方文论的过度依赖亦使建立本土化的文学理论面临极难摆脱的学术习惯。总的看,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均处于高速发展之中,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的关系极不稳定,仍然没有建立起类似于古代的由文化传统规约的稳定形态,而是以文化的冲突融合和艺术的自觉独立为主线,始终处在一个关系生成的探索之中。既有成绩,也有教训。第四章以文学在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境遇为对象,尝试通过对其多角度的分析,描述出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内涵的变化及其关系的新动向。主要考察进入新世纪后,以文学“泛文化”、审美泛化为突出代表的新趋势给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的新危机、新挑战。作为重要文化载体的文学,在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兴起后,自身存在状态逐渐发生比较大的改变,并在新世纪随着大众文化的转型,科技、传媒的发展而逐渐产生不同于传统范畴演变轨迹的剧烈变化,除一小部分大致仍然保持着传统文学的状态,另一部分则呈现出“泛文化”的倾向,扩大了传统意义上文学的边界,对文学的传统生存模式带来挑战。作为文学理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遭遇“泛文化”的巨大冲击,引起文学理论与文化、艺术关系的连锁不适反应,文学理论的“失语”、审美的“泛化”等问题接踵而至,并在存在合法性、理论话语权等方面造成文学理论新的危机。文学理论重新建构的命题及其使命感、紧迫感由此更加突出。第五章是论文的核心,在前面四章所分析、揭示问题的基础上,以文化、艺术为主要参照维度,提出了文学理论建设的提纲性意见,试图在建立本土化、民族化,并具有现实性、时代性、实践性品格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方面作出一些努力。从文化维度看,中国当前的文化状态是复杂多元的,文学理论只有在价值层建立了与主流文化形态相对应的联系,与其他辅助文化形态建立不同方式的联系,才能有效解决理论的现实性、时代性、民族化问题。论文对重建文学理论与文化关系必要性,以及如何建立、解决何样的问题等进行了较详细的解析。同时,文学理论与文化关系的重新建立,亦是其对文化重建的反作用,是文学理论“载道”功能的现代性体现,尽管内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从艺术维度看,倡导文学理论对文学的艺术本质进行具有回归特征的重新确认,并给出符合时代发展特征的现代阐释。同时,既要对文学泛文化转向、审美泛化等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科学的指引,维护艺术的主体性、学科的合法性,又要增强主动性、敏感性,及时发现新的文化、技术语境下艺术因素、审美特征的新变化,对其发生的相对于传统的种种变异、创新进行解释,并把对这一系列新事物的理性认识内化在理论中,使之知识化、逻辑化、体系化,形成新的理论创新。
王刚[7]2010年在《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文中研究指明当下的文艺学学科正处于反思和重构的语境中,文艺学合法性危机和话语重构热潮,本质关乎其知识生产。文艺学已不是“话语”问题,而是其作为人文学科知识的社会生产问题、作为“象征形式的社会存在”的哲学解释问题。就此而言,中国文艺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分支,在历经几十年发展之后需要重估其自主性；作为一种象征形式的社会存在,需要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阐释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文化的“生产方式”,既需要在理性的反思中恢复文学精神的原生态,也需要在现实语境中为其重新定位。而针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大学教学的“生产-传播-接受”链条的脱节,研究主体自身与本学科思想史的断裂以及其在社会行动中的角色困境等现实状况,需要强化主体的观念认同：学科自身必须在重构中才能持续发展,文艺学学人必须“在自识中走向世界”。基于此一学科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在价值取向的思考,提出在社会学视野下观照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的主张。而应用社会学理论范式反思性研究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范畴的学理逻辑性,在于新时期中国的文学场域、知识场域具有总体的“关系性结构”和内在的社会动力学特征,更具有本土知识生产传统的特殊文化“习性”特征。论文第一章指出,在社会结构深层变革、文化呈现多样性的语境中,本学科要突破发展困境、获得新的适应性,既需要全面“自诊”,解构以往学科知识预设的“确定性”,通过梳理自身的知识形态和话语实践而作出深入的、持续的反思性研究,同时也需要采用“介入”疗法,针对学科危机的本源问题——新时期文艺学学科的知识生产状况,借助反思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多重研究范式来提供全新的视野。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知识反思理路,其根本价值指向是析清知识主体在历史化、地方化语境中建构知识生产的特殊行动的社会学意义,对本学科知识系统和生产路径的因果循环关系作出新的阐释。要在“象征形式”的深度阐释和科学主体的“反观性实践”中界定、阐释学科知识生产。第二章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文艺学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形态的生成有着深刻的辩证关系。针对新时期文艺学学科知识形态和知识生产的逻辑线索,进行了总体性的观照、提炼和界说,力求跨越“史述”的线性叙事而走向“现代性话语结构的技术性分析”,通过学科谱系和话语模式分析,观照历史逻辑下的新时期文艺学“发生着怎样的形态变迁,到底是什么状态”。第三章主要从反思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多重学理逻辑中剖析文艺学学科的知识生产状况,重点解释历史化、地方化形成的新时期文艺学场域的特殊知识生产机制以及主体的精神生产机制,以此引导主体反思并揭示学科自主化进程中“研究者的集体无意识”规律。在此基础上,第四章提出,要深刻理解和洞察文艺学的当代知识形态和知识生产的整体结构和内在价值规律,通过辨识社会文化再生产与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内在关联性、确认中国式生产路径及其实用理性的“合法性”,为文艺学突破符号生产的价值困境、明确并把握知识生产的社会学特征,进而促进今后的学科发展提供新的参照。文章第五章申明,通过将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纳入社会学视野,要重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交汇的历史语境下的学科个性。对于作为人文学科象征性阐释者和文学智识实践参与者的知识分子而言,当下迫切需要打破“专业态度”的局限,回归使命意识,重树文艺学的知识信仰,以“历史的美学建构和现实的感性书写”为己任,在智识化实践中走向主体精神的新境界。本文遵从“社会学的理论逻辑”,重视将“一般性的理论论证”与“具体化的经验叙说”相结合,旨在通过一次跨学科研究的探索,将中国文艺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和场域化生产特性凸显出来,提掘其文艺美学的知识本体、诗性智慧特征和实践理性的本土文化精神,论证出新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的价值追求所呈现于当代语境中的动力机制和行动意义。
代云红[8]2010年在《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学人类学”分歧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个人现象。我们在看待“文学人类学”概念、历史、理论、方法及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时,应首先考虑上述几方面的原因。文章遵循的思考路向是从现象梳理入手,辨析分歧,探寻原因,发现“同一性”,然后在理论阐释中提出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整合及建构的问题。文章包括前言和结语,正文按照概念、历史、理论、方法、价值观的认知框架来分析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第一章主要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文艺本体论语境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学科交叉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和学科分类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文章指出,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首先是80年代文艺本体论讨论中出现的分歧影响了对“文学人类学”的概念、内涵、学科归属的“定位”问题,同时也影响了“文学人类学”后来的发展路向。无论是文学与人类学结合部问题上的分歧,还是把“文学人类学”依附于文艺学、人类学、比较文学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都缺乏对“人类学”和“文学”两个熟知概念进行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文章在辨析各种分歧后指出,理解“文学人类学”的关键还在于确定“文学”与“人类学”结合部的问题。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四个基本问题：历史起点、历史分期、对1950-1970年代学术的评价、海峡两岸的“文学人类学”。文章指出,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重构包含着对“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认识问题。当代文学人类学历史的探讨主要限于神话的视角以及神话仪式学派和原型批评理论,这造成了一定的偏狭性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1950-1970年代学术研究的评价。文章认为,应当把台湾(也包括港澳)地区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纳入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中来考虑,形成优势互补的研究状态。另外,文章初步认为,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它们揭示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思想语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第三章以辨析人类学意义和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分歧为前提,探讨文学人类学理论的整合与建构问题。文章指出两种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尽管存在学科原则上的分歧,但都关注人类“表述”问题的研究,而且认为,对人类“表述”问题的研究是探讨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重要途径。中外学者对“人类学写作”的探讨沟通了人类学与诗论、以及一般文艺理论及美学的关系,为我们探讨“文学人类学”理论提供了启示性意义。各种理论尽管在目的、主张等方而存在分歧,但都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把人类“表述”问题作为关键性问题来探讨。各种理论都是研究人类“表述”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表述”系统。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的内涵、历史渊源、现代变革意义以及不足。文章指出,四重证据法与二、三重证据法最大的不同是：四重证据法是以口头文化为基本价值立场的,它虽然仍保持着二、三重证据法的“场域”结构形态,但各类型媒介的关系及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它的场域中心已由文字中心转向非文字中心。在“四重证据法”里蕴含着“文化寻根”与“文明反思”的批判性内涵,它表明“四重证据法”不再以补正史之缺为价值诉求,而是要揭示被文字所遮蔽或遗忘的“历史”。不过,文章也指出,“四重证据法”也存在夸大某一媒介作用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媒介霸权和符号暴力的问题。第五章主要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价值视野里分析了“文学治疗”的价值及意义,田野与文本、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中的价值偏颇问题。另外,文章分析了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策略及思路,以及由此提出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观的意义。针对文学人类学在上述问题研究中的不足,文章认为将“文学治疗”研究与媒介环境学及环境文学批评加以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原始”倾向,同时也可以改变文学人类学在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薄弱的状况。总之,文章认为,在重建文学人类学价值观的意义上,把文学史、各种文学话语、文化文本当做环境话语或生态话语来阐释,会带来对文学的重新理解。分歧固然反映了对文学人类学认识的混乱,但同时也反映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多元性及复杂性。文学人类学的价值目标是整合人类文学经验,本论文的基本主张是在“同一性”的地方发现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分歧、多样性及新颖性。文章认为,从重建文学人类学立场上的文学观角度来看,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文学人类学研究应当具有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反差性及其思想的和心理的表现特征的历史视野；二是文学人类学应当具有多族群交际视角、民俗学视角、审美批评视角、性别诗学视角、媒介环境学视角、环境伦理批评视角等。总之,文学人类学应当具有“统一性”的内涵,保持多样性的研究视角。
温华[9]2013年在《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1978年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学术历程的整体性回顾和反思。所谓“整体性",有两重指向：其一,本文考察的对象不是各国别、各语种的研究历史,而是作为整体的“外国文学”的学术历程。其二,本文的目标不是面面俱到地梳理这一时期的学术得失,而是力求清晰呈现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模式的变与不变。本文聚焦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百年历史当中的一个时段,即1978—-2010年之间,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变迁的背景下,以五家权威的综合性专业学术期刊——《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为主要考察范围,通过梳理这一时段内理论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模式及期刊话语热点的变化,勾勒外国文学研究学术话语转型的过程,揭示转型过程的复杂、多样与矛盾,探讨不同阶段外国文学秩序的建构过程,以及话语转型的学术史意义。本文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属于话语建构和话语实践活动,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反思应当充分借鉴话语分析的视角和知识考古的方法。因此,本文虽然在学术史的框架内展开论述,以史的梳理为要旨,必要时也会深入讨论,将某些话语热点还原至更大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结合这些话语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成、运作过程,考察本学科相关话语实践的独特性,进而思考外国文学研究对于中国文化主体的建构作用。论文主体为四章。第一章简要勾勒“前史”,描述了“五四”时代到1978年之前外国文学研究话语模式的变化过程。论文认为,从晚清到民国,不同知识群体通过各有侧重的外国文学译介共同建构了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外国文学话语,为转型期中国文化的重建提供了参考；50—70年代,在一元独尊的阶级斗争话语系统中,学界确立了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色的外国文学新秩序。第二章梳理1980年代外国文学话语重建和转换的过程,以1985年为界,将1980年代分为前后两段。论文指出,经过前期的论争与磨合,人道主义话语和现代派话语代替“十七年”话语传统,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主流话语,1980年代后期基本形成了重视19、20世纪西方文学、重视西方当代理论话语的外国文学新秩序。与此同时,阶级分析话语模式虽已淡出,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模式依然是社会历史批评,形式审美研究呼声渐高,但并未形成规模。第三章回顾1990年代以来西方话语强势凸显的过程,以及学界对西方话语所表达的质疑。通过对比1990年代与1980年代在理论引介、作家作品研究视野上的异同,呈现西方当代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模式日渐深入的影响；剖析“殖民文学论争”、“全球化与民族化”、“理论”三次重要论争所折射的学科困局与问题意识。第四章描述新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模式多元化的态势；概括理论退热、文化转向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及其在批评实践中的表现；并通过批评个案详析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转型过程；最后评析几种本土批评话语建构的价值以及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孙大尉[10]2016年在《多元语境下的争鸣》文中指出“谭卞之争”是新世纪之初发生在我国音乐学界围绕着谭盾、卞祖善之间音乐观念的分歧,由众多理论家、批评家以及作曲家参与的关于以谭盾音乐创作为代表的我国现代派音乐的发展与接受等问题的一系列争鸣和讨论。作为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争论式”的音乐批评实践,“谭卞之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后新时期音乐批评的多元现实语境,它在较为集中的反映出我国当代音乐批评在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诸多特征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因此,本论文试图基于后新时期我国音乐批评的多元现实语境来考察“谭卞之争”作为一种“争论式”音乐批评实践的内涵和实质,以此反思我国当代音乐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以及不足之处,并对中国多元文化现实语境下的音乐批评话语重建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参考文献：
[1].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D]. 赵黎波. 复旦大学. 2007
[2]. 新时期文学批评现象回顾与理论反思[D]. 杨逾涵. 辽宁大学. 2013
[3].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视阈下西马意识形态批评研究[D]. 孙士聪. 复旦大学. 2007
[4]. 新时期以来工业题材小说批评研究[D]. 李倩. 沈阳师范大学. 2016
[5].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标准研究述评[D]. 何依伊. 南昌大学. 2014
[6]. 从与文化、艺术关系的演进看中国文学理论建构[D]. 黄崇超. 山东大学. 2010
[7]. 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D]. 王刚.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8]. 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D]. 代云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D]. 温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10]. 多元语境下的争鸣[D]. 孙大尉. 南京艺术学院.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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