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凤玲[1]2003年在《《说文解字》与古代天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对《说文解字》中有关天文用字的阐释与分析，试图对上古至两汉时期的天文学进行阐述。 首先，对《说文解字》中本义直接反映古代天文现象的字进行阐释。此类字反映出的古代天文现象大致有：太阳的运行及时间单位“日”；月象变化及时间单位“月”；闰月；四时；雨、云、雪：雷电、虹、日晕。 其次，对《说文解字》中引申义、假借义间接反映古代天文现象的字进行阐释。此类字反映出的古代天文现象大致有：岁年；干支；五星；四象二十八宿；风；慧星。 对每类字进行阐释时，首先从训诂学角度对天文用字进行分析，且亦分析评价了许慎的说解字义；然后或者通过天文用字所携带的天文信息引出天文学知识，或者以天文学知识印证《说文解字》中的天文用字。总之，使《说文解字》与古代天文学知识互相补充、印证。 最后对古代天文学及《说文解字》进行了简单评价：二者皆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我们不应苛求古人，应看到其辉煌的一面。
陈敏学[2]2017年在《秦汉政治视野下的天象解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秦汉时期是天象解说繁荣发展的时期,国家对于天文修习、天文观测和天象解说等行为皆持以相对宽容的态度,并未实行严厉管控。众多明习天文人员的存在和国家对于天文的重视,为获取天象等天文观测资料提供了牢固的现实基础,大量天文观测资料的存在成为天象解说日益兴盛的重要前提。天文修习者广泛分布于各个区域、阶层和群体之中,经由家传师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天文知识传承网。国家制定了天象的观测、呈报与记录等一整套天文事务管理方法,由相应人员负责相关事务,并修建灵台作为日常天象观测场所。其他人员亦可自行观测、解说天象。秦汉时期的人们大多相信星占之说,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天象与天象解说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理解,并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对天象解说加以灵活运用。统治者将日食等天象视作"君权天授"的象征,借此宣扬君权所在。异常天象的出现和基于此进行的解说,亦成为统治者衡量、判断朝政的一种标准,甚至是因势利导、整理朝政的契机。儒者们则将天象解说与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力图通过灾异论式的天象解说影响人君之行乃至朝廷政治。星占学预言功能的侧重点在于提前采取措施以避凶险,其回溯功能的侧重点在于深思天诫以修正人事之失,因此天象解说体系的构成重灾异而轻祥瑞。但在证明天命所在或盛世将至等特殊情境下,祥瑞天象有着灾异之象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与特定时期的政治行为关系密切。这一时期的天象解说并非某一群体专有的特权,天文官员、其他官员、隶属诸侯王公大臣者和普通平民,都可以对异常天象进行解析。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天象的解说是综合考量星占知识、政治形势、社会背景、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的结果,带有其特定的政治意图。天象解说有两大模式:预言式和回溯式。预言式天象解说通过占测吉凶,来帮助人们判断时势或采取预防措施,以趋利避害。后由此衍生出"移祸"禳灾的思想和方法,影响深远。占用兵是预言式天象解说在军事上的特殊应用,在整个星占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在战争内外都有所体现。部分天象占辞的科学性、占辞的多样化和相对模糊性、天象解说者综合各种因素的合理分析以及预言式和回溯式解说的相辅相成关系,是预言式解说长期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异常天象的责任分配是回溯式天象解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围绕着这一焦点问题,各方势力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了激烈的博弈。两汉时期异常天象的责任承担者历经了一系列演变过程:西汉昭帝之前,天变的回溯式解说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在仅有的实践中,异常天象与君主/君主之政的关系更为密切,大臣们并不占有显着位置;宣帝朝属于过渡时期,天象与天象解说对朝政的影响日益明显,在君主承责的同时,大臣们开始被指应为异常天象的发生负责;元帝、成帝时期,大臣取代君主成为异常天象的主要责任者;在叁公分职分责的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下,新莽至东汉时期,异常天象的咎责逐渐向叁公中的司马/太尉一职集中,最终在宦官势力鼎盛的灵帝朝完成了 "天有异象,责之太尉"的常态化。回溯式解说之中,追溯天现异象的具体原因,有多种不同的理论,其中阴盛阳衰说和官员失职说是臣子应承担天变之咎的重要理论基础。回溯式天象解说对于警示人君、规范朝政、安定社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天象解说体系自身的矛盾、国家权力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等因素,回溯式天象解说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君主个人能力的限制。因此,在借助天象解说与当权戚宦进行的政治斗争中,儒家士大夫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从而严重削弱了天象与天象解说在维系朝政良性运转上的作用。秦汉时期存在少数不符合星占学原理的天象解说事件,这是由于解说者的政治目的和出现的天象无法契合,在解说中星占学原理让步于政治目的造成的,这说明在政治与天象解说的互动关系中,政治一方更居于主导地位。解说者对天象作出解说后,评判者判断其解说是否合理,同样是基于某种政治目的,并综合考量星占知识与现实情况的结果。但不论评判的结果如何,总体而言,两汉时期统治者对天象解说者宽容以待,天象解说者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比较低,这是推动这一时期天象解说兴盛的重要因素。秦汉时期的星占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是政治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天象和天象解说对朝廷政治影响深远,反映出两汉政局的风云变幻和各方势力的起起落落,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王平[3]2002年在《《说文解字》中的宇宙天文思想》文中研究说明产生于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字典 (以下简称《说文》)。作为特殊的科技史料 ,其中蕴涵的丰富的有关天文学内容 ,较之其他任何传世文献都来得扼要精深。《说文》将先民异常丰富的天文学观念、生动精邃的宇宙意识与探析字源自然地糅在一起 ,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存在的学术形态。这一特殊学术存在形态 ,使得中国古代天文学一开始便具有了相当高的品味 ,从而对历代文化乃至对今天全球范围内的以“生态科学”为中心的学术文化整合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说文》所保存的古代天文学资料 ,跨越了雅学的互训转释 ,从而成为一种立体的训估
孙险峰[4]2016年在《空间与时间：北魏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道武帝拓跋圭建立的北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它上承叁国西晋下至隋唐帝国,对于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经贸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汉文化的传承方面,北魏时代担当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桥梁作用。鲜卑民族在草原生活期间,就已经拥有传统的时间观念和空间意识。他们以太阳的东升西落为空间坐标并逐渐推演出四方,还形成草原文化特有的天圆地圆的宇宙观。在祭祀日月星辰的原始宗教思想的引导下,对于天神的精神崇拜成为部族的凝聚力。由于游牧生活离不开茫茫草原,这就驱使牧民们通过观察草的青黄荣枯确定新年岁首。这与中原汉人观察五谷丰收时间为年度伊始的方法,具有相同的社会学属性。当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以后,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后这两种时空观在碰撞与交流中逐渐走向融合。鲜卑拓跋部原本拥有传统的“夏四月”祭天礼制,当北魏政权建立以后,又在首都平城西郊营造一座方坛,这样的祭天场所由不固定转变为固定化,是他们从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定居生活的重要标志。道武帝还按照汉文化的礼仪制度举行南郊祭天,这使得鲜卑人与中原汉人拥有相互信任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平台,从而缓和了他们之间的宗教冲突与民族矛盾,并建立以鲜卑拓跋部为政治核心的中央集权。而且“西郊祭天”和“南郊祭天”在北魏政权内长期并行,直到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以后,这两种不同的祭天礼制才最终走向汇流。北魏初期的宗庙礼制有如下几种特点。其中叁庙的祭祖时间和太牢牺牲,完全受到汉文化的礼制影响,五庙的“正月”和“九月”的祭祖时间,以及七庙的“正月”的祭祖时间,都不同程度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五庙和七庙使用的马牺牲和牛牺牲,为鲜卑游牧民族的传统礼制。北魏都城的宏观建筑格局,是以宫室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叁庙和“二社一稷”被看作保护宫室的两翼,四郊祭坛是拱卫京城的四极,这样的建筑理念和艺术风格,具有几何学的对称学原理和宗教伦理观思想,以及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宇宙空间思维。虽然首都平城的礼制设施,仍然会部分程度地掺杂鲜卑文化的传统习俗,但整体上体现出汉文化的都城建筑理念和儒家治国精神,这对于北魏平城的基础建设,乃至南北朝时期在争论华夏正统观的问题上,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学和历史学意义。北魏的五行信仰共经历过叁次变化,重建代国初期崇尚过水德,天兴元年(398年)拟定为土德,太和十五年(491年)又再次改成水德。北魏统治者每次调整五德运次,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受到政治因素和军事格局的潜在影响。甚至北魏建国前夕在拟定国号的问题上,五行思想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排列五德运次离不开祖先之德和他们的精神护佑,道武帝拓跋圭在追认远古祖先帝王时,借助《史记》和《山海经》等相关史料,编撰出拓跋氏连接到黄帝的传承系谱。实际上这是很典型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关系的认祖归宗。由于两汉以来国家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以后,黄帝作为人文始祖的历史形象和华夏文化的正统观念,已经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认同,这对于鲜卑民族如何汲取汉文化,乃至国家未来的政治走向都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在拟定土德运次时,共有两种不同文化的祥瑞征兆,在汉文化方面把黄星看做土德祥瑞,在游牧文化方面把鲜卑民族自身崇拜的神兽视为土德祥瑞。它们能够成为北魏政权施行两种制度的历史开端,对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儒家治国理念认同,都体现出鲜卑统治阶级高超的政治智慧。北魏是一个崇尚星占思想的少数民族政权,在《魏书》记载的61条日食数据中,有31条采用占卜方式推导国家未来的发展变化。统治者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甚至主观臆造日食时间,以此对应合适的卜辞内容,为国家未来政治走向和人事变化提供理论依据。虽然北魏使用的一些日占卜辞,在时间与空间方面计算的非常准确。然而这并非是鲜卑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它们深受两汉以来的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影响。这些日占卜辞尽管是占星家的经验积累,却并不能用现代科学技术检验,因此它们仍然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北魏初期的叁代帝王皆笃信天人感应,崔浩恰恰生活在这个年代,他根据自己在朝廷为官的切身体会,深知要想在政治上获得发言权,必须与皇帝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于是他经常借助天人思想阐述政治见解,甚至主观臆造天象以此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能够不断地取得成功,并非通过观测天象推导未来政治走向,而是注重收集各方面信息再进行系统研究,才能够获得客观结果。因此《魏书》和《旧五代史》等史籍,记载崔浩精通天人思想和拥有未卜先知的超自然能力,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只不过史家没有认真研究崔浩借用天象议论朝政的真正目的,也囿于当时自然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局限性,所以后世卜者才把崔浩奉为神灵并予以祭祀。
宋姗[5]2014年在《《说文解字》火部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共收录有小篆九千叁百余个以及一千一百六十余个重文。《说文解字》在文字、音韵、词汇以及文化学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试从《说文解字》火部字出发来进行研究,其步骤为：第一步,先对前人总结的《说文解字》火部字的成果进行回顾和介绍,并说明自己对这些成果的看法。第二步,追溯火部字的发展历史以及对火部字的几种代表字进行梳理。第叁步,对《说文解字》火部字进行构形类别以及重文研究,对比《说文解字》火部字的小篆与甲骨文、金文、隶书以及楷书,解析汉字由繁至简的发展趋向,并且探讨某些《说文解字》火部字改变和消亡的状况。第四步,建构意义上的分类,健全比较完整的意义结构系统。第五步,阐述《说文解字》火部字的文化蕴涵,兼论《说文解字》火部字所涉及到的观念及有关用火文化,揭示汉字与汉文化之间的关系。最终,完成本文的创作。
王平[6]2001年在《《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科技引论》文中研究表明《说文解字》作为特殊的科技史料 ,其中蕴涵的丰富的科技史的内容 ,较之其他传世文献都来得扼要精深。本文按照现代科学的分类观念 ,从天文学、农学、医学、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学七个方面 ,对《说文解字》的内容进行了重新的梳理与分类、探讨与分析。
陈亮[7]2013年在《21世纪《说文解字》文化研究综述(一)》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关于《说文解字》文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涉及了《说文》文化的综合性研究、饮食及服饰文化研究、建筑及艺术文化研究、天文地理文化研究等六个方面的新成就。对《说文》文化研究状况进行了阶段性梳理,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张鸿[8]2014年在《《宇宙与意象》研究及中国古代宇宙诗学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研究《宇宙与意象》的若干问题为起点，比较中西诗学中的宇宙论。《宇宙与意象》旨在研究文艺复兴后宇宙论科学哲学对诗人想象的作用。作者提出叁类意象：宇宙体系、空间和生命。赫拉克利特派哲学和巴门尼德派哲学此消彼长贯穿所有意象。从封闭到开放是宇宙体系的中心意象。空间的中心意象是以太和太空之游。宇宙生命意象包括万有引力、种子、树、蛇、星云、分解、天体的死亡、火、轮回等。封闭宇宙哲学传统压制想象力，导致文艺复兴以后美学的反叛。以无限为美并非诗人独有：神学家认为无限创造才配得上神的威力，天文学家认为无限宇宙才能容纳众多世界，生物学家欣赏多样的生命形式。无限为浪漫主义者所追求，浪漫主义者认为有限和墨守成规意味着枯竭，浪漫主义的美学是无限包容。诗人的心理与宇宙科学哲学有所联系却不能完全平行。龙萨的球形宇宙并不说明他是纯粹巴门尼德派诗人，他崇尚无限时间和变化，赞美导致生命更新的死亡。雨果是纯粹的赫拉克利特派诗人，雨果的宇宙想象是“无限”美学的胜利。克洛岱尔承认无限时间之流，却用封闭房屋比喻有限空间，明确批判无限空间。龙萨和克洛岱尔共同的矛盾在于让有限空间容纳无限时间和变化。中国古人善于超越可见世界，想象不可见世界。中国古代有无限宇宙论传统，总结如下：天地有限，有起始，宇宙无限，无起始。无限有极大和极小两个向度。中心和边缘相对，两者均可取消。无限空间有众多天地。变化是自然之理，变化不息，带来更新和生命。时空和变化不可分割。崇尚无限的哲学化为欣赏无限的美学。中国古代文论家以刘勰、司空图、王夫之和叶燮为代表，其主张在于：人为天地之心，以诗人之心囊括时空；宇宙以变为美、因变生美；以尚变的天道作为根据来说明文学发展史的本质；宇宙存在的模式是诗歌创作和诗学的终极标准；因为人文和天文可以比德，所以主体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这与古希腊缺乏主体自主性的狂兴说形成对比。中国古代诗人以屈原、李白、杜甫、苏轼为代表，其宇宙论可总结为：质疑有限宇宙模式；强调人生有限和宇宙永恒之间的反差；以变化为宇宙的本质，注重变化的方式和规律；宇宙本体论或虚空或实有，宇宙发生论以气为核心；继承老庄以静观动的宇宙认识论；游于无垠，胸怀天地，超越有限，向往无限；秉承儒家“忠恕”思想，认定人与物同心同性、宇宙生命生生不息。西方无限宇宙论是对传统的反动，超越有限是暴力斗争，从一定程度上远离了人间，以宗教或征服宇宙为目的。无限宇宙还与上帝有关，西方人对无限表现得比较狂热。中国的无限宇宙论是对传统的继承，无限是自然之理，没有宗教色彩，具有平民气息。秉持无限宇宙论的中国诗人不能称为浪漫主义诗人。无限宇宙哲学并未引发中国人对外层空间进行西方人那样的浪漫主义想象。中西宇宙生命论的对比在于精神性和物质性、伦理性和生物性、实践性和无用性、教化和庸俗、整体和谐和个人或群体猎奇。中国古人的宇宙之游是为了个人修养或政治目的，人间是宇宙之游的落脚点。西方人抛弃地球，征服宇宙。西方诗人的心理经历了从有限宇宙到无限宇宙的审美趣味的变化。有限和无限两种宇宙模式的强烈对比导致了文艺复兴后诗人思想的自由奔放。中国古代有无限宇宙论传统。哲学家、文论家和诗人以无限宇宙为美，一贯崇尚无穷时空和变化。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没有针对有限宇宙模式的革命，面对无限宇宙中国古人始终温和超然。
于小芳[9]2016年在《罗经与景观现象研究》文中认为罗经在中国又称罗盘、经盘、风水罗盘、堪舆罗盘、罗经盘、子午盘、罗针、罗镜和罗庚。古代罗经主要作为堪舆家勘察地形进行建筑选址的立向择居工具,同时也用于航海中的定向和地质地矿的勘测。罗经是一个气、理、形与数的时空合一的结合系统。罗经代表了“天地人时空合一”的和谐理想景观境界。罗经要素系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哲学性与文化性,罗经要素系统与景观要素系统具有一定的联系,将罗经与景观进行交叉研究与创新应用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罗经与景观现象”,通过对罗经与景观的发展背景、研究的时代背景及已有研究的回顾整理,得知目前在学术领域将罗经与景观进行结合起来的研究尚处空白,同时罗经中暗含着落后及伪科学成分,需要在目前这个中华文化和生态文明大发展的数据化时代中,对罗经与景观进行辩证科学的研究分解与创新应用。总体上以“罗经+景观”作为主题方向平台,然后通过引入“罗经要素系统”与“法局象形景观模式”的研究手段对罗经与景观进行解读。可知与罗经系统相关的整体景观现象为景观生态学、文化景观、人居环境和天地人合一的和谐理想景观等;与罗经要素相关的具体景观现象为罗经盘形态景观、天象地形空间景观、气象时间景观、哲学范式景观和点景题名等。其中将着重体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原理在景观象形中的体现与应用。最终将与罗经要素系统相关的景观现象拓展成天地人时空合一的“风水大观园”的理念。
赵继宁[10]2010年在《《史记·天官书》考释》文中研究指明《史记·天官书》是我国传世的最早的天文学百科全书,对我国西汉以前的天文学及相关学术进行了系统总结,由于《天官书》的许多内容与星占有关且文字古奥,使得现代的一些学者认为《天官书》就是星占迷信之书,因而忽视其价值。本文认为,《天官书》不仅是西汉以前天文学的最高成就,而且是司马迁着《史记》以“究天人之际”的集中体现,并对考察上古时代思想文化史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的目的,是欲通过对《天官书》较为全面的研究,即考察其文本、天文学、星占学等方面的内容,使《天官书》变得容易理解而不再是“天书”,并阐明其内涵意蕴,揭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实质。本文的内容,大体包括对《天官书》文本的考察,对《天官书》内容的释疑以及星占学解叁个方面。全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对“天文”、“天官”及《天官书》记载的星官进行了考证。对《天官书》的作者、着作时间、材料来源、结构内容等方面予以考证,证明现存《天官书》为司马迁原作；第二章至第叁章,重点对《天官书》天文方面的内容进行释疑,共分五宫、五星、日月异星、岁占论赞四节；第四章,紧密围绕《天官书》文本,揭示其星占学原理,分星占学理论基础和星占原则两节；第五章至第九章,针对《天官书》中的主要星占形式,分别就具体的星占方法和手段进行了考述,对难解问题和重要的星占术语予以探究,分恒星占、行星占、日月占、云气占、岁占共五章十七节；“结语”部分,立足《天官书》并纵观《史记》全书,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问题予以考论,指出其“究天人之际”的实质就是究“天命”,重点在于探究“天命”和“王权更迭”之间的关系,并对司马迁的“天命”观进行了剖析。本文的创新之处有几个方面。《天官书》文本方面,用充分的文献证据证明现存《天官书》为司马迁原作,以解决自清代以来关于其成书问题的争论。天文学方面,用天文科学知识并结合正史《天文志》,证明《天官书》以“五宫”而不是以“五官”划分星官天区；对“四象”的起源和形成历史进行梳理,认为四象的形成时代在西周初,非一般认为的战国初期以前；利用传世文献并结合考古资料,认为“璇玑玉衡”是我国远古时代天文仪器的雏形；认为《天官书》是我国岁星、岁阴纪年法的总结,与之相关的《史记·历书》是我国干支纪年法的发端；指出《天官书》中月食周期的讹误。星占学方面,目前,还没有见到对《天官书》的星占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所以,关于《天官书》星占学方面的论述,亦是本文的创新之一。本文总结归纳了《天官书》的星占学思想基础和原则,其思想基础即天人合一观和阴阳五行学说,其原则即“过度乃占”、联想比拟和对“德”的关注等。通过对这些观念的阐发,并结合古代天文学事实,说明我国古代星占学所生发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复就《天官书》的具体星占形式进行考述,以此揭示古代星占学所反映的天人思想、文化意识、政治制度和历史背景等。
参考文献：
[1]. 《说文解字》与古代天文学[D]. 周凤玲.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3
[2]. 秦汉政治视野下的天象解说[D]. 陈敏学. 中央民族大学. 2017
[3]. 《说文解字》中的宇宙天文思想[J]. 王平. 北方论丛. 2002
[4]. 空间与时间：北魏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研究[D]. 孙险峰. 郑州大学. 2016
[5]. 《说文解字》火部字研究[D]. 宋姗. 黑龙江大学. 2014
[6]. 《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科技引论[J]. 王平.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7]. 21世纪《说文解字》文化研究综述(一)[J]. 陈亮. 湘南学院学报. 2013
[8]. 《宇宙与意象》研究及中国古代宇宙诗学论[D]. 张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4
[9]. 罗经与景观现象研究[D]. 于小芳. 天津大学. 2016
[10]. 《史记·天官书》考释[D]. 赵继宁. 武汉大学. 2010
标签：天文学论文; 中国语言文字论文; 天文论文; 说文解字论文; 宇宙起源论文; 天象互动论文; 天官书论文; 宇宙学论文;